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在一七七八年曾备受欢迎的这种思想，在这个小小的国家里却不受支持。小诸侯们经大革命风暴后都想方设法保住残留的财物与牲口，为了重新建立声望，他们拱手把国家交由警察管辖，并期望那些凭借他们过活的牧师们作为精神支柱，助警方一臂之力，帮他们重建法律与秩序。这场真正的政治反动彻底成功了，那些企图依照五十年以前的模式重塑人们思想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结果也应该是这样的。各国大部分人们对革命与骚乱、对议会以及那些没有意义的讲说、对完全破坏了工商业的诸多关税已心生厌倦，这确实是事实。他们希望和平，不惜一切代价获得的和平。他们想经商，想坐在他们自己的客厅喝咖啡，不再遭受住在家中的士兵的骚扰，不用再被迫喝让人作呕的从橡树上挤下来的汁水。要是可以享受到这样幸福愉快的生活，他们就宁可忍受一些小小的不方便，比方说向所有戴有铜钮扣的人行礼，在一切皇家信箱前鞠躬致意，并用“先生”来称呼给官方的打扫烟囱的助手。不过这种谦卑的态度完全是有必要的，经过一个漫长动荡不安的时期后，有一个短促的喘息的时间是很有必要的。那时天天早上都会出现新军装、新政治提纲、新政策以及属于上帝也属于老百姓的新统治者。
可是，仅仅从这样的普通的屈服状态、从对上帝认定的主人的欢呼雀跃中，就断言在内心深处人们已将曾经激励过他们的头脑与心胸的格朗中士的鼓动全都抛在脑后，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政府有着全部反动独裁者都一贯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主要对表面的循规蹈矩与秩序有要求，对人们的精神世界倒一点也不介意，因而老百姓就得到了极大程度上的自由。老百姓星期天拿着一大本《圣经》去教堂，一个星期剩下的时间就能够随心所欲地思考。不过他们要保持缄默，在公开个人的见地、发表言论之前要认真考虑一下，首先保证沙发下面或者炉子后面没有密探。可是他们完全能够兴高采烈地谈论当天的时事，却又从经全部检查、反复琢磨、消过毒的报纸上了解新主人又运用了一种新的愚昧方法来确保国家的太平，将人们带到公元一六○○年的年代，这样他们就又会悲哀地摇摇头。他们的主人做的事，恰好是至公元一年起一切对人类历史一点都不懂的同类主人们在同样情况下总是做的事情。这些主人下令将装有饼干的大桶搬走，原因是有人站在它上面发表了攻击政府的激烈演讲，认为如此一来便可以摧毁言论自由。
只要有可能，出言不逊的讲说家就被他们送往监狱，宣判四十、五十或者是一百年的监禁，让这些可怜的人得到烈士的名声。可是相当多的情况下，这些主人仅仅是浮躁的白痴，不过是读过几本书与一些对他们来说如同天书一般的小册子罢了。得到这种例子的警示，别的人都回避开公共场所，跑到偏僻的酒吧或是拥挤喧闹的城市的公共旅店里发牢骚，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些地方有小心谨慎的听众，他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在公开讲台上。上帝用他的智慧赋予一个人一点点权力，又总是害怕因为这样而失去自己的官方声望，世界上没有什么有比这还要可怜的事情了。国王能够失去他的王位，而且对这场扰乱他索然无味的生活的小插曲笑一笑。不管他是戴上男仆的褐色礼帽，还是将他祖父的王冠戴上，毕竟他还是一个国王。不过就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而言，只要他的小木槌与办公室的专用徽章被剥夺，他就只仅仅是一个普通家伙，一个让人可笑的自以为是的人，一个被他人嘲笑陷入困境的人。
所以，要是谁胆大妄为同当时的掌权人套近乎而并没有明显对他表示该有的敬意与崇拜，便会大祸临头。可是对于那些在市长面前低头哈腰的人们，那些用学术巨献、地质学、人类学、经济学守则来公开质疑当今秩序的人们，他们的处境相当糟糕。马上他们的谋生之路就被不光彩地剥夺了，随后他们被散布有恶毒教条的村子中赶走，妻儿都要经邻居们照顾。这样的反动精神的爆发让大量的真挚的本想铲除社会许多弊病的人很不方便。不过时间是最好的洗衣工，它早早将当地警察与善学者们的衣服上发现的污迹清除了。现在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可以让人铭记。主要的原因是他干预了危险激进派伊曼纽尔·康德的学说。依照康德的教诲，我们的行动准则要具有变成宇宙规律的价值的准则才行，按照警方记录，他的教导只可以讨“办事不牢的青年和一无所知的傻子”的欢心。昆布兰公爵总是臭名昭著的原因就是他作为汉诺威的一国之君，把一名叫雅各布·格利姆的人流放了，此人在一份《陛下非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署过名。
梅特涅的名声也很差，原因是他将怀疑之举伸到了音乐领域，审查舒伯特的音乐。可怜的奥地利！奥地利已经死亡不存在了，全世界都对这个“快乐帝国”有好感了，忘了曾经这个国家有过积极的学术生活，有一些东西比有趣的乡镇集市上的价廉物美的酒、劣质的雪茄以及由约翰·施特劳斯亲自作曲与指挥的醉人的华尔兹更有价值。更进一步看，我们能够说，在整个十八世纪，在传播宗教宽容方面奥地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基督教改革运动以后，新教徒立即在多瑙河与喀尔巴阡的山脉间找到一块肥沃富饶的作为他们大展宏图的地方。可是等到鲁道夫二世成为皇帝，所有的一切就都改变了。这位鲁道夫如同西班牙菲利普的德国一样，在这个统治者看来，与异教徒签定的条约无任何意义。即便鲁道夫接受的是耶稣会的教育，可他懒得出奇，这却让他的帝国避免政策上的剧变。等费迪南德当选皇帝，这样的事情便发生了。他当君主主要的资格是，在哈普斯堡皇室中他是唯一一个有几个儿子的人。
在统治初期他还参观了赫赫有名的天使报喜馆，在宗教热情的爆发时费迪南德发誓要将他的国家变成完完全全的天主教国家。他恪守了诺言。一六二九年，天主教又一次被宣布变为奥地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以及西里西亚的唯一官教信仰。与此同时，匈牙利同这个奇怪的家族联姻，所有新妻子都把大片欧洲地产作为自己的嫁妆。费迪南德便处心积虑将新教徒从马扎尔人人群集中的地区赶出去。不过，因为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教徒与土耳其异端分子的支持下，直至十八世纪的后五十年匈牙利还可以让新教徒保持独立。这个时候奥地利内部也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哈普斯堡皇室是教廷的忠实追随者，可是最后就算是这些思想迟钝的人都对教皇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干涉厌烦了，很希望冒次风险，订立一项有悖于罗马意愿的政策。在本书的前半部分里我曾经讲过，有好多中世纪的天主教徒觉得教会体制是错的。这些评论家们说，在殉教者的时期，教会是真正的民主的机构，原因在于它是由年长者与主教掌控的，而他们又是由教区的居民选举出来的。
他们很愿意承认罗马主教，因它自称为圣徒彼得的直接继承人，享有教会委员会里优惠的位置的权利。然而他们坚信这样的权利不过是一种荣誉性的，所以教皇就不该觉得自己高于别的主教，且不该将自己的影响扩张到应有的范围以外。教皇运用诸多命令、诅咒、赶出教会的手段来对付这样的思想，使得有好几个勇敢改革人士因为大胆妄为地倡导圣职下放而失去生命。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明确解决，后来在十八世纪中期，有钱有势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把这种思想复苏了。他的名字叫约翰·范·抗泰姆，可他以拉丁文的笔名弗布罗纽斯而闻名。他接受了自由思想的教育。在卢万大学进修几年之后，他离开家人前往莱顿大学就读。他到那里时，恰逢加尔文主义的城堡开始被怀疑内部存在自由派。等法律部组员杰勒德教授被准许进入神学界、而且发表一篇赞扬宗教宽容的理想的讲演之时，这样的怀疑就变成了公开的罪证。至少能够说，抗泰姆的推理方法有他的独特之处。他说：“上帝无所不能，他能够制定出对全体人民在一切时间一切情况下都能够适用的科学定律。
因而，只要他愿意做，便能够十分容易地指引大家的思想，让人们在宗教上保持一样的观点。我们明白上帝并非那么干。所以，倘若我们运用武力使得别人相信自己是对的，我们就与上帝的明确旨意相违背了。”无法说抗泰姆是不是受到伊拉斯谟的直接的熏陶。不过能够从抗泰姆的著作中发现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蛛丝马迹，以后他在主教权限与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问题当中阐述了自己的思想。不出所料，他的书立刻受到罗马教廷（一七六四年二月）的谴责。不过此时玛丽亚·泰雷兹支持抗泰姆，这刚好符合她的利益。他发动的这次运动被称之为福布罗尼主义或主教权主义，而且最后形成了很实用的《宽容专利权》，玛丽亚·泰雷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将它于一七八一年十月十三日赐给了自己的臣民。约瑟夫是他母亲的敌人、软弱的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的化身，他有着在错误时刻做出正确事情的惊人才能。最近的两个世纪，奥地利的家长希望孩子入睡时便用要是不睡新教徒就把他领走来吓唬他。如此一来，要想孩子们再将新教徒（他们了解的样子是长角与有条又黑又长尾巴的人）当成手足是完全做不到的。
同样，那些高薪的主教、红衣主教和女执事的伯伯、伯母与表兄妹一直将可怜、诚实、努力、容易犯错的约瑟夫包围着，所以他突发的勇气确实很值得赞扬。在天主教统治者当中，他首次大胆宣称宽容是管理国家的最理想实用的财富。三个月后他做的事让人更是大吃一惊。公元一七八二年二月二日，他颁发了有关犹太人的著名法令，将只有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才能够享受的自由延伸到这些直到现在才觉得自己是幸运儿的犹太人那儿，他们被准许能够同基督徒的邻居们一样呼吸相同的清新空气。
我们应到此停笔了，让读者们相信这样的好事还在无止境继续，现今奥地利成了那些想凭自己的良心做事的人的天堂。我希望这是真的。约瑟夫与他的几位高级官员们也许在常识上来了一次飞跃，不过自从古代以来奥地利的农民就被教导说犹太人是他们的敌人，新教徒是反叛与背教的人，因而他们无法克服将犹太人与新教徒视为为天敌的根深蒂固的古老偏见。著名的《宽容法令》已经公布一百五十年了，然而天主教会以外的人依旧与十六世纪的人同样不利。按理论上来讲，一个犹太人或者是新教徒可以指望成为首相或被任命为军队总司令。可事实上，他就算与给皇帝擦皮鞋的人吃上一顿饭都不可以。有关这份纸上谈兵的法令就到此为止不讲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