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的耳朵有毛病，耳聋的人都天生谨慎。再者，他可以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几块地皮中获得收益，托斯卡那的执政者暗示他，被认为怀疑是“路德学说”的人在评论使宗教法庭恼羞成怒的题目的时候，别太过分就可以了。所以他用了很多笔名，在一本书出版之前，一定要让朋友们过目一下，觉得比较安全方才送去印刷。如此一来，他的书没在禁书的目录之中，那本有关耶稣生平的书被流传到了遥远的南喀尔巴阡山，落到另一位崇尚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之手。他是米兰与佛罗伦萨的某些贵妇的私人医生，同波兰与南喀尔巴阡山的贵族结为亲戚。那个时候南喀尔巴阡山是欧洲的“远东”，到十二世纪的初期还是荒野一片，久而久之成了安顿德国的多余人口的聚集地。这片沃上被勤劳的撒克逊农民变成了一个繁荣昌盛、井井有序的小国家，有城市、学校，甚至还有几所大学。不过这个小乡村还是远离旅游通商的要道。一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希望远离宗教法庭的忠诚者，最好和他们相距几英里的沼泽地与高山，因而这个小国家成为了理想的栖身之所。至于波兰，几百年以来，只要人们提到这个不幸的国家就会联想起保守与沙文主义的一般思想。
不过我要告诉读者们，在十六世纪早期，它却是货真价实的庇难所，保护了一切因为宗教信仰而在欧洲别的地方忍受折磨的人，这是个让人高兴的意外吧。这个出人意料的情况是因为典型的波兰风格导致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共和国是整个欧洲管理得最差的国家，这是众所周知的。波兰的高层次的教士玩忽职守，可西方各个国家主教的放荡不羁与乡村牧师的酗酒闹事已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所以对波兰的情况没有引起充分重视。可在十五世纪后半叶，德国大学里的波兰学生迅猛增多，这吸引了维藤贝格与莱比锡执政者的眼球。学生们开始提出质疑。随后，事态发展到由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衰败到底，可怜的波兰人要想接受教育就不得不背井离乡。不久后，条顿大学受到新教教旨的影响，华沙、拉杜姆以及琴斯托霍瓦的学生也加入了进来。他们功成名就还乡之时，已是羽毛丰满的路德派了。在宗教改革的早期阶段，国王、贵族以及教士想清除错误思想的蔓延还是非常容易的。
可是进行这样的措施，必须要共和国的统治者团结在一项明确普及的政策下，这肯定非常矛盾，由于这个古怪国家最神圣的传统是，一张反对票就可以推翻一项法律，就算是国会别的所有议员都支持也改变不了。过了不久，那个杰出的维藤贝格教授在宣传他的宗教的时候又发明了一个经济副产品，那就是将全部教会财产都没收掉，从波罗的海至黑海间的肥沃平原上的博尔劳斯家族、乌拉蒂斯家族以及别的骑士、伯爵、男爵、王子与公爵，都显而易见地倾向另外一种信念，也就是荷包里要有钱的信念。这个发现之后，紧接着出现了为修道院的领地而进行的不大神圣的抢取豪夺，产生了闻名的“间歇”，从古至今，波兰人就是凭借这种“间歇”拖延思考时间的。在这段时间里，一切权力都保持平衡，新教徒便有机可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便建起自己的教堂，并且遍及各地。最后，新教长期的争论又将农民赶回到教会的怀抱之中，波兰又一次成为天主教的一个毫不妥协的坚固堡垒。
不过到了十六世纪后半叶，波兰得到了允许各种宗教派别共存的通行证。西欧的天主教与新教开始了扫除再洗礼教徒的战役，幸存者于是往东逃窜，最终在维斯杜拉河畔定居。恰好这个时候，布兰德拉塔大夫手拿索兹尼有关耶稣的书，表示想认识一下作者。乔古奥·布兰德拉塔是意大利公民，医生，才华横溢。他曾就读于蒙彼利埃大学，是杰出的妇科专家。他从头到尾都桀骛不驯，却很聪慧。他如同当时许多医生一般（想想拉伯雷与塞维图斯），不但是神学家而且还是神经病专家，角色时常变更。他把波兰皇太后的病成功地治愈了，原本她总是有幻觉，觉得只要是怀疑三位一体的人就都是错的，病好之后就悔恨自己的错误，之后就仅仅判决赞成三位一体教义的人。这位好皇太后已经去世了（是被情人杀死的），她的两个女儿都嫁给当地的贵族了，作为医疗顾问，布兰德拉塔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他知道内战已剑拔弩张，除非采取行动结束宗教上的争吵才行，因而他竭尽全力想在对立教派之间调和，停战。
然而达到目的，需要一个比他更为精通复杂错综的宗教论战的人。他灵光一闪，想起了讲述耶稣生平的那个作者。他写信给索兹尼，请他东行。不幸的是，索兹尼抵达南喀尔巴阡山的时候，刚刚爆料了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大丑闻，那个意大利人也不得不被迫离职，杳无音讯了。可索兹尼留在了这个遥远贫瘠的土地上，迎娶了位波兰姑娘，一六○四年死在了那儿。他毕生最后二十年是最有趣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他具体表达了有关他自己的宽容思想。十六世纪下半叶是出版大量宗教问答手册，教理信仰、宗教和信条的时代，在日耳曼、瑞士、法国、荷兰以及丹麦，人们到处都在写这样的东西。然而各地草率出版的小册子都阐明一个糟糕的信条：他们（也仅有他们）才能够代表真正的真理，一切宣誓过的执政者的责任，便是大力支持这种特殊形式的真理，用剑、绞刑台以及火刑柱对那些肆意信仰别的劣质真理的人进行惩处。索兹尼的信仰具有完全相反的精神。一开始它便打开天窗说亮话，它的真正意图一定不是同别人吵架。
他继而说道：“许多虔诚的人饶有见地地埋怨说，现今已经出版，还包括各个教会正在出版的各种各样的教义与宗教手册是基督徒间产生分歧的罪魁祸首，由于它们都企图将一些原则强加于人们的良知上，将持异议者看成是异端分子。”由此，他用最正式的方法说明，索兹尼派绝不赞成剥夺或压制所有人的宗教信仰。提及广义的人性，他又作了下面的呼吁：“让所有人对他的宗教进行自由评判吧，那是因为这是《新约》制定的法则，早先的教会已开了先河。我们这些悲惨的人有何资格要压抑或熄灭上帝已在别人心中燃起的圣灵之火？我们谁能垄断《圣经》的含义呢？我们应记住，我们唯一的主是耶稣基督，人们都称兄道弟，有谁被赋予了压制他人的力量呢？也许其中某个兄弟比他人有才一些，不过在自由与基督的关系上，大家都是平等的。”全部的这些都无以伦比，不过却早了三百年。索兹尼派与别的新教派都不指望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长时间地坚定自己的立场。一股反对宗教改革的潮流已势不可当地开始了。
成群的耶稣会神甫在失去的省份里大展身手。新教徒们边工作边争吵，这让东部人很快又站在了罗马一边。现在来这些远离文明欧洲的地方旅行的人们，很难想到曾经的这里是最先进最自由的思想堡垒，也无法猜测到在可怕的路德山丛中曾有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世界首次得到了实现宽容的明确的方向。好奇心作怪，我近来一天早上来到图书馆，把我国青年了解过去的最为流行的教科书浏览了一遍。有关索兹尼派或索兹尼叔侄只字未提，全部的书都从社会民主派跳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到了索比斯基。然而在这个被跳越的年代，为人熟知的伟大宗教革命领导人是大有人在的，这其中包括厄可兰帕鸠斯与一些不重要的人物。仅有一卷提到了这两个位杰出的锡耶纳人文主义者，可是却是出现在罗列路德或者是加尔文言行中的一个含糊不清的附录上面。预见确实存在危险，然而我却怀疑，在之后三个世纪的通俗历史当中，这所有的一切都会改变，索兹尼叔侄自然会享有他们单独的一小章节，可宗教改革的英雄人物则会降到次要地位。即使放在脚注上他们的名字也会显得醒目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