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地方流传着这样一首诗歌，大意是，上帝在秘密地活动，他创造奇迹。对曾研究过大西洋沿海历史的人来说，这个说法有明显的真实性。十七世纪的上半叶，美洲大陆北部居住着一群对《旧约》崇拜得很的人，对内情不知晓的参观者还会将他们看成是摩西的追随者而非基督的信徒。宽广严寒波涛澎湃的大西洋将这样的开拓者同欧洲国家隔离开了，在美洲大陆他们建立了精神世界上的一种恐怖的统治，这在对马瑟家族展开大规模的迫害中也达到了巅峰。随便一看，若说这些让人尊敬的绅士对宽容相当的倾向很有功绩好像是不可能的，可是这宽容倾向在英国和曾经在殖民地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与别的好多文件当中又说得清清楚楚。事实上是，因为十七世纪残酷镇压，于是注定产生了对自由思想有力的强烈的反作用。这倒不是说，一切殖民主义者都让人去找索兹尼的文集，不用罪恶城市的故事来恐吓孩子。可是他们的领头羊基本上都是新思想的代表，往往都是些能力很强计谋很深的人，他们的宽容思想都建立在羊皮纸的基础上，崭新的独立国家的大厦就要在此之上拔地而起。
倘若他们要与某个统一的国家为敌，那也不可能如此成功。不过一直以来在美洲北部建移民区都是很复杂的事。瑞士路德派开辟了一部分领地，法国派了一些胡格诺教徒来，荷兰的阿米尼教徒把一大块领地占领了，但是英国的所有宗派却都希望在哈德逊湾与墨西哥湾间的不毛之地找到他们自已的乐土。这对形形色色在宗教的发展要有利，相异在宗教间维持过很好在平衡性，在有些移民区，各派移民者的头上被强加某种最原始的早期的彼此忍耐形式，要是在通常情形下，他们一定会割破彼此的喉咙不可。对于那些坐享其成赚大钱的体面绅士来说，这样的发展确实让人讨厌。在新的仁慈的精神到来好多年以后，他们依旧在为维持过去的正义理想而斗争。即便他们没捞到什么好处，但成功地让青年们远离了一种信条，这种信条好像是借用比它野蛮的印第安邻居的慈爱善良的理念。就我们国家而言，幸运的是，在这次长时期为自由而战的斗争中，被攻击最多的是寥寥无几但勇气十足的反对者。思想飞速地传播开来，即便是一艘只有八十吨重的双桅小帆船就能够传播让大陆颠覆的新见解。
美国十八世纪殖民主义者对雕塑和大钢琴比较匮乏，可他们有足够的书籍。十三个移民区中的有头脑的人开始明白，这世界正受着强烈的震撼，这是在星期天的布道中无法听到的。当时的书商变成了他们的先知。尽管他们不公然与已存在教士脱离关系，表面生活也没多大的改变，可是时机一到，他们立刻就认为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老王储的最虔诚的追随者，曾经那个老王储拒绝迫害“唯一神论”的臣民，他的理由是由于上帝已明确地让他有做三件事情的权力：“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预测未来，支配人们的良知。”当有必要制定一个以后治理国家的具体政治与社会大纲之时，这些勇敢的爱国人士就将他们自己的思想写到文件当中，理想被他们置于公共舆论这个最高法院上面。倘若善良的弗吉尼亚公民了解到他们毕恭毕敬听的那些讲演是最大的敌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掌控的话，他们肯定会被吓得魂飞魄散。
可是最为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就是一位自由观点鲜明的人，在他说宗教只可用道理与强有力的说服力来治理，不可以使用武力和暴力时，当他又说全部的人都拥有相同权利依据他自己的良知自由使用宗教的时候，他不过是在重复曾经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以及伊拉斯谟的思想观念与文学作品罢了。以后人们又听到下面这样的异端邪说：“在美国谋一切公职都不用将宣布信仰当做条件”；还可以说：“国会不可以用法律来干预宗教的建立或是不允许自由使用宗教”，这样的做法被美国的反叛者默许且答应了。如此一来，美国成了首个宗教与政治明确分开的国家，成为首个公职候选者受命时无须出示主日毕业证书的国家，成为了法律上第一个国民能够任意信仰或是不信仰宗教的国家。不过这儿就如同在奥地利（或别的这样的地方）一样，一般老百姓远远落后于领袖，领袖稍许偏离旧路，他们就跟不上脚步了。
好多州不但依然限制不属于主导宗教组织的平民百姓，还有纽约、波士顿以及费城的人依旧不容忍异端持者，似乎本国宪法他们都没有读过一句一样。就汤姆·佩恩而言，不久之后全部这些便都降临到他的头上。为美国的事业汤姆·佩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工作人员。从血统来说他是英国人，是位职业水手，在天性与他所接受的训练上来看他是个反叛分子。他对各移民区进行访问的时候已经四十有余了。在伦敦的时候，他见到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西行”的意见。一七七四年，他随身携带本杰明亲笔介绍信，起航来到费城，协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办《费城公报》杂志。汤姆是个地地道道的业余政治家，很快他便就了解到自己正卷入了考验灵魂的旋涡当中。不过他思路清晰。他网罗了有关美国人不满情绪的杂乱无章的材料，将它们写进一本小册子中去，篇幅很短，可写得非常亲切。
小册子通过普遍“常识”，让人们确信美国从事的是正义事业，应当得到一切爱国者们同心协力的合作。很快这本小册子便传到英国，传到国欧洲大陆，好多人生平第一次了解到有个“美国民族”，这个民族有完全的理由，并且拥有神圣的职责，同母国开战。独立战争才刚结束，佩恩便回到欧洲告诉英国公民政府的诸多蠢行。那个时候塞纳河两岸正进行着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对海峡对岸的情况持怀疑不满的态度。一个名叫埃德蒙·伯克的人受到过惊吓，才刚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意见》。佩恩用义愤填膺的《人权》来回击他，后来英国政府命令他要为自己的叛国罪而得到审理。与此同时，法国崇拜他，人们选举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完全不懂，可他却是个乐天派，他接受了这样的荣誉，前往巴黎。在那里他一直住到罗伯斯比尔怀疑他为止。佩恩明白自己有随时被捕入狱或砍头的可能，便连忙完成了他有关人生哲学的书。
这本书名叫《理智时代》，前半部分是在他临近入狱时发表的。后半部分则是他在监狱中的十个月里完成的。佩恩觉得，真正的宗教，他称做是“人性的宗教”，存在两个敌人，第一个是无神论，还有一个就是宗教盲信主义。不过他在阐述这个思想之时受到了人们的强烈攻击，一八○二年他返回美国之后，人们都很仇视他，所以在他去世后“肮脏卑鄙的无神论者”的名声还持续了一百多年。是的，他没出什么事，既未被绞死烧死，也没有在车轮上被五马分尸。只是人们都不愿理他，当他壮胆打算出门的时候，人们就怂恿小孩子向他吐舌头，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已变成受人唾弃被人遗忘的人。他发表了一些反对独立战争中别的英雄人物的可恶的小册子，来表达自己的愤怒不满。对一个辉煌的开端而言，这似乎是最好的结局。然而这是近二十多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中反复发生的典型事情。大众的不宽容刚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完，个人的不宽容便开始了。官方死刑己宣告结束，可私刑处死又出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