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觉得中世纪的城市空气对自由有益。确实是这样。躲在高高大理石墙后面的人们完全能够安全地对男爵与教士不屑一顾。不久之后，欧洲大陆的情况有很大的好转，国际商业又变成了可能，因而产生了另外一种历史现象。用三个双字词组表示出来就是：生意成就宽容。你在一个星期内的任何一天，尤其是在星期日，都能够改变这样的论点。温斯堡与俄亥俄能够支持三K党，纽约却不可以。倘若纽约人掀起一场运动，把全部的犹太人、天主教徒还有外籍人都驱逐出去，华尔街便会乱成一团，劳工运动拔地而起，一切都化为虚有，没法收拾。中世纪下半期就是这样，莫斯科是一个看似大公国的首部所在地，会激怒新教徒，可是位于国际商业中心的诺夫格罗德却必须小心行事，否则就会惹恼前来做买卖的瑞典、挪威、德国以及佛兰芒的商人，将他们赶到维斯比去。一个纯农业国能够用一整套丰盛的火刑来泰然处置农民。
然而，假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以及布吕赫人在他的城内开始屠杀异教徒，那样的话代表国外公司的人就会马上逃离，继而资金也将被抽回，城市经济面临瘫痪。许多国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教训（比方西班牙、教皇统治区与哈普斯堡的领地），却依旧被所谓的“对信仰的忠诚”牵制，将信仰的对立者无情地驱逐出去。结果，它们要么就化为乌有，要么便缩小为第七等国家。不过往往商业国家与城市的掌控者都非常尊重既定的事实，了解自己的利益所在。因而在精神世界里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还有中国客人都可以照常经商，而且继续忠诚他们自己的宗教。为了保持外表的体面，一项反对加尔文教派的法案在威尼斯通过了，但是十人内阁议会却小心谨慎地告知宪兵，这条法令无须太过认真执行，让那些教徒自行其事吧，无论信仰什么都行，除非他们真的决定夺得圣马尔可教堂作为他们的会场去。他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好朋友也是这样做的。每个星期日，新教牧师们都高声责骂“放荡妇人”的罪行。
可是在周边的街道上，在一个不起眼的房间里可怕的天主教徒也默默地做弥撒，门外还有新教警长盯梢，防止日内瓦宗教手册的发狂的崇拜者闯进这个犯禁的会议之中，将他有用的法国与意大利客人吓走。这并非说，威尼斯与阿姆斯特丹的人民已不再是自己教会的虔诚弟子。他们同以往一般，依旧是好天主教徒或者是新教徒。可是他们明白，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十个商贩的异端教徒的美好愿望，要比日内瓦或者是罗马的十个寒酸教士的认可更要有价值，因而他们便宜行事了。蒙田有开明与自由的想法（并非一直是一种），可他的父亲与祖父却从事鲱鱼生意，母亲身为西班牙犹太人的后裔，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难免牵强附会。可是依我来看，商界长辈对蒙田的理念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作为战士与政治家，毕生的特点就是厌恶盲信与偏执，这起源于离波尔多主要港口很近的一家小鱼铺。假如我当蒙田的面这样说的话，他是不会对我表示感谢的，因为他出生之时，一切“从商”的痕迹都从闪耀的家族纹徽中被小心地抹掉了。他的父亲得到了蒙田地方的家产，便大手大脚地花钱，希望儿子成为一个绅士。
蒙田刚会走路，他的可怜小脑瓜里就被专职教师塞满了拉丁文与希腊文。六岁他被送到高级中学，二十岁未到就已成为波尔多市议会的羽毛丰满的成员了。随后他参了军，还在法院干过一段时间。三十八岁时父亲去世了，他退出了所有与外界有关的活动，将剩余二十一年（除了几次违心地短时间介入政治）都花费在他的马、狗以及书上，并且都颇有研究。蒙田可被称为是划时代的人物，有着许多弱点。他从未彻底摆脱一些感情与礼仪，这位鱼贩的孙子后代深信这才是具有真正的绅士风度。直到他去世时，还在说自己不是一位真正的作家，不过是个乡村绅土，到了冬天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才简略记下稍许有点哲学含义的杂乱思想。这都是废话。倘若说有人将他全部的身心、灵魂、美德与罪恶以及所有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书，那就是这位可以同不朽的达尔塔昂相比肩的快乐的绅士。因为身心、灵魂、美德还有罪孽全都属于这位豁达开朗、很有教养和让人开心的人，他的所有作品要比文学作品更高一筹，它们已慢慢变成明确的人生哲理，它们是以常识与实际的日常准则为基础的。
蒙田生为天主教徒，死时依然是天主教徒，年轻时曾身为法国贵族，为了将加尔文主义驱逐出法国而设的天主教贵族同盟。一五七二年八月的某一天，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被教皇格列高里八世欢庆杀死，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天，此后蒙田永远离开了教会。他再也没有加入别的教派，以及继续参加一些重大礼仪，以免别人饶舌，可是自圣巴塞洛梅惨案发生的那天夜晚以后，他的那些著作便全与马尔库斯、奥里利厄斯、爱比克泰德等别的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作品风格如同一辙了。一篇题目为《论良知自由》，十分令人怀念，他在文中，使用的语气就如同是古时帕里克利的同时代人物，而不像是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臣子，他还用背教者朱利安的例子来说明真正宽容的政治家应获得的功绩。文章很精悍，最多才五页，你能够在他文章的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中找到。蒙田已看厌了诸多顽固不化的新教徒与天主教徒提倡的绝对自由，这样的自由（在那时的情况下）只会产生新内战。
不过一经条件允许，倘若那些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睡觉的时候不再将两把匕首与手枪放在枕头下，则明智的政府就应尽可能避免左右其他人的思想，应允许一切臣民按照最能让自己身心愉悦的方式热爱上帝。蒙田并非唯一一个产生这样的想法且公诸于世的法国人。早在一五六○年，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前任臣子麦克尔·德·豪皮塔尔与若干个曾就读于意大利大学的毕业生（因此被怀疑是受到了再洗礼教的熏陶）就曾说过，对异端分子只适合用文字论战。他的让人讶异的观念是，良知有它自己的原本面目，不是依赖武力能够改变的。
两年之后，在他的努力之下《皇家宽容法》颁布了，该法让胡格诺教派有资格召开自己的会议，举行宗教会议探讨本教的事务，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教派，而不是一个寄人篱下的小教派。巴黎有位律师让·保丹，是个受人尊重的公民（他捍卫了私人财产，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表示反对〕，他的观点也是如此，不同意国王有权凭借武力强迫臣民进哪个教堂。大臣的演讲与政治哲学家的论文受人欢迎的并不多，然而蒙田的书却在以思想交流的名义下聚集在一起的文明人当中阅读、翻译以及探讨，且持续达三个多世纪之久。他的业余身份与他仅为了乐趣而写作的说法，让他深得人心；否则人们定然不会买（或者是借阅）一本被官方归纳为“哲学”的书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