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开成小差，张爱萍司令员又亲自出面主持公道，批评了团领导，少楼心里慢慢平静下来。她想，既然走不了，就好好干一番。心定了，和同志们的关系自然慢慢融洽了。打这以后，少楼主动和大家打成一片，年轻的同志都喜欢她单纯率真的性格，她也慢慢适应了革命军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生活。
在军区大院里，少楼经常能遇见对她有知遇之恩的张司令员。一次司令员见到她，关切地问：“小鬼，你这脸色怎么老是黄黄的，是不是身体不太好？”她说：“没事，身体棒着呢。”可当时她确实有闹肚子疼的毛病，一疼起来就得用长板凳压着腹部。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在胡同里练功时落下的。奇怪的是，这病到北方后，不治自愈了。
有时张司令员看见她问：“小鬼，你干吗呢？”她说转转，司令员让她有空到司令部来玩儿。当时澡堂设在司令部办公楼里，女同志爱洗澡，免不了出出进进。少楼觉得张司令员“官”比谁都大，可是却没有一点架子，很亲切，见了她总是问长问短，让她很舒心。
还有一件让少楼高兴的事。参军第二年，一位管组织工作的女干部告诉她：“空军某伞兵部队要来挑选女兵，你出身好，会唱武戏，身体又好，我们把你给报上去了。”女干部知道她的故事，也爱看她的戏。结果一测量，自己的身高不够标准。虽然没去成，但少楼很高兴，心想部队对我还挺不错，各方面都挺关心我的。那时她年轻气盛，特别在乎别人对自己的态度。
少楼爱看电影。看到电影明星的名字大都是两个字，好听又好记，她也想给自己改个名字。改个什么好呢？
听说少楼要改名儿，几个女同志兴奋地搬出字典。一翻翻出个“雷”字，有人提议说：“干脆叫‘俞雷’得了。”少楼说不行，“俞（鱼）雷”？不就是水里的炸弹吗？我这脾气，越“炸”越“暴”。再说也不好听，得换个能提醒自己别再犯错误的名字。又一翻，翻出个“鉴”字，当时还是繁体字，她让人给她念这个字的意思，说是镜子。少楼觉得这个字好，可以像镜子一样照出自己的缺点，提醒自己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她决定将“俞少楼”改为“俞鉴”——她要让自己记住这次教训，好好在部队干下去。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决心，她又剪掉了两条心爱的大辫子。
部队要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第一批发展了七八名骨干，要求全体青年参加成立大会，并告知大家：若想入团，必须吃苦在先、积极表现，包括给同志们提水、刷碗。俞鉴想：这算什么苦？打水、洗碗比我当学徒时轻松多了！我小时候学戏挨打受骂，比这苦多了！这点儿事，不在话下。于是她每天坚持提水，给大家洗碗，还主动要求下部队慰问官兵。
俞鉴觉得进步之事十分要紧，她找到教导员说：“团里的年轻人都参加新青团，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我也是年轻人嘛。”教导员说：“好啊，团里马上要排新戏，这次你好好表现一下。”
为了配合解放金堂岛，团里按传统戏《螺蛳峪》的结构，排演了一出现代戏《大破毒礁岛》，俞鉴饰演其中的副元帅徐鸣皋一角。戏中有一套连唱腔、带耍锤的表演，很受解放军官兵的欢迎。看罢戏，战士们都叫她“副元帅”，一见她下部队，老远就喊：“副元帅，给我们翻一下！”她就翻风虎跳、旋子、单蛮子给他们看，战士们纷纷为她喝彩。也免不了闹些误会，剪掉辫子后，她留着一头男式短发，一进女厕所往往有人惊叫：“哎，你走错了！”把她推出去。战士们看完戏，有人说她是男的，有人说她是女的，争执不下时就打赌决胜负，大的打不起，就打二斤花生。戏散后，一定要到后台“验明正身”，看看她究竟是男还是女。
每次下部队演出，卡车里都挤得满满的，又是道具又是人，大家你挤我、我挤你，脚都没处放。车厢里还放着几桶猪油，是下部队后给大家改善生活用的。有一次，俞鉴落脚时不小心踩进了猪油桶，不一会儿，猪油就化在了鞋里，黏腻腻的，很不舒服。她悄悄地对挨着坐的一位女同志说：“坏了，我这脚踩到猪油里了。”那女同志捅捅她，低声说：“别言语。”到了驻地，大家照样吃了这桶猪油。
每次下部队回来，俞鉴都能立功，不是三等功，就是四等功。庆功大会上，领导给她发了茶缸、笔记本、钢笔等奖品。每次张司令员都来参加庆功大会，见她立功受奖，便鼓励说：“小鬼，好好演戏！”张司令员爱看她演的《武松打店》，于是她就在庆功大会上给首长表演这一出。
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案披露后，部队组织大家每天学习文件、改造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部队实行供给制，没有工资，只有津贴，男同志每月二元，女同志多六角卫生费。自从参了军，家里少了她这棵“摇钱树”，俞鉴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母亲来信问她能不能寄点钱回去贴补家用，她回信说：“一个月就两块六津贴，哪有钱啊！”家里缺钱，部队又不发工资，俞鉴有些想不通，说在部队演戏拿不到“包银”，又动了走的念头。团里又开她的会，说：“解放军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你一演戏就要拿钱，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吗？”说得多了，她也会辩解两句：“现在我不是不拿钱了吗？我不是也在改造自己，立了三等功吗？张司令员说要给大家发技术津贴，大伙儿不要，我也跟着不要，这些不都是我的进步吗？”
如今，她早已不是刚参军时的觉悟水平了，同志们对她也都很友善，看了她的戏，表扬的多，也有人提意见。乐队的高月波说：“俞鉴，你演得挺‘冲’，但我问你个问题，哪吒是个七八岁的小孩儿，为什么打了败仗手直哆嗦，这是什么意思？”
她说：“打败了，没辙了呗。”
高月波又问：“为什么周瑜老头儿也有这个程式化的动作？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下点醒了她。每逢周六开艺术大会，互相提意见，大家对她的技巧没意见，都是从人物塑造上提出问题，说没有人物只有技巧，演的就是杂技。
戏演得越多，同志们提的意见也就越多。俞鉴听后感觉刺耳，委屈，自尊心有点儿受不了。心想自己一门心思演戏，却老是碰钉子。后来静下心来仔细一想，大家都是好意，提意见不正是说明关心她，希望她演得更好吗？从此，她慢慢琢磨人物，在《乾坤圈》（即《乾元山》前身）中有所改革。又有墙报表扬她改得好，把小孩子的“神气儿”演出来了。
参军后的生活，同她以前在旧戏班里跑码头、拿包银的生活，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啊！俞鉴渐渐看到新旧社会的确是完全不同的两重天，也认识到自己当初练功学戏只是停留在“一招鲜，吃遍天”，挣钱养家的浅层次上。如今，她看到了自己在思想上的差距，懂得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这些，都激励着她在艺术上不断有新的探索、新的追求。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革命的大熔炉中，俞月芬——俞少楼——俞鉴，仿佛脱胎换骨，很快成长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