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在文治武功上出类拔萃，在陵寝的设置上也是别具一格，他的“万年吉壤”——昭陵，首创唐代因山为陵的规制，形成有唐一代的定制。昭陵是唐朝规模最大、最有代表性的“天下名陵”，并被历代统治者尊为“圣灵之地”，在中国皇陵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昭陵在风雨飘摇中经历了1300多年，当年的巍峨庞大的地表建筑已是断壁残垣，墓中随葬品也是不知所终，惟有那无言的石雕还在诉说往日的辉煌。但所有的这一切都不能掩盖这座昔日金碧辉煌的殿堂所留下的诸多神秘的谜团。
昭陵为什么要因山为陵？是采纳大臣薄葬的建议还是防止后人盗墓？
为什么昭陵的陪葬墓有那么多，而其后他的贤子贤孙们却只能是孤单寂寞？
“昭陵六骏”这一世界级的国宝是怎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漂洋过海，成为人家的瑰宝的？“昭陵六骏”还能团圆吗？
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果真入葬昭陵了吗？如果入葬昭陵，为何在盗墓后却杳无音讯？
这就是昭陵的秘密，也是昭陵的魅力。
@@◆依山为陵是为薄葬吗
昭陵，位于陕西省礼泉县的九峻山上。九峻山“九峰俱峻”、“山峦起伏，气势雄伟”，为“关内道之名山”。该山颇为神奇，从其南面观之，形似圆锥；从西南面望之，形若覆斗，极像日本的富士山；从东面看之，形同笔架，当地人称之为“笔架山”。李世民的陵墓即凿山为洞，在山峰底部建地下宫殿，连同陪葬墓在内，绵亘数十里，气势宏大，蔚为壮观。凿山建陵，开创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先例。据《旧五代史》记载：宫室壮丽豪华，和人间没有两样，陵墓的外面又建造了华丽的宫殿，苍松翠柏，巨槐长杨。杜甫在描绘昭陵的诗中称赞说：灵寝盘空曲，熊罴守翠微。再窥松柏路，还见五云飞。昭陵是唐朝第二代皇帝、大唐江山的实际开拓者李世民的陵寝，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怎样的帝王呢？
唐太宗李世民是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在推翻隋朝暴政，建立唐王朝的过程中，他跃马征战，屡建战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统一天下的年代里，更表现了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但他不是太子。因为功劳太大，他的哥哥太子李建成感受到了莫大的威胁，遂决定对李世民下手。但李世民早有准备，终于在626年6月，李世民在京城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同年8月逼父亲退了位，自己当上了皇帝，是为太宗，次年改元贞观。
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后，继续实行了一系列的合乎时宜的政策，调整中央官僚机构，加强皇权统治，确立科举制度，重视选拔人才，虚心听取意见，发展文化艺术。这一切都为唐王朝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久便出现了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秩序比较安定的局面，这就是有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最为后人所称道的是用人纳谏、不滥杀功臣，这在历代封建帝王中是独一无二的，算得上一代圣明君主。当然，唐太宗毕竟是个封建皇帝，奢侈糜烂对他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到了晚年不惜劳民伤财，满足自己的享乐。649年，唐太宗与世长辞，死后葬入昭陵。
昭陵的一大特点就是依山而建。李世民为什么一反秦汉的积土为陵，而主张依山建陵呢？又为什么相中九峻山呢？
“因山为陵”据说是因贞观十年文德皇后临死时给唐太宗说要俭薄，希望因山而葬，不需起坟。文德皇后死后葬于昭陵。关于以山为陵制度的原因，在同年11月文德皇后葬后，唐太宗撰文刻石碑时才表露出真正的用意：皇帝以天下为家，何必把财物放在陵墓中，才算自己拥有。今天凭借九峻山作为自己的陵寝，不藏金玉、人马、器皿，仅用土木用具而已，这样就可以平息盗墓之心，使陵寝长存而不受连累。这里所说因山为陵，不藏金玉，与其说是为了俭薄，不如说是为了让盗墓贼死心更恰当些。虞世南上书唐太宗时就说过：“自古及今，未有不掘之墓。”因此，唐初以山为陵的目的，无非是看到汉代积土为陵而最后终不免墓盗尸毁，为了利用山岳雄伟形势来防盗掘而已。
至于看中九峻山，据说是当年唐太宗征战、狩猎常来往于此山，他看上了九峻山的雄伟，所以在正式选择陵地时曾对群臣说：九峻山孤耸回绝、山高万仞，可置作山陵之处。事实上，九峻山海拔1800多米，形势陡峭险要，尤其是主峰高耸，直插云天，确实十分壮观。昭陵的地宫就开凿在主峰南坡的山腰间，据文献记载：从墓道至墓室进深达250米，进入地宫要通过5道石门。地宫内“中为正寝”，东西两厢列置石床，床上摆放石函，函内装铁匣，匣内“悉藏前世图书”，据说，举世闻名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手书的《兰亭序》真迹就藏在其中。若论随葬的奇珍异宝，史书记载“宏丽不异人间”，由此足可想见昭陵地宫的富丽堂皇，可见太宗生前强调的薄葬也不过是为了欺骗世人，好让自己安安稳稳地在地下做他的太平天子罢了。
昭陵陵园广阔无垠，整个陵园占地面积60公里，山上山下都建有陵园设施。陵山上有依山围绕的垣墙，墙角建有角楼。垣墙所辟门数说法不一，有说四面设门，有说设南北二门。昭陵南面设门毫无问题，北门称司马门，皇帝谒陵时，随祭者就“列司马门内”。沿山腰还建有房舍游殿，供太宗灵魂出游玩乐。为保证供奉皇陵者的方便，顺山势修架了300米的栈道，后因保护山陵安全又拆除了。陵园内的主要建筑有献殿、祭坛、寝宫和下宫，还有庞大的陪葬墓群。
献殿，位于陵山南面，正对内城的南门门阙。经考古材料得知：献殿遗址约为40米见方，殿门朝南，其前有一块约20米见方的广场。献殿建筑早已不存在了，但遗址内出土了不少建筑饰件，其中有一件高1.5米、宽0.6米、底长1米、重达150公斤的大鸱尾，是当年大殿房脊上的饰物。由此足见献殿建筑的高大雄伟。考古工作者曾搞过一个比例复原，认为昭陵的献殿是一座高10米以上的重檐九间大殿。
祭坛设在陵山北麓，南高北低，以5层台阶地组成，愈往北伸展愈宽，平面略呈梯形。祭坛的主要建筑物在南三级台阶上，由寝殿、东西庑房、阙楼、门庭组成。整个祭坛遗址东西长53.5米，南北宽85.5米。祭坛的司马门内东西两庑列置驰名中外的“昭陵六骏”石刻。
同与六骏石刻陈列于祭坛司马门内的，还有14国君长相。这14尊君长石刻雕刻的是唐太宗时期14个少数民族首领，其中就有著名的吐蕃赞普即西藏藏王松赞干布。这些少数民族首领当时和唐王朝关系密切，有的还在皇朝任职。唐太宗死后诸位君长有的致书献宝，有的请求殉葬，这不仅说明唐王朝统一海内、天下归顺的繁荣景象，而且是唐太宗所施民族政策的成功。
寝殿位于陵山北部。据文献记载，寝殿是唐陵日祭或以时祭的场所。殿内供奉皇陵主人的神位，生前服御之物也陈列在殿内。平日宫人供养如平常，重要日子皇帝亲自朝谒昭陵时，这里又是举行重大祭奠仪式的活动中心。据文献记载：永徽六年（655年）正月初一，唐高宗亲自谒拜昭陵，带着文武百官，宗室子孙，奉谒寝宫时，先让崇圣宫中的妃嫔、大长公主以下及越、赵、纪三国太妃等，在神座左右侍列，如活着的时候的样子。然后，皇帝到神座前，行哭拜祭奠之礼，阅先帝先后衣服。祭拜完毕后，边走边哭走出寝殿北门，才坐着马车回宫。这段记载一则说明寝殿的作用，同时也是对重大祭奠仪式的概括，将一个盛大的朝拜皇陵场面再现给了后人。
@@◆为何有这么多的陪葬墓群
昭陵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庞大的陪葬墓群。昭陵有多少陪葬墓？这些陪葬墓主是些什么人呢？他们和唐太宗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据考古工作者调查，昭陵有功臣贵戚等的陪葬墓167座，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这是援引汉代的制度，唐代从献陵开始。起初只限于赐葬，随后允许申请陪葬，渐次扩到陪葬者子孙亦可从葬陪陵。据昭陵有碑及出土墓志记载：陪葬者或享受国葬，丧葬所需概由官府支付；或者由官府为之立碑；或者官府赠米粟布帛；或赐衣物；或给羽葆鼓吹等。还有预赐茔地，以便生前就修造坟墓；也有为纪念战功而起冢者，如李靖墓起冢象阴山、积石山；李绩墓起冢象阴山、铁山、乌德犍山；阿史那社尔墓起冢象葱山；李思摩起冢象白道山等。再还有皇帝亲为撰书碑文者：如魏征碑为唐太宗撰书；李绩碑为高宗撰书；最突出的是重臣魏征墓，不仅形制特殊，依山建在昭陵元宫西南的凤凰山上，墓前有土阙和石碑，而且唐太宗还亲自为他撰文立碑。究其原因就是魏征一心辅佐太宗，为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的繁盛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唐太宗认为魏征是他的第一大功臣，所以破例陪葬在身边。陪葬墓的石刻也极为精美，温颜博墓前的石人、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皆为当时艺术精品。从墓内还发现了大量精致的工艺品，例如李绩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花饰俊美，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绩得了一顶。众多陪葬墓衬托了陵园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
唐太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陪葬墓？唐朝的陪葬制度又是怎样规定的呢？为什么昭陵以后陪葬墓就急剧减少了呢？
唐太宗处理君臣关系有名于史，他确有重用人才、论功行赏之美德，死后让功臣宿将陪葬，也有“荣辱与共、生死不忘”之情义，同时也反映了唐太宗时君臣之间“义深舟楫”的关系。昭陵陪葬墓的特点就是功臣多于密戚，功劳高于亲族。当然，唐太宗毕竟是个封建皇帝，儿女亲情也是不可忽视的。昭陵皇族墓多在山上，尤其是嫡出的公主墓就在昭陵元宫附近，长乐公主、城阳公主、新城公主不仅靠近元宫，而且陵墓形制特殊，有的陵峰或为“乳峰状”，或为覆斗形，最后还各有阙。总之，昭陵陪葬墓之多，是任何一座皇陵都无法比拟的。
唐代陪葬墓的排列位置总体上是依据死者的身份、政治地位及其与皇帝的亲疏关系而周密布置的。《唐会要》记载：陪葬墓按照文臣武将分为左右而排列，坟高四丈以下，三丈以上。由此可见，唐代的陪陵制度有着严格而周密的规划，它反映了“主尊臣贵”、“崇重今朝冠冕”的封建等级思想。但是，唐朝的陪葬制度到了昭陵就发展到了顶峰，昭陵以后的陪葬墓就急剧减少。据《资治通鉴》和《唐会要》、《长安志》记载，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泰陵只有太监高力士一人陪葬；颇有作为的唐肃宗建陵也只有郭子仪将军一人陪伴；有小太宗之誉的唐宪宗的景陵只有太子、皇后、妃子等4人陪葬。陪葬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但跟陵主在位期间的政治气氛和死后的政治背景有关，还与唐朝中后期国力的衰败，中央集权制的逐渐衰微有极大的关系。
@@◆“昭陵六骏”定天下
唐太宗四处征战，精通骑射，所以他对于骏马和弓箭尤其喜爱，为此还写了诗，如《咏弓》：上弦明月半，激箭流星远。落雁带书惊，啼猿映枝转。唐太宗的弓箭比一般人的要大一倍，而且箭法极好。有一次，突厥人在战场上得到了他的一枝箭，纷纷称奇，对他佩服不已。对于马，唐太宗更是偏爱，他有首《咏饮马》写得很有感情：骏骨饮长泾，奔流洒络缨；细纹连喷聚，乱荇饶蹄萦。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因为对骏马的偏爱至深，在临死前唐太宗还要求在昭陵里刻上六匹骏马，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昭陵六骏是六匹什么样的马，为何能得到唐太宗如此的钟爱？现在存在哪些谜团呢？
昭陵六骏是中国古代陵墓雕刻史上继西汉霍去病墓“马踏匈奴”之后的又一伟大作品。“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当年统一全国时南征北战、驰骋战场骑的六匹战马。为了纪念六骏，唐太宗命令描绘放大六骏的图像并将它们雕刻在石屏上。工匠们运用高超的技艺，雕刻了六骏逼真的形象。据传说，六骏形象出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之手，雕刻家再依其形象雕刻于石屏上。石屏高约五尺，宽约六尺，石屏右上角或左上角都有唐太宗自题的四首赞美诗，由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从文献中得知，六骏中的“特勒骠”是唐太宗平宋金刚时所骑的坐骑，排列在东侧第一，黄白色，嘴微黑色，太宗称赞说：“应维腾空，承声半汉；入险摧敌，乘危济难。”排在东侧第二的“青骓”，是唐太宗镇压窦建德农民起义军时所骑的坐骑，苍白杂色，前中五箭，被称赞为“足轻电影，神发天机；策兹飞练，定我戎衣”。东侧第三为“什伐赤”，它是唐太宗与王世充、窦建德作战时的坐骑，纯赤色，前中4箭，背中1箭，太宗称赞它是“溏涧未静，斧钺申威，朱汗骋足，青旌凯归”。西侧第一为“飒露紫”，这是唐太宗攻打东都洛阳王世充时的坐骑，被称赞为“紫燕超跃，骨腾神骏，气袭三川，威凌八阵”。西侧第二为“拳毛马呙”，是平定刘黑闼时所乘，黄马黑喙，前中6箭，背中3箭，太宗称赞它是“月精按辔，天驷横行，孤失载戢，氛埃廓清”。西侧第三为“白蹄乌”，这是唐太宗和薛仁杲作战时的坐骑，纯黑色，蹄俱白，被称赞为“倚天长剑，追风骏足，耸辔平陇，回鞍定蜀”。这六匹骏马，三匹做立状，三匹做奔驰状，神态迥异，各具特色，形象逼真。尤其是“飒露紫”最为传神，它刻有大将邱行恭正在受命为太宗坐骑拔箭的情形。中箭后的“飒露紫”垂首而立，且因生理上的剧痛，本能地向后退缩，邱行恭欲拔不忍的爱马之情，在浮雕中得到了惟妙惟肖的体现和反映，这真是一件人马难分、情感深挚的绝世佳作。可就是这样的传世之作，千年风雨几经磨难，留下无数谜团，最为人们所欲探知的就是它们的名称之谜、色彩之谜和盗运之谜。
昭陵六骏的名称史料记载得比较详细，但对其的产地来源、名号含义和陪葬习俗后人却不得而知，尤其是为什么标以现在看来甚为古怪的名称，更是让后人凭空生出许多联想。近百年来，“昭陵六骏”牵动着众多中外研究学者的心，但大多从艺术角度评论其珍贵价值，对其来源则语焉不详，不甚了解，甚至望文生义，讹传误解，无人能全面参悟这一玄机。中外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探讨过昭陵六骏中的一些名号，有人推测是波斯语，有人判断是粟特文，还有人认为是突厥文或梵文，但一直没有定论，留下了一片谜团。
随着近年来突厥学和敦煌学、藏学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显学”，有学者以突厥语作为突破口，分析了贞观年间唐帝国外域贡马、俘获战马、互市买马和隋宫厩马等四条不同途径进入中原的“胡马”，认为昭陵六骏大都来自突厥或突厥汗国控制下的西域诸国。并从马种学上分析了昭陵六骏的来源产地，在骏马类型、体质结构、杂交特点及外观造型诸方面缜密论证了六骏中至少有四骏属于突厥马系中的优良品种。经反复考证后，有关专家认为，“拳毛马呙”应源于“权于麾”国的大良马，“什伐赤”应是突厥高级官号“设发”命名的坐骑，“白蹄乌”应是一匹冠以“少汗”荣誉性专名的坐骑，突厥语“少汗”应是汉语“白蹄”真正的原意，“特勒骠”的“特勒”是突厥常用的一个官衔，“飒露紫”还原为“沙钵略”，含义就是“勇健者的紫色骏马”。“青骓”来源于突厥文cin或sin，指来自西方大秦的骏马。
唐太宗用突厥语或突厥官号来命名自己的坐骑，不仅仅是为赞扬名品良种的骏马，更重要的是以突厥人赞美英雄、勇士的风俗来纪念和夸耀自己的丰功战绩。由于古代骑射民族以马陪葬的象征意义非常盛行，往往把良马的战死作为一件大事记录下来，而唐人受突厥人的影响，不仅模仿突厥游牧民族事事离不开马的习俗，更重要的是借骏马的英姿神采来讴歌大唐天子的功绩。
色彩之谜就是昭陵六骏是否有颜色？据专家考证，六骏原石上曾涂有颜色。北宋年间，一个名叫游师雄的地方官游昭陵时尚见。其中“特勒骠”黄白色，嘴微黑；“飒露紫”为紫色；“拳毛马呙”为黄色，嘴黑；“青骓”为苍白杂色；“白蹄乌”身体纯黑，只有四蹄皆白；“什伐赤”为纯红色。由此可知六骏得名，与其毛色有一定关系。而现在六骏颜色已褪，这就为六骏的辨别带来了困难。最近考古发现了昭陵六骏的原始唐代石座，从而表明昭陵六骏曾经被移动过，这就进一步加大了依据史料记载六骏的位置来推断它们的名称和颜色的难度。
@@◆六骏何时能团圆
昭陵六骏顾名思义有六匹骏马，但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只能看到四骏，那么另两骏哪儿去了呢？六骏何时能够团聚呢？这又涉及到昭陵六骏的被盗之谜。
上世纪初，昭陵六骏曾经被盗卖。1913年，六骏中“飒露紫”和“拳毛马呙”首先被盗，被运往美国，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展出。1918年，剩余的四骏再次被盗后，在外运途中被追回。是谁策划了这一起起盗运国宝的行为，“飒露紫”和“拳毛马呙”又是怎样落到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呢？
昭陵六骏因其珍贵的文物价值，在中国那个动荡不已的年代早就被列入了文物贩子和外国收藏家的计划之列。1912年，在北京的巴黎商人格鲁尚想抢在德国古董商阿道夫·沃什和马塞尔·宾的进货员达尔美达之前弄到这些石骏。他派遣了一位名叫戈兰兹的助手去办理此事，指示他以最快的速度、稳妥的方式将石骏运出当地。1913年5月，石骏被运出昭陵。途中，运输队遭到当地农民的拦截，珍贵的石骏被推下山崖。残碎石骏被没收并托交西安博物馆，它们后来被售给卢芹斋先生和马塞尔·宾，美国宾大博物馆就是从他们那里购得。
卢芹斋是民国时期有名的大古董商，原籍浙江，祖上官运亨通，家境富裕，后因太平天国战乱，家产被毁，全家迁至上海。卢芹斋于1900年左右到巴黎求学，后在同乡、国民党元老张静江的帮助下，与几位合伙人一起开办了通运古玩公司，并接连在巴黎、北京、上海和纽约开设了来远公司。在此后的50年内，中国的陶瓷、绘画、青铜器及雕刻通过卢芹斋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与美国的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收藏家手中。
1914年冬，卢芹斋首次去北美开拓生意时，遇到时任宾大博物馆馆长的高登，二人相见恨晚，结成朋友。经过数次交往，卢芹斋成为宾大博物馆收藏中国文物的主要供应商。昭陵两骏当时就在卢的手上。1918年3月，高登馆长第一次在纽约大都会库房看到这两匹马，非常兴奋，很快与卢芹斋达成了购买协议。宾大博物馆以12万5千美元从卢芹斋手中“合法”地拿走了这一世界级的中国国宝。
国宝是被文物贩子非法盗运出国的，那么它们还有没有希望回归故土呢？昭陵两骏虽属被盗运，但是中间几经转手，美国宾大博物馆在购买两骏时的程序又是合法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两骏回归的难度。由不合法到合法，我国不少流失海外的文物难以回归，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不但涉及到博物馆是否愿意归还的问题，还牵涉到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和国际社会对文物流失的处理规则。看来，昭陵六骏何时才能团圆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
@@◆《兰亭序》是否入葬昭陵
昭陵墓中的瑰宝最让人牵肠挂肚的就是千古难解的《兰亭序》被盗之谜。《兰亭序》本来是一本书法字帖，为什么受到唐太宗的垂青？又为什么让人们，特别是文人如此放心不下呢？这还是要追究到武功赫赫、文采飞扬的唐太宗自己。
唐太宗的诗文水平也很高，可以说是个能文能武的皇帝，但由于他的谦虚，在世时一直没有让人编他的诗文集子，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文水平了解较少。其实，在《全唐诗》和《全唐文》里都收有他的作品，而且都有相当的水平，可见太宗也是一位文武全才的封建帝王。
唐太宗不仅会做诗，书法也有相当的水平，他最擅长的是飞白书法。他主要学习王羲之的书法，注意对技法的研究，写了《笔法论》、《指法论》和《笔意论》，从初学书法到深入研究都作了论述。在书法方面，唐太宗有两点骄人胜迹：一是他将王羲之奉以书圣的历史地位，对书法的正统化居功至伟；二是开创了帝王书碑和行书写碑的先河。光这二点就足以令他名留书史了，更何况他的“晋祠铭”和“温泉铭”二碑的夺目光辉（前者雄浑苍茫，后者劲健飘逸，二者极得王羲之书法的神韵），又加之他王者气度的个性，书艺成就足以傲视千古，位列大家之中而毫不逊色。在书法史上他应是一个重量级的殿堂人物，而且是不容置疑的。提到王羲之，就不能不提到千百年来备受推崇的《兰亭序》。
兰亭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西南14公里的兰渚山下。晋穆帝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大书法家王羲之与其好友谢安等41人，会于此“修祓禊之礼”，并将众人诗作集册，由王做诗序，因此命名为《兰亭序》。据唐代何延之《兰亭记》介绍：王羲之借助酒兴在挥毫做序时，似乎有神在相助，序中的几十个“之”，每一个都不一样，等到醒后，换个日子另外写了数十本，没有一本能达到当时醉后书写的水平。《兰亭序》表现了王羲之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气度、风神、襟怀、情愫，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古人称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堪称绝妙的比喻。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序》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一直由王羲之后人作为传家之宝保存，在南朝和隋代，数次被封建统治者巧取豪夺而去，历经风险，几经波折，最后传至七代孙智永，智永出家做了和尚，临终前，又将其授予弟子辩才。
唐太宗即位后，大力提倡以文治治理天下，加上自己也是王羲之的崇拜者，便诏令天下收购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的墨宝。当唐太宗得知《兰亭序》去向内情后，便派人请永欣寺寺僧辩才进宫，且倍加殷勤款待。几天后，“醉翁之意”方显。辩才诡称昔日侍奉禅师智永时确曾有幸目睹之，但禅师圆寂后，此序则不知去向。但太宗并不死心，又多方打探，觉得《兰亭序》还是在辩才这里，就又派人将辩才和尚接入宫中。可辩才还是一口咬定：《兰亭序》在隋末战乱中失散了。太宗没有办法，只得将他送回永欣寺，并派人继续打探。最后断定《兰亭序》就在辩才手中，就第三次派人将辩才接入宫中。可老辩才守口如瓶，对《兰亭序》只字不提，太宗也是毫无办法。如此三次追问，均未能如愿，太宗于是求助于侍臣们。侍臣们一致推举萧翼“出山”。太宗马上派人召见。那萧翼听太宗讲完事情原委，就向太宗要了几件“二王”的真迹，赴越州取帖。此人颇具才干和韬略，他在去永欣寺与辩才晤谈中，谎称是从北方来买蚕种的商人，彼此谈得颇为投机，乃至饮酒赋诗，居然成为莫逆之交。萧伺机而动，说其携有王书真迹。辩才终被引诱上钩，说自己藏有王羲之《兰亭序》的真迹。萧不禁暗喜，却一本正经地说：几经丧乱，《兰亭序》早已不复存在，即使有也不过是临摹本！辩才哪知这是“激将法”，于是从房梁的龛中将其真迹取出，并坦言此乃禅师临终前亲自授予自己的。然而萧仍然强辩这不是“真迹”。此后，辩才每每临写后便不再放藏龛中。一日，萧翼趁辩才外出之际，终于蹿入寺庙中得到了真迹。萧翼请功心切，也不多留，随即改换官服，找人护送，日夜兼程，直抵长安。太宗听说《兰亭序》已然到手，心中快活，当即赏萧翼锦缎千匹，并晋升为员外郎。又念及辩才年迈，赏布、米各三千，辩才用其在永欣寺内建了宝塔三层，心情才稍许平静。太宗得到《兰亭序》，爱不释手，每日摹写，又派人翻拓十份，分送亲近的臣子。临终前还对李治说：“我想向你求一物，你如果真的有孝心，希望不要违背我的心愿。”贞观二十三年，唐太宗病逝，高宗即位。于是《兰亭序》就作为随葬品，密藏到昭陵中。后来，昭陵被盗，这“天下第一行书”从此就真的下落不明了。
近代有人猜测，其实唐高宗也是一个《兰亭序》迷，他并没有按照父亲的遗愿将《兰亭序》作为随葬品，而是让自己和武则天学习临摹，在死后，又将《兰亭序》带入乾陵。由于他违背了父亲的遗愿，自然不会将此事公开，所以后梁耀州节度使温韬曾盗昭陵但并没有得到《兰亭序》，《兰亭序》仍好好地待在乾陵地宫里。这种猜测最让人放心，但推测是否真实，这个谜也要等到乾陵发掘的那一天才能解开了。
@@◆相关链接
1.昭陵由唐代著名画家、工艺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设计、工程浩繁、建筑辉煌。由于陪葬墓众多，昭陵墓区总面积达30万亩，比当时的长安城几乎大一倍。
2.自唐太宗昭陵后，乾、定、桥、泰、建、元、崇、丰、景、光、章、贞、简等13陵都是采用“依山为陵”的制度，其中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
3.邮政局于2002年发行了一套取材于陕西国宝级文物的《昭陵六骏》邮票，该套邮票亦是我国首套凸版邮票。但六枚邮票上印的均是“昭陵六骏”4字，并未印每匹骏马的具体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