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EAN国家中最先进入发展轨道的是韩国、中国的台湾和香港以及被称做“亚洲四小龙”之一的新加坡。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是马来西亚、泰国，进入90年代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也加快了发展步伐。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ASEAN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创造了GDP实际年增长7.7%的高记录。但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经济被迫大幅度后退。另一方面，也由于中国的追赶，ASEAN国家不得不重新审视原来的“雁阵型”发展形态下的发展战略。
一、产业结构的不平衡
在东亚“雁阵型”发展中，ASEAN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产业结构不平衡。
考察ASEAN国家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到：产业结构按照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向特定产业过度倾斜；内需产业与出口产业之间产生两极分化；资本产品产业的发展滞后。
考察东亚各国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可以看到：尽管有韩国运输机械的比率高，台湾地区电气及电子产品的比率高这样的差异，但韩国、台湾地区的重工业化程度都很高，拥有和日本、美国相似的产业结构。在中国大陆，纤维产业的比重虽高，但重工业化率也高，产业结构较为齐全，而ASEAN国家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则明显偏重于特定产业。可以认为这是各国发展阶段不同的反映。
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电气及电子产业、化学产业的集中度较高，而轻工业的比重则很小。两国都通过生产电气及电子产品的跨国企业实现了工业化，从而成为了半导体、计算机硬件、AV器械等产品的出口据点。化学产业也一样，在新加坡石油精制是重要产业，在马来西亚食用油（椰子油）是重要产业。
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食品、纤维是主要产业，轻工业的比重较高。在泰国，食品、纤维及鞋袜、电气及电子产品作为出口产业有所发展。在印度尼西亚，食品、板材、纤维及鞋袜是主要产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电气及电子产品的生产也开始呈扩大趋势，结果导致电气及电子产品成为除板材、纤维及鞋袜之外的主要出口商品。在菲律宾，食品是最大产业，与印度尼西亚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电气及电子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开始增加，电气及电子产品的比重开始增加。
越南、老挝等新加入东南亚联盟的国家，由于还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产业结构向食品、纤维部门高度集中，重工业部门的发展很滞后。
ASEAN国家拥有上述产业结构的主要原因，一是ASEAN国家从单个国家看经济规模太小。因此，资本集约型产业没能实现规模经济，再加上技术能力积累不够，很难到外国寻找市场。因此，钢铁、石油化学等领域的资本效率比较低，没能取得国际竞争力。
二是ASEAN国家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森林资源和矿物资源。各国根据秉赋程度的不同采取了不同的资源加工型产业发展方式，例如农产品加工、橡胶、造纸及纸浆等。
三是通过在电气及电子产业领域接受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创造了经济规模比较突出的出口产业。不论是在生产额和附加价值额上，还是在出口上，对电气及电子产业的依赖程度都很高。
ASEAN国家产业结构的另一个不平衡之处是，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程度较高。在ASEAN国家出口中占较大比重的电气及电子产品，是以替代日本、NIES向发达国家出口的形式发展起来的。ASEAN国家出口的约50%以美国、日本和EU为对象。东盟内贸易的比率停留在20%的水平。1999～2001年之间表现出来的ASEAN国家的景气恢复与景气减速，是受制于发达国家市场IT热潮的结果。因此，ASEAN国家的出口一方面要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还要面对为在有限的世界市场上争夺市场份额而进行的激烈竞争。
二、ASEAN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断加深
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ASEAN国家在非成本因素，如基本设施、国际商务的经验、企业家精神等方面和中国相比具有优势。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加速经济发展之后，ASEAN国家也由于自身保持了高速发展，仍然维持了对中国的优势地位，或者说维持了与中国的互补关系。
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后，ASEAN的经济发展被迫停滞下来，而中国则作为世界的生产据点登场。在纤维等劳动密集型产品领域，ASEAN国家的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被迫与中国产品苦战。在需要高技术的电气及电子产品领域，ASEAN国家的产品也要与中国产品展开竞争。
目前，接受外国投资设立出口据点型企业的东亚国家，正从ASEAN国家向中国转移。但预测表明，未来不仅来自东盟外的新增投资将减少，而且 ASEAN国家向中国的直接投资还将增加。结果将给ASEAN国家带来在NIES出现过的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特别是对ASEAN国家中生产成本处在较高水平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在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还有较大差距的阶段，实现产业高度化、高技术化的问题。
面对现状，ASEAN国家对中国的危机感日益增强。但是，ASEAN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又不单纯是竞争关系。通过贸易、直接投资，ASEAN国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在逐年加深。ASEAN国家需要建立一种通过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充分发挥各自的长处，相互都赢得利益的经济关系。在此，我们对ASEAN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及投资现状进行简单考察。
1.ASEAN国家与中国的贸易。ASEAN国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由于国家的经济规模相对较大，与中国之间的交易规模也较大。越南、缅甸等新加入ASEAN的国家，与中国的交易规模尽管不大，但中国在这些国家贸易中的比重却非常大。原因有三：ASEAN新加盟国在边境上与中国接壤，经济交流十分方便；收入水平低，对廉价的中国产品需求大；劳动力成本低，大量接受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对ASEAN国家的出口，从1995年的105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73亿美元。ASEAN国家的进口从1995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222亿美元。进口的增长率超过了出口的增长率，中国对ASEAN国家的贸易赤字幅度在扩大。中国对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新加入ASEAN的国家都是出口超过进口，但对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则是进口超过出口。
中国对ASEAN国家的贸易多数经过中国香港地区。在此，我们根据 ASEAN事务局的资料，从不同商品种类对除新加入ASEAN国家以外的ASEAN六国与中国香港地区及中国的贸易交易进行考察。1999年ASEAN六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为264.1亿美元，而从中国的进口额为191.8亿美元。
在中国与ASEAN国家间的贸易总额中占较大比重的是电气及电子产品（占30%）和办公机械（占19%），仅两者就占了整体的一半。由于1994年电气及电气产品和办公机械相加才占20%，因此，可以知道两者的增长是多么地迅速。其他主要商品还有润滑油及燃料、塑料、木材、有机化学制品、宝石、纸制品、医疗器械、棉花、油脂、钟表、谷物、橡胶制品等。另一方面，进口超过出口的主要商品有谷物、运输机械、棉花、无机化学制品、金属及金属制品等。
2.ASEAN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ASEAN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扩大。中国方面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ASEAN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是28.5亿美元，可以与来自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的直接投资相匹敌。
在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中国香港地区占绝对比重，而ASEAN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又多数经过香港地区，因此，ASEAN国家的直接投资对中国已达到了不可忽视的规模。
不同国家中，新加坡占ASEAN国家对中国直接投资的70%～80%。其中，包括在新加坡设立据点的日本及其他ASEAN国家企业的投资。
ASEAN国家对中国的投资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以在日益扩大的中国国内市场寻找商业机会为目的的投资。工业园区开发，房地产开发，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的投资属于这一类型。其中，新加坡的投资非常积极。新加坡的政府系统企业对投资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在对中国投资中起到了牵引作用。但是，正如在苏州工业园区遇到企业招募困难的例子中所看到的，并不是所有对中国的投资都很顺利。新加坡在各种制度及习惯上遇到的困难中积累着对中国投资的经验，并据此强化着对中国的商业活动。
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华侨系财阀集团把中国作为国际事业多元化的主要目标来投资。20世纪90年代后，ASEAN国家的华侨系财阀集团开始扩大与中国的商务活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正式开始了对中国的投资。这是因为有的财阀集团根据中国国内经济较好的情况，树立了事业多元化的目标。
在泰国，以食品及农业为核心的猜龙·帕卡朋（CP）集团对中国进行了积极的投资。CP集团在中国国内投资了100所以上的养鸡场、饲料工厂，在购物中心等非主业领域也进行了投资。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系财阀集团的投资中，也有一些是因为想分散由于本国政局不稳定所引起的风险而进行的。
第二种情况是以寻求丰富的技术人才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为目的的投资。代表性的例子是新加坡的与电子相关的企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扬，这些企业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就已经把劳动密集型工程从新加坡转移到了马来西亚等近邻国家。目前，又正在把电子产品委托制造（EMS）、用于电子产业的零部件制造及精密加工等生产环节逐步转移到中国。
在中国开始本地生产的大型企业有萨克森精密工程（Seksun PrecisionEngineering）、阿兹特克系统（AztechSystem）、纳特斯体电子（NatSteelElectronics）、九龙技术工业（JurongTechnolo灢giesIndustrial）等。这些企业不单纯以靠近地处中国的顾客企业为目的进行生产，还以充分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为目的。马来西亚佩南州集聚了以生产半导体、计算机硬件为主的电子产业。如AKN技术（AKN Technology）、恩技术（Eng TeknologiHold灢ings）等企业，当地配套产业也开始在中国设立生产据点。
另一方面，中国对ASEAN国家的直接投资，尽管件数不多，但呈增加趋势。中国对ASEAN国家的投资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资源开发型投资。以向中国国内市场出口为目的的造纸、水泥、石油等领域的投资，马来西亚萨巴州的造纸工厂是其典型例子。另一种情况是以进入ASEAN市场为目的的投资。如在家电、摩托车等领域的投资。还有以在AFTA范围内的东盟内出口为目的的投资。其他还有一些不属于直接投资的投资，如中国以低成本为强有力的武器，承包了ASEAN国家的一些公共事业、建设等项目。
中国扩大对ASEAN国家的投资，对ASEAN国家来讲，与其他国家直接投资一样，具有扩大其国内生产的好处。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作为新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源泉不断进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但是，对以他们国内市场为对象进行生产的现有企业来讲，中国企业的进入将会带来加剧竞争的问题。迄今为止，ASEAN市场是按照日本、欧美企业提供高级商品，本地企业提供低级商品来划分的。如果中国积极扩大对ASEAN的投资，中国企业就会加入到市场竞争中去，这对本地产业将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三、强化国际竞争力的紧迫性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所导致的ASEAN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下降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特别重要的问题有：技术积累的滞后；必须通过改善市场竞争环境，推进产业结构改革等。
1.技术积累的滞后。在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中，ASEAN国家，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基本上是依靠增加来自外国的、体现高技术的资本投入，来实现技术层面上的赶超的。ASEAN国家通过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接受外国直接投资实现了体现更新技术的资本存量的积累。它们不是通过开发自己独特的技术，而是以享受“后发利益”的形式实现了技术进步。
ASEAN国家的工业化仍停留在最终产品的组装阶段，资本及中间产品不得不依靠进口。因此，依靠外资主导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带来了扩大零部件等进口和依赖外国技术的问题。ASEAN国家的贸易结构已是一扩大出口，就会增加与此相应的资本及中间产品的进口的状况。
ASEAN国家的技术吸收能力不够，工程师、具有熟练技能的员工供给不足。经济高速发展造成这些高技术劳动力工资上扬。此外，作为外国企业技术外溢接受器的配套产业发展也不快。以电气及电子产品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直接投资，在出口加工区内形成了“隔离地经济”，与本地企业的关联程度较小。尽管从本地企业筹集零部件、原材料的情况有所增加，但与国内企业的关联程度仍然很小。
由于ASEAN国家在技术积累方面严重依赖外国，导致本国的R&；；amp；D能力积累不能充分满足自主实现产业高度化的需要。这些国家还没有达到摆脱依赖外资的阶段。韩国、中国台湾已经在电气、电子、汽车领域诞生了有本国或本地区品牌的企业，并在国际市场上确立了地位。但 ASEAN国家在需要高技术的领域，还没有诞生出拥有独特技术或品牌的本国企业。它们在这方面的发展还比较落后。
2.竞争环境的治理与完善。ASEAN国家对电气及电子产业等出口导向型产业实行了开放政策，但对石油化学、钢铁、汽车等内需产业却一直实行进口替代政策。由于对国内产业实行保护政策，这些产业缺乏国际竞争力。
担当进口替代角色的是国有企业和本地财阀集团。政府在采购过程不透明的情况下，对大规模的进口替代项目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在这些国家大型基础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政治家、财阀、银行之间产生了被称之为“裙带资本主义”的关联关系。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人们开始认识到，“裙带资本主义”是导致ASEAN国家竞争力下降的主要原因。ASEAN国家提出了摆脱“裙带资本主义”的重要政策，同时也开始着手精简缺乏效率的国有企业和财阀集团。
“裙带资本主义”也是导致金融机制失效、失控，财阀集团积累不良债权等一些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严重起来的问题的原因。由于亚洲金融危机，ASEAN国家的金融部门积累了大量的不良债权，遭到了巨大打击。各国金融部门直到现在仍处在重建过程中。因此，在工业开发、基本设施建设方面，资金供给受到了限制。
要搞活ASEAN国家的经济，处理不良债权与重建金融部门一样必不可少。金融危机爆发时，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机构大约有一半的贷款（泰国是47%，印度尼西亚是49%），成为不良债权，马来西亚的不良债权率也上升到14%。各国为清理不良债权都组建了资产管理公司，把金融部门的不良债权交给该类公司处理。泰国把51%的不良债权、印度尼西亚把85%的不良债权、马来西亚把39%的不良债权交给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结果降低了金融部门的不良债权率。即使这样，到2001年底，每个国家的不良债权率仍处在12%左右这样一个高水平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