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中央军委命令毛泽东为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同司令员朱德一道指挥中央红军前方部队作战。但是，党中央仍没有把军事指挥权全权委托给毛泽东。周恩来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5日朱德、毛泽东从前敌司令部向周恩来报告了3月6日军事行动部署就是明证。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从组织上名正言顺地开始进入党中央和军事领导核心中工作。在多数重大军事决策上，他的意见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得到了军委的同意。可是，他一不是党中央总的负责者；二不是党中央委托的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只是帮助者；三不是军委的负责者，“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因此，一些受右倾单纯防御路线影响深的人，对他在军事指挥上的正确意见，不但不理解，而且还产生了不服从的情况。党中央和军委3月4日已成立了前敌司令部，前方作战指挥均由前敌司令部军政首长朱、毛负责。然而林彪却在3月10日《关于向打鼓新场前进的建议》的电报，不发给前敌司令部朱、毛首长，而发给了中央军委主席朱德，撇开毛泽东。这是党中央要设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第一个因素。
自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每天要开二十多人的工作会议，研究作战部署，由周恩来最后下决心。这样，一是要花费时间，还可能贻误战机；二是毛泽东高出一筹的军事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易发挥出来，因为是集体决定，毛泽东尽管有不同意见，也只能服从。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金沙县城）、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在二十多人参加的军事工作会议研究这个“建议”时，会议绝大多数同志同意林、聂“建议”，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但会议通过，毛泽东只有服从。可是，毛泽东还不放心，认为红军这次作战会吃大亏，又去找周恩来，让他晚点发出同意林、聂“建议”的命令，再想一想。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第二天又开会，毛泽东从全局出发，高瞻远瞩，科学地分析了敌情和已失去战机的根据，才说服了大家，会议又否定了林、聂的“建议”，周恩来决定以朱德名义发出《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历史实践证明，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只有组织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精明强干的、高出一筹的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指挥中心，代替每天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军事工作会议，才能充分发挥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才华和军事指挥艺术，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势和环境，使红军粉碎敌人新“围剿”，摆脱危机，扭转战局。
为此，毛泽东和张闻天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几个人组成的前委，指挥作战。毛泽东说：“在打鼓新场，洛甫每天要开二十余人的中央会议。洛甫提议要我为前敌总指挥……以后组成三人团领导。”张闻天说：“在抢渡乌江以前，泽东同志提议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周恩来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泽东、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陈云说举手表示支持，最后大家一致通过。就搞了个三人指挥小组。”
又因为，毛泽东能纵观全局，驾驭战争胜负，在关键时刻，使红军和党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周恩来在谈到撤销进攻打鼓新场敌据点作战计划时说，在会议上“毛主席坚决反对那个军事计划，后来还是停止了”，“自此以后成立三人团，集中军事领导，少开会议”。又说：“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其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集中地反映在3月11日以朱德名义发出的《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中：“林聂彭杨：据昨前两天情报，犹旅已由西安寨退泮水，如见我大部则续退新场。滇军鲁旅已到黔西，12号可到新场，安龚两旅则跟进。依此，我主力进攻新场已失时机。因为我军12日才能到新场，不但将为黔滇两敌所吸引，且周川两敌亦将出我侧背，如此转移更难，所以军委已于昨10号21时发出集中平家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之电令，以便寻求新的机动，望准此行动。”
综合上述情况分析，党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为成员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一是由于受右倾单纯防御路线影响较深的同志，在作战中因毛泽东在职务上不是党内委托的最高领导者和军政上的最高首长，而仍干扰毛泽东决战防御路线和以此制定的作战部署；二是由于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每天召开二十多人的中央会议，研究决定红军的作战，集体领导指挥军事，使毛泽东高出一筹的军事才能发挥不出来，因而，红军险境总是摆脱不了；三是党中央为发挥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扭转战局，必须把军事大权委托给毛泽东，使他名正言顺地贯彻决战防御路线，指挥红军作战，把党和红军从危境中挽救出来。党中央三人军事小组成立表明，党中央完全信赖毛泽东能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凭借他多年同蒋介石军队作战的经验，正确地指挥红军，打破敌人的新围攻，扭转战局，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