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法护还广招弟子，传播佛法。他的弟子中，敦煌人竺法乘，在敦煌“立有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豺狼革心，戎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可见，当时敦煌地区已经有了讲经说法的佛教寺院，佛教思想已经在当地的各民族中广为流传，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敦煌已经是各国各地各民族佛教高僧的重要聚集地之一，寺院经济也有了一定的发展。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墨书《莫高窟题记》中载有晋司空索靖题壁号仙岩寺”，可证其史。
佛教事业的兴盛，寺院的发展，翻译佛经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敦煌莫高窟的凿建创造了条件。
前秦苻坚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吕光西征获胜而归，带着龟兹高僧鸠摩罗什，途经敦煌。罗什所乘白马病死，曾瘗于沙州城内，留下了白马的美妙传说，后来建塔名“白马塔”，一直保存至今。
鸠摩罗什随吕光从龟兹东去长安传播佛教，停至敦煌停留歇息，罗什所乘白马突然染病不起，几天里水草不进。一日晚，白马托梦给罗什言：“我本是上界天骝龙驹，受佛主之命，驮你东去传播佛教。入吴之前道路险阻，风沙迷漫，方向难辨，由白马伴你而行。再前行便是阳关大道，敦煌是我超脱生死之地，我将不再伴你而行，望你前途郑重。”罗什听罢紧抓马尾，苦苦哀求传教乃是佛祖大事，可不能半途而废，功败垂成。”白马见罗什情切，又言前边不远处便是葫芦谷，那里有你的新乘骑，将伴你东去。”言毕，白马化作一片彩霞，冉冉升向天际。值此时，一声马嘶，罗什惊醒，原为一场噩梦，旋即随侍来报白马已逝。”罗什悲痛于心，花费重金修建了敦煌白马塔。
敦煌白马塔位于沙州故城东南隅，后历朝各代重修。塔高叠九级，意为白马死时九岁，塔壁形奇饰美，别具风格。塔底呈八角形，每角面宽三米；二至四层为折角重叠式；第五层周有突出之一乳钉，上为仰莲瓣；第六层为覆体形塔身；第七层为相轮形；最上为六角坡刹盘盖顶，每角挂有一铃。
敦煌白马塔的建筑艺术，是中国民间建塔艺术和佛教建筑艺术的完美结合，充分反映了敦煌地区古代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
白马塔的建筑是为佛教思想的传播服务的，在相当时期内它也推动了敦煌地区佛教事业的兴盛。一个神奇美妙的故事，一段如诉如泣的历史，今仰观白马塔，在微风吹拂下，借鸠摩罗什的情思，听塔顶角铃的鼓罄，仿佛悠扬清远之际白马啸啸长嘶。佛教思想在中国古代，正是通过这种思想和行为的结合远扬的。
北魏孝昌中，敦煌罢镇置瓜州，首任州刺史是北魏宗室明元帝四世孙东阳王元荣。元荣是一个非常佞佛的人，在他担任刺史的二十多年里，不仅在敦煌莫高窟新凿建了许多石窟，而且还广写佛经，以为功德。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有西魏大统四一五年（公元538-539年)的题记和东阳王元荣的画像。北魏建明元年(公元530年)元荣一次就写《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30部；普泰二年（公元532年)又写《无量寿经》100部；永熙二年（公元533年）又写《涅檠》、《法华》、《大云》等经百余部。佛教等文化事业的发展，是和当时敦煌地区风平浪静、相对安宁的政治经济形势相一致的，也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直接相关。对统治者来说，兴建开凿石窟规模越大，施写佛经越多，似乎就表示自己的“功德”愈高。
当时的敦煌地区，“地接西域”，“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随着佛教事业的进一步兴盛，僧徒云集，各项文化事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仅敦煌一地就涌现出众多的《史》、《传》高僧和佛学大师。如释道韶(敦煌犯氏）、释道法（敦煌曹氏）、释道颖（敦煌索氏）、释慧远(敦煌李氏）以及佛学大师宋云等等。他们对敦煌地区佛教事业的发展、文化事业的兴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法颖撰有《十诵律比丘尼戒本》；慧远撰有《涅檠疏》10卷、《大乘义章》14卷，都流行于世。敦煌在中外高僧佛徒及统治者的影响下，成为我国西北地区早期的佛教中心，布满了佛教寺院。
敦煌人宋云从小受佛教影响，崇慕怫法，不辞辛劳游学于当时寺院林立、高僧云集的北魏都城洛阳，后又归依佛门，专心修行。北魏孝明帝神龟元年(公元518年），胡太后笃信怫教，为了表示对佛祖的虔诚，巩固自己的地位，选派已是洛阳崇立寺的高僧宋云和惠生等到天竺（印度）取经。宋云、惠生等高僧从洛阳出发，西行40天达“国之西疆”“赤岭”(今青海湖东北日月山）；再越“赤岭”西行23天，到达吐谷浑国（今青海省都兰一带）；又沿柴达木盆地北缘继续西行，越阿尔金山到达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地区），过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经塔什库尔干，越葱岭(帕米尔高原)进入恹哒国；又经其西南越兴都库什山进入天竺，遍游佛迹，取得真经。
宋云、惠生等前后历时五年，过雪山、涉流沙，克服千难万险，足迹踏遍西域诸国，于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从天竺带回佛经170部，均为“大乘妙典”。宋云等取经回国，推动了当时佛教事业和其它文化事业的发展与兴盛。
宋云西行东归，不仅完成了“修礼佛迹”、求取佛经的任务，还将沿途所见所闻及各国风土人情写入《宋云家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极其珍贵的历史资料。虽然《宋云家记》早已散佚，但幸北魏秘书监杨衔之依据其书和《惠生行记》、《道荣传》等有关记载，辑录成《宋云行记》，附于《洛阳伽蓝记》一书内。这对了解当时阿富汉、巴基斯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民俗和文化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是我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中的一份宝贵的文化财富。宋云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传播了友谊，增进了中西方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
北周时期，虽仅短短二十多年的统治，但其施行西部修好和稳定的政策，为敦煌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其间虽有周武帝宇文邕文化改革的毁佛运动，即“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又将“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但未及波动敦煌郡，北周即被隋代，所以对敦煌地区佛教文化事业的影响甚少。
敦煌莫高窟现存北周时期凿建洞窟15个，其中不乏建筑弘大的大窟，敦编第428窟，面积达178.38平方米，内绘供养人像多至1200多身，其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都是超越前代的。另有敦煌西千佛洞，现仅存16个洞窟中，就有北周时期洞窟3个，可见当年该处未毁之前，北周所开洞窟更不在少数。暂短的政治统治时间里，能够开凿如此数量和规模的洞窟，足见其佛教兴盛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也表明当时敦煌地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富裕的程度。
为此，北周大诗人庚信游历敦煌时，写下了吟诵敦煌莫高窟景致的诗句，更可佐证当时敦煌佛教、文化事业兴盛三危上风翼，九坡度龙麟，路高山里树，云低马上人。悬岩泉流响，应知有姓秦。”北周时期的佛教文化发展，为隋唐时敦煌佛教、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敦煌莫高窟的早期石窟艺术(北凉、西凉、北魏、西魏、北周时期）一、敦煌莫高窟早期石窟艺术概况
敦煌莫高窟初创时期的洞窟已经很难寻觅，或许早已不复存在了。敦煌学学者们经过艰苦努力，从现存的早期洞窟中，通过比较、分析，找出一组十六国晚期、相当于西凉到北凉统治时期的石窟，即第267、268、269、270、271、272、275窟。
这一时期战祸离乱频繁，石窟题材和内容及表现形式，最富有时代的特征，反映了当时人们热切地盼望“弥勒下生”，以解救其苦难的愿望。窟内大都是以弥勒菩萨、禅定佛、说法佛为主的造像，在成排的阙形龛内塑着各种姿态的、救世人于水火的弥勒菩萨。
北魏平定凉州时，曾遭到沮渠氏的激烈抵抗，经过了反复的争夺，佛法精深的凉州沙门都持械登城以御魏军。凉州陷落后，酒泉、敦煌等地继续抵抗，最后沮渠氏残部才被迫撤离敦煌远渡流沙。但同时，柔然与吐谷浑经常侵扰元魏西境，敦煌地区还是不得安宁。时敦煌虽一度置镇，但孤处危境几乎自不能保，幸尉多侯率领敦煌军民多次苦战才稳定了下来。自是东西交通交流逐渐频繁起来，地据两关的敦煌也逐渐恢复了战后的繁荣。此时兴建保留至今的莫高窟洞窟有第251、254、257、259、260、263、265和487窟。其时主要窟型是人字披顶和中心塔柱的“塔庙”式或称“支提”式窟，洞窟内壁画除本生故事外，多以千佛为主要题材。
高欢、宇文泰分割北魏为东、西魏，元魏之际，柔然衰微，丝路畅通，北魏在敦煌撤镇建立瓜州.宗室东阳王元荣为瓜州刺史，其任职历北魏、西魏两代，他十分佞佛，曾在莫高窟开凿修建了很多窟寺，而且施写了藏经几百卷。这一时期现存莫高窟洞窟有：第246、247、248、249、285、286、288、431、435和437窟。其特点是将东传于内地深受南朝文化影响的佛教、艺术又移植西来。同时历史的战乱和割据，使统治者感到自己政权的不稳，从而有《五百强盗成佛》这样的故事画，以佛教壁画的意识形态措施反映当时的历史现实。
北周一代虽统治敦煌仅24年，但东西交通畅通，其间在莫高窟很有建树。曾经在敦煌莫高窟兴修过佛窟的建平公于翼，正驰骋在西北河西走廊，为对付兴起的突厥、吐谷浑而努力。建德三年(公元574年)宇文邕灭佛时，也曾在瓜州大乘寺毁过几座佛塔，但并198未影响石窟的兴建，莫高窟至今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许多精美的北周洞窟15个。第250、290、294、296、297、298、299、301、428、430、438、439、440、442和461窟。其形制、绘塑风格，正是西魏到隋洞窟之间的过渡。壁画内容首次出现了须阇提品、善事太子入海品，这些孝子和善兄恶弟的故事画正是周武帝复古制、重儒术、沙汰释道的反映，中国传统的孝悌观念与佛教善恶思想开始结合。这些北朝晚期的敦煌莫高窟艺术，内容丰富，描绘细腻，均以描述瞻详而超越前代。特别是对人物描绘晕染手法的多样化，在绘画技巧上充满了探索精神，为未来的隋代石窟艺术丰富的表达形式和能力积累，提供了制作经验。
敦煌石窟艺术的早期阶段，在古老的汉晋文化的基础上，外来的佛教文化执着地保留着它的宗教仪轨所必须遵循的大部分特点，但也不断地在被改造成汉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并已经有了壁画、塑像的从改造到创造的优秀成果。
二、敦煌奠高窟早期建筑艺术
莫高窟艺术石窟群，是集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性佛教艺术宝库。
从建筑来说，它是莫高窟艺术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莫高窟的建筑，主要是木构建筑。古代艺术匠师们把木构建筑和石窟巧妙结合起来，着重发展了窟檐和通廊。根据不同的洞窟形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建筑特点和形式各自有所不同，不断地出现着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形式。
早期的洞窟可以归纳为几种类型。最早的洞窟为禅房式(僧房式)。第268窟是北凉时期开凿的洞窟。窟形窄长，平棋顶，西壁开一龛。食里塑一交脚弥勒像，南北两壁各有两禅室。
禅室就是在主室内开小室，供僧人坐禅修行。
第285窟是西魏时的洞窟。窟顶为覆斗形，中间开一个大佛龛，两侧各开一小佛龛。南北两壁各开四个对称并列的小禅室。北魏487窟也属这种类型(历经后世所重修）。
还有一种类型的洞窟，中心塔柱式。主室平面为纵长方形，高大方形的中心塔柱位于室内后侧中心部位，塔柱前窟顶为人字披顶，塔柱后窟顶为平棋顶，塔柱直通窟顶。这种洞窟形式为早期洞窟形式。
北魏第254窟、第257窟、第248窟，北周第428窟，都属于这种类型。
覆斗式洞窟窟形又是莫高窟早期的窟形之一，也是莫高窟形制最多的窟形。由于取掉了中心塔柱，使窟内的光线充足，窟室宽敞，四壁完整，不会分割，有利于画师绘制大型故事画和经变画。室内有了宽敞的空间，也有利于僧俗大众拜佛和观赏壁画，又为供养礼拜活动提供了场所。
西魏第249窟就是最早、最典型的覆斗形洞窟，此窟呈长方形，南北长为6米，东西宽为4米，面积为24平方米。西壁中央开一圆券形佛龛，龛内塑一坐佛，顶为覆斗形。覆斗中央开一圆心莲花藻井。
这些石窟的建筑风格，在印度石窟寺的基础上揉合了西域的地方风格，传到敦煌，再和中原建筑传统结合，表现了细部的中国式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古代艺术匠师们对于自己建筑传统的尊重。
除石窟本身和木构窟枪而外，壁画里还有许多建筑画：宫殿、褛阁、城池、寺院、民居、马厩，应有尽有，形成了一部中国一千余年的建筑史。
壁画中的建筑，分别属于十六国到西夏的各个时代，前后延续了800年。用很生动的描述，反映了当时的平面配制、结构特征、处理手法、作风格调和建筑方法。
阙形建筑是北朝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也是莫高窟最早的建筑图形之一。它主要是建在入口处两侧的岗楼，或中心地的高大观察台。慢慢又演变成宫门、城门等建筑。
北魏第257窟《小沙弥守戒自杀因缘》的佛经故事中就有宫阙的构图，中间为宽阔的宫门，宫门上有瓦脊、廊檐，宫门两侧各有一座阙形建筑。这种宫阙形式的建筑在此时此地，已经失去了登高远望的作用，只是起着装饰的作用。
三、敦煌莫高窟早期彩塑艺术
莫高窟洞窟里的主体是塑像，它们是从十六国、北朝经隋、唐、五代、宋、元至清代1000多年间陆续塑造起来的。它经历了11个朝代，延续1000多年，从高达三十几米的巨像到十几公分的小像，均生动形象，活灵活现。莫高窟保存了3000余身彩塑，它包括圆雕塑像2000余身、影塑1000余身。在元代以前的2000多身彩塑中，基本完好的原作，共计1400余身，其余大都经过后代(特别是清代)妆色或重塑，有的已失去原作原貌。敦煌莫高窟的艺术是古代民间匠师们的卓越创造，是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和智慧。像敦煌莫高窟这样保存古代彩塑数量之多、延续时间之长久、塑绘技艺之高的石窟群，世界罕见。它不但瘥我们民族珍贵的文化艺术遗产，而且也是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灿烂夺目的瑰宝。
敦煌莫高窟彩塑的题材和对象是佛教尊奉的诸佛和诸神，是佛门弟子、僧俗大众敬奉和崇拜的各种偶像。有佛陀、各类菩萨、天王、力士、供养人像等，大多为虚构的宗教世界中的各种人物，也有世俗世界的各种人物。
由于敦煌莫高窟石窟开凿在砾石岩层上，不适宜搞雕刻，古代的匠师们就用草泥、胶泥、土坯、木料、柴草、色料等材料，用木头扎制成骨架，根据塑像的形象、姿态，用草泥塑裹，再用细泥、草泥，加胶泥塑造形态表面的细致部分，经过修正，然后用色料描绘妆銮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