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一般是指220年曹丕代汉自立到581年隋朝建立。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西方罗马帝国解体，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的各王朝兴替不断，草原游牧民族大迁徙带动了欧亚大陆政治格局的动荡，东西方文明交流和文化的融会加强。曹魏、西晋和北方的割据政权以及后来的北魏、西魏、北周都重视对西域的经营和统辖，以求丝绸之路的畅通。在这其间，丝绸之路畅阻交替，曹魏和西晋延续着东汉时期丝绸之路畅通的局面，五胡十六国时期战乱不已，丝绸之路时断时通，北魏时期中西交通往来频繁，之后又往来不畅。中西方之间的交通和贸易往来就是在纷乱复杂的情况下进行的。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在“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声中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王朝联合各地地主武装镇压了农民起义，但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原有的私家武装由隐蔽转为公开，州郡官吏也纷纷扩充势力，加大同东汉王朝的离心力。中央政权的力量被严重削弱，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全国逐渐形成许多割据区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击败了袁绍的主力，奠定了统一中原的基础。曹操相继占领了青、冀、幽、并四州，统一了中原。220年，曹丕代汉自立以后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在河西设立了凉州刺史，兼管中原与西域各国的政治、经济往来关系。仓慈为敦煌太守时抑制豪强大族，稳定社会秩序，对经过敦煌的胡商，用官府储存的内地货物与之交换，实行“过所”制度，保护其沿途的安全。仓慈的这些措施促进了中原地区和西域的丝路贸易往来。《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说：“魏兴，西域虽不能尽至，其大国龟兹、于阗、康居、乌孙、疏勒、月氏、鄯善、车师之属，无岁不奉朝贡，略如汉氏故事。”三国时期就已经形成了从玉门关到西域的三条道路，《三国志·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说：
西域诸国，汉初开其道，时有三十六，后分为五十余。从建武以来，更相吞灭，于今有二十道。从敦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从玉门关西出，经婼羌转西，越葱岭，经县度，入大月氏，为南道。从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井转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为新道。
西晋时期，西域和晋朝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西晋在西域设置戊己校尉和西域长史，积极发展与西域的关系，西晋派杨颢为使者出使大宛，中原与西域的关系密切，一度出现“西域流通，无烽燧之警”的景象。
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处于混战割据状态，中原与西域的往来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处于关中和河西走廊地区的割据政权由于与中原和南方的发展受到阻碍，便利用其自身所处的地理优势保持同西域的联系，在战火纷飞中延续着丝绸之路命脉。
351年，氐族人苻健在长安建立前秦。苻坚重用汉族人王猛治理国家，劝课农桑，提倡儒学，出现了相对安定的局面，“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貌贩于道。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走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萌黎。’”中原与西域之间的交往也比较频繁，“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前秦任命梁熙为河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梁熙曾遣使到大宛。378年，大宛曾献天马千里驹和奇珍异品500多种。前秦政权和西域的交往活动密切，鄯善、车师前部、康居、于阗、天竺等都来前秦通使贸易。我国著名学者张星烺先生曾评价前秦和西域的关系：“是时占据中原，代表中国与西域交通者，为苻秦与后魏也。苻坚为五胡之一，以能信任王猛得统一中国北部。复使吕光率兵平定西域。故东夷西戎，胡贡于秦者，六十二国。秦之威望，几比两汉矣。”382年，车师前部王、鄯善王等要求前秦设立西域都护管理西域。西域的焉耆、龟兹等一些城邦小国与前秦关系不好，阻碍丝绸之路的畅通。就在这一年，前秦派大将吕光经营西域。吕光恩威并施，降服西域各国，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前秦在淝水之战中败于东晋，不久前秦灭亡。吕光在河西建立后凉政权。加上先后建立政权的前凉、南凉、西凉、北凉通称为“五凉”，统治地区包括河西走廊地区和新疆、内蒙古、青海的部分地区。这些割据政权地处河西走廊，地理位置优越，保持和发展同西域国家的往来。前凉曾控制了西域，在今吐鲁番地区设置高昌郡，加强了西域同内地的联系，有利于中国同中亚的经济文化交流。吕光曾任命其子吕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驻守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专管丝绸之路事务。西凉政权曾对丝绸之路布兵设防，保护过往的商旅。北凉曾一度尽有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实行了有效的经营。
386年，鲜卑人拓跋珪建立北魏。北魏在431年灭铁弗部的夏国，436年灭北燕，439年攻灭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北魏灭掉北凉以后，控制了中原通向西域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北凉的残余势力向西退却，过流沙，占领了西域的鄯善和高昌。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命万度归征发凉州以西的兵士进攻鄯善。万度归到敦煌后，亲率5000轻骑兵穿越沙漠抵达鄯善，迫使鄯善国投降。太平真君九年（448年），万度归又攻破了焉耆和龟兹，将西域的大部纳入北魏的统治范围内，丝绸之路得以再次畅通。
北魏前期建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元年（435年），西域有使者入朝进贡。北魏派遣王恩生
和许纲等人出使西域，但在途中遇到阻碍，王恩生在途中被柔然俘获，许纲在敦煌病逝。北魏又派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招抚西域九国。此次出使比较成功，西域十六国派遣使者随同董琬回到平城，与北魏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中西交通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此时从平城去河西走廊的交通线，沿着鄂尔多斯沙漠南缘进入宁夏的六盘山麓，再经过高平镇（今宁夏固原）到姑藏（今甘肃武威）。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493年），北魏将都城迁到洛阳，北魏与西域之间的交通路线就恢复到汉代时期的情况。高平（524年改称原州）仍是中西交通线上的一个重镇，丝绸之路的北路经过高平。丝绸之路从今天的洛阳出发，到长安，再沿丝绸之路东段北道进入河西走廊地区。具体的走向是：洛阳到今天的西安，沿泾河向西北行，经过陕西的乾县、永寿、彬县和甘肃的泾川、平凉进入宁夏境内，过三关口、瓦亭、开城到达固原，再向北经过三营、黑城，向西北沿苋麻河到海原的郑旗、贾埫，再过海原县城、西安州和干盐池，又进入甘肃境内，从甘肃靖远县东北的石门附近渡过黄河，经过景泰县抵达武威，沿河西走廊地区西行进入新疆地区或南亚、中亚地区。西域使节、商人、僧侣纷纷而来，北魏的都城洛阳更是一派繁盛景象。北魏在洛阳御道东设立了专门接待外国商人和使节的四夷馆，即金陵馆、燕然馆、扶桑馆和崦嵫馆，其中崦嵫馆是专门用来接待来自西域的商人和使节的。在御道西设立了四夷里，即归正、归德、慕化、慕义，其中慕义里是专供给来自西方的侨居者居住。来到洛阳的外国商贾，喜欢中国内地的风土人情，在洛阳购置宅院，人数非常多。杨衒之在他的《洛阳伽蓝记》中就记载了当时洛阳繁盛的景象。
（一）固原——丝绸之路文化的交会处
丝绸之路是连接东西方文化和商贸的道路。在漫长的丝绸之路发展历程上，形成了众多的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城市。这些城市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特点，在丝绸之路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丝绸之路文化也滋润着这些城市的发展。固原正好处在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也是处于北魏平城沿鄂尔多斯南缘经高平与西域往来的中心位置，是东西方交通的要道，古代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交相融会，在历史上留下了多彩的篇章。
固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处于清水河上游西岸、六盘山麓东北，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的咽喉要地，是东进关中，西去河西，北往河套的交通枢纽，是古代重要的军事要地。秦惠文王攻取乌氏戎后，在今瓦亭地区设立乌氏县。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灭义渠戎国，在今彭阳县故城地区设置了朝那县。乌氏和朝那都属北地郡。战国秦长城从西南向北绕城而过，这段长城从甘肃静宁县进入宁夏西吉县，南折后又北上又转向东，绕过固原市城北10里的长城梁，经过明庄、郭庄，到达清水河西岸。到此地方，长城分为两道：一道从海堡开始，绕乔洼，到达清水河，沿河南下，到陈家沙窝；另一道也从海堡开始，向东，到达陈家沙窝与前道长城会合，然后进入固原东山，往东南下转向东北，经河川、城阳、孟塬等地，折向北，出宁夏境，进入甘肃省镇原县马渠乡城墙湾村。明末清初著名的地理学家顾祖禹曾这样评价固原的形胜，“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膂”，“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河绕北，崆峒阻南，称为形胜”。在古代从关中宁夏平原的军事运输线经过固原，古人把固原的形胜形容为“中华襟带”。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在固原留下了历史的足迹。秦始皇在统一全国后的第二年（前220年）出巡西北边地，走的路线大致是：从咸阳西行到陇西郡，然后向东返回，翻越六盘山，经固原、彭阳、甘肃宁县，抵达北地郡治所（今甘肃宁县）。秦始皇的行程目前已无法详细考证。
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朝为了加强西北边防，从北地郡析出安定郡，治所高平城就在现在固原城内。安定郡管辖21县：高平、复累、安俾、抚夷、朝那、泾阳、临泾、卤、乌氏、阴密、安定、参、三水、阴盘、安武、祖厉、爰得、卷、彭阳、鹑阴、月氏道。这种作为郡级的行政区划建制，奠定了固原在古代行政区划中的建制和政治地位。高平城呈方形，从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其规模，这里建有象征着安定郡军权和财权的武库和太仓。出土的文物有卷云纹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的瓦当，绳纹板瓦，铺地花纹方砖，还出土了五角星和圆形的陶制排水管道。当时北地郡和安定郡处于与匈奴作战的前沿，汉武帝十分重视西北边防，分别在元鼎五年（前112年）十月、元封四年（前107年）十月、太初元年（前104年）八月、太始三年（前94年）十二月、征和三年（前90年）正月、后元元年（前88年）正月，前后六次出巡安定郡，临驾高平城。汉武帝前两次的出巡对古代固原地区的交通发展影响比较大。第一次巡视时看到北地郡沿途道路上没有设置军事亭、徼，下令将北地太守及其下属官员全部处死，触动了各地官员，加强道路和军事设施建设。第二次下令修通回中道，从回中道北出萧关，过安定郡和北地郡，又向东北而行，巡视到河北的遒县（今涞水县北）后返回长安。回中道南起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经萧关（今固原县东南）北抵安定郡（治所在今固原）。古乐府诗《饶歌十八曲》中的《上之回》就是歌颂汉武帝这次巡游的：
上之回，所中益。
夏将至，行将北。
以承甘泉宫，寒暑德。
游石关，望诸国，月支臣，匈奴服。
令从百官疾驱驰，千秋万岁乐无极。
北部匈奴边患的解除，西域各国的臣服，道路畅通，喜悦
之情难以言表。
西汉末年阶级矛盾尖锐，王莽改制失败，加剧了社会矛盾，农民暴动风起云涌，豪强地主趁势建立割据政权。天水成纪人隗嚣自称大将军，拥兵10万。更始元年（23年）进兵攻取安定郡后派大将高峻重兵据守高平，又攻占了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诸郡，基本上控制了西北，曾在乌氏（今宁夏彭阳县境）一带攻打赤眉起义军。隗嚣在天水自称“西州上将军”。25年西汉皇族刘秀在鄗（今河北柏乡）南即皇帝位（光武帝），延用汉的国号。不久，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刘秀称帝后，继续镇压河北农民军余部，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于建武五年（29年）统一了北方的主要地区，但隗嚣不肯归属东汉王朝，反而称臣于割据蜀中的公孙述。建武八年（32年），刘秀进兵西北，准备扫除隗嚣的割据势力。刘秀派大将耿弇率数万人围攻高平一年都没有攻下，可见当时高平城的坚固。刘秀最后派马援用计谋招降了高峻，夺取高平城。于是关中通向河西地区和西域的道路大开。刘秀拜高峻为“通路将军”，封关内侯。河西大将军窦融率领的河西五太守——武威太守梁统、张掖太守史苞、酒泉太守竺曾、敦煌太守辛彤、金城太守厍钧，及羌族、小月氏数万兵马，辎重5000多车辆，从河西经今甘肃景泰县东渡过黄河，经宁夏海原县到达固原，与汉光武帝会师于高平城，壮大了消灭隗嚣的力量。建武九年（33年），东汉平定了割据陇西的隗嚣。东汉时期，安定郡治所仍在高平，东汉在安定郡设置了牧师苑，管理官马的牧养事务。
北魏建都平城后，为了抵御北方柔然的袭扰，在今河套西北到河北张北县一线设立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6个军镇，屏蔽平城。在太延二年（436年），在现在的固原设置了军事重镇——高平镇，派重兵驻守。正光五年（524年），敕勒族酋长胡琛起兵反魏，自称高平王。北魏收复高平，把高平改名为原州，改高平为平高县。原州的称呼一直延用到唐代。
胡琛死后，万俟丑奴招揽胡琛的部众。在镇压万俟丑奴的过程中，宇文泰立有战功，升为征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直阁将军，行原州事。这样，宇文泰就和原州有了不解之缘，宇文泰就把原州作为自己政治上立足的根本。548年、554年、556年，宇文泰三次巡视原州。563年秋天，北周武帝宇文邕巡察原州，并从原州登陇山。宇文氏父子都在努力经营原州，多次巡察原州，加强原州的军事地位，并且派李贤驻守原州。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新筑原州城，将原来的高平城的空间拓展，原来的高平城就成了新筑城的内城。从此，固原城就有了内城和外城之分的建置格局。此后又在原州设置总管府。
隋朝建立后，在全国实行郡县两级行政区划，在固原地区设立平凉郡，治所在平高县（今固原市），管辖今固原地区和甘肃省平凉市，在宁夏境内的是平高县和百泉县（今固原市东南）。
唐代宁夏全境属于关内道管辖，原州下辖4个县：平高县（今固原市）、百泉县（今固原东南）、义丰县（今彭阳县）、萧关县（今同心县东南）。唐代原州是政府的重要养马地之一，设有官马场，设置监牧使管理牧马工作。都监牧使一般由原州刺史兼任，下设65监，其中原州境内就有34个，放养10余万匹马。《旧唐书·元载传》中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水草丰美就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原州也是关中向北通往灵州和向西通向河西和西域的必经之地。唐代中后期，居住在青藏高原地区的吐蕃势力强盛起来，原州及其所属的7关——木峡关、石门关、驿藏关、制胜关、石峡关、木崝关、六盘关——是唐蕃争夺的要地。763年吐蕃攻陷原州。原州陷落后，唐朝将原州的州治所县迁到平凉，后来又迁到临泾（今甘肃镇原县），直到849年唐朝才收复原州，把原州的州治迁回原地。787年10月，吐蕃在故原州城屯兵驻守，唐人称其地为故原州，“故”和“固”的读音相同，这就是固原名称的由来。
北宋于至道三年（997年）修葺原州故城，设立镇戎军，属陕西路，是防御西夏的重要屏障，北宋大量迁徙人口到固原。镇戎军下辖彭阳城、东山砦、乾兴砦、天圣砦、高平砦、定川砦、熙宁砦、平夏城、镇羌砦、威川砦、飞泉砦、怀远城、德靖砦、静边砦。庆历初，北宋为了加强对西夏的军事防务，分陕西路置鄜延路、环庆路、秦凤路、泾原路，镇戎军改属秦凤路。大观二年（1108年），在平夏城设置怀德军，下辖荡羌砦、灵平砦、通峡砦、镇羌砦、九羊砦、通远砦、胜羌砦、萧关。靖康元年（1126年）西夏进攻怀德军。绍圣元年（1094年）镇戎军的部分地区被金占领，金升镇戎军为镇戎州，直到元代初年才改回原州。但元代将行政区划作了调整，把原州改为开城路，放弃原州城，选择了离城南30多里的旧开远堡为开城路的治所。至元九年（1273年）冬十月丙戌朔，忽必烈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赐金印螭纽，赐京兆为分地，驻兵六盘山。置王相府，统河西、吐蕃、四川诸处，屯兵六盘山。至元十年（1274年），“皇子安西王分治秦、蜀，遂立开成府，仍视上都，号为上路”。“诏安西王益封秦王，别赐金印，其府在长安者为安西，在六盘者为开成，皆听为宫邸”。在今固原南的开城修筑开成府为行宫。忙哥剌被封为秦王时所赐的印绶为金印兽纽，忙哥剌一藩二印，两府并立，可见忙哥剌在诸王中的地位之高。
明代是固原在国家军事防御上凸现重要地位的一个时期。朱元璋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逃往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仍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经常侵扰明朝北部边地，对明朝的统治构成极大的威胁。明代初年在固原设置巡检司，属平凉右卫管辖。景泰元年（1450年），筑固原城。景泰三年（1452年）设立守御千户所。成化三年（1467年），鞑靼攻破开城县，县治和千户所迁到原州（今固原城），成化四年（1468年），巡抚都御使马文升奏改固原守御千户所为固原卫，设立西安、镇戎、平虏三个守御千户所。弘治十四年（1501年）设固原镇。弘治十五年（1502年），总制军务户部尚书秦纮上奏，把开城县改为固原州。
明朝为了加强北部的边防力量，把都城从南京迁移到北京，并在北部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迄祁连山山麓的“边墙”，也就是人们习惯上所称的长城，明代人把长城称为“边墙”，以区别于被人诅咒的秦始皇时修的万里长城。明代把万里长城划分为9个防守区，称为九边重镇：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延绥镇、山西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固原是当时延绥、甘肃、宁夏三个边防重镇指挥部——“三边总制”府的所在地。固原镇所辖的边墙位于宁夏镇以南，东起今陕西定边县西南，经宁夏盐池县南、同心县北、海原县北、甘肃靖远县北，然后沿黄河东岸南伸，到今兰州市西、洮河注入黄河处为止，全长1000里。宁夏境内分布着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遗迹，有长城博物馆的美誉。
清代初年，固原州隶属甘肃省平凉府。顺治十年（1653年），改三边总督为川陕总督，顺治十四年（1657年），由固原迁到汉中。康熙四年（1665年），固原总兵迁到河州。康熙十四年（1675年），陕西提督迁驻固原，节制延绥、陕西、河州、汉中四镇总兵。同治十二年（1873年）升固原州为直隶州，属甘肃省，领平远、海城二县。1912年废除固原直隶州，改置固原县。
固原处于军事和交通的要道，从秦汉以来就是中原通向西域地区的咽喉之地。特别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固原在中西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原和西域的交往中，由于丝绸之路经过固原的东段北道比南道短，并且路途比较平坦，所以大批的外国使节、胡商、佛教僧人在这条路上络绎不绝。中原文化、陇右文化和西域文化、北方的草原游牧文化在这里发生碰撞，生成了灿烂的丝绸之路文化。波斯狮子就是北魏时期中原经固原与波斯联系的有力证明。正光四年（523年），今张北县以北的怀荒镇民趁柔然入塞掠夺的时机，杀掉镇将于景，起兵反魏，掀起了六镇、关陇、河北等地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序幕。高平地区在匈奴族农民赫连恩的率领下发动起义，推举敕勒族酋长胡琛为统帅，号称“高平王”。后来胡琛被杀害，他的部将高平人万俟丑奴领导起义军继续战斗。528年，万俟丑奴自称天子。当时波斯使臣送一头狮子去洛阳途经高平，被万俟丑奴扣留，取其吉祥之意，改年号为“神兽”元年。530年，北魏调集重兵镇压了高平的起义军，把被截的狮子送回洛阳，豢养在华林园中供皇帝观赏。后来北魏皇帝认为将禽兽囚困在牢笼中违反了动物的生活习性，下令将狮子送回波斯，护送的使臣认为去波斯路途遥远，很难到达，在半路上将这只波斯狮子杀死。这也是固原历史上的一段小故事。固原地区的须弥山石窟就是在丝路佛教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在固原地区出土了萨珊波斯的文物、工艺品和东罗马的金币。还出土了一些带有域外风格的文物。
（二）丝绸明珠——须弥山石窟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为佛教在中国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须弥山石窟就是在这一时代出现的。
须弥山石窟位于固原市北55公里处，南北长1800米，东西700米，洞窟分散开凿在山麓的东南向崖面上，现存132窟，占地面积126万平方米。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须弥”是梵文Sumeru的音译，意译“妙高”“妙光”“善高”“善积”等，为印度神话中的山名，它把世界分为风轮、水轮、地轮，三轮之上有九山八海和铁围山，相传山高出水面8.4万由甸（1由甸为15～20公里）。山顶为释帝天，四面山腰为四大天王所居，四周为七香山、七金山，第七金山之外有铁围山围绕的咸海，咸海四周还有四大部洲。后来佛教所采用这种对世界的分法称其为“曼陀罗”，认为须弥山是世界的中心。须弥的称谓是伴随着佛教的东传而传入中国内地。许多佛教造像和绘画以此山为题材，用以表示天上的景观。在敦煌石窟题记中，就有不少关于须弥山的题刻。在北京雍和宫殿前，有一座用青铜铸造、高1.5米的须弥山，坐落在汉白玉雕刻的椭圆形六角莲瓣池座上。须弥山是佛教的一种象征物。在藏传佛教的活动中，有时制作须弥山即曼陀罗，用以祈祷美好生活。
须弥山石窟初创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年）。具有重要价值的北朝、隋唐时期的石窟艺术造像分别开凿在5个山峰的峭壁上。须弥山石窟开凿的确切年代已经无法考证。从石窟性质和造像风格判断，大约开凿于北朝中晚期，是我国最早开凿的石窟之一，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了。到了唐代，这里的石窟达到鼎盛时期，100多个石窟分布在8个山崖上。当时，这里还有一座规模相当大的佛教寺院，称为“景云寺”，一直延用到明朝。明正统八年（1443年），有位叫绰吉汪速的高僧，上书皇帝请求赐名，于是明英宗朱祁镇赐名改称为“圆光寺”。由于石质是红色砂岩，结构比较粗松，长年的自然风化和人为的破坏，使得许多窟内的佛像和壁画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的宁夏海原大地震，使须弥山受到严重的破坏。目前遗留下的历代洞窟有130多个，其中70多个窟中有造像，这些石窟主要分布在俗称大佛楼、子孙宫、圆光寺、桃花洞、相国寺的5座山崖上。
北朝时期是须弥山石窟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开凿的石窟造像精致、数量大、规模大。北魏时期开凿的石窟主要集中在子孙宫区的南部、西部和中部区域，保留下来的有13座洞窟。位于须弥山子孙宫的第14窟是开凿年代最早的一个，该窟的佛像，有雕刻的，有彩绘的。除了一个龛内为释迦多宝佛外，其余的龛内都是一尊佛，没有胁侍菩萨。这里的造像，造型淳厚，面形丰满，与云冈、敦煌石窟早期造像有相似之处。第24、第32两个窟比14窟开凿稍晚，这里已是一佛二菩萨。佛身高大，盘腿中坐；菩萨矮小，侍立两边。造型特点是脸形清瘦，体态修长。佛着双领下垂的大袍，菩萨穿汉式对襟袖褥。北魏孝文帝在迁都洛阳以后，积极倡导吸收汉文化，禁止鲜卑人着“夹领小袖”的胡服，一律改穿汉服，并亲自给群臣颁赐“冠服”。佛像的造型和衣着特点，正是太和改制后南朝汉式衣冠和秀骨清相的艺术风格流传到北方的反映。
北周时期现存造像最多的第45、第46两个窟，都有比真人还大的造像，共计40余尊。每个龛内都有立佛，一般为一佛二菩萨。每龛装饰性的雕刻，如幔帐式的佛龛、龛边的龙嘴衔口的流苏、龛额上的各种小佛像、龛座下手持各种乐器的伎乐人以及窟顶围绕塔柱翱翔的飞天等，都是未加修饰的原作，琳琅满目，十分珍贵。第51窟受到地震影响破坏较大，严重的塌方已损坏了原貌。此窟为仿木结构，窟后部上角保存较好，从中心柱到四壁间的顶部为坡形，上面有桁架。中心柱虽然塌毁严重，但还保留有一段八角柱身，也就是中心柱上仿木的角柱。此窟由前室、主室和左右两个耳室组成。主室面阔13.5米，进深13.2米，高10.6米，这样大的规模在北周石窟中是罕见的。主室为高高的方形塔柱，四面开龛，龛中为一佛二菩萨。里壁长方形的坛床上，并列盘腿端坐的3尊大佛，身高6米，气势雄浑，姿势优美，栩栩如生，是北周石窟造像中的精品，所以被称为“须弥之光”。第67窟虽小，雕刻简单，但仿木帐架却很精巧清晰，内部结构与第51窟相似。
北周至隋代洞窟现保存有造像的都有中心柱，而且北周洞窟内不全为仿木杖架结构，四壁和中心柱每面龛形均为华丽的垂帐形式，与甘肃麦积山石窟上七佛阁主龛的帐式结构十分相似。
和敦煌、龙门石窟一样，唐代是须弥山石窟最繁荣的时期，在开凿数量和造型艺术上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一时期的窟室，除个别的仍保留方形塔柱外，大部分已由方形佛殿式代替了北朝的塔柱式。佛坛沿壁设置，室中空间扩大。造像题材更为丰富，主要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有的还加了天王、力士、魔鬼等。其中主像有盘腿端坐的释迦牟尼、阿弥陀佛，有双腿下垂的弥勒佛，有一腿盘坐一腿下垂的地藏菩萨等。须弥山入口处的第5窟高达20.6米的释迦牟尼坐佛，头部螺髻，双耳垂肩，浓眉大眼，嘴角含笑，身着袈裟，神情端庄，十分壮观。须弥山大佛像比云冈、龙门石窟最大的佛造像还大，是全国最大的石窟造像之一，也是须弥山石窟的象征。大佛造型洗练，比例适度，与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相似，都有着女性温柔的特点。第54、第62、第68、第105诸窟中的几尊盛唐菩萨，头梳唐代贵族妇女的高云髻，身披长巾，胸挂璎珞，腕佩环饰，面貌端庄，姿态优美。这是佛教雕刻艺术中最现实的部分，给人以美的享受。
每当春天到来，石窟掩映在盛开的桃花中，流水潺潺，给人一种清新雅致的感觉。山上苍松翠柏，岸然挺立。一阵阵凉风吹来，松涛声四起，回荡在山涧，如同洪钟回荡在这佛国圣地。松涛和石窟相伴，增添了处于黄土山峦之中的须弥山的韵味，给整个景区增添了一番情趣。于是，古人把“须弥松涛”列为固原八景之一。
明代须弥山香火比较旺盛，游人如织。明代驻固原的兵备副使郭凤翔在嘉靖年间游须弥山后，颇有感慨，便写下了绝句《登须弥山阁》：“春暮登临兴，寻幽到上方。云梯出树梢，石阁倚空苍。烽火连沙漠，河流望渺茫。冯栏思颇牧，百代将名扬。”《嘉靖固原州志》中说郭凤翔嘉靖七年（1528年）任固原兵备副使，“莅事公勤，屡经荐举，十年考满，便道省亲，卒于家中”。郭凤翔登上须弥山阁，在幽静之中还不忘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在高阁中远眺，仿佛看见边关点燃的烽火。依靠着栏杆，脑海中浮现战国时期的名将廉颇和赵牧，虽然经历了千年历史，但他们英勇善战的功绩依然为世人所称颂。须弥山的幽静和诗人波动的心情，佛国圣地和边境烽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动静结合，颇有一番诗意。
到了清代，游人香客更是络绎不绝。清代人李毓骧的《须弥松涛》诗，描写了“须弥松涛”对游人的吸引力和当时香火旺盛情况：“古刹巍然近石城，苍松万树自纵横。维摩有室搜灵偈，逢义题山问旧名。一幅云屏开画界，半天风铎助边声。宵深惟听龙曲吟，随在参禅百虑清。”清末战乱及以后的破坏，使得“须弥松涛”这一景观受到严重的毁坏。现在经过文物部门的恢复和保护，“须弥松涛”虽不及明清时期那么有魅力，但作为固原八景之一的一幅历史画卷，在山峦和佛像的洞窟中依然熠熠生辉，为黄土高原增添了不少色彩。
（三）固原出土的丝路文物
宁夏固原是古代丝绸之路必经的地区之一，在历史上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
1983年9～12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和固原县文物工作站联合考察队在固原县南郊乡深沟村对李贤夫妇合葬墓进行了发掘，出土了由萨珊波斯或中亚传入的几件珍贵工艺品。
李贤（502～569年），字贤和，出身于陇西成纪望族，兄弟子侄多为西魏、北周统治集团中的显赫人物。李贤曾祖李富官至宁西将军、陇西郡守，大约到了李贤父亲时开始定居原州即今固原一带，成为当地的一个大族。李贤曾仕北魏、西魏、西周三个政权。李贤在北魏孝庄帝永安三年（530年）出任原州主簿，后升任原州长史行原州事，536年任原州刺史，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年）改授瓜州刺史，保定四年（564年）又改授河州刺史，到北周天和四年（569年）他死去时，已统领原、泾、秦、河、渭、夏、陇、成、豳、灵10州的军事，几乎囊括了北周西北的全部领土。而且这些州郡都是在丝绸之路的交通线上，当时的固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重要城市，这就为李贤获得西方的工艺品提供了便利条件。
鎏金银壶银壶通高37.5厘米，颈长6厘米，鸭嘴状流，上腹细长，下腹圆鼓，最大腹颈12.8厘米，单把高圈足座，座高8厘米。壶把两端铸成两个兽头与壶身相连接，把的上方面向壶口铸一深目高鼻的胡人头像。壶颈腹相接处焊一周13个凸起的圆珠，形成一圈联珠纹饰，可见焊接痕迹。壶腹与高圈足座相接处也焊一周11个凸起的圆珠，形成一周联珠纹饰。足座下部装饰有20个凸起的圆珠组成的联珠纹饰。壶身腹部用凸纹锤出三组男女相对的人物图像，共有6人。第一组：左侧男子眼睛大睁，鼻子高直，发束带，身着短袖衣和短裤，足穿靴，右手拿盾牌，左手持短矛；右侧女子发束带，身着衣裙，披斗篷，转身回顾男子，左手举起持一物，右手抬起，食指指向自己。第二组：右侧男子身着短袖衣和短裤，披斗篷，足穿靴，左手持一物至胸间，右手持一物举至女子面前；女子发束带，披斗篷，身着衣裙，右手在腹前持一物，左手抬起，食指指向自己。第三组为：右侧男子头戴帽子，肩披斗篷，赤身裸体，左手握住女子右腕，右手伸出二指托住女子的下颌；女子发束带，身着衣裙，似披斗篷，左手放在抬起的右膝上。三组图案人物的头、衣纹用细线刻画，线条简练流畅。衣物紧贴身上，显得极薄。人物图像之下用细线雕刻一周水波纹，水波中两只海兽相向追逐一条鱼，鱼甩尾跃出水面，雕刻形象栩栩如生。一些考古学家认为，这件鎏金银壶是波斯萨珊王朝的制品。对于银壶上图像表现的故事，多数学者认为是希腊神话中的“帕里斯裁判”，图像中间是阿芙罗狄蒂向帕里斯递上金苹果；左边一组是帕里斯劫持海伦时的情景；右边的一组是特洛伊战争之后海伦回到丈夫墨涅拉俄斯身边。也有些学者认为图像内容表现的是希腊、罗马“情人送别战士出征”一类的主题，左边一组是男子裸体，女子低眉含羞的神态，似是出征前闺房恋情的场面；中间一组女子左手食指指向自己，右手持物，男子也持物面向女子，当为次晨的明誓告别；右边一组男子已穿戴好，束好发带，手中持矛荷盾，准备出发，此时女子手托象征爱情和胜利的碗（或小盒），向他祝福。无论是金苹果的故事还是情人送别战士出征的猜想，我们都只能在历史的时空中想象这把鎏金银壶的故事。
鎏金银壶的颈部和底部都有十几道凹槽，整个壶身的形状极似希腊建筑上的廊柱，可以看做是一个爱奥尼亚式圆柱的变化体。三圈联珠纹将整个壶身分隔成四节。带节的高圈足银器最初出现于1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期，后来应用到玻璃器上。四五世纪时出现了带节并以联珠纹装饰的高圈足银器。这种形制的银器从罗马经过一个过渡传到中亚，由中亚再传到中国境内。有一只在高圈足底缘装饰一匝联珠纹的罗马银器，和我国辽宁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银执壶完全相同。银壶上女子的形态带有印度雕刻的特点。安家瑶先生推断出，李贤墓出土的鎏金银壶的制作地点在中亚的两河流域以南，即萨珊以前帕提亚王国东部行省和巴克特里亚一带，时间为五六世纪。这些地区在帕提亚和贵霜时代就有浓厚的古典艺术传统，一直延续到萨珊时代。李贤墓出土的银壶就秉承了古典时代的艺术传统。
玻璃碗高8厘米，口径9.5厘米，腹部最大径9.8厘米，腹身6.8厘米。碧绿色，直口，深腹，圆底，矮圈足。外壁腹部饰有凸起圆圈图案两周，凸起的凹球面形似吸盘，直径为3.1厘米。上圈8个，下圈6个，上下错位排列，从一处可以透视对面3个以上圆圈图案。玻璃内含有小气泡，分布均匀，直径一般不超过0.5毫米，不见明显的条纹、结石，透明度好。碗内壁光洁无锈，无打磨刨光痕迹。外壁有风化层，呈黄金层，主要分布在下腹部和底部。外壁有明显的磨痕，方向多是水平或垂直的。口沿也有水平磨痕。碗壁厚约4毫米，凸起纹饰最厚处为7毫米。腹部凸起的圆形纹饰不是很规整，有的是长椭圆，有的是扁椭圆，一般长27～29毫米，短径25～26毫米。圆饰基本成排，但略错落不齐，貌似吸盘。圆饰之间的距离也不完全一致。底部的圈足也是由一个直径31毫米的凸起凹面球面构成。整个玻璃碗重245.6克，比重2.46克/厘米3.经过X荧光无损害检测，玻璃碗是钠钙玻璃制造，不含铅钡。碗壁薄厚不均，是吹制形成的厚壁碗。
李贤墓中出土的玻璃碗，原料纯净，熔制水平高，纹饰独特，这种类型的完整碗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其来源于伊朗高原，时间相当于波斯萨珊时期，为我国出土的萨珊玻璃的代表。宁夏固原、陕西西安、日本福冈冲之岛考古发掘的凸纹玻璃器皿，与伊朗高原一致，同属萨珊系玻璃范畴。
在中国出土的玻璃器皿中，与固原李贤墓出土的凸钉玻璃碗外部装饰物相似的有：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玻璃碗、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玻璃碗残片、新疆楼兰出土的玻璃杯和巴楚采集的玻璃残片。北京西晋华芳墓出土的玻璃碗为淡绿透明，腹部有10个椭圆形乳钉作为装饰，乳钉排列成一排；底部有7对凸起的刺排成椭圆形，形成装饰性的足，使圆底得以放稳。湖北鄂城西晋墓出土的玻璃碗残片，安家瑶先生根据残片推断出完整品为圆底玻璃碗，腹部有3排椭圆形稍内凹的纹饰。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楼兰L。K遗址的一座5～6世纪的墓葬中盗掘了一件玻璃碗，为浅绿色透明，平底侈口，腹部有3排圆形纹饰，圆形面为凹球面，碗底部有7个圆形饰品。新疆博物馆在巴楚脱库孜萨来遗址的佛寺中采集到两块凸钉纹饰玻璃残片，上面各有两个凸起的圆形装饰。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上有玻璃碗的画面，其中18件壁画上的碗钵上画有圈点纹，器型与李贤墓出土的玻璃碗和华芳墓出土的玻璃碗相似。
中国古代史书把玻璃称为琉璃，并且是较早生产琉璃的国家之一。中国玻璃以铅钡为主，西方玻璃以钠钙为主，这是中国玻璃与西方玻璃化学成分显著差别的特征。凸钉玻璃碗经科学检测，属于钠钙系玻璃。1世纪左右，古希腊商人在《爱利脱利亚海周航记》中详细记载了中国的位置、物产和地中海沿岸玻璃制品东运的情况。从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欧洲一直占领着玻璃制品的领导地位。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西方的玻璃就通过贯穿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直延续到五六世纪。外国玻璃制品都经过印度而输入中国。汉武帝时期身毒赠送白光琉璃鞍，能在暗室里光照十多丈。罗马时期，亚历山大里亚成为玻璃制造中心，制造的玻璃有半透明红、白色，类似萤石、蓝宝石或风信子石的，有黑曜石的黑玻璃杯、碗。透明玻璃有蓝、绿、黄、紫、棕红等颜色，其中以石英般纯白的玻璃最为尊贵。
凸钉玻璃碗外壁是由吹制技术形成的，这更增加了它由西域传入的证据。玻璃的吹制形成技术是利用玻璃材料特性创造出的一种特殊成形方法，它充分利用了玻璃高温液态下的可塑性与温度下降时的逐渐凝固特性。公元前1世纪，腓尼基人首先发明玻璃吹制技术，后来被罗马人吸收并广泛应用玻璃制造技术上，它使得玻璃器皿快速批量规范化的生产成为可能。在同时代的中国，西汉制造出的碗、盘、盆、耳杯、平底钵等玻璃日用器具，铸造后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打磨抛光的工序才能成型。这样精雕细琢的器具只能为贵族富人所用，是少数贵族身份地位的象征，普通老百姓自然无法用得起，也就不能制造成日常器具。1987年，洛阳东汉墓出土的缠丝玻璃瓶，平底长颈，圆锥形绿色透明瓶身外缠白色装饰丝，就是一件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1～2世纪初地中海沿岸典型的罗马造型的玻璃器皿。精美的进口吹制玻璃器皿在魏晋时期仍是珍贵的“宝器”。晋代张隐的《文士传》记载了西晋文学家“潘尼与同僚饮，主人有玻璃碗，使客赋之，尼于坐立成”，写下了《玻璃碗赋》：
览方贡之彼珍，玮兹碗之独奇。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其由来也阻远，其所托也幽深。据重峦之亿仞，临洪溪之万寻。接玉树与琼瑶，邻沙棠与碧林。瞻阆风之崔嵬，顾玄圃之萧参。于是游西极，望大蒙。历锺山，窥烛龙。觐王母，访仙童。取琉璃之攸华，诏旷世之良工。纂玄仪以取象，准三辰以定容。光映日耀，圆盛月盈。纤瑕罔丽，飞尘靡停。灼烁旁烛，表里相形。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刚过金石，劲励琼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浊。举兹碗以酬宾，荣密坐之曲宴。流景炯晃以内澈，清醴瑶琰而外见。
从《玻璃碗赋》的开头几句内容可以推断出，诗中所描写的玻璃碗就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有可能是伊朗高原传来的玻璃制品。
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中也有对进口玻璃器流光溢彩的描述，精致的罗马吹制玻璃成为当时豪富们“斗富”的重要法宝。西方玻璃大批传入中国的同时，它的先进制造技术也传入中国。北魏时期，有大月氏商人把西方的玻璃吹制技术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玻璃产品成型的主要方法之一。《魏书·大月氏传》记载：“世祖（424～452年）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乃诏为行殿，容百余人，光色映彻，观者见之，莫不惊骇，以为神明所作。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其产品质量“光色映彻”，也就是透明的。
中国南方吸收了埃及玻璃品的制造技术，玻璃中含硅量增大，制造出中国的单色或多色透明玻璃碗，并且在形制、种类和装饰图案上都有改进，但是透明玻璃碗的制造在4世纪以后因为销路不畅而失传，直到18世纪乾隆年间再次由欧洲传教士传入宫廷。
金戒指直径2.4厘米，重10.5克，圆环状，在环正中的圆形部分镶嵌有直径0.8厘米的蓝灰色青金石一块，石面上雕刻一人双手举一弧圈，弧圈两端各垂一囊状物。这种戒指与河北赞皇东魏李希宗夫妇墓出土的金戒指基本相似，也和西安隋李静训墓（李贤孙李敏之女）出土的金项链、戒指的镶嵌青金石的做法和石面上的雕刻纹饰很相似。根据出土的位置推断，李贤墓出土的金戒指是李贤妻子吴辉的首饰。青金石又称为天青石，是一种天然的半宝石，它的矿物是一种含钠和钙的铝硅酸盐，颜色的深浅取决于矿石中所含硫化钠成分的多少，它的价值由深蓝色到淡蓝色分成若干等级。青金石可以加工成器皿、饰品、雕像等，或者装点在其他器物上，以作为该物品贵重的标志。青金石的产地，主要有波斯（今伊朗）、西伯利亚、俾路支斯坦（今巴基斯坦西南和伊朗东南部地区）、布哈利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阿富汗（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巴达克山地区）。青金石在我国古代是重要的玉石原料，但我国到现在没有发现青金石的产地，我国古代所用的青金石都来自于阿富汗的巴达克山。
银装铁刀通长86厘米，刀为环首，刀柄用银片包裹，单面刃，刀已经锈蚀不能拔出刀鞘。刀鞘为木质，外表涂油褐色漆，下部包银，银质双附耳，铜质刀珌。研究认为这把铁刀是目前发掘北朝墓葬中出土唯一完整的铁刀，它的佩戴方法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璏式佩系法，而是源于波斯萨珊时期或稍早的附耳悬系法，从此以后，双附耳佩刀法进入我国并成为重要佩刀方式，一直延用到明清时期。
雷祖庙北魏墓出土棺板漆画和萨珊波斯银币1981年，固原市原州区城西约2.5公里处的西郊乡雷祖庙村附近发掘了一座北魏墓，出土了棺板漆画和波斯银币等珍贵文物。女棺未髹漆，男棺髹漆并绘有精美的漆画。棺盖漆画内容为东王父、西王母的故事。上端对称绘有两座帏幔悬垂的房屋，左侧屋檐上坐着一男子，着高冠和汉式长衣，身后左右各一侍女。屋外题榜“东王父”三字。左侧屋，右边屋内一妇人，梳高发髻，着汉式长衣，身后左侧有一侍女（右侧漆画已缺失）。屋宇之外左右两侧各立一个着高冠和汉式长衣的侍者，题榜已经模糊不清。两座屋宇房脊正中各画一正面站立的金凤，屋脊外侧各画一侧立的金凤。左侧屋宇房脊内侧画着一红色的太阳，内侧立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三足鸟；右侧屋宇房脊内侧画着一白色月亮，其中墨线已漫漶。两个屋宇之间绘有一条金色的长河，以波纹状从上至下贯穿整个画面。长河两侧布满缠枝卷草纹图案，中间有珍禽异兽和人面鸟身等形象。棺盖边缘是忍冬缠枝花纹。
棺前档漆画是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图，屋内一男子头戴高冠，身着窄袖胡服，右手执环，左手执尘外，屈腿斜坐在榻上。室外左右各有男女侍者两人，都穿胡服。左侧放一细颈瓶。画面下方正中部分已残缺，左右两侧各画一菩萨，有头光，项戴璎珞，手臂戴钏，侧身而立。
漆棺左右两侧的漆画分为上中下三栏。上栏为孝子故事，画面为横卷式，每幅画均有题榜，并以黄色三角状火焰文相隔，构成孝子连环画，画高约8厘米，内容有孝子舜和郭巨的故事；中栏为大型联珠龟背纹；下栏是一排狩猎图。三档之间用花纹图案间隔。
学者对此北魏漆棺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墓年代约在北魏太和八年至十年（484～486年），而且认为漆棺材画前档上的宴饮图的绘画风格受到了中亚地区萨珊贵族宴饮风尚的影响。漆棺正面、侧面的联珠纹图案是典型的波斯纹样。侧板下的狩猎图在动作形象方面与波斯王朝帝王的狩猎图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幅漆棺画表现了中原汉文化与北方草原鲜卑文化以及中亚地区的哒文化相融的文化历程。通过对北魏漆棺画风格的研究，认为在北魏时期有一段从高平到平城的丝绸之路。
在此墓中出土了萨珊波斯银币一枚，直径2.7厘米，重3.5克。外轮廓不是很规则，正面有一周珠联纹，中间为萨珊卑路斯王侧面肖像，王冠上部有翼状饰物，冠顶上有一新月，新月上托一圆珠，其前部有铭文但模糊不清。背面为拜火教祭坛，坛上火焰两侧有星、月，坛两侧站立着两位做拱手对立的祭司。
萨珊波斯（226～642年）是继安息之后在西亚建立的大国，处于丝绸之路的要道，在东西方交通和文明的交往中起了中介作用，它的商品货币贸易比较发达。萨珊波斯大量铸造银币和铜币，以此来促进商品交换和流通。波斯刚建国时期，正是中国三国鼎立时期，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不是很畅通。此后五胡十六国时期，中国处于一个较长时期的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同时，柔然崛起于北方草原，中西交通处于停滞状态。到4世纪中叶，萨珊王朝国力强盛，势力向东扩张，接近中国新疆地区，于阗、疏勒等西域国家都与波斯发生联系。439年，北魏已经统一了北方地区，不断开展与西域各国的联系。北魏在平城和洛阳时期，都与波斯有往来关系。西魏、北周时期，波斯曾派人来到长安。7世纪初，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所征服，一些波斯贵族来到唐朝，其中波斯国王卑路斯和他的儿子泥涅斯先后客死在长安。唐代有很多波斯人侨居中国，从事商业活动，有的还操纵长安珠宝、香药市场。
祆教是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创立的，伊朗称为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主神奥尔马兹达在创造物质时期首先创造了无限光明，从光产生火，从火产生其他一切事物，所以它崇拜火，拜占庭人称其为拜火教，传到中国以后，被称为祆教。226年波斯萨珊王朝以拜火教为国教。所以萨珊波斯银币的背面就有拜火教祭坛的图案。
在中国发现的5～6世纪的萨珊波斯银币，除了固原北魏墓中的这枚外，还发现了其他几枚：1915年，斯坦因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Ⅰ：3号墓中，发现覆盖在死者眼睛上的两枚波斯钱币；又在Ⅴ：2号墓中的死者口中发现波斯银币两枚，此后还有多次发现。
北周田弘夫妇墓东罗马金币1996年，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在固原市原州区南郊乡王涝坝村发掘出土北周柱国大将军田弘夫妇合葬墓。墓葬由封土、墓道、天井、过洞、甬道、墓室组成。该墓在规模、形制上均与李贤墓有很大区别，这可能是由于田弘历经北魏、西魏、北周三朝，战功卓著，最后官职大司空少师，是北周较重要的人物。田弘墓有5个天井，早年曾被盗，但仍出土了一批器物，有墓志、陶壶、陶俑、铁铺首、水晶器、玻璃器、骨器。尤其在该墓后室棺中一次出土东罗马金币5枚，据专家考证除一枚是东罗马皇帝列奥一世时所铸外，其余4枚均为东罗马皇帝查丁一世和查丁尼时所铸。
①列奥一世金币。直径1.54厘米，重2.6克，双面压花纹。正面为东罗马皇帝列奥一世（457～474年在位）半身肖像，身着铠甲，面稍侧。右肩扛短矛，枪尖露出左侧鬓角。左手持盾牌掩盖胸部和肩部。正面有铭文DNLEOPERPETVG。背面为女神坐像，身体稍偏向右方，右手扶一长双杆十字立柱，左侧有翼。头像周围有铭文为VICTORI/AAVGGG/CONOB。
②查士丁一世金币。直径1.67厘米，重2.9克，双面压花纹。正面是东罗马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Ⅰ，518～527年）稍左侧半身像。右手持标枪扛于肩上，枪尖露出左耳上侧。币面打有3孔，上面一孔从王冠中间打穿，其余两侧在靠近左右脸部的位置。右上侧有铭文DNIVSI（NVSPPAV）。背面为一胜利女神站立像，右手执一长十字架，左侧有翼。铭文为VICTORIA/AAVGGGI/CON。
③查士丁和查士丁尼一世时期的金币。直径1.62厘米，重2.6克。双面压花纹。正面为查士丁与查士丁尼并坐全身像，头部有神圣光环。二帝左手各执一圆球，右手微抬起贴于胸前。二帝头部之间有一十字架。币面两侧打4个较为对称的圆孔。边缘有一周铭文为DNIVS/TNVS□TIVS/TNIANVSPPAVG/CONOB。金币的背面是一个带翼站立的神像，右手执一长柄十字架，左手托一圆球，球上有一十字架。铭文为VICTORT/AAVGGGI/CONOB。
④查士丁和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期的金币。直径1.62厘米，重3.3厘米。金币正面图案是两帝并坐在王座之上，头部环绕着神圣光环，两帝头部中间有一十字架。两帝左手各持一球体，右手抬起贴于胸前。有铭文为（DNIV）STN□TIVSTNANVSPPAVG/CONOB。金币的背面是一位站立带翼的神像，右手执一长柄十字架，左手托着一个圆球，球上有一个十字架，金币背面的铭文为VICTO（RI）AAVGGGS/CONOB。金币打有3孔。
⑤查士丁尼一世大帝朝金币。直径1.65厘米，重2.5克。正面为查士丁尼一世正面半身肖像，头戴王冠，两边有垂索饰物，身着铠甲，右手执一十字架。铭文为DNIVSTNI/ANVSPPAVT。金币的背面图案是带翼的神像，右手执一长十字架，左手托一圆球，上有十字架。铭文为（VICTORI）/AAVGGGA/CONOB。
罗马帝国在丝绸之路的西端，在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它的首都在罗马城，也就是现在意大利的首都所在地。330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306～337年在位）把都城迁到拜占庭（今天的伊斯坦布尔），改名为君士坦丁堡。把基督教定为国教。君士坦丁死后，罗马帝国出现了分裂战乱。到狄奥多西为帝（379～395年）时，罗马曾一度恢复统一的局面。狄奥多西死前把罗马帝国分给两个儿子，各领东西。395年，狄奥多西死后，罗马帝国分裂成两部，即以君士坦丁为首都的东罗马帝国和以罗马为都城的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于476年被日耳曼人所灭。东罗马帝国一直存在到1453年，最后被奥斯曼土耳其所灭，君士坦丁堡也被改为伊斯坦布尔。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在强盛时期曾包括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外高加索一部分。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Ⅰ，527～565年在位）统治时期被认为是拜占庭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著名历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在他的著作《战争》和《秘史》中对查士丁尼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成就都作了详细的记述。查士丁尼时期颁布了著名的《查士丁尼法典》。查士丁尼对外征服的方针是，对东方和平，对西方战争。所以，在东罗马帝国时期，拜占庭和东方的文化交流往来频繁。东罗马金币在中国的大量发现，就说明了古代中国和西方经济文化上的交流。
从北魏宣武帝（500～515年）以后，中西交流形成一个高潮，拜占庭人经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东罗马金币也随之传入中国。1905年在新疆和田发现查士丁尼一世金币仿制品一枚；1907年斯坦因在新疆叶尔羌南叶城县购得拜占庭金币两枚，分别是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年）和君士斯坦（337～350年）时铸造的；1914年在新疆和田地区发现了君士坦丁二世（337～340年）、君士坦（337～350年）、狄奥多西（379～395年）、查士丁（518～527年）不同时期的金币各一枚；1915年斯坦因在阿斯塔那的三处墓葬中发现一枚查士丁尼一世金币和两枚查士丁尼一世金币仿制品；1953年在陕西咸阳底张湾独孤罗墓出土查士丁二世金币一枚；1959年在内蒙古土默特旗出土列奥一世金币一枚；1973年在河北闾氏墓发现查士丁与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的金币一枚；1975年至1976年，河北李希宗墓出土狄奥多西斯二世金币一枚，查士丁和查士丁尼一世共治时期的金币一枚；1978年河北邻和公主墓出土安那斯塔修斯一世金币一枚、查士丁一世金币一枚；1984年内蒙古武川县发现列奥一世金币一枚；2002年青海都兰吐谷浑墓出土提奥多西斯二世金币一枚。这些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如同耀眼发光的彩珠，从西向东，可以用丝绸之路这条彩带连接起来，闪耀着古代东罗马帝国和中国交往的历史斑斓。
（四）海原——丝路要道
一提到海原，在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或许就是1920年海原8.5级大地震的惨烈景象，地质灾害给这片土地留下了太多的伤痕。但海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海原地处六盘山西北麓，东连同心、固原，南接西吉、会宁，西邻靖远，北靠中卫。早在新时期时代，海原的境内就有人类活动，“菜园遗址”就是历史的证明。春秋战国时期，这里是戎人的游牧区。战国时期是义渠戎国的势力范围。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灭掉义渠戎国，海原属于北地郡。秦汉之际，匈奴乘机南下，控制了海原地区。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隶属安定郡之安定属国。海原在西北交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东汉光武帝亲征割据天水的隗嚣时，凉州（武威）牧窦融率领河西走廊五郡及羌族、小月氏兵数万，从今甘肃景泰县东渡黄河，沿着今海原的干盐池、西安州、海原县城、贾埫、郑旗，出苋麻河到达固原，与刘秀大军会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海原地区少数民族活动频繁，先后受屠各、鲜卑等少数民族控制。隋大业元年（605年）在今海原高崖一带置他楼县，属平凉郡。唐武德元年（618年）又隶属原州。贞观六年（632年）在此置缘州，领突厥降户；神龙年间（705～707年）废他楼县，设置萧关县，今海原分别属于会州会宁县和原州萧关县。广德元年（763年），被吐蕃占领，直到大中三年（849年）才被唐收复。在被吐蕃占领之前，海原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的必经之地。丝绸之路经固原、三营、黑城，沿苋麻河到海原的郑旗、贾埫，过海原县城，再到西安州、干盐池，然后进入到甘肃境内，经景泰县抵达武威（古凉州），再转河西走廊去敦煌。唐末、北宋初年，经过海原的丝绸之路还在使用。
西夏元昊攻占了今海原县南的天都山地区，并在这里营建了宫殿，屯有重兵。天都山就成了西夏军事行动的指挥中心。《宋史·张叔夜传》中说：“有地曰天都者，介五路间，羌人入寇，必先至彼点集，然后议所向，每一至则五路皆竦。”这五路就是鄜延路、环庆路、泾原路、熙河路、秦凤路。由天都山向东经宋萧关（今海原石峡口）可入鸣沙、灵州；向东北可到韦州、清远军（盐池县萌城与甘肃环县交界处）；向东南经临羌寨、平夏城到镇戎军；向南经宁安寨、得胜寨、静边寨可达秦州；向西经过西安州、通会堡、会州直达兰州。今海原地区成了宋、夏对峙的前沿阵地。元昊设立了南牟会。宋、夏展开对南牟会的争夺。元丰四年（1081年），南牟会被宋军焚毁，后来西夏又夺取，并筑南牟会新城。宋元符二年（1099年），以南牟会新城建为西安州，是宋代西北的重要军事要地。西安州下辖22个堡寨：通会堡、天都砦、临羌砦、横岭堡、宁韦堡、定戎堡、劈通川堡、啰没宁堡、北岭上堡、山前堡、高峰堡、宁安砦、那罗牟堡、寺子岔堡、石棚泉堡、通安砦、同安堡、绥戎堡、秋苇川堡、锹钁川中路堡、征通谷中路堡、东水泉堡。宋代折可适、种师道、任得敬等人先后任西安州知州。后来，西安州先后为西夏和金占领。
元代时期，今海原地区属开城路，豫王阿剌忒纳失里驻屯西安州。蒙古人把今海原县城一带称为海喇都，意为“美丽的高原”。明代，此地为藩王的牧地，畜牧业比较繁荣。海喇都又称海城，属固原州。成化年间在此设西安、镇戎、平虏守御千户所。
清初隶属平凉府盐茶同知；乾隆十四年（1749年），原驻固原城的盐茶同知移驻海喇都堡，设置厅治和行政机构。海喇都城简称为海城。同治十三年（1874），左宗棠裁厅设县，名海城县，海城就成为海原的县治所在地。民国三年（1914），国民政府因为县名和东北奉天省的海城县重名，就改名为海原县，属甘肃省平凉专区。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西征部队解放了海原县东北部（高崖、李旺、关桥一带），将此处与同心县的一部分组建为我国第一个县级民族自治政府——豫海回族自治县。
明代时期，每年要从陕西关中及其他各地调运大批军粮运往甘州（张掖）、凉州（武威）、山丹、永昌各卫。这些物资的运送起初要经平凉、隆德到兰州的陕甘大道。但这条道路要翻越陡峭的六盘山，运送十分不便。宣德七年（1432年），明政府采纳了陕西参政杨善的建议，改走迭烈孙黄河路，即把从关中运送的物资运到开城县（今固原开城乡）后向西北，经固原、黑城，沿苋麻河进入海原的郑旗、贾埫、海原县城、西安州、干盐池，到达靖远的迭烈孙堡，渡过黄河到达武威、山丹等地。经过海原的丝绸之路再次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