二战后第一个踏上日本长崎的美国战地记者，其报道竟遭60年封杀
乔治·韦勒（George Weller，1907-2002），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曾报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解放战争、中法战争、苏联战争、非洲战争、60年代中东战争等重大战役。1943年因为在二战中的一篇优秀报道，韦勒荣获全球最著名新闻奖——普利策奖。
韦勒是二战结束后第一个（1945年）踏上日本长崎的美国战地记者，也是第一个目击长崎遭原子弹袭击化成废墟后悲惨场景的盟国记者。当时他的长篇现场报道遭到了美军司令（也是盟军的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多年封杀；直到他死后3年（2005年），纪念长崎核惨案60周年之际，他那令世人恐惧无比的文字才在其儿子帮助下，得以公开发表。
本文就是记述韦勒作为战地记者的不平凡一生；并把重点放在他报道长崎核惨案的曲折经过与特别见闻上。
——乔治·韦勒简介
从走上战地记者生涯到报道长崎惨案
韦勒出生于美国东北部的波士顿城，30年代初毕业于哈佛大学，此后还曾在奥地利维也纳学过表演。二战前夕，他是《纽约时报》驻欧洲多次战争“火药桶”巴尔干半岛的记者。二战爆发后，他转投《芝加哥每日新闻报》，成为该报驻欧洲的战地记者，仍在巴尔干半岛一带活动，而他的传奇生涯亦从此开始。
1941年4月6日，德军入侵希腊前半个小时，韦勒逃离了希腊北部最危险地方的塞萨罗尼基港，乘一条小渔船到了希腊首都雅典。后来，他又辗转去了中欧的维也纳；不幸的是，他在那里被德国盖世太保抓去关了2个月。获释后，韦勒前往非洲，还意外采访到了在那里与法西斯德国作战的法国名将戴高乐。
此后，韦勒又从非洲来到新加坡，再到爪哇（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追着战火跑遍了半个地球。在转往澳大利亚的途中，他还险些在日军的轰炸中丢掉了性命。在澳大利亚停留的日子里，他大量采访从前线回来的士兵，“挖”出了这样一个很有价值的故事：在日军的炮火下，在一艘潜艇上，盟军的随军医生为一名患病水兵做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阑尾手术。于是，一篇动人的写实报道在他笔下诞生了。这篇名为《“我一刻也不松劲”》的报道，让他获得了1943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美国好莱坞后来还把它改编成了电影《直捣东京》。
这就说明，在报道长崎惨案之前，韦勒就已经是一个很善于抓新闻的“名记”了。在任何大事发生之前，他总会比同行们提早一步，而显示出他的出类拔萃来。
1945年8月，二战结束前夕，美军于6日、9日先后在广岛、长崎两地投下两枚原子弹，给了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以致命的最后一击（仅长崎就有7万余人在轰炸中丧生，另有7万余人受伤，而其他遭核辐射而患有疾病的人更不计其数），之后开始大规模向日本本土进发。总司令官、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随即下令：所有记者均不得前往日本。原子弹爆炸的巨大打击力度，最终导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得不于1945年8月15日向盟国举手投降，宣告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最大的一场战争——二战的最终落幕。
9月，时任《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的韦勒，多次申请采访受阻，凭借其敏锐的新闻嗅觉，血气方刚的他更下定决心要突破禁令踏访长崎。在此之前，韦勒还是在面临日本军队进攻的危险形势下，最后一批撤离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记者。
他孤身潜入，雇了一条日本浪人的小船，抢在美军大部队之前到了日本。在那里，他把自己打扮成一名美国上校军官，先是乘坐火车，后又征募了两辆军车，终于辗转悄悄来到了已被封锁的九州岛上的长崎。韦勒成了二战结束后第一个踏上长崎的美国战地记者，也是第一个目击长崎遭原子弹袭击化成废墟后悲惨场景的盟国记者。他转遍了这座废墟城市——他在稿件中将其描述为一个“战场荒原”，前后呆了3个星期，走访了幸存的居民、医生、放射专家，开始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中之笔去记录这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最终写出了近3万字的战地报道《长崎报告》，真实生动，惨状可信。
报告完成后，因为事件过于特殊，他虽热切地希望尽快将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向全世界报道，韦勒仍没敢擅自拿出发表，而是用手工发回东京，交给驻日美军官员审查，本希望争取获得美军战时新闻检查中心的批准。但麦克阿瑟将军得知后大为震怒，担心这些报道对公众舆论产生不利的潜在影响，喝令不得公开发表，连稿件的原稿也遭没收而未退回给韦勒。韦勒的心血就这样被无情地处理掉了，令他留下了一生的遗憾。而且，当年五角大楼在压制韦勒的报道的同时，还拒绝了澳大利亚记者威尔弗雷德·布尔切特从日本另一座遭原子弹轰炸而大受其害的城市广岛发出的类似报道。
韦勒根本想不到，这部长篇现场报道竟被封杀了60年。直到他死后3年（2005年），纪念长崎核惨案60周年之际，他那令世人恐惧无比的文字才靠着他儿子的发现与帮助而得以公开发表。
《长崎报告》的部分内容
在一份标明发出日期为1945年9月8日的电讯稿中，韦勒写道：“原子弹爆炸的后果实在难以描写。看一下离爆炸中心3英里的美国领事馆的正前方和另一个方向1英里的天主教教堂正面，它们就像是烙饼一样瘫塌下来，你分明意识到——这枚被投放了的原子弹无坚不摧！在长崎市中心虽然有些水泥建筑物仍屹立着，但是里面所有木料和其他易燃物都在顷刻间化为乌有。据说在学校教室内，从整齐排列的灰烬所在，可以看出在死亡瞬间正坐在书桌旁的每一个学生。爆炸时的热度竟有那样强烈，一个巨大的游泳池里曾经满满的水已被完全蒸发，里面仅有五六具尸体躺着，他们当时一定正在游泳。”
一位全身重度烧伤的病人在接受韦勒采访时说道：“当时我还在船上旅行，突然听到头上一架飞机向下滑行，发出尖锐的呼啸声。突然间有炫目的亮光，好像房里按下巨大的镁光灯，接着是一个大火球从空中慢慢掉下来，银色之中略带一点红。差不多同时，有金属性的巨响，我仿佛被一把巨大的锤子击中，昏倒在地。等我恢复知觉张开眼睛时，发现自己全身都是黑色的，手、脚、胳膊全都烧焦了；肩膀流着黑色的血，一直流到烧焦的手上，又从手指尖滴到地面上；腰部、臀部也流出黑血，顺着腿往下流。甲板上到处都是血，尸体和炸裂的肢体跌落四处，人们在嘶叫着，呻吟着，挣扎着，想脱离死亡。”
“许多被送到医院抢救的人们对治疗没有反应，”韦勒接着写道，“从三菱军工厂那被炸成骨架的钢铁残骸中，你可以看到原子弹能对钢铁和石头所产生的威力。但这种万物皆毁的原子弹对人体所造成的最大损害，却隐藏在长崎市中心的医院里。”
长崎市中心医院的医生告诉韦勒，就在核爆炸后1个月里，这里的人每天都以10人以上的速度死亡。“原子弹奇特的‘疾病’，因为它未曾出现过而无法治愈，因为它未能被诊断而无法得到治疗。一些人自以为逃脱了死神，可走动了三四个星期后还是逃脱不了死亡。这里有很多高明的医生，但在与记者谈论时，他们承认找不到医治这种疾病的办法。医生们都要急疯了，即便有些病人看上去完好无损，却都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眼睁睁地死去。”
幸存者的状况惨不忍睹。韦勒在报告中写道，一位妇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呻吟，“牙关紧闭，嘴唇僵硬发黑，不能清晰地说话。胳膊和腿上布满红斑”。还有很多人发高烧、红白血球下降、咽喉肿痛、呕吐、腹泻、内出血、大把大把掉头发。他将所有幸存者的症状称为“X病”，并就此采访了多位放射学专家。得到的答案是：“X病”可能是因为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辐射所致。然而，“这种病无法诊断，无法治疗，它正在接二连三地吞噬人们的生命”。
此外，由于当地的医院严重缺乏医护人员和各类医用品，即便是一些明显的外伤都无法得到有效治疗。有病人讲道：“包扎伤口的绷带只能每隔几天才换一次，而药品和器具似乎也未彻底消毒。我虽失去左臂，却不时感到左臂极痒，然而无法搔起，有时简直使我无法忍耐，后来我在伤口中发现了虫子。更有甚者，由于绷带未能常换或消毒不够，终于感染了血毒，发高烧了。医生们几乎要放弃我了，我急需大量的输血，然而这里的血库里根本没有血。”
……
多么恐惧的场面，多么悲惨的场面，多么残酷的场面！
韦勒的二战后经历与晚年生活
二战之后，韦勒的经历依然很传奇。
韦勒在中国也曾有过一段冒险经历。更有意思的是，他的妻子也是他在中国结识的。
韦勒的妻子夏洛蒂也是一名美国记者。1946年，他们作为美军新闻报道组成员到了中国东北，并在那里呆了3个星期。韦勒与夏洛蒂就在那儿相识了。那个时候韦勒还曾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过。在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下，他的日子据说过得还很不错。但这一段经历鲜为人知，只在少数有关韦勒的个人简介中曾粗略提到。
1948年，他们两人结婚了。婚后，韦勒成为《芝加哥每日新闻报》驻罗马记者站站长。他们的“夫妻店”就从罗马不断发回有关巴尔干、中东、非洲情况的报道。据其当年同行回忆，韦勒有好多个文件夹，里面按国别非常条理地陈放着基本资料和各种联系方式。即使半夜接到电话，他只需要问清楚去哪里，就可以抓一个文件夹即上路报道。
所以，韦勒最终就定居在意大利，并写过数本有关战争的回忆录。
韦勒曾在1957年被东德政府关押了30个小时；还曾做过一次壮举——游泳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位于土耳其境内，是土耳其海峡的一部分，也是亚、欧两洲的分界线）。
最令韦勒得意的是，1967年，他在中东战争爆发前6天，便准确地预测了这场也只持续了6天的著名战争。
韦勒与夏洛蒂的婚姻坚持了长达42年，直到夏洛蒂1990年去世。此后，韦勒一人孤独地生活了12年。可见，他们夫妻二人的感情非常深。
2002年，95岁的韦勒离开了人世。
《长崎报告》60年后发表，产生国际强烈反响
2005年6月，此时韦勒已死后3年，也正是全球纪念长崎核惨案60周年之际，在他意大利罗马的公寓里，他的儿子安东尼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竟无意中发现了《长崎报告》的原稿复印件，其中还有他父亲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写的一些报道，共有近3万字，长达75页，以及20多张照片。安东尼表示将把父亲的有关文稿集结出版。
安东尼时年47岁，他一直住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阿尼斯夸姆，也是一名作家与记者。他在接受《卫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军方虽然毁掉了我父亲辛辛苦苦写的记录原稿，但并不能让我的父亲忘却这段历史。退休后的他，一直在重新编写这部有可能改写历史的记录文学。去年夏天，在整理他在罗马一所公寓里存放的物品时，我发现了24张照片，根据日期显示，这些图片均是他在长崎拍摄的。看了血腥的照片后，更坚定了我帮助父亲完成遗愿的决心。”他觉得他父亲一定是以为自己已丢失了手稿复印件，这才带着万分的遗憾睡进了坟墓。
安东尼在接受《独立报》的采访时说，“我的父亲多年来多次谈到过这些报道，这些报道受到新闻检查一直是他沮丧的原因。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故事。”他父亲“曾同新闻管制作了4年的斗争。‘新闻管制’不想让美国人对这种核弹留下坏印象：并非是麦克阿瑟赢得了这场战争，而是新墨西哥州的一群科学家（即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们）。”
安东尼在接受《每日新闻》访问时认为，美军当时急欲封锁有关核辐射污染所导致疾病的报道，而他父亲当时的文章就有可能改变美国民意，一致反对制造核弹。
安东尼说：“发现这些复写纸的地点离他（即安东尼父亲韦勒）所坐的地方不超过20英尺，这真是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他的屋子中有一间房屋，塞满了他从事外国记者工作65年生涯所积累的稿子。其中有许多塞满了这些文件的箱子和柳条箱。我花了一些时间在一只塞满已经发霉的太平洋战争材料的柳条箱里寻找，这些遗稿就静静地躺在那里。这个柳条箱就离他经常坐的椅子几英尺。可他不知道它们就在那里。”
安东尼还认为，他父亲最初倒并不是特别反对原子弹，“我想是日本军队扫清了他内心的忏悔感。”
“很明显，父亲的文稿本应该在美国人民最需要的时候为他们提供第一手资料的。”他这样评价这篇报道的价值。
著名的日本主流媒体《每日新闻》及其网站，很快便同时推出了韦勒的纪实文学《长崎报告》日、英文版长篇连载，并配以大量真实照片，“让世人见证美军方究竟犯下了多大的过错”。被埋藏了60年的惊人报道，隐藏了60年的战争真相，由此终于得见天日。这些令世人恐惧无比的文字，产生了国际强烈反响。
英国《独立报》认为，韦勒是第一位目击日本长崎遭核袭击化成废墟的盟国记者。
《美国广岛：半个世纪的否认》的共同作者和《编缉与出版商》杂志的编缉格雷戈·米歇尔说，韦勒受压制的报道并且失去手稿的故事，是新闻业更值得考虑的神话之一。他认为，“这与‘深喉’不同，但在核历史和新闻史上，这同样是重要的。”米歇尔的书详细描述了官方压制核武器的效果，以及围绕美国决定使用它们的争论的内幕。当时西方许多人都相信日本已准备投降了。他说，“这是最大的神话之一。人们总是在问，这些报道说的是什么？对他们来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还它们的历史真面目。”而《长崎报告》正是这样一份重要文献。
《长崎报告》让全世界的真正新闻工作者们都来敬仰韦勒，学习韦勒，追随韦勒。
《长崎报告》让全世界的人们对如同韦勒一样的战地记者们，为追求报道战事真相、揭露残酷战争、同情受苦民众，而不怕危险、不惧权势、不惜牺牲的伟大精神表示由衷的敬意。
《长崎报告》让全世界的人们更加痛恨战争，热爱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