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应该相互迎合，大家应一起奔向上帝……你说：‘只要大家在一起就万事不难……’——什么？……当然，一同耕作、除草是容易的，而且是对的。可是要接近上帝，就只能单独去做才可以……我想象中的世界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神殿，明亮的阳光从上方直射进来。若要聚合在一起，我们就该向那阳光走去。在那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我们将与其他人不期而遇：欢乐即在其中。”
从天穹照射下来的光明中，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这无关紧要！只要能同上帝在一起，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足够了。
“正如只有燃烧着的物质才能够将火源传递给其他物质一样，只有真正信仰和真正生活的人才能感染其他人，并将真理传播下去。”（《战争与革命》）
这或许是真的，但是，这种孤独的信仰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托尔斯泰带来幸福呢？——晚年时期，他距离歌德提倡的自觉自愿的宁静境界十分遥远！他甚至是在逃避宁静、厌恶宁静。
“能够对自己感到不满，是需要感谢上帝的。但愿能永远这样！生命与理想之间的不一致正是生命的标志：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上升变化。然而这种不一致却是善的前提。当一个人对自己心满意足时，它就变成了一种恶。”
由此，他思考着这部小说的题材，奇怪，列文或别埃尔·比基多夫那挥之不去的焦虑始终在他心中纠缠。
“我常幻想：一个在革命团体中成长的人，最初是革命者，然后就成为了民粹派、社会党人、东正教徒、阿多斯山的僧侣，然后是无神论者、慈父，最终成为了杜夫勃耳人。因为他什么都尝试，但到头来一事无成，所以大家都嘲笑他。他什么都没做，然后在收容所里默默死去。临死前，他认为自己白白度过了一生。然而，他却是一位圣人。”[出自《一个杜夫勃耳人的故事》，这部小说是托尔斯泰未发表过的一个作品。信心满满的他，难道还有什么疑惑吗？——谁晓得呢？对于一个直到老年还身强体健的人来说，他的生命不可能只停留在某一点上。生命必须继续前进。
“运动就是生命。”[1901年3月，他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道：“想象一下，将所有拥有并掌握真理的人聚集在一个岛上。就是生活吗？”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托尔斯泰身上的许多事都发生了变化。难道他对革命者们的看法依然没有变化？谁又能确保他对不抵抗主义的信心没有丝毫动摇呢？——在《复活》中，主人公聂赫留多夫与政治犯的关系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以往对俄国革命党的看法。
“在这之前，他始终憎恶他们的残忍、罪恶、谋杀、自满，以及那强大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虚荣心。可是，当他清楚地看到当局者是如何迫害他们时，他明白了一点：他们只能这样。”
因此，他钦佩这些人的高尚的牺牲精神和责任感。
自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席卷而来，从知识分子开始，逐步扩大到民众，并且悄悄地震撼着千百万劳苦大众。这股咄咄逼人的进行大军的先头部队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经过。《法兰西信使报》上发表的三篇短篇正是托尔斯泰晚年时期的一部分作品，从中不难看出这幅场景带给他的精神上的痛苦和惶恐。在图拉乡下，成群结队的淳朴虔诚的朝圣者巡游的场景今天又在哪里？眼下所看到的只有饥饿的流浪者的入侵。这些可怜人每天都来。托尔斯泰常同他们交谈，震惊于他们胸中的愤慨。他们已经同以往不同了，他们不再把富人看作是“通过施舍救赎自己灵魂的人，而是将他们视为强盗、土匪、专吸劳动人民血的吸血鬼”。这些受压迫的人中，有些还曾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因为破产而绝望，他们一无是处。
“使现代文明变得如往日的匈奴和汪达尔人[汪达尔人，古时日耳曼民族的一个部落。曾在429年登陆非洲，并在公元439年抢占迦太基，建立了汪达尔国。455年攻陷罗马，在罗马城疯狂毁坏文物。所有后人将毁坏文物、艺术品的人称为汪达尔人。
]对古文明所做的可耻之事的野蛮人，均不是在沙漠和丛林中，而是在市郊和大路上造就的。”
亨利·乔治如是说。而托尔斯泰则是补充了几句：
“汪达尔人已经在俄罗斯准备就绪，在如此富于宗教情绪的民族中，他们会显得格外可怕，因为我们不知道点到为止，也不知道，在欧洲各民族中，法度与舆论已经发展得十分成熟了。”
托尔斯泰常常收到反叛者的来信，信中抗议他的不抵抗主义，声称对于统治者和富人施加在民众身上的暴行，要“复仇！复仇！复仇！”——对此，托尔斯泰还会指斥他们吗？我们并不知晓。但是几天后，他看见在他的村子里，当局者对哭诉哀告的穷人们无动于衷，原来他们的锅子和牛羊都被抢走了。对此，他不禁向那些冷酷的官吏大喊复仇的口号，同时反对那帮刽子手，“那帮只知道贩酒谋利、教唆杀人，只会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的官吏和他们的走狗，这帮人十分清楚，从穷人那儿抢夺更多的锅、牛羊、布匹，有利于蒸馏酒精毒害百姓、制造武器、修建监狱、建设苦役场，特别是慰劳他们的帮凶，可以让他们加官晋爵”。
让我们感到痛心的是：当你一辈子都在期盼着爱的世界的到来时，你看到的却是如此可怕的景象，因为惶恐而不得不闭上眼睛。另外，即使你具有和托尔斯泰一样的真切意识，也无法确保你的生活与你的原则完全一致。
在此，我们触及到了他暮年时——是不是可以说是其最后三十年呢？——的最大的痛处了。对这一痛点，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虔诚而胆怯的手轻轻触摸它，因为托尔斯泰在尽可能地将它隐藏。它不单属于死者，也同样属于他爱过、并爱着他的其他人。
他一直都没法把自己的信念传达给他最爱的人，他的妻子和儿女。我们看到，他的忠实伴侣能够勇敢地分担他在生活及艺术创作上的重担，对于他放弃艺术而改奉她所不了解的一种道德信仰时，她感到十分痛苦。当自己不再为最好的女友理解时，托尔斯泰也痛苦万分。他曾给丹纳罗莫写信，上面说道：
“我深刻地感觉到下面几句话的真切道理：丈夫和妻子不是分离的两种生灵，他们应该是合而为一的……我强烈希望能够把那种让我超脱人生苦痛的宗教意识传递给我的妻子，哪怕只是一部分也好。我期盼着能将这种意识传递——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给她，虽然这种意识是不易被女性所接受。”[1896年5月16日，托尔斯泰看到妻子为了一个小男孩的死而无比悲痛，他想安慰她，但丝毫没有办法。
]
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赞赏并喜爱心灵纯洁的丈夫，喜欢他坦荡宽广的胸怀，以及和她“合而为一”的伟大灵魂。她看到“他走在群众的前面，指引着人们应该遵循哪一条人生之路”。[参见托尔斯泰夫人于1883年1月写的信。
]当圣教会开除托尔斯泰时，伯爵夫人勇敢地为丈夫辩护，声称要分担丈夫遭受的危险。可是，她无法做自己不相信的事情，而托尔斯泰又太真诚，也不愿意逼迫她去做违心的事——因为他憎恨虚伪的信仰和爱，甚于仇视对信仰和爱的背叛。[在托尔斯泰《未发表的书信集》中，他这样写道：“我向来不愿意责备那些不信仰宗教的人。但最可恶的是一面撒谎一面假装虔诚信教。”“愿上帝不要让我们假装心中有爱，因为这比恨更加糟糕。”
]既然她不相信，托尔斯泰又怎么会强逼她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牺牲自己和儿女们的前途呢？
他和孩子之间的隔阂好像也越来越深了。勒鲁瓦—博利厄先生曾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家中见到过他，他说：“饭桌上，当父亲说话时，儿子们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厌烦和不信任。”只有他的三个女儿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这种信仰的感染，其中一个他最喜欢的女儿玛丽安已经死去了。在精神上，他是一家之中最孤独的，“只有他的小女儿和他的医生”是了解他的。
他与家人思想上的距离使他苦恼：他为无法逃避的世俗交际而苦恼，他为来自世界各地令人厌恶的客人而苦恼；他为那些疲于应付的美国人和时尚人物的来访而苦恼；他为家中强迫他过的那种“奢侈”生活而苦恼。但是，根据曾经到过他那简朴的屋子里的人的叙述，他所指的“奢侈”其实只是最低的生活标准：几件朴素的家具，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子，光秃秃的墙壁！这份舒适的“奢侈”竟会让他难堪，成为他挥之不去的苦恼。在《法兰西信使报》上刊登的他的第二篇短篇作品中，他就自家的奢华景象与身边苦涩贫困惨状进行了对比。
1903年，他这样写道：“我的活动，不管在其他人眼中是多么有意义，它都在逐渐丧失，因为我的生活无法同我宣扬的东西完全一致。”[出自1903年12月10日写给朋友的信。
他的确无法实现一致！因为他不能强迫家人远离交际的生活，而他自己又无法摆脱家人以及家人的生活。这样一来，反而使他就此避免被敌人攻击，故意说他虚伪，以否定他的主张！
对于这一点，他曾长时间地思考过。所以很早以前，他就下定了决心。近期，有人找到并发表了他在1897年6月8日写给妻子的一封信，这是一封令人赞叹的信。在这里，应该把它全部抄录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如此真实地披露他这颗慈爱而又饱受痛苦的心灵的秘密：
“我亲爱的索菲娅，很长时间，我都因为生活与信仰的不一致而感到痛苦。我不能强迫你们改变自己的生活和习惯。而且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疏远你们，因为我想，如果我离开，我将带给你和年幼的孩子们一定的影响，并且给大家造成极大的痛苦。可是，我实在无法再像过去的这十六年那样，继续生活下去，不能偶尔与你们抗争，让你们感到不快，偶尔屈服于我那早已习惯了的围绕在我身边的影响与诱惑。现在，我决心实施我思考了许久的计划：我要离开……就像印度老人那样，到了六十岁便隐居山林，犹如信教的老人，自愿将自己的残年奉献给上帝，而不是通过说笑打趣、胡闹、玩球之类的事情消磨时间。我也一样，已经年届古稀，我一直想获得宁静与孤独，而且，如果得不到一致的话，那至少也不要在我的生活与良心之间出现不一致。假如我离开，你们必然会哀求，在经过一番争辩后，我势必心软，或许当我本应将决定付诸实行时，反而会放弃。
我的做法若令你们伤心难过，那么请你们原谅我。尤其是你，索菲娅，请让我离开吧，不要找我，也不要恨我，更不要责怪我。我虽然要离开你，但并不表示我对你有什么怨恨……我知道你不会，你也无法像我那样去观察和思考。所以你根本无法改变你的生活，无法为那些你并不承认的东西牺牲。对此，我没有丝毫怪你的意思，相反的是，我会满怀爱意与感激之情回忆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漫长的三十五年，尤其是前半段时间，你用你那天赋般的坚定与忠诚，勇敢地承担起你所认为的一切使命。你不仅给了我，还给这个世界所有你能给予的。你付出了极大的母爱，也做出了极大的牺牲……可是，在我们生活的最近十五年中，我们却要分道扬镳。我难以相信自己竟是罪魁祸首。我很清楚，假如我因此而改变，那并非是为了我的快乐，也不是为了世界，而是因为我不得不这样做。我无法指责你丝毫不听我的，我反而要感谢你，我会永远心怀爱意去回味你所带给我的一切。别了，我的索菲娅。我爱你。”
“我虽然要离开你，但并不表示……”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离开她。——多么可怜的信啊！他似乎认为自己只要写了这封信，他的决心就完成了……而在写完这封信后，他的全部力量也都耗尽了。——“假如我离开，你们必然会哀求我，在经过一番争辩后，我势必心软……”其实，他不必“争辩”，也无须“哀求”，只要片刻之后，看看那些他要离开的人就可以了。他会感到“他不能、他无法”离开家人。于是，他将这封原本装在口袋里的信塞进了抽屉里。信封上写着：
“待我死后，请将它转交给我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逃离计划就此结束了。
难道他的力量就这般弱小吗？难道他不愿为上帝牺牲自己的温情？——当然，在众多基督教徒中，有许多心如磐石的圣人，他们从不犹豫地摒弃自己和别人的情感……有什么办法呢？他根本就不是这类人。他是弱者。他是人。也正是因此，我们才爱他。
十五年前，在一篇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篇章中，他问他自己：
“列夫·托尔斯泰，你是不是正在按照你所宣扬的原则去生活？”紧接着，他痛苦不堪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