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移民地区。所谓移民，就是某一地的原住民众向另一地迁徙，在迁入地重建新的家园。移民一般分为四种性质：一是国家行动的政治行为，它往往带有强制性的有组织和有目的地的殖民和迫迁。如我国古代对于战败诸侯国的贵族与战俘的异地安置。二是因天灾人祸引起的自发、无序的人口盲流，也称为流民、难民。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及各种逃荒、跑反等。三是商业性移民，以招徕的形式，官民先谈好条件，包括途中接待、新区建房、生产资料、口粮供应和免赋优待等条款都定有契约文书，责权利明晰。如明初北方“大槐树”的移民办法。四是专门对待少数民族怀柔性的政策安置，即在内地选择一些自然条件与该民族原游牧地区大体相似的地方建立羁縻府、州，进行自治性安置，以保边疆安定。如汉代的“属国”，唐朝的“六胡州”皆属此种。
人群的播迁，是一种正常的常见的社会现象，随着人丁兴旺，衣食资源短缺，向外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而从甲地移到乙地，再从乙地走向丙地……是人类的必然选择，古今中外均系常见。
一、历史移民回顾
1.在宁夏大地上，从贺兰山下、黄河两岸，到六盘山地区，到处都有移民文化的表现。比如在北部水洞沟出土的石器中，考古专家们惊人地发现，其打造方法与形制具有西方石器的某些特征，说明早在三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期，西方古人类就已到达过宁夏地区。他们的文化影响了“河套人”，石器特征就是证明。由此而推测，可能几万年前宁夏沿黄河一带，曾是西方古人类迁徙东来的一条走廊。
2.六盘山是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的大故里，是中华龙文化的发祥地，六盘山脉大文化圈内有许多中华创世文化的遗存和传说。又因为伏羲部落联盟是以龙为图腾，他们主要活动在六盘山地区，所以六盘山原名应是龙山，后来才转音为陇山。但是，关于伏羲和女娲的文化遗存和传说故事，在黄河中下游的陕西、山西、河南，甚至河北、湖北、湖南等地都广泛传布着，这说明这支以龙为标志的部落，在繁荣强大以后，又不断向东迁徙，并继续朝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移居，所以中华民族都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但祖龙则产生于六盘山（陇山）。
3.在古史传说的尧末舜初，当时有四位部落酋长——共工、欢兜、鲧、三苗，因犯有不同的错误，被尧舜定为“四凶”而遭集体迁赶（流放）。其中三苗部从江淮、两湖原住地迁往“三危”（今甘肃河西走廊北部），史称“尧舜除四凶，窜三苗于三危”。这支大规模的移民队伍从六盘山经过过。
4.周人发祥于六盘山东麓，但寻根溯源，他们是在其祖先后稷的率领下，从夏朝京都（今黄河下游）西迁来的一支移民。但传至古公亶父时期（约前1200年），又因为受到戎狄的侵扰，不得不再次从陕甘交界的今庆阳地区，举族南迁到今陕西凤翔岐山一带定居。周人强大以后灭商，又东迁建立周朝。
5.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秦朝，三十二年（前215年），始皇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占领黄河以南地区，沿黄河设立44个县城，“徙谪，实之初县”，就地实行军屯。三十六年（前211年），又“迁河北、榆中三万家”到“河南地”实行民屯。前后采用“谪戍”、“拜爵”等方式，大约迁入7万户30万口。同“河南地”（包括今宁夏在内的河套地区）的老百姓一起共同担任戍边任务。移民的成份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蒙恬所率军队以山东籍子弟兵为主，是为军屯；其二，民屯的成员以原齐鲁各国的遗老遗少为主。这次移民开发“河南地”的时间不长，历时不超过10年。因秦始皇病死，中原陷入大乱之中，移民逃散，匈奴部落重新南下，河套新灌区又变为牧场。但它的意义重大，成为拉开了宁夏及河套平原第一次移民开发的序幕。其标志就是黄河东岸设立了富平县（今宁夏吴忠境内）。秦渠也可能是始凿于此时。
6.汉朝向“河南地”（包括宁夏）的移民规模大、时间长、政策优、成绩大。汉代移民仍然来自“关东”（中原河南、山东等地），即“徙六国后及豪杰、名家”和“山东”大水的大批灾民。西汉从文帝开始向河套移民，到武帝时形成高潮，其中大的移民行动为：元朔三年（前126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屯垦备胡元狩三年（前120年），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五年（前118年），“诏徙奸猾吏民于边”；元鼎六年（前111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戍田之”。总计百余万人。宁夏地区自然条件优越，是重点开发区，所以分配到宁夏的移民应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约三四十万之多。因为人口大量迁入，所以西汉时期，仅北部引黄灌区的县制就从秦代的一个富平县，新增了灵武、灵州、廉和、眴卷等四县。并且在黄河两岸出现了一个沿黄城镇群。因县级政权的增多，又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将原北地郡一分为二，析置北地、安定二郡，宁夏南北地区各县分属二新郡管理。并在宁夏河西灌区的上河城设立农都尉，专门负责管理屯田。
汉代移民的成功，其原因有二：一是北国边疆的大形势安定，二是朝廷制定的移民政策优惠。汉武帝对匈奴开展三次大的战役以后，浑邪王率部降汉，基本上解除了北方的边患，出现一个“边城晏闭，牛马布野，三世无犬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的大好局面。
汉廷根据人民“安土重建”、“难拾祖茔”的思想观念，制定了一套完整“厚惠”的移民政策与管理办法，主要内容包括七个方面，即十四个字：营邑（集中居住）、立城（围墙自卫）、制里（基层组织）、割宅（统一建房）、供给（口粮、耕畜、农具、子种、冬衣）、置巫（配医）、修祭（移祖坟、建祠堂）。
新区五户编一伍，设伍长；十伍编一里，设假士；四里编一连，设假伍百；十连编一邑（2000户），设假候。每邑建一城池，城外修军塞、筑烽燧，以居户青壮年武装（民兵）值守，配合驻军保卫新家园。对于汉代的移民，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民至有新居，作有所用，病有巫医，以修祭祀，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育长（种桑养畜），室屋完安（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闲，置器物也），通田作道，正阡陌之界。这种优惠办法可以享受三年。由于配套政策完善，新区组织严密，移民的生活与安全都有保障，所以移民们不仅自己“乐而不思故乡”，还能“贫民相募”，纷纷告劝亲友也来边地安家立业。当时铁制农具已普遍使用，赵过发明的“代田法”也普遍推广，加上政策的倾斜，新移民们在广袤的河套大地上大显身手，很快就走上了富裕的道路，时人甚至将这片新垦区称为“新秦中”，即再造一个“关中八百里秦川”的意思。“新秦中”还是汉代“新富贵”的代名词。按照今天的话来说，叫做“迁得出，留得住，富得快”，甚至可以称为汉代塞上的“新农村建设”。
汉代的移民经费，来自三个方面：其一为国家财政拨款，其二为招商筹款（以盐、铁等经营权置换），其三为卖官，“令民入粟于边”，“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600石封上造，4000石封五大夫，12000石封大庶长），当然都是一些荣誉性的爵位而并非实任官。
汉代河套地区的移民经济，经过近300年的繁荣发展，到东汉末年，由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特别是在羌人反抗斗争的打击下，逼迫官府内迁，人民逃亡，移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河套开发又被迫中断。
7.南北朝间宁夏移民开发小高潮的出现。从全国来说，在南北朝间北魏政权统治宁夏以后，改灵州为薄骨律镇，任命刁雍为镇将。刁雍于太平真君五年（444年）赴任，下车伊始大力开办引黄灌区的水利建设，大兴屯垦。这时在黄河两岸出现了历城郡建安县（今宁夏陶乐境南）、胡城（汉灵武县，今青铜峡邵岗境内）、汉城（北魏上河城、刁公城、薄骨律仓城，今永宁县望洪境内）等。所谓历城，就是北魏太和初年平三齐，将历下（今山东济南）民众迁移到塞上筑城居屯，故以移民的原地名命名；所谓“胡城，就是北魏打败匈奴铁弗部赫连大夏国皇帝赫连昌后，将其部众集体迁徙到宁夏黄河西岸原汉代灵武县城安置的城池；所谓汉城，就是北魏统一黄河流域之后，将关东一带的汉人大批迁移到宁夏黄河西岸，建城居住并屯田。总之，都是移民的产物。”
代替北魏以后，向宁夏移民的规模越来越大，仅次于汉代。移民主要来自于南方水乡，这对于提高宁夏农业生产水平，改变城乡风俗习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武帝宇文邕建德三年（574年），首先从南方移民二万户安置于怀远县（今银川东郊），并在原怀远县的建置之上增设怀远郡，管辖范围基本上相当于今银川平原河西灌区的全部。也就是说，河西灌区的农业生产又得到恢复性开发。宣政元年（578年），北周大将王轨打败南朝陈国大将吴明彻。吴明彻是陈国（都城今江苏南京）将军，籍贯秦郡（今江苏六合），所部将士皆为南国子弟。陈部有三万多人被歼灭，其中被俘一二万人，全部被强制性集体迁移到灵州（今吴忠境内）屯田。在北宋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一书的《灵州·风俗》中记道：“（灵州）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后来，北宋曾公亮又编成《武经总要》一书，在怀远镇下记道：“（怀远）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灌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综观之，宁夏黄灌区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因为经济发达，自然环境优美，文化繁荣而被誉为“塞北江南”了。这种赞美，既指河东灵州地区，也包括河西怀远一带，其内涵既有风俗文化，也有自然面貌和经济的成分。
8.唐宋时期，宁夏是中原王朝在北方的重要军镇，这期间的屯垦事业相当发达，主要是驻军的军屯和为了保障军队供应的民屯（营田），所以移民规模大、人数多，也是中央政权的一项常态工作。但是，唐宋移民的最大特点是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入和羁縻州的设置以及西夏党项人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关于民族移民问题另外集中介绍。
9.元代是继南北朝之后，宁夏再次出现移民开发的又一次小高潮。蒙古大军灭西夏以后，于中统二年（1261年），在西夏故疆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后又先后设西夏宣慰司、惠民局和宁夏府路，其中心都在故夏的京畿地区，即今宁夏引黄灌区。设省之初，还命大科学家、水利专家郭守敬协助主官张文谦、董文用“行省西夏中兴等路”。郭守敬在宁夏大兴水利，整修渠系，为安置移民，发展农业生产创造了条件。蒙元把宁夏作为移民的重点地区，目的是要把宁夏建设成为西北的粮食生产基地，以支撑其对西和向南庞大战争的需要。管理屯田的机构有：宁夏等处新附军万户府屯田、宁夏营田司屯田、宁夏路放良官屯田等。移民的主要来源是“发迤南新附军”，“佥发随州、鄂州投降人民”等。他们是南宋长江中游两湖地区（今湖南、湖北）的降军和被迁赶的民众。其中新附军1382户，其他民众1107户，按每户平均老少两代5口人计，有一万多人。加上其他方面的移民，总数在七万口左右。此外，蒙元在六盘山设立军事基地，又在开成建立安西王相府，所以元代不仅在黄河两岸屯田，就连六盘山地区也成为移民屯田的重点地区，还在六盘山地区设立开成路屯田总管府，曾先后有汪惟和戍守四川军队5000余人，陕西籍军人3000余人，巩昌驻军5000人，调往六盘山屯田。据史书载，当时“自六盘山至黄河立屯田，置军万人”（《元史·成宗本纪》卷十九）。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朝廷命“徙瓮吉剌民户贫乏者就食六盘”（《元史·世祖本纪》）说明六盘山的屯田已经做到了自给有余，取得很大的成绩。
10.朱元璋推翻蒙元统治，建立大明王朝，但是退往漠北的残元势力并不甘心失败，蒙古各部不断内犯，妄图恢复丢失的江山。宁夏地处北边要塞，自然成为明廷抗击蒙军南下的主要战场之一。明初时，由于刚刚夺取政权，国防力量有限，对于北方暂时鞭长莫及，所以宁夏府等地区被暂时放弃，官府和人民内撤，“空其城”，成为无人区。洪武九年，朱明政权巩固，重新开始经营边地，但是由于宁夏区位特殊，始终属于双方交战的重要战区，所以明廷在宁夏实行军民合一、全民皆兵的军卫管理方式，于黄灌区先后设立宁夏镇，下辖宁夏卫等七卫，每卫领五个千户所，从内地“迁五方之人实之”，并执行“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即担任屯垦和军卫双重任务。这些戍边屯守的官员，大多是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安徽老乡和帮助朱元璋发家的江浙籍将领，其所带领的子弟兵当然也以这些地区的人员为主。后来随着屯田数日益增加，也有从山陕甘等地招徕或自流的大量劳动力作为补充。此外，在长城、贺兰山等第一线轮流值守的国防军（班军），则从宁夏周边各省抽调。据不完全统计，参加屯种的卫所军户约为三万户、五万多人。班军人数视形势而定，一般在三万到七万人之间。明代的移民是世袭制，凡户口定为军户、匠户等，其后代的身份也无法改变。
清朝初年，因袭明制。雍正二年（1724年）始，废卫、所，改设府、州、县，前明军卫户籍废除，所有垦民都成为享有自由身份的自耕农民，原承种的土地也就成为这些垦户农民的自有土地。从这一变化中，可以清晰看到，宁夏广大土著人口，其祖先实际上大多是明代屯垦戍边将士的后裔，他们主要来自于皖、苏、浙和山、陕、甘等地。因为明朝以前的民户，在明初“空其城”和设置“无人区”时，都被强制性地内徙了。
二、少数民族入居源流
1.设立安定属国，安置内附匈奴人。西汉武帝执政时期，命卫青、霍去病等将领率大军反击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汗国。元狩二年（前121年），右匈奴单于浑邪王受重创，率四万余人（号称十万人）降汉，汉廷封浑邪王为漯阴侯、食万户，并在西北境内特设五个属国，安置这批内附的匈奴人。其中在今宁夏同心县境内设立一个属国，因地属北地郡，故定名“北地属国”。后因北地郡析置安定郡，属国改隶于安定郡，故改称“安定属国”。又因属国地在安定郡辖之三水县境内，也称为“三水属国”，其地望大约在今吴忠市境内大罗山一带的红寺堡开发区和同心县的范围内。
所谓“属国”，就是对由内迁部落集体进行安置，存其“国号”，内部的社会组织、吏治、官号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文化、语言、习俗等均不作改变，并让原头人继续自主管理内部事务。但在政治上必须服从中央的大政方针，军事上也必须听命统一调遣，朝廷只派一员“都尉”（称属国都尉），对属国进行监管。这种处理民族问题的方式，有类似今天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影子。如果这样比喻有道理的话，那么宁夏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进行民族自治尝试的实验区。
2.设立“六胡州”，安置内迁突厥等部族人。隋唐间，北部突厥部崛起，屡屡南犯，威胁中原。唐太宗李世民执政后，经过一番准备，组织大规模反击，于贞观四年（630年），大败突厥大汗颉利，其部众10万降唐。太宗接受中书令温彦博的建议，采取积极的民族政策，善待归附的突厥各部贵族和民众，将他们内迁并集体安置在北方从幽州（今北京）至灵州（今宁夏吴忠境内）的广大地区。贞观二十年（646年），铁勒、回纥等部首领聚集到灵州，唐太宗抱病亲赴灵州会见了“百王”，会上大家公推李世民为“天可汗”，并纷纷要求归顺。于是唐廷在北边设立一系列羁縻府州，让各部头人自主管理自己的部属和内部事务，其中安置在灵州境内的部众，史书泛称为“六胡州”。在六胡州中生活的除了突厥各部族外，还有“昭武九姓”的胡人（史称“栗特人”）和吐谷浑人。著名的吐谷浑王若曷钵与唐宗室弘化公主及其后人就是在安乐州内过着幸福的生活。唐朝许多战功赫赫的著名将领，如阿史那杜尔（突厥族）、何进滔（昭武九姓之何国人）、史敬奉（昭武九姓之史国人）、康日知（昭武九姓之康国人）、史宪诚（奚族）、浑瑊（铁勒人）和仆固怀恩（铁勒人）等也都来自于六胡州，后来他们都自称是“灵州人”。
3.回回人代替党项人与回族形成。宋、元两代，先是党项人在宁夏兴州（改称兴庆府）建立西夏地方割据政权，党项人大量入居，并成为主体民族。后蒙古大军灭西夏，并建立大元王朝，蒙古族在全国成为统治民族，宁夏也不能例外。但是，宁夏地区于元朝又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回族。
蒙元时期，蒙古大军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西征，将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穆斯林人迁徙到东方。他们中有被签发的军士、工匠和被俘掠的妇孺百姓以及投降的上层人士。还有随军经商的商贾和仕元的官员、学者等。当时官方史书统称他们为“回回”，诸如“回回军”、“回回炮手”、“回回商人”、“回回医生”、“回回工匠”等。元朝统一全国，大规模战争结束，散处于各地的“回回人”就地聚屯牧养和垦种，就地入社，“与编民等”，称为“回回户”。其分布呈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但是，在陆路中西交通大道沿线的西北地区、海上中西交通的东南沿海商埠城市和茶马古道的云南一带，是回回人率先入居的地方，其中尤以西北陕甘宁居多。在全国各地定居下来的回回人，由于大多数人没有携带家眷，不得不与所在地的汉族、蒙古族等土著居民通婚，成家立业，繁衍后代，从而渐渐形成中国回族穆斯林民族，时间当在元朝时期。可见回族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和生长起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一个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兄弟民族。
西北大地，特别是宁夏地区，之所以成为回回民族较为集中的聚居区，这与当时宁夏是蒙元王朝屯垦的重点地区和地处中西交通要道有关连，同时还与一位元宗室亲王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就是阿难答。阿难答是成吉思汗嫡传六世孙、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之孙、第二代安西王。安西王在长安（今陕西西安）和开成（今宁夏固原开城）各建王宫和官邸，驻兵六盘山，总统陕甘宁和吐蕃、四川，是代表忽必烈经营西北、西南的最高军政长官，其领地几占全国的半壁江山，并且手中指挥着十五万蒙古大军。由于老安西王（忽必烈三子）忙哥剌一生戎马倥偬，常年在外征战，无暇养护，便将儿子阿难答寄养在固原一位名为蔑里帖儿·哈桑·阿里塔赤的穆斯林商人家中，由其妻祖来哈照料。因此阿难答自幼受到伊斯兰教的熏陶，学习《古兰经》，养成穆斯林生活习惯，渐渐成为一名信仰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当他继承安西王位后，便利用手中的军政大权，在西北广大地区和十五万蒙古大军中强制推行伊斯兰教，致使十五万蒙古军队大部分皈依了伊斯兰教，也使得宁夏和西北地区成为全国信仰伊斯兰教民族最主要集中的地区。
另外，元亡以后，蒙古贵族逃回大漠老家，但仍有许多分处于全国各地的蒙古人无力北返，遂就地归降明军，当地人称他们为“土达”。宁夏境内南北各地均安置有这些土达。时开成县固原里有一土达大户，户主叫满俊，排行老四，人呼“满四”。元亡时其祖父巴丹主动降明，被封为平凉卫正千户。满俊富甲乡里，为富不仁，招降纳叛，野心勃勃，称霸一方，蔑视官府，是地方上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并与漠北蒙古贵族复辟势力内外勾结，祸害乡里，危害国家安全。满四于成化四年（1468年），发动叛乱，官军剿办数月才得以平定，满俊等268名要犯被处死。后来土达人害怕受到株连，纷纷改信伊斯兰教，以躲避迫害。
4.宁夏满族的由来。满洲贵族建立大清王朝以后，满族成为主体民族。入居宁夏的满族源自八旗驻军。康熙十五年（1676年），八旗兵3472名（其中有弓匠和铁匠72名）首次驻防宁夏。三十四年（1695年），开始在宁夏设立八旗将军府，后撤销。雍正二年（1724年），重设，并在宁夏府城（今银川）东北郊建筑八旗军营（称满城、满营），从东北调来3575名八旗官兵驻防。虽然原定八旗军驻防三年期满可回原籍，但并没有执行，这批八旗官兵，连同眷属计一万多人便定居在宁夏。他们于乾隆三年（1738年）以前集中居住于满城内（旧址在今银川市兴庆区大新镇满春村）。乾隆三年大地震，满营震毁。六年（1741年），在宁夏府城西贺兰山东麓重建满营。时人称原城为“旧满城（营）”，新筑者为“新满城（营）”，后简称为“新城”。满族人是随八旗军入居的，故又称他们为“旗人”。八旗军可以随带眷属子女，并人人享受特供皇粮。直至民国建元以后，取消满人特殊待遇，化旗为民，鼓励他们自食其力，自谋生路。不久宁夏八旗驻军将军裁撤，宁朔县衙迁入新满城。1936年，宁夏省主席命在新满城修建飞机场，满族人民被迫迁出世居地，散居于宁夏各地。
三、当代移民概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宁夏移民发生本质变化，带有政治性的强制移民基本结束。当代移民是抱着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自觉自愿地参加到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的队伍中来。他们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统一组织与安排，分批来到宁夏广大城乡，把宁夏当作第二故乡，与当地回汉人民一起，积极参加各项建设事业。他们之中有军人、农民、学生、干部、科技人员，甚至包括一些“犯错误”而被“发配”到艰苦地区改造的知识分子。
1.支宁干部。1949年9月，宁夏解放以后，百废待兴，一方面从上到下建立各级人民政权，以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又要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组织生产自救，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同时，还要坚决肃清匪特的破坏活动，维持治安，使各族人民真正享受新社会新的幸福生活。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有大批干部去组织、推动。而宁夏是新区，原宁夏工委自己培养的干部数量有限，满足不了新形势的需要，不得不主要依靠外援。援宁干部大体来自于陕甘宁边区特别是三边分区的老解放区和解放军十九兵团转业地方的以山西、河北籍为主的官兵。不久，经过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短期培训的华北革命青年300多人被集体分配来宁夏，充实了宁夏的干部队伍。另外，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以后，中央又在全国选拔大批干部到新成立的自治区工作，总数在6000人以上，他们之中回族干部约600人，并有一批回族老革命家来到宁夏。这批干部主要来自于北京、上海、天津和河北、黑龙江、山东、江苏、云南、安徽、甘肃等省市以及中央各部委机关。至于以后逐年正常调动来宁的干部则更多，也难以统计。
2.支宁群众。支援宁夏建设的群众以农民和市民为主，主要来自于北京、上海、浙江、陕西、河南等省市。首批支宁群众是1951年2月27日到达宁夏的北京城市移民204人，他们大部分被安置在永宁县参加农业生产。一直到1958年自治区成立以后，北京移民分多批抵达宁夏，分别被安置到银川市和永宁、贺兰、平罗、吴忠、中宁、中卫、固原等县，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总人数约7000人。1956年又有上海市民1500人支援银川专区，参加城乡建设。在农民移民群众中最多的为陕西、河南二省。因修建三门峡黄河水利枢纽工程，库区淹没区的陕西大荔等县民众约二万人，连同河南商丘等县，总数约三万人，于1956年、1957年分批移民到宁夏，主要安置地为平罗、惠农、贺兰、永宁、陶乐、吴忠、宁朔、中宁、中卫等川区一些县市区内。仅次于陕西、河南和北京市的移民，是上海市的市民和浙江省的农民。如果加上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自流人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宁夏接收和安置各种移民总数近30万人，主要安排在银川、吴忠、平罗、中卫和固原等市县的城乡和国营农林牧场以及煤矿参加生产。但这部分人的巩固率较低，大约一半以上返籍外流。
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广大城镇知识青年响应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伟大号召和党中央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安排，纷纷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改造世界观，锻炼自己。当时除本区知青就地下乡外，还有大批区外知青来到宁夏。外省成批知青以北京、天津、浙江为主，其中北京知青4500人，天津知青4486人，浙江知青1800人，加上本区知青，总数约5.6万人。1980年以后，上山下乡知青大部分通过招工、参军、升学、提干等途径而陆续离开农村，因各种原因仍留在农村的为极少数人。
4.参加“三线”建设的特殊移民。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在“战备”的背景下，中央决定将一些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大中型骨干工业，分散内迁到战略大后方的“三线”地区建设。宁夏属于小三线，先后迁建的工厂有：吴忠配件厂、银川橡胶厂、宁夏有色金属冶炼厂（大武口）、青山试验机厂（青铜峡）、长城机床厂（银川）、银川起重机厂、大河机床厂（中卫）、青铜峡铝厂、石嘴山钢铁厂、银河仪表厂（银川）、吴忠仪表厂、西北轴承厂（平罗）、胜利阀门厂（银川）、红卫机械厂（固原）和西北煤机总厂（大武口）等。这些厂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家属子女都随厂一起迁到宁夏。如果与此前宁夏煤炭、毛纺和服装、木器加工等早期工业移民加在一起，总数不会低于10万人。
5.其他。除了以上四个方面规模移民外，还有历年复转军人安置、大专学校毕业生分配，正常的干部调动和改革开放以后，经商、匠人和打工农民的涌入与定居，也是当代新移民的新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