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西汉建立之初，为了适应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对吏员的需要，汉王朝逐步的建立和形成了一套选拔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具体包括了皇帝征召、私人荐举等多种方式，但最制度化的是“察举”，即由地方或中央各部门长官负责考察和举荐人才，朝廷予以录用为官。曹操便是因察举制度中的“举孝廉”，得以20岁入洛阳为官的。
察举各科设置之初，还能体现选贤任能的原则，也的确选拔出不少济世之材。同时极大地促进了讲习儒经的社会风气的形成和教育的发展。但延续到东汉后期，士人为了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或者攀附权贵，贿赂请托。因而士风日下，察举不实。
尤其是东汉末年，祸乱四起，由官员推荐人才的察举制度早已经漏洞百出，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可笑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由名士品评人物的做法开始出现。
东汉末年著名贤士许劭和他的堂兄许靖，才识谋略过人，在清河岛上开办了一个讲坛“月旦评”，每月初一命题清议，评论乡党，褒贬时政，不虚美，不隐恶，不中伤，能辩人之好坏，能分忠奸善恶，不论在朝或在野人物，都在品评之列。评后验证，大家都非常信服。凡是得到好评的人，无不名声大震。
当时袁绍名播海内，权贵大臣都不放在眼里，唯独畏惧许劭的评价。许劭在曹操年轻时，曾经品藻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可见眼光之准。
“月旦评”讲坛引得四方名士慕名而来，以能得到“二许”一字之评为荣。后来，“月旦人物”便成为品评人物的一个成语。许氏兄弟利用“月旦评”为时政举荐了不少人才，对当时取士有着很大影响。
到了汉末魏初，社会上对人物品题由对具体人物的评论，发展到对人物才性高下标准的讨论。刘劭的《人物志》便反映了这一思想特点，书中对评论人物才性的原则和标准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讨论。
魏文帝曹丕称帝前，为了拉拢士族，采纳魏吏部尚书陈群的意见，制定了九品中正制，使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人物志》就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才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专著，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人物志》作者刘劭，官至尚书郎、散骑侍郎，赐爵关内侯。受魏文帝诏，搜集“五经”群书，分门别类，纂为《皇览》。又与议郎庚嶷、荀诜等共同制订律令，作《新律》18篇，著《律略论》。
刘劭糅合了儒家、道家、名家、法家各家学说，在《人物志》中，讲述了鉴定人才之术、量能用人之方及对人性的剖析。探讨了人才选拔的标准原则问题，并且对人性、才能和形质等分析甚详，这本书开创了魏晋士大夫品鉴人物的清谈风气，对后世如何观察甄定人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刘邵认为从人的外形气质，可以观察他的才干和性格。人之筋、骨、血、气、肌与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应，而呈显弘毅、文理、贞固、勇敢、通微等特质。此5种特质又分别象征仁、义、礼、智、信“五常”，表现为五德。换言之，自然的血气生命，具体展现为精神、形貌、声色、才具、德行。内在的材质与外在的征象有所联系，呈显为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等，是为九征，这相当于所谓气质的层次。
依照不同的才性，刘邵将人物分为兼德、兼才、偏才等3种。透过德、法、术等3个层面，依其偏向，又可分为12才，即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依其才能不同，适合担任的官职也不同。
刘劭研究人的心理现象，是为了找到这些心理现象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伦理道德和修养学说以实现人才的政治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