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托尔斯泰发现这种新的热狂的危险武器已经落在了自认为能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上时，他的不安加剧了，怒火瞬间迸发。但凡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令他忧愁不堪。尽管如此，他仍然十分厌恶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他认为他们一个是害人的腐儒，一个是自傲而干枯的灵魂。与人类相比，他更喜欢自己的思想。
不过，那都是些卑劣的思想。
“不可否认的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的需求：物质享受。可是，即使是这种最基础的目的，如果按照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办法也未必会达到。”
总而言之，它没有爱。它是一种对压迫者、“富人们的温馨甜蜜生活的嫉妒，就像聚集在脏物上的苍蝇那样贪婪”的恨。一旦社会主义取胜，世界的面貌将变得非常可怕。欧洲游民将以更大的力量猛扑向小而粗犷的各民族人民身上，然后将各国人民都变为奴隶，以便使欧洲那些原本只是无产者的人更惬意、悠闲地享乐，如同罗马人那样奢华闲散。幸运的是，社会主义最精华的力量已经在烟雾中——具体说应该是在演说中，例如若雷斯[若雷斯，二十世纪初期法国社会党领导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被暗杀。
]的演说中——耗费殆尽……
“多么令人惊讶的演讲家啊！他的演讲几乎包罗万象——但事实上空无一物。社会主义貌似俄国的东正教：无论你怎样追究它，把它逼得无路可退，你以为已经抓住了它，可突然间，它会转过身来对你说：‘不！我不是你所想的那样，我是别的东西。’它可以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这是需要耐心！时间可以发挥作用。之后，社会主义理论就会像女人的时装一般，很快就从沙龙撤到走廊里了。”[参见《同保尔·巴维尔先生的谈话》。
托尔斯泰如此向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开战，不是为了听任独裁政治者的为所欲为，相反，是为了在队伍中消除一切捣乱分子和危险分子之后，让战斗能够在新旧两重世界中全面展开。因为他还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与那些革命者们截然不同：他的革命是中世纪神秘信徒的革命，它期待的统治者是上帝：
“我认为在这个确定的时间里，大革命就要开始了，它已经在基督教的世界中酝酿了近两千年了——这场革命是以真正的基督教来顶替腐朽的基督教，以及驱除那些从其中衍生出来的错误的统治制度。真正的基督教是以人人平等为基础，是全部有理智的人都渴望的真正自由的基础。”[参见《世纪末日》。
]
那么预言家会选择什么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纪元呢？选择俄国最阴暗的时候，选择灾难与耻辱并存的时刻。崇高创造性信仰的能力啊！在它四周，一切都变得明亮——哪怕是在黑夜里也一样。在死亡中，托尔斯泰窥视到再生的先机——在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国军队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以及血腥的阶级斗争中。他的梦想逻辑根据日本的胜利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摆脱所有战争，因为在与非基督教民众在战争中，他们要比这些“跨越了奴役阶段”的基督教民众更有优势。那么这是否会令这些民众退让呢？当然不会，因为这是至高的骄傲。俄国要摆脱所有战争，因为它应该完成“大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的宣道者，这个反对暴力的老头，竟然在不知不觉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1905年的革命，将会把忍受着凶残的压迫的人类解救出来，它将开始于俄国。——它真的开始了。”
俄国为什么会成为上帝的选民？或许是因为新的革命应首先救赎“弥天大罪”：上千个富人独霸着土地，千百万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残忍的奴隶生活[ 《世界末日》中写道：“最残酷的奴役生活就是剥夺土地，因为做一个主人的奴隶等同于受一个人奴役。而若被剥夺了土地，就相当于成为了所有人的奴隶。”
]。另外，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像俄国人这样意识到了不公。
但也因为俄国人民是所有民族中最受感染、最真挚的基督教徒，所以从他们那开始的革命则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博爱的律令。然而，假如这种博爱律令没有依据不反抗的律令的话，那么它是实现不了的。而不反抗向来就是俄国民众的一个主要特点。
“对于当局，俄国人民向来都持有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抗过当权者；而且他们都未参过政，因此也就从未受到过政权的污染。他们把权力当作是应该避免的一种罪恶。古代曾传说：俄国人曾经祈求瓦兰人[瓦兰人，古时俄国人对诺曼人的一种称呼。这个民族出现于八世纪的东欧平原。善于抢劫、掠夺。
]做他们的统治者。大多数俄国人宁可忍受暴力行径，也不会报复或染指。因此他们一向是忍辱负重的……”
但是，自愿的屈服和奴颜婢膝的服从是完全不同。[1900年他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托尔斯泰抱怨别人对他的不抵抗原则的误解。他提出“勿以恶抗恶”和“勿抗恶”中的反对恶，是基督教的唯一目标，而勿抗恶却是最有效的斗争方法。
“真正的基督徒可以忍辱负重，而他不可能一面忍辱负重，一面对各种暴力发动反击；可是他不会服从于这些暴力，换句话说，他不认为其合法。”[参见《世纪末日》。
在托尔斯泰写这一段话时，他正处在一种激动之中——因为一个民族那种不抵抗主义的最悲壮的榜样。那就是1905年1月22日在彼得堡爆发的流血示威事件。当时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在教士加蓬的带领下，任人枪杀，而他们没有发出一声仇恨的呼喊，也没有进行任何自卫。
长期以来，在俄国被称为“皈依者”的老信徒丝毫不顾迫害，仍然顽强地奉行不服从政权，并且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在俄日战争过后，这种思想在农村群众中迅速地传播开来。拒绝服兵役的情况也随之在扩大；他们所受到的残酷压迫越大，心中反抗的怒火就越强烈。——另外，各省、各族，即便不知道托尔斯泰这个人，也都在实行着这种消极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夫勃耳人，1905年起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托尔斯泰对这些运动的影响远远不及它们对他的影响；而这也正是他的作品所具备的力量和意义，无论身为革命党的作家们（如高尔基）怎么说，[托尔斯泰就地方自治会的混乱提出谴责意见后，高尔基说出了朋友们的不满，他这样写道：“这个人已经成为他思想上的奴隶。对于一个置身于俄罗斯生活之外许久的人来说，他不再倾听人民的声音。而是翱翔于俄罗斯之上，飞向远方。”
]这的确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
托尔斯泰对于那些甘冒生命危险去实施他所宣传的主张的人，抱有谦虚而严肃的态度。而对于杜夫勃耳人、格鲁吉亚人和那些逃避服兵役者，他却没有丝毫教训者的神气。
“没有经历过任何考验的人，是无法教导正在忍受考验的人的。”他请求“所有因他的言论、著作而导致痛苦的人”宽恕他。他从未怂恿任何人逃避、拒绝服兵役。任何人都有权自己做决定。如果他遇到一个犹豫不定的人，“他一直劝他去服兵役，只要他觉得在思想上是可行的话，那么就不要拒绝”。因为一个人的犹豫，说明了他的不成熟。而且“最理想的情况是多一名军人而少一个虚伪者或叛徒，因为去做能力范围之外的事的人，最终都将会沦为虚伪者或叛徒”。他十分怀疑逃避兵役的季卡连科的决心。
他担心“这个单纯的年轻人是在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下做出的决定，而并非是对上帝的爱使然”。对于杜夫勃耳人，他则写信劝说他们不要因为自傲和尊严拒绝服兵役，可是，“假如有这种可能的话，他们将脆弱的妻子和孩子从痛苦中拯救出来，那么也不会有人因此而谴责他们了”。他们只应在“基督精神扎根于心中时才坚持不懈，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因痛苦而幸福”。无论怎样，他都会请求那些受到迫害的人，“无论如何都不要断绝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信中说的，甚至连希律王[希律王，公元前一世纪古罗马帝国派遣的一位驻巴勒斯坦属地的分封王。在职期间曾审判过耶稣，并将施洗者约翰处死。
]都应该被爱：
您说：“人们不该爱希律王。”——我不知道，可是我认为，您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您也清楚，如果我不爱他的话，我会痛苦，我的生命也会消失。
这份爱是永不熄灭的激情，是神圣纯洁的，甚至连《福音书》上的话都无法令他满足——“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因为他能从中发现一种自私的味道！
在某些人眼中，这份爱实在是太广博了，而且将人类的自私情绪彻底摆脱掉了，致使这份爱变得有些空泛！但是，谁会比托尔斯泰更厌恶这种“抽象的爱”呢？
“现在，最大的罪过就是人类的这种抽象的爱，对于那些相隔较远的人的平庸之爱……爱我们不相识并且永远无法相遇的人，那是十分容易的事！所以我们也不必牺牲什么，同时，还会对自己很满意！这实在是自欺欺人。——不，必须爱你的邻居——而且要爱和你共同生活并妨碍你的人。”
在众多关于托尔斯泰的研究著作中，都谈到他的哲学与信仰并不是新颖的。的确如此，这些思想太美了，而且是永恒的，所以它们不像当下时尚的新潮……有人说，他的哲学思想与信仰属于乌托邦式的。没错，一个预言家就等同于一个乌托邦。他的永恒生活自尘世起便已开始了。既然他出现在了我们面前，既然我们看到了最后一个预言家也加入了我们，既然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头顶有着一道光环——我认为对于世界而言，这是比多一种宗教或一种新的哲学更加新颖、重要的事实。只有瞎子才看不到这颗伟大心灵的奇迹，看不到在这般满目疮痍的世界中那份无边的博爱的代表！
十八
托尔斯泰的相貌具有一定的特征，因此其形象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宽阔的额头上深深地刻着两道重重的皱纹，雪白浓厚的眉毛丛生，长老似的胡须不禁让人联想起第戎城中的摩西。苍老的面容很温和、慈祥，但往日的那份病患、忧伤的印迹依然存在。从二十岁兽性的粗野到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严肃、僵硬，再到现在，他的变化有多大啊！但是，他那双清亮的眼睛仍旧深邃敏锐，显示着无限的坦白，他不隐瞒一切，而又能洞察一切。
在托尔斯泰去世前九年，他给圣教会议的回信（1901年4月17日）中写道：
“多亏了我的信仰，我才能平静欢乐地生活，并能够在平静和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我不禁想起了古时候的一句谚语：“我们不该在人临死前称其为幸福的人。”
托尔斯泰当时引以为傲的那份平和与欢乐，不知是否一成未变，始终与他相伴呢？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在云雾散去的黑暗中，人们期待的光明却没有照射出来。革命的兴奋度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精疲力竭。昔日的不公没有丝毫改变，如果非要说有何改变，那只能说是贫困更加加深了。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就对俄罗斯拉夫民族所背负的历史使命心生疑惑，而他顽强的信心驱使他向远方寻找能够肩负重任的其他民族。他想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认为“东方民族可以重新寻找到西方民族那即将失去的自由”，中国人将领导亚洲各族人民，在以“道”为中心的永恒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大业。[出自1906年，他写给一个中国人的信。
然而他的这一希望不久后就破灭了：信奉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就像往日的日本一样，对自己的智慧加以否定，反而效仿起欧洲来。遭迫害的杜夫勃耳人移居加拿大，但是令托尔斯泰极为愤怒的是，他们刚一到那里就强占了土地；刚刚从国家的枷锁下挣脱出来的格鲁吉亚人，竟打击起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人；被召唤来的俄国军队重新使这一切恢复了秩序。甚至是犹太人都未能幸免——“他们的国家，是此前人们所企盼的最美好的国家，是一本圣书”[在《与捷涅罗莫的谈话》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写：“富于智慧的犹太民族沉浸在圣经之中，却看不到头上的千秋万代正在坍塌，更看不到地球上的各个民族出现了又消失。”
]，但不容忽视一点，他们也沦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恶疾，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是虚假的，“是当代欧洲主义的畸形儿”。[ “在血淋淋的国家恐怖之中，看到了欧洲的进步，若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那简直是犯滔天大罪。”
]
托尔斯泰虽然十分悲哀，可是他并不气馁。他仍然信奉上帝，相信未来：
“如果眨眼前这里能长成一片森林，那就好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必须要等待种子发芽、出苗、长叶，然后长成一棵树。”
而要长成一片森林，则必须有许多许多树。正所谓独木不成林，托尔斯泰虽然是光荣的，可他却是孤单的。世界各地的人都给他写信：从穆斯林国家、中国、日本等，《复活》被翻译成许多文字出版，各国人民都宣扬着他那“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美国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他，部分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问题向他请教。可是他的门徒还不到三百人，对此他十分清楚。事实上，他并不操心去广收门徒，并且反对他的朋友们以他的名义组织托尔斯泰崇拜者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