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AN国家要持续发展下去，需要在原来的“雁阵型”发展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努力探索更加平衡的发展战略。因此，ASEAN先行国家要在继续努力进行技术追赶的同时，设法把经济发展的成果波及到新加入的ASEAN国家，通过全体ASEAN国家创造出动态发展的机制。
在此提出以下对策：第一，重新确认ASEAN国家在国际分工体制中能够发挥长处的领域。在此基础上努力构建与中国的互补关系。第二，通过ASEAN自由贸易地区（AFTA）统一区内市场，并由此搞活区内贸易和投资。第三，通过全体ASEAN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在技术集约型以及知识集约型产业领域，创造出新的成长产业。
一、寻求互补关系
中国与NIES之间是互补关系，而与ASEAN国家之间是竞争关系。韩国、中国台湾在高技术产品上有优势，而技术力量弱的ASEAN国家只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与中国竞争。但是，ASEAN国家并不是绝对均质的集合体，东盟国家之间在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ASEAN国家与中国之间还是存在互补的可能性。在与中国建立互补关系问题上，ASEAN国家拥有以下几方面优势：
第一，ASEAN的市场规模。从规模上比较ASEAN国家与中国，可以看到：GDP方面，中国约1万亿美元，而ASEAN国家约6000亿美元；制造业生产（按附加价值计算）方面，中国约3800亿美元，而ASEAN国家约1800亿美元；人口方面，中国约13亿人，而ASEAN国家约5.5亿人。ASEAN国家大约相当于中国经济规模的一半。它不仅具有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来自区外投资的可能性，而且对ASEAN区内企业还具有潜在市场的吸引力。
第二，ASEAN国家现有的产业集聚。至今为止，跨国企业对ASEAN国家的电气及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进行了巨额投资。在ASEAN国家的生产据点，技术转移进展顺利，R&；；amp；D资源也得到了积累。这些产业将通过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为在东亚地区的竞争中生存下去而采取积极的行动，由此将建立一个与中国互补的分工体制。
第三，低成本劳动力的存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目前正处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知识集约型产业为重点的转移阶段；另一方面，越南、柬埔寨等新加盟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重点发展轻工业。尽管新加坡、马来西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中国相比在失去优势，但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缅甸等新加盟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还可以与中国进行竞争。从整体看，ASEAN国家还是有可能取得与中国进行竞争的成本竞争力的。
第四，ASEAN国家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ASEAN国家在农产品、石油、椰子油、橡胶、水泥、纸浆及纸这些天然资源以及资源加工产业上对中国有比较优势。预计这些产品对中国市场的出口将会有所扩大。
二、AFTA作为增加活力的王牌
AFTA以降低区内关税、废除非关税壁垒、推进投资自由化以及促进ASEAN内贸易与投资为目的。
根据通用有效特惠关税（CEPT）制度，ASEAN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到2002年底，越南到2003年，老挝、缅甸、柬埔寨到2005年要把区内关税降低到0～5%。此外，ASEAN六国到2015年，其他国家到2018年要废除进口关税。
根据ASEAN投资地区（AIA）框架协定，到2010年对加盟国的投资者，到2020年对所有国家投资者开放所有领域。可以预料，届时将诞生ASEAN这样一个巨大的市场，以开拓市场为目的的投资也将活跃起来。
如果能在ASEAN地区内开展无进口关税的贸易，那么将降低零部件及原材料的区内供给成本，提高ASEAN作为生产据点的竞争力。进入ASEAN的跨国企业将重组分散在区内的生产据点，并推进集约化，实现规模经济。区内分工的发展又将促进ASEAN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通过区内投资和贸易的扩大，AFTA无疑将对ASEAN国家经济活性化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依靠AFTA搞活ASEAN国家经济也带来了几个需要解决的课题。为了充分获得AFTA可能带来的好处，ASEAN国家必须团结一心，为实现目标采取对策，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高度依赖区外市场。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以英法德为中心的欧洲联盟（EU）相比，ASEAN是小国集合体。ASEAN区内没有一个国家有巨大的市场，这使区内交易的比重很小，对日本以及美国这样的区外大国高度依赖。尽管 ASEAN 的人口规模很大，但 GDP的规模（1995年）却只有 NAFTA的5%、EU 的6%、南美共同市场（MERCOSUR）的65%。
在NAFTA和EU，区内交易比重分别占50%和60%，而ASEAN只占20%多。因此，作为ASEAN，有必要采取的战略包括：对区外经济体维持开放体制；增加区内交易的比重；强化与有可能成为巨大市场的国家的经济合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韩国、日本等国之间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FTA）对ASEAN来讲也具有重要意义。
2001年10月，中国向ASEAN国家提出了“中国及ASEAN自由贸易圈设想”的建议。在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发展动力中心的今天，ASEAN国家在思考自己的经济整合时，已不可能再忽视中国的存在。
第二个问题是在 ASEAN缺乏强势领袖的情况下，如何使ASEAN加盟国之间保持统一的步伐。
ASEAN加盟国，从人均GDP超过2万美元的新加坡，到人均GDP只有200美元的柬埔寨、老挝，各国发展阶段有很大差异。与由此产生的产业结构和竞争优势不同，经济差异是导致ASEAN国家步伐不一致的原因。要实现AFTA，需要解决加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对立。
对于由于AFTA而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各国都要求延缓降低进口关税的期限。马来西亚把汽车的进口关税下调延期到2005年；印度尼西亚推迟了石油化学制品的进口关税下调，就是说，对没有竞争力的产业仍然保留了保护关税。另外，对新加盟国家进口关税下调也被延期。这样做是否真正能充分发挥本国的现有优势并奠定国内产业基础，很值得担忧。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加工型产业方面具有优势，而对这些领域的投资，除了越南，其他国家都不积极。
ASEAN加盟国中出现了一方面与AFTA合作，另一方面又独自强化区外关系的动向。具体的例子是一些加盟国缔结了两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与日本之间缔结了FTA；泰国与孟加拉国、印度、斯里兰卡、缅甸之间推行自由贸易圈设想，同时还和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进行两国间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对ASEAN 国家的渗透。在2001年11月召开的ASEAN首脑会议上，达成了以10年为目标的、与中国缔结FTA的共识，并进入了准备阶段。中国与 ASEAN国家签订FTA的目的是，通过成立AFTA，减轻由于中国对ASEAN国家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对ASEAN国家出口中占较大比重的电气及电子零部件，由于主要针对出口加工区，所以影响不会太大。但纤维制品、家电制品等以ASEAN各国国内市场为对象的出口则会由于AFTA而受到影响。
如果ASEAN国家与中国之间缔结FTA，那么将进一步加速外国直接投资向中国的转移，因为中国作为以ASEAN国家市场为对象的出口据点的作用增加了。尽管中国目前在增加向ASEAN国家的投资，但通过FTA给来自中国的投资实施紧急刹车也是可能的。
第四个问题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在区内贸易扩大中最受影响的是那些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本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由于来自区内进口的增加，迄今为止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企业将面临竞争激化的状况。由于很多中小企业缺乏价格竞争力，所以影响将是严重的。
三、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对策
20世纪90年代，ASEAN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了对中国的成本竞争力，因此一直希望通过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来获取新的竞争优势。“雁阵型”发展要成为可能，前提条件是通过技术积累实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集约型产业的转移。特别是在ASEAN国家中经济发展相对超前的国家，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制约越来越明显。例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由于劳动力不足，已不再可能希望通过增加劳动投入量来增加生产。在这些国家，劳动力成本相对上升，与此对应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课题。
关于ASEAN国家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其主要课题有：向技术集约型产业和知识集约型产业转移；通过治理竞争环境、完善产业基础设施，强化竞争力；提高ASEAN整体的内需依存度。
第一个问题是向技术集约型产业和知识集约型产业转移。ASEAN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后就正式开始采取对策。各国采取的措施有：在科学技术政策上增加R&；；amp；D的预算；在产业政策上以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移为重点；奖励在生化、新材料、电子等领域的R&；；amp；D活动；通过建设科学园促进对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完善信息通信技术（IT）领域的基础设施，振兴IT产业；培育高技术领域的风险企业；培育辅助产业；促进研究开发型产业的集聚等。
在重点领域的R&；；amp；D活动和培育风险企业方面，各国都采取了减免税、政府财政补贴、人才培育计划等措施，并对外资企业设立R&；；amp；D据点采取了奖励措施。例如，新加坡在继续对IT产业投入大量资源的基础上，加大了对以分子细胞生物学研究所（IM灢CB）等为核心的生化领域的R&；；amp；D投入。马来西亚为把本国建设成区内信息产业中枢，而加快了对信息通讯广播设备超级基地（MSC）的建设。
但从整体看，ASEAN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对策，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取得像诞生出新主导产业部门这样的成果。从事R&；；amp；D活动的人才，在数量上也难与中国抗衡。因此，必须把那些能充分发挥现有产业基础与技术积累的领域作为中心，集中于这些领域，强化R&；；amp；D投入，培育新兴产业。
第二个问题是治理和完善事业环境与产业基础设施。必须纠正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的无效率经济运作。作为“裙带资本主义”受到批评的一些问题，如政官民的勾结、企业经营公开的不充分性、银行融资不透明性等问题，需要优先解决。在产业政策方面，必须重新审视国内产业保护政策，以确立自由竞争的环境。
另外，千万不能忘记维持政治稳定。ASEAN国家至今为止之所以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主要原因是政治稳定。由于亚洲金融危机，ASEAN国家开始出现影响政治稳定的阴影。
第三个问题与向内需主导型经济转变的目标相关，即摆脱对发达国家出口依赖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需要通过缩小国内收入差距来提高国内消费能力，提高内需比率。从 ASEAN整体看，通过积极开展对新加盟国家的经济合作，促进新加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来扩大区内市场是需要解决的课题。
其次是服务产业的高度化。培育以IT引领的金融、流通等产业。以高度化的产业为对象的服务，不仅对强化产业竞争力必不可少，而且还会带来新的事业机会。观光产业就是其中之一。通过与中国保持紧密的经济关系，有望使ASEAN国家观光产业扩大需求。中国到ASEAN国家的旅游者，从1995年的79万人增加到了2000年的228万人。ASEAN国家中，泰国是接受中国旅游者最多的国家，每年大约要接受70万的中国旅游者。
ASEAN国家目前仍有很大的潜力。通过实现 AFTA，推进区内最佳产业配置，提高生产效率，吸引新的外国直接投资，有可能从ASEAN先行国家向ASEAN后发国家延续新的“雁阵型”发展。
但是，如果ASEAN国家不能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区内市场统一的利益就如同画饼，最终将遭到被国际竞争淘汰的命运。在与中国的关系上也亟须确立能充分发挥互补关系的优势竞争领域。
流入中国的国外直接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不断扩大，1997年达到最高峰后势头减缓。其后，2000年、2001年比上年又有所增加。
近来导致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重新呈现增加趋势的主要原因是：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不断推进市场开放；外国企业对商业机会扩大的期待感；急速高涨的中国作为世界生产基地的存在感。
近年来，中国制造业的发展颇有引人注目之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提高，被称做“世界工厂”。导致这种急剧变化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产品质量的显著提高。
在此之前，人们认为中国产品的优势只存在于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而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可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具有竞争力。然而，近年来，中国具有较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生产在不断增加，产品质量也在迅速提高。产品质量的提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但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是丰富的、优质的、低成本的人力资源的存在。
中国的人力资源在吸引众多外资企业的同时，也支撑着中国的竞争力，使中国“世界工厂”化成为可能。本章在将中国与其他东亚国家比较的同时，分析了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其优势所在。首先，考察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其次，在与其他东亚国家人力资源现状相比较的基础上，分析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最后，针对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在同欧美企业进行比较的基础上，举例探讨其利用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及其今后是否能出色利用中国人力资源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