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叔叔与监护人不知如何打发这两个小监护对象才好，母亲死后，两个小家伙就成无家可归的孤儿了，最开始时他们被送到德汉特的一所远负盛名的学校，那个学校的几个教师加入了“共同生活兄弟会”，可是假如我们读一读后来伊拉斯谟的信件，就能够判定出，这些年轻人完全是在“共同生活”这个词的完全不一样的意义上“共同”。后来，两个孩子分开了，弟弟被带进了豪达，拉丁文学校校长直接监管他。这位校长是三个被指定管理孩子继承的微薄产业的监护人其中的一个。倘若伊拉斯谟时代的学校如同四百年以后我参观过的学校那般糟糕，我就只能为这可怜的孩子感到难过了。更为糟糕的是，三个监护人这时已将孩子的钱挥霍一空，为了逃脱起诉（那时的荷兰法庭对这样的事情一点情面也不讲），他们连忙将他送往修道院，让要他出家当牧师，还祝福孩子，因为“现在前途有了保障”。从这些可怕的经历中历史的神秘磨盘终于磨出了有着重要文学价值的东西。中世纪后期，一切修道院中多半以上的人都是只字不识的乡下佬与长满老茧的种地人，这位太过于灵敏的年轻人只身一人，多年被迫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只要一想起来就觉得很不是滋味。
幸运的是，施泰恩修道院的纪律涣散，这让伊拉斯谟将大多数的时间花在前任修道院长收藏的拉丁文手稿上面来，这些手稿放在图书馆里早已被人们所遗忘。他如饥似渴地吸吮浩繁的著作的精华，这让他成了古学问活的百科全书。对他以后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他一直在活动，很少花时间去参考图书馆的书。不过这倒没有关系，由于他能够依靠自己的记忆来引用。凡是看过收录他著作的十大本卷宗或仅通读了其中一部分的人（现在人的寿命太短暂了），绝对会对十五世纪所说的“古典知识”大为赞赏的。当然，最终伊拉斯谟还是离开了那座古老的修道院。对他这样的人来说环境是左右不了他的，他们创造出自己的环境，并且是用劣质的材料创造的。伊拉斯谟的余生是完全自由的，他无休止地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以摆脱慕名来访的客人们对工作的干扰。然而直到他临终时，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深深缅怀之后，他的灵魂陷入死亡的沉睡之中，这个时候他才饱尝了一下“真正的清闲”。对那些紧步苏格拉底与塞诺后尘的人来说，很少有人能得到最美好的境地。有关这些过程常常被描写，我也就不再详尽赘述了。
每当两个或者是更多的人以真正智慧的名义聚集到一起的时候，伊拉斯谟迟早都会出现的。他曾在巴黎学习，是个穷学生，在饥寒交迫中差点死去。他在剑桥教授过课程，在巴塞尔印过书，想（基本上是徒劳无功）将启蒙之光带进闻名于世的卢万大学，冲破壁垒森严的碉堡。他在伦敦待了很长一段时间，获得都灵大学的神学博士学位。他对威尼斯大运河十分熟悉，谩骂起新兰岛的糟糕道路来仿佛谩骂伦巴第一样熟悉。罗马的天国、公园、道路以及图书馆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莱瑟河水也冲刷不了这座圣城留给他的记忆。只要他还在威尼斯，就能够享有一笔不菲的年金，只要威尼斯兴建一所新大学，他是一定会被邀请去的，担当他所选的任何一门课程的教授，就算他不愿任教，倘若偶尔光临一下那所校园也会被看成是莫大的荣耀。可是他将诸如此类的邀请坚定地回绝了，原因在于这里面存在着某种威胁：束缚与依赖。自由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他喜欢舒适的房间，讨厌破旧不堪的，喜欢有趣的伙伴，讨厌迟钝的，他了解布尔根迪美味的葡萄酒同亚平宁的淡色红墨水间的不同之处，可他要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倘若他必须将别人称为“大师”，那这些就都化为乌有了。
他给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一个地道的思想指明灯。在时事的地平线上，不管出现怎样的情况，伊拉斯谟在第一时间里将自己的智慧明光照在那上面，尽力让身边的人看清那个东西的真面目，剥除它的装饰，将它的愚蠢与他所痛恨的无知戳穿。在历史的最动乱时期伊拉斯谟可以这样做，既躲避了新教狂热分子的愤怒，又没有把宗教法庭的那帮朋友惹怒，这是他生平最常为人们指责的地方。似乎子孙后代一提起古人，就会对殉道牺牲者充满同情。“这个荷兰人为何不挺身而出支持路德、同别的改革者站在一起呢？”至少有十二代有学之士对这个问困惑万千。回答是：“他为何要如此做呢？”暴力并非伊拉斯谟的本性，他也一直都没有将自己看成是什么运动领袖。他没有自诩正确的把握，即便他想告诉全世界下一个千年应怎样实现，这确实是一大特色。他还觉得，当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装修一下房子的时候，没必要一定得把旧房子拆除。确实，地基需要整修，下水道过时了，花园里非常杂乱，已搬走很久的人家留下了许多杂物。但是，假如主人将诺言兑现，花些钱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房子便会焕然一新。伊拉斯谟要做的也仅限于此。
即便他像敌人嘲弄的那样“中庸”，可成功却不逊于（说不定高于）那些“激进派”，原本世界上只有一个暴君，可激进派却带来了两个。伊拉斯谟如同一切真正的伟人一般，对制度无任何好感。他对世界的拯救在于所有人的努力，对每个人都改造好，就是改造了世界这样的观点深信不疑。因而，他向现存的谰言发起猛烈地攻击，呼吁广大平民。他采取的手段很高明。首先，他写了很多信，将它们分别寄给国王、皇帝、教皇、修道院长、骑士以及恶棍。他写信给所有想同他接近的人（那时信封上还不需要盖邮戳，写明发信人的地址），拿起笔便洋洋洒洒至少八页。其次，他编订了大量的古文，往往这些古文都被传抄得特别糟糕，已找不到原来的意思了。为了做好编辑工作，他开始学习希腊文，他用心良苦要将这门被教会禁用的语言掌握，使得很多虔诚的天主教徒指责他内心里和异教徒一样坏。听来这似乎很荒诞滑稽，可却是事实。在十五世纪，体面的基督徒完全不会想着去学会这门被禁用的语言。懂一点希腊文就会陷入无数的困境之中。
它会诱惑人们拿《福音书》的原文和译文作对比，可这些译文早已得到了声明，说它是原文的真实再现。这仅仅是个开头。不久以后他就会到犹太区，学希伯莱文法，差一点便会公开叛变教会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本画得稀奇古怪扭曲的文字书，就能够成为秘密革命倾向的证物。长老会的头目经常闯进屋子搜查违禁品。为了谋生好多拜占庭难民私自教一点本国语言，就会被赶出用来避难的城市。伊拉斯谟将这些障碍都克服了，学会了希腊文。编辑塞浦路斯和与别的教会神甫的书时他加入了一些注释，里面巧妙地隐藏了许多他对时事的评论，这些话假如作为一本小册子单独成册，是绝对不会给印出来的。不过，注释的调皮精灵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迥异的文学形式中产生了，我所指的是大家熟知的他的希腊与拉丁文成语收藏。他将这些成语归纳到一起，好让当时的孩童都可以学习古文，情趣变得高雅。这些所谓的“矛板”中到处都是智慧的评论，保守派看了之后觉得这绝对不是来自教皇之友的手笔。
最后，他写了一本能够称得上是时代精灵所孕育的最为怪异一本小书。这本书之前不过是为了博几个朋友一笑而写成的。却有幸赢得了古典文学史中的一席之地，就连作者也都没有想到。这本书的书名是《对傻瓜的奖励》，我们刚好也知道它是如何写成的。在一五一五年，一本小册子在整个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该书写得十分巧妙，根本分不清它是在攻击僧侣还是在捍卫修道生活。封面上没有作者姓名，可对作者比较了解的人知道，它来自某个有些古怪的人之手：名叫乌尔里克·冯·赫顿。他们猜得很对，因为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一个桂冠诗人。怪异的城市游民在本书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更为有用的是滑稽部分，对此他自己也深感自豪。他听闻就算是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都对他的书称赞不已，就写信给伊拉斯谟，向他请教某些细节。伊拉斯谟与冯·赫顿不算是朋友。
从伊拉斯谟的生活方式能够看出他的头脑有条有理，讨厌邋里邋遢的条顿人，这些人从早到晚都在为启蒙事业疯狂地挥舞笔剑，随后便躲到附近的小酒馆里，忘掉时间的消逝，不停地大罐酸啤酒。然而，冯·赫顿有自己独有的思路，确实很有才干，伊拉斯谟的回信也非常有礼貌。信中，冯·赫顿慢慢赞美起伦敦朋友的美德，还将朋友托马斯爵士的家描绘成一幅美满家庭的迷人景象，认为托马斯爵士的家庭永远是其他家庭的典范。在这封信中他提到莫尔这个有着非凡才干的幽默家如何给予了他写《对傻瓜的奖励》的原始灵感，极可能正是莫尔创建的善意的闹剧（一个货真价实的诺亚方舟，里面有儿子、儿媳、女婿、女儿、鸟、狗、私家动物园、私家业余演以及业余小提琴队），启迪他写出了振奋人心的并让他一炮而红的作品。这让我隐隐想起英国滑稽可笑的木偶剧《庞奇和朱迪》，在很多个世纪里，它是荷兰儿童唯一的开心果。《庞奇和朱迪》可笑的木偶剧中有诸多粗俗的对话，可又保持了某种严肃高雅的格调。
主人翁是一个用空洞嗓音说话的“死神”，演员们接二连三来到这位衣衫褴褛的主角面前，进行自我介绍。让台下小观众们总开心的是，他们又一个挨一个被人用大棒敲脑袋，随后将他们扔进虚构的垃圾堆里。《对傻瓜的奖励》将整个社会的面纱都全部地剥去，《傻瓜》就像得到启发的验尸官一般，用它的评论同大众站在了一起，赞美他们。形形色色的人物尽汇其中，所有“中世纪主要街道”里的合适形象被网罗一空。诚然，当时的野心家，不厌其烦大谈拯救世界的僧侣，就连他们道貌岸然的游说以及哗众取宠的言辞，都被收入书中受到鞭笞，这是不可能被忘记的，也不应当被宽恕。教皇、红衣主教与主教，都出现在人物表里，他们都是与加里利的贫苦渔民和木匠不合适的后裔，都占据了好几章的篇章。可是，伊拉斯谟编撰的《傻瓜》同世俗的幽默文学玩具相比更加的人性化。在该小书中（正如他所写的文字一般），他都在为自己的一套哲理作宣扬，人们可以把它称为“宽容的哲学”。
他觉得宽以待人则人亦待己宽，要重视的是对神圣教规的实质而并非对神圣教规版本中的逗号与分号、仅仅将宗教当做伦理学而并非当作一种统治形式来接受，就是因为这些才让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对伊拉斯谟是“不信上帝的骗子”加以痛斥，是一切真正宗教的敌人，“玷污了基督”。可对这本小册子中有趣的词句后面的本意他们却守口如瓶。咒骂（直到伊拉斯谟去世才结束）起不到任何作用。这个尖鼻子的小老头活到七十岁，可在当时谁妄想在官方既定的文字里增减一个字都会得到绞刑的处罚。对风靡一时的英雄他不感兴趣，也曾公开这样说。
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从剑与火绳枪里获得任何东西，因为他深深地了解，假使神学上的小争执就会产生世界范围的宗教战争，那样的话世界将要冒怎样大的危险。因而，他仿佛是个庞大的海狸，将理智与常识的堤坝夜以继日地筑造，希望可以把不断上涨愚昧固执的洪水挡住。他当然失败了。想挡住从日耳曼山峰与阿尔卑斯山上蜂拥而至的邪恶念头与仇恨的洪水是办不到的。在他死后没多少年，他的书也都被冲走了。可是，因为他的出色努力，好多沉船的骸骨又冲到了后人的岸边，作为永势不可当的乐观主义者的好材料，他们深信，建起长堤挡住洪水的那天总归会到来的。于一五三六年六月伊拉斯谟与世长辞了。他的幽默感一直伴随着他。他死在了他的出版商家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