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17日下午，我在武汉采访时获悉，由于美国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等债权人启动法律程序，申请让东星航空破产，而兰世立又不接受中国航空集团的收购条件，当地政府遂通过相关渠道迫使东星停航，而兰世立也被监视居住。
从2006年5月19日东星航空首飞，到声明拒绝为中国航空集团收购次日的2009年3月14日被叫停，兰世立———东星集团掌门人———这位中国民营航空狂人，用1 030天的时间，画出了一条美丽却黯淡的抛物线。
2005年，兰世立曾以 20 亿元的身家登上“湖北首富”的宝座，后来几度沉浮，如今“落马”，引得坊间几多欷歔。湖北商界对其也褒贬不一。认为他至今日之田地，实与其驾驭政商之道的能力不足有关，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兰世立狂傲的性格。
五天里的江湖
“你要去吉祥（航空）吗，我反正要先疗养一段时间。”
2009年3月17日上午，武汉天河机场旁的东星航空公司三楼楼梯口，东星的两位飞行员正在闲谈；不时有空姐及其他人员从他们身边经过，且无一不是行色匆匆，包括东星航空总经理周永前，更是神色焦虑。
这是东星航空被强制停飞的第三天，也是他们与兰世立失去联络的第三天。这座五层的小楼成为风暴中心，不少人开始考虑新的去处。
2009年3月14日晚上12时起，东星航空停飞。官方的说法是，“应武汉市人民政府请求，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决定暂停东星航空公司航线航班经营许可”。
此前一天，东星航空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拒绝被中国航空集团（中国国际航空母公司）收购。这份只有200余字的三条“严正声明”，措辞非常口语化、情绪化，比如第二条称“因我公司规模太小，中国航空集团公司太大，难以形成商业合作的基础”。
这份声明彼时由位于武汉证券大厦6层的东星集团总部对外发布。
而2009年3月10日，湖北省省长李鸿忠与中国航空集团总经理孔栋，在位于北京中关村的湖北大厦，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构架性协议。湖北省常务副省长李宪生、武汉市市长阮成发、湖北机场集团总经理孟正国等人出席了签字仪式。
“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个莫大的机会。”孟正国后来在电话中对我说。据悉，武汉天河机场2009年下半年将开建第三航站楼和第二条飞机跑道，总投资约120亿元。在这份协议中，中国航空集团的豪情跃然纸上。比如称将把武汉作为国内核心网络枢纽，进行“高起点建设”，并列出了未来五年的航线规划；而湖北省政府也表示，将在税收、土地等资源方面给予中国航空集团一定的优惠或奖励。
把2009年3月10—14日5天中发生在湖北航空界的事件串起来看，外界自然会理解为，民营“小蝌蚪”东星航空，被“嫌贫爱富”的当地政府抛弃，并遭遇了虎视眈眈的国有“大青蛙”中国航空集团。
事实上，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等机构的施压，也是导致东星与中国航空集团短兵相接的驱动力之一，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兰世立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出现裂痕。
省领导的忠告
武汉当地人谈起兰世立，连不少出租车司机都对他的高调与狂傲印象深刻，但他与当地政府（包括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关系向来甚为融洽。
出生于1966 年的兰世立是一位身高不到一米七的湖北“小个子”。他于1990年从武汉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海南省当了一段时间的公务员，回到武汉“下海”经商。此后的近20年当中，他共涉足电子、餐饮、房地产、车队、旅游、公路、电信、航空、酒店等近20个行业。
近两年兰世立打出的广告牌，声称东星集团有三大支柱产业，即航空、旅游及房地产“三驾马车”。而其中使他在商界声名鹊起的，便是航空业。2004年6月，包括鹰联、春秋、奥凯在内的中国第一批共三家民营航空公司获准成立。兰世立次年创建的东星航空是第四家。所谓“后来者居上”，兰世立宣布进军航空业时，放言要购买、租赁超过20架空客飞机，国际航空界大为惊讶（迄今租到了9架）。
然后，法国空客、美国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苏格兰皇家银行相关负责人很快云集武汉，视兰世立为座上宾？ ？
人们自然会想起牟其中当年“罐头换飞机”的传奇，而兰世立很反感别人拿他和牟其中作对比，在他看来，因为牟其中当时只是“倒买倒卖”，而他则是要“经营一项事业”。
2007年，兰世立以“航空狂人”站在事业巅峰的时候（以50亿元资产排在这一年的“胡润中国百富榜”第148位），曾和王石等人一同前往武汉洪山监狱看望已关押了8年的牟其中，牟其中得知兰世立近乎疯狂的经历后，表情复杂，一时说不出话来。
兰世立比牟其中“更胜一筹”之处或许在于，起初注册资金只有8 000 万元的东星航空，竟然撬动了逾百亿元的飞机租购合约，且为卖方贷款，兰世立无需担保，不用抵押，亦无首付———有人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空手套白狼”。彼时也有人将其当作经典案例称为“蚂蚁背大象”。
彼时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兰世立曾与摩根大通等国际投行及中资银行接触，商讨东星上市事宜（后无果而终）。在此前后，生性张扬的兰世立频繁在传媒中出镜，四处演讲，讲自己的成长历史、管理经验等，他称自己的透明度很高，并“改变了中国富豪的形象”。
2008年，中国经济进入“寒冬”，东星资金链受到考验。恰逢旗下的神农架东星国际大酒店（五星级）完工，这一年的“五一”，湖北省政府一位高层领导前往参观时，私底下对兰世立提了两点建议。
一是要抓好管理，“东星这短短几年发展很快，现在我认为要适当放慢点，把基础搞牢固？ ？你不能天天到处飞来飞去，到处接受采访、演讲，能多点时间在办公室踱方步，抓好内部管理，东星的发展就有希望了”。
二是要严谨，“你要紧开口慢开言，祸从口出，祸起萧墙？ ？要是在战场上，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你就和他是一样的下场了”。
而兰世立却并没有听从领导的“教诲”，继续走马灯似地参加各种活动，对“创业领袖”、“领军人物”等各种纷至沓来的赞誉统统笑纳。2009 年1月，东星网站发布“2008年集团十件大事”，其中一条赫然为：“兰总裁在全国的演讲引起强烈反响。”
三驾马车的崩塌
有政府高官一语中的地对兰世立忠告，是兰世立政商关系良好的一处写照。不过，抑或是因为兰世立不羁的性格，抑或因为他所从事行业及路径的特殊性，湖北省及武汉市两级政府似乎又有意无意地与兰世立“拉开距离”，至少在公众场合，鲜有主要负责人出席东星集团相关会议或活动。
事实上，从2007年开始，东星的危机就开始潜滋暗长。兰世立当初关于由地产（东盛房地产）及旅游业务（东星国际旅游）向航空业务“输血”的设想并没有实现，相反开始相互拖累、掣肘，且相伴随的是高管讨薪等闹剧不时上演。
2003年兰世立就开始建造的光谷中心花园，后来竟成为武汉光谷最大的烂尾楼。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江南支行2006年向东盛发放的1亿元违规贷款后来被查出，并牵出涉及东星集团其他一些下属公司包括资产挪用等严重违规行为，一时间满城风雨，中国农业银行武汉市江南支行的9位责任人均遭撤职或调离，东星几位高管也受到了严厉惩治，兰世立也因此被监禁了一段时间。
2008年2月，兰世立在武汉掀起降价旋风，光谷中心花园（二期）原价每平方米8 000元的住宅楼降为每平方米6 000元，他抛出“房价暴利论”，称自己要做武汉房价“雪崩的导火索”！
然而，一年后的现在，我在光谷中心花园的围墙上，看到的是名为“融众投资集团”的公司标语，面朝光谷广场雄伟的“双子楼”，已挂上了“融众国际”的招牌。
资料显示，融众投资集团成立于 2005 年 2 月，是一家集投资银行、融资租赁、担保、典当及管理咨询为一体的多元化金融服务机构。
据知情人士透露，东星当年正是借助融众完成向境外租赁飞机，而兰世立早已将旗下的地产业务打包抵押给了融众。我前往位于武汉新世纪国贸50楼的融众总部向其企业部经理刘江玲求证时，他不置可否。
地产业务断臂，反而倒打航空业一耙，兰世立捉襟见肘。东星航空的欠费记录不断被曝光。2008年5月，因欠缴民航建设基金，东星航空曾一度停飞上海航线。
同样，由于欠费问题严重，深圳机场集团、云南机场集团、杭州萧山机场亦纷纷向东星追讨欠款，并同时采取了相应的制裁措施；东星同时欠下中海油巨额“油债”。
最尴尬者则属湖北机场集团，“在同一个院子里生活，虽然欠费，却不便于采取什么措施”。湖北机场集团一位中层对我如是说。据财经网报道，东星航空自开航至兰世立出事，包括飞机起降费、旅客过港费、房屋租赁费等在内，欠下湖北机场集团逾6 000万元。
在国内走江湖，人情世故很重要，然而美国人却不会如此顾及情面了。2008年开始，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多次向兰世立追索东星所欠的飞机租金，均遭推搪而未果，于是开始诉诸法律途径，协同其他5家债权机构，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东星航空破产。
而据湖北当地媒体报道，东星航空的负债为90亿元，加上飞机的租赁费用，累计高达170亿元；尽管大部分贷款为长期贷款，但东星目前的资金状况，显然难以令人心安。
一位接近武汉市政府高层的人士曾告诉我，鉴于东星糟糕的经营状况，武汉市政府及湖北省政府起初积极斡旋，有意尽快促成中国航空集团收购东星航空事宜，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结果中国航空集团极低的收购价，让兰世立难以接受。“兰世立一气之下拒绝合作，一下子使当地政府陷入了甚为被动和尴尬的境地。”这位人士称。
可以说，东星旅游、航空、房地产这“三驾马车”的崩塌，以及兰世立一直以来性格的偏执与张狂，使得他的政商关系也走向低潮，以至于当通用电气金融航空服务公司等巨头动起真格时，游击战或迂回术顿时完全失灵，尽管他不情愿也不相信会就此“束手就擒”。
赢者的诅咒
2009年3月17日下午，东星集团总部，一位清洁人员在为花盆中的旧土换新泥。这里的气氛虽然凝重，但并没有出现如东星航空公司一样员工纷纷另找出路的情形。
同样，东星旅行社的门店，也照常营业；这一天，在武汉天河机场，我看到，东星航空的航班尽管由别的航空公司代飞，但时间却并没有更改。
虽然事发东星航空，但东星集团及旅游业务的“平静”，同样令人不解。兰世立在东星的管理风格向来强硬甚至专断———我在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一份片段性的东星集团会议及内部交流纪要显示，兰世立总是习惯滔滔不绝地给员工、中层甚至其他高层灌输自己的思路与理念。
在东星危机露出端倪之前，兰世立曾自豪地说，当年进军房地产业和航空业时，几乎所有的东星人都反对。“幸亏他们没拿东星的股份，否则一民主，我就做不了，也就成就不了今天的我了。”
这种风格导致的后果之一便是企业凝聚力的下降和管理混乱。然而如今群龙无首，其他业务板块却近乎风平浪静，有人推测，背后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维稳，武汉市交委一位人士向我证实了这一说法。2009年3月16日，中国国际航空台湾办事处开张。其董事长即中国航空集团总经理孔栋在此间称，仍在争取收购东星。而在早些时候，他曾表示 3 月底一定完成对东星全部股权的收购。“东星拒绝与中国国际航空合作，也许只是少数人的意见。”孔栋说，“经济严冬对规模小、资金不够雄厚的企业，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相比于东星的资金危机，中国国际航空的“成绩单”其实好不到哪里去。截至2008年年底，中国国际航空的燃油套保合约公允价值损失扩大至68亿元。
尽管如此，孔栋表示2009年中国国际航空“有条件”实现赢利，并称中国航空集团已向政府申请了国有资本注资，“希望注资额不低于中国南方航空此前获得的30亿元”，而中国东方航空亦通过增发融资 70 亿元，并获得了银行累计460亿元的授信。
国有航空公司与民营航空公司地位上的不平等，以及向政府索要巨额资金补贴时的“坦然”，在业界持续引发了较大争议。“救一家中国南方航空，够救30家奥凯！”奥凯总裁刘捷音为民营航空打抱不平。
也正是这种不平等，使得东星停航事件发生伊始，坊间就较少关注甚至忽略了东星商业模式一直以来的隐患和兰世立管理风格的硬伤，而是直接将矛头指向了“国进民退”。
经济学中有个术语叫“赢者的诅咒”，意思是说，在拍卖市场中，就算投标者们对其价值的估计是合理的，夺标者也往往不能实现预期的收益，甚至会遭受损失。
在围绕东星的这场游戏中，自我标榜非常透明却早已乱成一团的兰世立注定是个输家，但谁又是真正赢家呢？
谁的宿命
东星航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场宿命，兰世立不羁、张扬的性格则加速了它的灭亡。兰世立从2009年3月起从公众视野里消失，一直到一年后的2010年3月下旬，一家上海媒体报道称，兰世立早于2009年年底就结束了监视居住期，报道称兰世立重获自由后，还曾“兴奋地给挚友打电话称‘我出来了’”。
然而，不到半个月之后的4月10日，武汉市委党报枟长江日报枠发布了一则消息：“东星航空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兰世立，因犯逃避追缴欠税罪，昨日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这则报道也让人们对一年来兰世立的踪迹有了了解：2009年3月15 日被武汉市公安局监视居住，9月13日被刑事拘留，9月29日经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当日由武汉市公安局执行逮捕。2009年12月12日被武汉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0 年 2 月 23 日法院下达逮捕决定，同日交付武汉市公安局执行？ ？
据悉，兰世立在被监视居住期间，每天都要分别写数千字的“东星史”和“铁窗史”。他一边把他的处境称为“悲剧”，一边称“我相信，这种悲剧不会再有”。他显然是太过乐观了。“五十而知天命”，虽是新加坡国籍，但兰世立还是没有逃脱蹲大狱的宿命。
每每有人和我谈起兰世立，我首先想起的便是我在报道中提到的湖北省政府一位主要领导私底下向兰世立提的两点建议，“要适当放慢点？ ？多点时间在办公室踱方步”，“只要敌人还有一个人、还有一口气、还有一颗子弹，对准你一枪？ ？”
多么精辟、恰到好处、具有极高普适性的两条建议啊！
早在2009年年初，中国第一家民营航空公司奥凯航空因为不能及时向机场支付飞机燃油费导致停航，两个月后，兰世立“失踪”，债权人申请东星航空破产。与此同时，鹰联航空股东会和董事会通过股权变更和增资扩股方案，原第三大股东、国有航空公司四川航空成为控股股东。从2005年我国“非公36条”释放航空业市场准入放宽的信号后民营航空公司应运而生甚至蓬勃发展，再到2009年的集体沦陷，一个美丽的传说，4年时间就原形毕露了。
国有航空公司不管被外界如何称为“败家子”，也深谙“妈妈”会来为它解围。大不了从资本市场吸金，轻松惬意。而民营航空却只有成为“弃子”，或被国有航空公司整合而作为其将来的一枚棋子。
2010年5月中旬，国务院出人意料地下发了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36条意见（坊间称为“新非公36条”），鼓励民间资本以独资、控股、参股等方式投资建设民用机场、通用航空设施等一直以来基本为国有资本所垄断的领域。
然而，“新非公36条”并没有引起民间资本太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