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好比一座出将入相的舞台，生旦净末丑，各类人物都是少不了的。所以，耍笔杆子的，自然也要走出来亮一亮相。尤其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翻开二十几史，文化人在这个舞台上，还是少不了的角色。古往今来，没有文人这个行当，还是真的要少了许多热闹。所以，文人很像凡中药方里都有的甘草一样，多一分不嫌多，少一分也不嫌少，但完全没有这味药，君臣配伍就要成问题。文化人就是要起这样一个点缀角色的作用。
在有皇帝的封建社会里，歌舞升平的随班唱和啊，文修武治的山呼万岁啊，歌功颂德的封禅加冕啊，皇恩浩荡的树碑立传啊，没有文人的帮衬，那许多场面的色彩，就怕不会那么精彩了。因为，数千年来，这样用惯了文人，也使他们出了风头，遂养成了其中一部分人，那种时刻准备着的，只要一掀帘子，就能登台献艺的本事。开场锣一响，便马上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表演欲强烈得过头的文人，甚至锣鼓家伙还没敲起来，就会情不自禁地跳踉出来，在那里卖老、卖俏、卖苦、卖骚、卖病、卖隐，乃至于卖寡廉鲜耻，卖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舞蹁跹”了。
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是耐不住，二是不怕丑，三是挺自得，这或许就是曹丕所说的“文人类不护细行”的职业病了。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历史小说，写了那么多的帝王将相，笔锋之余，描绘了三五个文人雅士凑趣，也是理属正常的了。现在看起来，魏晋文人，特别是建安时期的几位作家和诗人，也许是中国最早意识到作为文学家存在于社会之中的独立个体，他们作为文学家的个性，更为突出了。在此以前，像司马迁、班固、班婕妤、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流，他们的身份，主要还是附庸于帝王贵族的官员、清客、幕僚、侍从，或者竟是医祝巫仆三教九流之类，这种职业身份，压倒他们的文学家身份，而文学不过是他们讨好皇帝老子，巴结王公贵族的一种谋生手段，很少作为表现自我的工具。到了汉末，这些文人，就是以文学名义，以文学为生存手段，为文学而文学，以文学来表现自己。至于职务，只是形式或象征意义的事情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管这批文化中最负盛名的七位，叫做“建安七子”，因为他们都是在汉献帝的建安年代，活跃于许都的诗人作家。那时的中国，在文化上有点号召力的，主要是曹操父子，其次是刘表。至于江东的孙吴，那时还不成气候，而刘备只是一个无处存身的亡命之徒，处于豕突狼奔的状态之中。在中国，一旦落到肚子吃不饱，生活不安定的时期，领导人便只会革命文化，而顾不上建设文化的。而自身文化素质很低的皇帝，更把文化视为末流了。回顾五千年文明史，中国文化的历次毁灭性劫难，大半是这些人造成的。
在中国帝王级的人物中间，真正称得上为诗人的，曹操得算一个。他的诗写得有气概，有声势。而且，他能花重金，把蔡文姬从匈奴单于手里赎回来，就因为她的诗把他感动了，这绝对是诗人的浪漫行径，别的领袖人物未必有这等胸怀。他还让蔡文姬把她能记下来的她父亲蔡邕的已被战乱毁灭了的图书文字整理出来，不致湮没，这也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可就在不久前的“十年浩劫”期间，多少珍贵书籍被化成纸浆，再生产成擦屁股的卫生纸；多少稀世文物被砸被毁，从此成为绝响，这种文明与愚昧的倒置，不知道历史是进步还是倒退？
曹操在平定吕布、陶谦、公孙瓒、袁绍、袁术以后，公元196年的许都，有了一个初步安定的局面，才使得他有可能在文化上有所建树。加之他手中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对士族阶层，对知识分子，具有相当的招徕作用。“是时许都新建，贤士大夫四方来集”，延揽了一批像崔琰、孔融这样的大士族和大知识分子，遂形成了中原地带的文化中心。当时，到许都去吟诗献赋，作文卖字，便是许多有名和无名作家竞相为之的目标。
当时驻镇在荆州的刘表，虽然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物，但喜附庸风雅，当时也被列为“八及”之一。时而舞文弄墨，谈诗论经；平素还要找几个文化人装点门面。这是我们中国官场的土产。凡是文人，哪怕是假文人，也有不大肯安生的毛病。由于中原混战之际，他在荆州，得以偏安一隅，地盘相对稳定，而且也网罗了像王粲这样的很负盛名的文人。因此，他在文化上，也想与北方的曹操分庭抗礼。其实，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叹，被人咏唱了一千多年，而现在看刘表，不过以文博名的无聊政客而已。
项羽烧阿房宫的时候，不会想到做诗，到了垓下四面楚歌的时候，就唱开了“虞兮虞兮奈若何”来了。凡无出路，无出息，在仕途上晋升无望，拓展无门，但天性不甘落寞，不肯归田，情不自禁犹想一搏，然而无气力，无奥援的吃政治饭者，就只有附庸风雅，作斯文状，为最佳的保持心理平衡之计了。亦文亦官，似民似官，有名有实，亦下亦上，说在位又不在位，说不管事又管事，说退了还很忙，说忙吧，忙里偷闲还能跳跳舞，唱唱歌，看看戏，指导指导创作，是中国官场中的落魄者和即将落魄者的最能接受的处境。
外国人不大搞这一套假惺惺，打仗就打仗，绝不唱偃武修文的高调；做官就做官，不表示自己案牍劳形，作清高状。拿破仑决不羡慕作家的荣誉，非要当一名作协会员。据传他从莫斯科败退时，把作家和驴子编在一个队伍里，放在最后，不知确否？伊丽莎白女王可以示意莎士比亚写她喜欢看的《第十二夜》，但决不亲自执笔，还要在剧本开头署上芳名。哈韦尔当了捷克总统以后，就管做他的总统，不再当他的剧作家了，而且也不过问别人应该写喜剧，还是写悲剧的事。一到我们这儿，什么儒将啊，儒吏啊，全出来了，最近更扩而大之，还有儒商一说。从前知道，商是惟利是图的，而儒是反对上下交征利的，儒和商联在一起，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若以此类推的话，岂不是可以有儒盗、儒匪之说了么？那可就是真正的笑话了。
其实，像刘表这样的中国官僚，说穿了，有了足够的权力还不满足，和中国的暴发户、百万富翁，有了许多的钱，甚至做到有钱能使鬼推磨以后，还觉得缺点什么一样，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权力、金钱之外的社会价值观，那就是文化。所以，狗屁不通，平仄不分的领导，要作两句歪诗，以显肚子有墨水；毛笔握不好，字像鬼画符的老爷，喜欢到处题词，表示自己有学问；分明文学白丁，却要指导作家，证明他什么都明白；唐宋元明，五代十国，都搞不清楚，也说不上来，却大讲历史教训，以示自己渊博。和有钱人在多宝格里摆假古董，在墙上挂赝品字画，修不今不古的亭台楼阁，雇几个作家为自己写传，或者当枪手弄出一部著作一样，不过是钱多了，权有了以后，在文化方面沽名钓誉，给自己沾点书卷气而已。
荆州的平稳假象，使得刘表错以为他的感召力、凝聚力和政治、经济、文化实力可以与曹氏父子一埒高低。人通常缺乏自知之明，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尤其容易过高估计自己。这也不光是作家的毛病了，绝对清醒的政治家和具有深刻自省意识的作家，终究是少数。处于中原战乱之外的荆州，不过是一个暂时安稳的地方，许多人的到来，逃难避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明白人也看出虚名无实的刘表，前景不佳。《世说新语》引《魏志》曰：“（裴）潜字文行，河东人，避乱荆州，刘表待之宾客礼。潜私谓王粲、司马芝曰：‘刘牧非霸王之才，而欲以西伯自处，其败无日矣！’遂南渡，适长沙。”可见有识之士，并不把他当成什么中心的。后来的荆州，实际上成了吴、蜀、魏的兵家必争之地，成为重灾区。刘表也成了过眼烟云，除了他的怕老婆名声外，现在谁还知道他在文化上的任何成就呢？就算他当时做了荆州作家协会的主席，又如何？
文人的不肯安生，也实在是没有办法，曾经在荆州呆过的，那位很自负的青年才子祢衡，大概觉得刘表不过是个浮泛虚靡的人物，到底打了个铺盖卷，不远千里跑到许都，想在那里一鸣惊人，结果没想到送掉一条小命。写《登楼赋》的王粲，命运比祢衡强多了。刘表死后，劝他的儿子刘琮依附曹操，也随之来到许都，跟着立了功。这位被刘表以其“貌寝……通悦，不甚重也”的王粲，颇被曹操和曹丕倚重，很快成为建安文学的主力。
此其时也，许都的文学气氛达到了高潮。《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活动着许多文人墨客的这个中心，有过这样一段评述：“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孔融、杨修、陈琳、刘桢、徐斡、阮瑀、应玚，和从匈奴赎回的蔡琰，真可谓济济一堂，竞其才华。刘勰距离这个时代约两个世纪，来写这段文坛盛事，是相当准确，并具有权威性的。
曹植《与杨德祖书》中，说到这番繁荣景象，不免为他老爹的气派自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斡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吾王（曹操）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看起来，曹操是振一代文风的始创者，而曹丕曹植是不遗余力的倡导者。所以，在三国魏晋文学中起先河作用的，正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他们开创了文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动乱与安定的关系至大。东汉末年，先是黄巾农民起义，九州暴乱，生灵涂炭，后是董卓那个军阀折腾，战祸不已。洛阳夷为平地，中原水深火热，这时候，一切都在毁灭败坏之中，文学自然也陷于绝境。因为农民革命虽然有其推动时代进步的作用，但其破坏文明文化和毁灭社会财富的极其消极的方面，则更可怕。董卓这个军阀，不过是一个穿上战袍的西凉农民而已，所以，他的行动也自然带有农民革命家的那种仇视文化、仇视知识、仇视人类文明的特点，在这种荡涤人类文明成果的气氛里，在硝烟战火的刀光剑影之中，文学这只鸟儿，只有噤若寒蝉，举步维艰。
所以，建安文学得以勃兴，很大程度由于曹操削平袁绍，北征乌桓，统一中原，休生养息，出现了一个安定局面的结果。如果仍同吕布、刘关张没完没了地打，和我们“文革”期间没完没了地斗一样，除了样板戏，就搞不出别的名堂了。加之他本人“雅爱词章”，懂得文学规律，与只知杀人的董卓，用刀逼着大作家蔡邕出山，就是完全不同的效果了，很快，“建安之初，五言腾踊”的局面出现了。
《文心雕龙》说到建安文学的特点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所以，曹操的《蒿里行》、曹丕的《燕歌行》、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的《七哀诗》、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蔡琰的《悲愤诗》，以及《孔雀东南飞》等具有强烈现实色彩的诗篇，便成了建安文学的主流，也就是文学史所说的“建安风骨”了。
因为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乱，接触到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实景，加之当时一定程度的社会思想的解放，文人的个性得以自由舒展。所以，“慷慨任气”，便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特征。回忆“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新时期文学所以如井喷而出，一时洛阳纸贵，也是由于这些劫难中走出来的作家，适逢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才写出那些产生轰动效应的作品。这和建安文学的发展，颇有大同小异之处，就是对于那个动乱年代“梗概而多气”，真实而深刻的描写，并引起读者共鸣的。因此，“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惟取昭晰之能”，也是时代不容精雕细琢的产物，求全责备，是大可不必的。无论后来的诸位明公，怎样摇头贬低，不屑一谈，起到历史作用的文学，在文学史上便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了。现在那些笑话新时期文学发轫之作如何幼稚的人，其实正说明自己不懂得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幼稚。
由建安文学的发展看到，乱离之世只有遍地哀鸿，而文学确实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和思想解放的背景，以及适宜的文学气氛，才能繁荣起来。建安文学的发展，得益于曹氏父子的提倡，得益于相对安定的中原环境，也得益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人个性的解放。
有一次曹操派邯郸淳去看望曹植，据《三国志》裴注引《魏略》曰：“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讫，谓淳曰：‘邯郸生何如邪？’于是，乃更着衣帻，整仪容，与淳评说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之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从这里，我们看到建安文人的浪漫，豪情，和无拘无束的自由。这和司马迁《报任安书》里那种对于帝王委曲求全到低三下四的心态，和司马相如给皇帝献赋时的那种唯唯诺诺到谄媚依附的神情相比，多了一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不羁的精神。
从曹丕的诗《于谯作》中“清夜延贵客，明烛发高光”和曹植的诗《箜篌引》中“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可以看到他们的宴游燕集，豪饮小酌，斗鸡胡舞，高谈畅啸的快乐情景。《文心雕龙》曰：“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这类沙龙式文人聚会活动时的自由竞争，各驰所长，平等精神，批评空气，也是此前文人所不曾具有的状态。尤其在党锢之祸将大批知识分子无情镇压，人人胆战心惊，惟恐连坐，精神萎靡不振的状态下，建安文人的崛起，实际是给中国文学注入一股活流。
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成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然而，文学发展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还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再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以孔子后代的号召力，一时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写了封告密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于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是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敏悟，起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就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生，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帧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何如？’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岩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文士传》）
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从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刘桢先生倒是当仁不让的。
被政治家这样耍了一下以后，从此，这位文学家还敢坚持建安文人所倡导的“通脱”吗？所以，文学家想搞些什么名堂，都以适可而止为佳，太自以为是了，罔顾一切，便有物极必反的报应。假如这反馈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大多数凡人，是不大容易潇洒得起来的。于是，不但不“通脱”，甚至拘谨过分了。曹丕在刘桢死后，与吴质的一封信里评说到他：“公斡有逸气，但未遒（强劲）耳！”看来，在采石场劳改了一阵，不但为人，连文章也收敛了不少，所以魏文帝才有“未遒”之叹吧？
因此，以后听到有些不知世事深浅的年轻人，不问具体环境，具体条件，动不动指责一些作家，为什么懦弱，为什么不说真话，为什么不顶着枪口上，为什么不杀身成仁？看似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其实不过是站在干岸上，说风凉话而已。且不说鼓吹别人去当烈士，那居心之险恶，而自己碰上这样状况，是否也说到做到，是大可怀疑的。因为这多年来，我很看到一些银样镴枪头的同行，嘴上说得不知多么激昂慷慨，事到临头，骨头比醋焖鱼还要酥软，两脚开溜得比兔子还快者，非止一位。但愿这些说大话的勇者，能够真正的无畏无惧，文坛也许更有希望一点。
建安文人，最早被曹操用来祭刀的，应该算是祢衡，公元198年就让黄祖杀了，208年孔融弃市，杨修是218年，被曹操以军法处死的。在这前一年，也就是217年，许都流行了一场瘟疫，徐斡、陈琳、应玚、刘桢都未能逃脱，相继去世。王粲随曹操征吴，也在这一年死在路上。220年，曹操死，226年，曹丕死。曹植是建安文人中活得最久的，但到232年，也被他的侄子魏明帝用毒酒害死，于是建安文学便画了句号。
数千年过去，如今谈起建安文人，这些名字还是常挂在嘴上的，“融四岁，能让梨”，连小学生都知道的。至于谈到建安文学，在非专业研究者的心目中，只有曹氏父子是居霸主位置的，曹操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曹丕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植的《七步诗》（虽然不能证明是他的作品），还能在普通人的记忆之中，占一席之地。而像出类拔萃的王粲，地位很高的孔融，才华出众的祢衡，他们的作品，当然也很了不起，但很少被现代人知悉。至于徐、陈、应、刘，他们写的东西，大半失传，如今，只不过是文学史中的一个符号而已。
所以，懂得这一点，也许最后连符号还混不上，多些自知之明，该多好啊！文学界里那些年纪大一点的，必欲当祖师爷，要众人膜拜；名声响一点的，定要领袖群伦，一言九鼎才过瘾；位置高一点的，就成了容不下别人的把头，称霸排他；资格老一点的，便来不及地给自己建纪念馆，开研究会，树碑立传，立地成佛。这形形色色的表演，很大程度在于看不大透，才折腾个没完没了。
但继而一想，衮衮诸公的心有旁骛，不在文学上争一短长，而忙于文学外的建树，很大程度由于创作力的衰退，已如阉鸡，无振翅一鸣之雄风，才在这些地方寻找自我。如果不让他干这个，又能做些什么呢？世界本是舞台，没这些膀大腰粗的、迎风掉泪的、顾影自怜的、哗众取宠的老少作家粉墨登场的话，也就不热闹了。
于是，作为一名观众，不妨莞尔一笑，且看诸公如何把戏演下去就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