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代人议论起秦始皇来，第一个话题，就是他的暴政，他的焚书坑儒，多半想不到他作为千古一帝的辉煌业绩。其实，焚书，是始皇帝三十三年的事；坑儒，是始皇帝三十五年的事。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坑于咸阳，是赢政下令干的，因为他发现自己上当受骗，气急败坏，便对知识分子大开杀戒。但焚书，却是李斯给他出的主意，若要分清罪责，至少在焚书这件事上，秦始皇够不上主谋。
1933年，鲁迅先生于《申报·自由谈》上，写过一篇《华德焚书异同论》。因为当时，德国的希特勒上台执政，实行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纳粹分子焚烧书籍，禁止所谓“非德意志”（即不符合纳粹思想）的书籍出版和流通，弄得柏林、莱比锡等城市乌烟瘴气，一塌糊涂。所以，一些报章就把希特勒与秦始皇相提并论，鲁迅先生觉得这样比法，“实在冤枉得很”，他认为，秦始皇“吃亏是在二世就亡，一班帮闲们都替新主子去讲他的坏话了”。
这场焚书的无妄之灾，先是几位博士的闹腾，后是李斯的出谋划策，秦始皇才画圈的。
秦代的博士，都是大儒，不同于现在的博士，只是某一专业达到一定水准的学位标志。如今的博士多如牛毛，那时的博士全国才几十位，所以，地位非常之高，政府对他们相当礼遇。始皇帝过生日，特地在咸阳宫置酒，专请博士们赴他的寿宴。显然，赢政很愿意听这些有学问的博士，唱一曲《Happy Birthday To You》，然后吹蜡烛，切蛋糕。
这就是中国特色了。在历史上，所有朝代的皇帝，打心底里不待见知识分子，他们宁肯要愚民，因为愚民好统治，知识分子有头脑，好思考，就比较难管理。但有时候，像蛋糕上必须有几粒红樱桃点缀那样，少了装点门面的知识分子还不成，这就是秦始皇一定要请博士们来喝寿酒的隐衷。这本应该是个愉快的集会，想不到，却酿成焚书的悲剧。一怪那个山东老学究淳于越，二怪那个投机分子李斯。
历代文字狱，皇帝固然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倘若没有想借帝王之手，屠灭同类，出坏主意，打小报告的小人，这台戏根本就唱不起来的。李斯在秦国，是外来户，一些人（自然也包括这些博士），一直想把他轰走，他很恼火，耿耿于怀，所以，憋着劲要收拾他们，何况，他是地道的小人。这样说，也许有些过分，但从他最后与赵高沆瀣一气来看，至少，说不上是君子。
其实，吃完甜点，果盘也端来了，博士们就该一抹嘴，抬腿走路。但知识分子中的文化人，如作家，如诗人，在灵魂里都会有不那么肯安生的习性，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表现欲。我原先以为“人来疯”是儿童多动症的表现，长大以后，就不药而愈的。后来，我渐渐品出来，有的人，这种“人来疯”的毛病，到了年纪一把，胡子一把，说话泄气漏风，走路跟头把式的老先生，也会像老儿童一样，到了人多的场合，按捺不住要表演，使大家注意他。否则，将老人家旁落于镜头之外，焦距没有对准他，会五急六受，十分痛苦的。
这就是文化人与生俱来的弱点了，从这些秦代的博士起，一直到清代康雍乾嘉文字狱的当事人，常有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有这种没事挑事的嗜好，生怕人家把他当哑巴卖了。譬如，说些帝王不中听的话啦，做些领袖皱眉头的事啦，与领导唱一唱对台戏啦，故意不买上峰的账拿一把啦，等等等等，自以为得意。结果呢，往往是请得了神，送不了神，鸡蛋碰到石头上，惹恼了官家，弄不好，就有可能付出头颅为代价。真到了那时，又磕头如捣蒜地求饶，上陈情表，写悔过书，深刻检查，认真忏悔，就不禁令人为之叹息，阁下，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那是公元前213年，咸阳宫外，小轿车停了一串，共有七十位博士被接来给陛下贺寿。博士跽在下面，赢政坐在上面，主持团拜会的仆射周青臣，自然要讲一通颂扬的话。“陛下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日月所照，莫不宾服。”这也是人情之常，顺水推舟，谁过生日，愿意人家没头没脑浇一盆洗脚水吗？博士淳于越在这场合跳出来，指责人家拍马屁，实在是既没有眼力，也没有什么道理。如按贾谊《过秦论》里描绘的，“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的祖龙神威，周青臣的赞颂，虽有谀词之嫌，但说的也是实话。
现在很难了解淳于越一定要发这次难，所为何来了。是学问太多了的呆气，还是四六不懂的迂腐？是跪得腿疼，心火上升，还是蛋糕块小，嫌分得不公平？依我忖度，很可能是文化人的耐不住寂寞，受不了冷遇的天性所致，文人的出风头欲望，有时候是控制不住的。他之这样做，而且用故意唱反调的办法，完全是希望引起始皇帝的注意。他跽着趋前一步，发了一通“事不师古，而能长久”哉的今不如昔的感慨，然后话锋一转：“今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这意思，谁都听得出来，他才是顶呱呱的诤臣。
我很佩服秦始皇的雅量，对这位山东老夫子的指责，并未火冒三丈，而是“下其议”，让大家讨论，够风度。坏就坏在李斯身上，提出了焚书的主意。所以，严格来说，焚书的发明权，应该属于李斯，而不是秦始皇。
不过，李斯立论的基点，师今而不师古，是绝对正确的。他的名言“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很具辩证法，很符合时代发展的逻辑。生活不会停滞不前，它要发展，它要向前，不可能永远生活在前人的阴影里。无论那是一个多么伟大，多么辉煌，在历史上留过多么了不起英名的大人物，过去的，也就过去了。若是后来者，仍旧抱着棺材板不放，说相同的话，做不变的事，走一模一样的路，连放屁也是一式的气味，那就只能是一代没出息的腐儒而已，而腐儒是绝成不了气候的。
但他出的焚书这一招，实在够糟、够恶、够讨厌，谬种流传，贻患无穷，不但希特勒学得很是地道，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红卫兵小将，也一个个无师自通地成为他的衣钵传人。那些连笔都握不好的手，在华夏大地上点燃起的焚书之火，不知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啊！秦始皇焚书，多少还有些选择，医学的书、农耕的书，是不烧的；而革命小将们的焚书，凡线装书，凡直行排印的书，凡文言文的书，凡外国人写的书，凡他们认为可以归之于封、资、修的书，一塌括子都往火里扔。这种焚书的极端主义，那才叫干净彻底。如果赢政借尸还魂的话，对小将的这份革命洁癖，也会钦佩得无以复加，而自愧不如的。
秦代的书，是竹简，不大好烧，但烧起来，火光烛天，肯定更壮观些，但灰分较大，残留下的灰烬，也肯定会堆积成山的。据说，在陕西省的渭南市境里，一条叫做“沋河”的河岸边，至今还有暴露灰层的秦焚书灰堆的遗迹。在唐代，一位叫章碣的诗人，可能到此一游，写了一首《焚书坑》的七言绝句：“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首诗的后两句，脍炙人口，人们常常引用来说明，无论暴政多么持久，高压统治多么严酷，但思想是无法禁绝的，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不会断根的。秦始皇把书烧了，接下来的汉代，却是继诸子百家的春秋战国后，中国出现的又一次文化高潮期。
赢政以后的皇帝，好像悟过来了，焚书无用，焚了还可以再出版，出版了还要再焚，多费事啊！不如坑儒，把你脑袋摘了，就什么也干不成了。所以，干脆，治标不如治本，收拾知识分子为上上策，重则杀头，轻则充军，让你写不成书，朕还用得着焚吗？这世上不就只有一个司马迁，敢在受了腐刑以后，还有毅力去写《史记》的吗；绝大多数的文人，都会为了上保头颅，下保卵子，俯首帖耳地做顺民的。
中国皇帝好焚书者，此后还有过好几位，但都不具秦始皇那种统一思想，传之万世的雄图大略，多为陷于困境中的歇斯底里大发作，纯属玉石俱焚的自弃自毁的行为。如梁简文帝萧纲，在侯景兵围建康期间，曾经“募人出烧东宫，台殿遂尽。所聚图籍数百，一皆灰烬”。他的弟弟，梁元帝萧绎在江陵被围城破之日，下令焚烧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其中包括从建康为避兵灾而转移到江陵的八万卷书，梁武帝收藏的内府书画数万卷，统统付之一燔。昭明太子的这两位弟弟，真可谓一对难兄难弟。
后来，萧绎被北魏俘虏了，有人很奇怪地问他，你干吗要烧书，你不是手不释卷，爱书如命吗？他的回答是：“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谈到这件事时，不禁叹息：“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日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
皇帝焚书，固然十分可恶，但应该看到，在中国焚书史上，他们焚的书，只是冰山可见的一角，而不可见的水面下的那九分之七，全是非皇帝的焚书者，对于中国文化所造下的罪孽，那才是罄竹难书的恶行呢！
就以今渭南市焚书坑所能看到的残留物，何其可怜巴巴；对照近年来发现出来的兵马俑遗址的焚烧规模，再联想史书所载“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两相比较，秦始皇焚书，真是小儿科得很，而不读书的刘邦先生，特别是西楚霸王项羽先生，放起火来，那才是大手笔。项羽西屠咸阳，连咸阳宫、阿房宫、六国离宫、秦陵都烧得片瓦不存，什么竹简都不会留下来的。
秦始皇焚书时被例外允许保留的医学、农耕书籍，从此荡然无存，连片简只字都找不到了，这不是项羽干的好事，还有谁？所以，是秦始皇烧书厉害，还是西楚霸王和他的江东子弟，还有那些趁火打劫的老百姓烧书厉害，也就不言自明了。
如果上吉尼斯纪录大全，秦始皇是第一位官方焚书者，那么，第一位民间焚书者的桂冠，给项羽戴上，是当之无愧的。
项羽那么勇敢地放火，因为他实际上是个没有什么文化的粗人。虽然他做过“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诗，与现在一些附庸风雅的先生，胡诌两句打油诗的水平，相差无几。正因为他没文化，不读书，所以比谁都恨书。
别看项羽是楚贵族，但满脑袋装的全是小农意识，在咸阳捞了一票以后，就要衣锦荣归，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拥着虞姬回江东去了。在中国，凡具有小农意识的阶级或阶层，都对知识，对知识分子，存有一股狭隘的排斥的警惧心理，若说爱屋及乌的话，自然也就恨人及物，这是他能够连眼皮也不眨一下地大焚其书的内心动机。也就可以理解红卫兵，像疯了似的一定要踩上千万只脚，让老师、教授、学者、专家、“走资派”，一切有文化的人，永世不得翻身，恐怕也是这种拒绝文化的偏执心理在作怪而已。
由此可知，不读书的人，造反可能是把好手，革命也许可能坚决，做一个冲锋陷阵的痞子，可能是块好料，但指望他们尊重知识，爱护文化，珍惜图书，摆脱愚昧，无异于“与虎谋皮”。当时，“文革”发动者不会让读书人去焚书，因为他的手必定会抖，即使在胁迫下，手不敢抖，良知也会战栗不已的。所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四旧”的“文革”狂飙中，大量发动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一马当先，成为焚书的积极分子，道理就在这里。越无知，越愚昧，越没有头脑，越容易迷信，越个人崇拜，越便于驱使。我记得，在那个颠倒的岁月里，一群小将在一个小县城的百货商店门口贴出一纸勒令，不许他们出售一种名叫“太妃糖”的糖。可笑的是，大家对这种无知不敢笑，更可笑的是，商店居然将一块块糖纸剥掉再卖。
现在重提旧事，仿佛天方夜谭，所以，项羽进咸阳后，带着他的江东子弟，杀人放火，大家觉得正常；而萧何到了关中，第一件事是派出人马，四处搜集秦国的文书档案，反倒令人感到蹊跷。谬误成为真理，书籍投进熊熊的火中，也就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了。
史称，项王“收其货宝、妇女而东”，他只要金钱和女人，这也是中国五千年来造反起义，亡命奋斗的不读书的领袖们，所追求的目标。达到了物质上的大满足和性欲上的大满足，项王还会顾及其他吗？在他的心目中，中华民族的文明精华，恐怕连擦屁股的手纸都不顶。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像刘项这班不读书的英雄，才是焚书的真正主力。
前面提到鲁迅先生写的那篇文章，我想不是给秦始皇平反，只是觉得将他与希特勒比，不合适。要当真地算一算账，皇帝焚的书，远不如无知老百姓焚的书多。《大学衍义补》这部古籍里，就提出秦火和汉火的区别：“书籍自经秦火之后，固已无复先王盛时之旧，汉兴，多方求之，至哀帝时，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古书渐渐出也。不幸遭王莽之乱，焚烧无遗。盖秦火之烧，有意而烧，其祸由于君也。汉火之烧，无意而烧，其祸由于民也。”
从此，君之焚书，远不如民之焚书，继王莽之乱后，董卓之乱，八王之乱，侯景之乱，安史之乱，黄巢之乱，一乱接着一乱，无论哪一乱，都是不计其数的书籍付之一炬的悲剧时代。
如果我们沿着焚书的历史线索推寻下来，就该数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文革”动乱了。我不知道在将来修史者的笔下，这“十年浩劫”，会记载在第“二十？史”中。但肯定会标明为“乱”，是无法翻案的。因为即使在“二十四史”中，也难找出一场类似的能够波及到全中国范围的乱。我那时劳改于偏远省份的一个极闭塞的山城里，老百姓连火车都未见过。一日，忽然从省城串联来的红卫兵，加上本地的忙不迭戴上红袖箍的响应者，把大堆的书，加上从县剧团抄出来的戏装、头面、盔甲、唱本，浇上煤油烧掉，那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以这样一个小地方的焚书规模看，小将们那些年里，该焚掉多少书啊，这数字，恐怕神仙也统计不出来的。
所以，我想，谁要有兴趣写一部《中国焚书史》的话，真希望这书的最后一章，就在“十年动乱”这一节打住。由秦始皇开始的第一把火，到红卫兵的最后一把火，从此结束中国焚书的历史，倒不失为一种饶有兴味的组合。不过，电脑科技的飞速发展，已经可以将整个大英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存储在一张巴掌大的光盘上，那么秦始皇，或者刘项，或者革命小将又杀将回来，还能焚得成书吗？
估计，这一回，这些焚书者，大概是不会有什么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