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0年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侵略者用炮舰打开了闭关自守的清帝国大门，外国强盗们在扩大经济侵略的同时，也加强了政治上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接着，清王朝又与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勾结，加速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从而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宁夏地处西北边防前哨，历史上多为中原王朝与北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争夺的重要战区。但自清取代朱明以后，实行满蒙一家的亲善政策，蒙古部上层和满洲贵族共同成为中央王朝的统治阶层，此时的宁夏已不再是边疆民族内犯杀伐的战场，形势相对稳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经济亦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王朝充当帝国主义的走狗，政治反动，吏治废坏，官员腐败，加之负担巨额对外赔款和各种天灾人祸的打击，致使宁夏人民“活户亦逃，熟地亦荒，民难生聚”，浩劫之余，民不聊生，而回族人民更是沦入痛苦的最深渊。这时宁夏地区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势如积薪，一触即发，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宁夏回汉各族人民革命斗争的暴风雨随之来到了。
一、回族人民率先开展反清斗争
由于清王朝执行反动的民族政策，极端仇视伊斯兰教，露骨歧视回族和穆斯林人民，甚至把回族同胞排斥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之外，称他们是“客居”、“寄居”在中国的“种人”和“化外”，还称回民聚居区为“回巢”、“巢穴”，称其人民为“贼回”，并在书写中以“□”加辱。认为信仰伊斯兰教就是“不奉正朔”，“不知伦常”，“淫狠无良”，凡“习于彼教，秀良者少，罕读礼义之书，侪辈征逐，徒以强忍相高尚”，“悖骜不畏法”的异端。故“遇事辄凌轹之”，官府更任意出入其法，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汉民复恃众欺凌”。如办命案，“回杀汉者抵死”，而“汉杀回者，令偿殓葬银二十四两”即了事。因此，具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运动亦终清之世，此落彼起，一浪高过一浪。
同治初，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的鼓舞下，陕甘地区掀起了长达十余年波澜壮阔、惨烈悲壮的回民反清抗暴斗争。这场斗争开始于陕西省渭南地区。同治元年（1862年）春，在任武等人的领导下，回民军与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和西捻军首领张宗禹以及四川农民军将领兰大顺各部密切配合，挫败了清廷招抚和军事进剿的种种手段后，为了保存实力，保护全体无辜回民的生命安全，不得不举族向甘肃省和宁夏地区转移。而宁夏地区亦在同年夏，由平远所（今同心县予旺乡）清军把总马兆元首先率领当地回汉军民起事。接着，固原的纳三、平凉的穆生花和盐茶厅的王大桂等，纷纷带领当地回民揭竿而起，声援陕西回胞的正义斗争。此时，伊斯兰教哲赫忍耶教派第四辈教祖马化龙亦以“总大阿訇”身份，自称“统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相号召，领导宁夏回族人民与退驻各地的陕西回民团结一致，共同开展反清斗争。对于马化龙，时“远近回民皆悦服”，“奉之若雷电鬼神，莫敢有异”，因此，马化龙实际上是这场斗争的核心领导人物。宁灵地区和金积堡也理所当然成为斗争的中心和总指挥部。宁夏回民军先后占领北部宁夏府城（今银川市），中部灵州城（今灵武市），南部重镇固原州城（今固原县）、盐茶厅城（今海原县）和平凉府城（今甘肃省平凉市）等战略要地。当时陕甘两省绿营官员一再被抽调至内地参加对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军作战，且“几乎伤亡殆尽”，“存营兵数过单”，“陕甘兵力，实已空虚”。于是清廷玩弄了两手阴谋，一面飞调直隶提督讷钦、天津镇总兵曹克忠等军驰赴甘肃，支援固原提督雷正绾、署甘肃提督梁生岳，组织对回民军的军事进攻；同时又命署陕甘总督恩麟派要员到宁夏进行招抚活动，但告诫地方军政当局，招抚乃“因兵力不暇兼顾暂予羁縻，亦权宜之计”，应严“饬所属不动声色，严密防范，毋得稍涉大意”。可见所谓抚局，实际上是一场大骗局。而回族人民也看穿了这一阴谋，将计就计，不仅“枪械、马匹未交出，堡寨壁垒亦未拆除”，而且还利用抚局之机“在金积堡动工扩建城堡，新建之堡名曰‘保生寨’”，准备迎接更大的战斗。经过一番准备，清廷把西安满营将军都兴阿从江苏扬州对天国作战前线调回，主持剿办回民军事事宜，改任荆州满营将军穆图善为宁夏满营将军配合之。都兴阿命固原提督雷正绾和新任甘肃提督陶茂林、河州镇总兵曹克忠各部由南向北进攻；自统副都统杜嘎尔部和西蒙克西克、金顺两支马队在穆图善部和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蒙古兵的支援下，由北向南进攻，战略目标是围攻回民军的大本营金积堡。同治四年（1865年）夏，马化龙指挥宁陕回民军，打败了清军的进攻。至此，回民抗暴斗争已在甘肃全省形成燎原之势，北路以宁夏、灵州为重点，南路以河州、狄道为重点，东路以固原、平凉为重点，西路以凉州、肃州和西宁为重点。“关陇诸回，率视金积堡为向背”，并“以金积堡为归宿巢穴”。金积堡成为西北回民军的中心和精神支柱。清军在甘肃省各地已处于防不胜防，剿不胜剿，到处挨打，一败再败的一筹莫展境地。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根基受到严重动摇，不得不把镇压革命运动的得力干将、闽浙总督左宗棠调来镇压西北回民起义。
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督办陕甘军务和钦差大臣三重身份，指挥以湘军为主力的各路大军，分三路向陕甘进军。三路之中，又以北路宁夏为重点，率先展开。湘军大将、广东陆路提督刘松山担任剿办宁夏的总指挥。他率湘军主力部队，从山西、陕北一路打到宁夏花马池（今盐池），战略目标是灵州和金积堡；南路的战略目标是狄道（今甘肃临洮）、河州（今甘肃临夏）；左宗棠自统中军老营为中路，由西安向兰州节次推进，居中指挥。为了首先解决宁夏战场，左宗棠又设计了三路两面夹击包剿马化龙指挥部所在地金积堡的战役计划。其中即以刘松山部湘军为主攻，从陕北经花马池直捣金灵。辅以金运昌部皖军继进，兼保护粮道任务，是为中路；以嵩武军提督张曜指挥豫军，与署理宁夏满营将军金顺指挥的黑龙江马队满汉等军相配合，从绥远经石嘴山、平罗、驰援宁夏府城，廊清河西，保证运道安全，孤立金积堡，是为北路；雷正绾部则与周兰亭、简静临、张福齐等湘楚军各部，共同从平凉、固原向北进攻，过牛首山后，于秦渠内外扎营，与金积堡相望对峙，是为南路。经过两年多鏖战，清军付出了巨大损失，担任宁夏战场总指挥的湘军大将刘松山被击毙。各军高级将领阵亡者更多，广大士兵死伤无数。为此，“清廷申斥左宗棠，指出他统厚兵，授重权，每年耗银八百万两。时至今日，连区区金积堡一隅之地亦久攻不下。照此下去，竭尽东南数省之脂膏，年复一年耗此钜帑，岂能日久支持。要他扪心自问，实负朝廷重托。同时，清廷还给左宗棠降三级留任的处分”。直至同治九年（1870年）冬，清军才完成了对金积堡的四面合围。“马化龙为了挽救无辜人民的生命，亲赴刘锦棠军营乞降，愿以一人之身抵罪”。清军终于得以开进金积堡。左宗棠深恐清廷会因马化龙主动乞降而得到宽处，急忙密呈己见，指出马化龙“稔恶三世，从宽必滋后患”，应“立杀无赦”。同治十年（1871年）三月三日，马化龙父子亲属22人被残酷地处以凌迟极刑，同时遇害族众党友80多人。接着又将宁夏和金灵地方本籍和陕西籍回族两万多人集体迁撵到固原、平凉和化平等地择荒安置，并在金积堡设立宁夏宁灵厅行政建置，增加灵武营驻军，加强对这一回族聚居区的控制和镇压。
由于宁夏回族人民斗争的失败，西北各地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失去了中流砥柱，正如左宗棠所说，“金积堡破，回势瓦解”，“金积事了，关陇之幸”，不久先后均告失败，许多优秀的回族领袖或死或降，给广大回族穆斯林人民带来了更加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但是这次反清运动的伟大意义永载史册。西北回族人民的斗争，给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清廷“几乎倾其财，倾其军，‘用东南之财赋，赡西北之甲兵’，除年耗近一千万两白银外，还不惜出卖主权，借外债三百多万两；在军事上，清廷先后出动湘军、皖军、川军、豫军、楚军、晋军、鲁军、直隶京兵和吉林马队、黑龙江马队，以及蒙兵和蕃兵（藏兵），总计达二百一十营、十一万人左右，地方团练尚未计算在内；先后参加‘剿办’的总兵官以上大员三百多名，历时十二年之久，才算以征抚兼施，勉强把这次回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镇压下去。可见这次回民大起义，是继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又一次动摇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打破了统治阶级吹嘘的所谓‘同治中兴’的神话”。所以这次斗争，不仅在回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时也是我国近代各民族反抗清王朝统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中国近代史上应当占有自己重要的一页。
二、宁夏人民积极响应辛亥革命
西北回族人民斗争失败以后，清廷在陕甘地区采取一系列强化封建统治的措施，在政治上加强控制，在经济上加紧搜刮，加之十多年战争的破坏和各种水、旱、蝗、雹以及地震的频繁打击，致使宁夏人民无以为生，造成宁夏农商各业进一步破坏，人口锐减，经济凋敝，南北各地城乡到处是“十室九空”，“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的一片凄惨景象。
另外，外国资本入侵掠夺，更使宁夏经济雪上加霜，走向彻底破产的境地。从光绪六年（1880年）起，天津英商和德商先后在宁夏水旱码头石嘴山地方开办高林等10大洋行，并在宁夏境内的府城、花马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中卫、宁安、平罗等地开设“外庄”，几乎垄断了宁夏的皮毛业，每年仅石嘴山码头就要运出羊毛1500万斤、畜皮100万张。同时，又把布匹、毛织品、火柴、烟、酒、糖茶、粮食和各类生活用品运进，涌入城乡市场。洋人和买办们都在宁夏发了“羊财”，而宁夏的手工业和农民们都被吸干了血液。因此，使得宁夏地区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更加激化，不仅回族人民的斗争仍在各地坚持；而且汉族人民也在赵良才（赵神仙）的领导下，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九月，发动了“宁安堡起义”；接着又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庚子事件”刚结束不久，就在宁夏平罗县发生了震惊朝野的“下营子教案”，农民龙占海等人杀死下营子天主教堂比籍神父梅布桂和荷籍神父彭寿年。其间，哥老会在宁夏传播也十分活跃，以“贺兰山堂”、“西泉山堂”、“虎威山堂”和“铁血山堂”势力最强，有影响的领导人有：高士秀（志清）、刘华堂、刘照黎、王俊、哈明（回族）、蒲春山、马跃川等人。各山堂都在城乡和官民各业人员中积极发展会众，把矛头直接指向清朝封建统治者。如西泉山堂印发的会员证上的堂对是：“聚西北豪杰为华族请命、合世界大同与平民出头”，纲领是：“血心共立，定国安邦，异族同胞，共立朝纲。”而昆仑山中和堂的堂对则是：“正气涵养五族，实行道德，扫除外侮；总理赞佩三民，注重仁义，保护中华”。横批为：“威振家邦。”可见宁夏会党组织已初步具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能够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旨在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的盟友。
1911年月10月10日武昌起义胜利后，西北革命党人在西安率先响应这场伟大的辛亥革命运动。宁夏的革命党人又在甘肃省第一个发动起义，声援西安的斗争，全力支持辛亥革命。此前，于1911年6月，革命党人在兰州成立西北革命同盟会分部，立即派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骨干分子到宁夏开展工作。他们首先加入了宁夏哥老会组织，所以在会党组织的积极参加下，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很快就宣告成立，刘先质担任支部负责人，哥老会领导人高士秀、刘华堂等人也成为革命组织的领导成员。在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在高士秀的策划下，先于11月17日，在灵州首举义旗，成立了辛亥革命宁夏第一个军政府。继于19日，府城起义亦告成功，23日正式成立“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军政府推选原宁夏道员孙廷寿为大元帅（未到任），下辖营务处、政务处、度支处、驿传处和城守司、总粮台等办事机构。同时，推举刘先质、高士秀、高登云、刘华堂、刘复泰、刘照黎、孙学文等10人为革命政府军事委员，并组建革命新军，即宁夏革命民军，任命刘先质为都指挥、刘华堂副之。及时颁布了《临时新政大纲》十条，在各地布告安民，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保护农商各业，保证了城乡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军政府旗帜鲜明，公开宣布响应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号召，接受南方革命军的领导，实行“排满革命”，以推翻清王朝专制统治为己任。于是，辛亥革命运动在宁夏各地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
宁夏虽然地处边陲，仅为甘肃省区区一府之地，但是辛亥革命的影响却很大。当时以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等为首的顽固派，计划以甘肃兰州为中心，“妄图在甘肃纠集反革命力量，率所谓‘勤王’之师，迎接清帝偏安西北，把甘肃作为复辟大清封建王朝的根据地。甚至还做什么‘中兴’的黄粱美梦”。但是，陕西革命军光复西安，切断了兰州通往北京的南大路，而宁夏革命告成，又堵住了清帝西迁的唯一通道——北路。这就引起了保皇党的极大恐慌，他们随之孤注一掷，做垂死挣扎，组织东征军向西安和宁夏的革命政府进行疯狂反扑，宁夏遂成为反革命复辟武装进攻的重点目标。升允命甘肃提督马安良之精锐军（俗呼西军）帮统马麒率马步六营和宁夏镇总兵张绍先所部以及地方地主民团，一齐向宁夏民军猛烈扑来。此时，龟缩在府城一侧的宁夏满营将军台布、副都统常连，立即命驻防八旗军倾巢出动，与西军相呼应，夹击革命武装。在强大敌人联合围攻下，宁夏府城于12月20日陷落敌手，革命军领导人刘先质、刘复泰、张少棠、袁宗刚、马四虎等先后英勇牺牲，黄连升、夏梓、李麻花等被暗杀。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保存革命实力，革命军总指挥刘华堂等率领余部突围出城，向平罗撤退。后刘华堂等人在内蒙古境内被当地蒙古上层反动王公杀害。西军攻入宁夏府城、灵州城和平罗县城后，立即宣布“奉命屠城，不分良莠，一齐杀绝”，并公然“敞刀三日”，烧杀奸抢，血流成河，给宁夏人民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宁夏辛亥革命在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和血腥屠杀下，最后失败了。
辛亥革命在宁夏的失败，教训是深刻的。首先，思想准备不够，不仅没有较深入地在人民群众中充分宣传民主共和的革命思想，就连支持革命的会党成员，也对革命的道理了解不多。表现于革命目标不清，认识模糊，行动随意，不知道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而是把目光盯在统治集团一两个所谓清官的身上。其次，领导权问题没有解决好，把夺取的政权拱手让给清廷命官宁夏道员，而实际大权又被会党所把持，同盟会派往宁夏的革命骨干刘先质早早牺牲，其他成员都没有掌握核心领导权，在关键时刻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再次，军事战略上犯有盲目性的错误，既没有乘革命高潮时的声势和反革命阵营惊慌失措，尚未组织反扑的有利时机，一举夺取近在咫尺的满营反革命堡垒，又没有及时向各地尽量扩大战果，充分发动人民，武装群众，而只是单纯军事主义，仅仅依靠缺乏军事知识，没有作战经验和未经严格训练的党会来打天下，所以在敌强己弱的危急时刻孤立无援；在撤退时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结果军事上的失利就导致革命的全盘失败。最后，关键的错误，是没有解决好旧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即把土地归还给农民，摧毁封建统治阶级的经济基础，发动广大农民参加到革命阵营中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宁夏辛亥革命的革命性质是有限的，失败是必然的。但是军民的革命行动，毕竟给宁夏人民带来了初步的思想解放，为迎接新的革命运动拉开了序幕。
三、中共宁夏党组织领导和影响下的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一声枪响，打落了亚洲的第一顶皇冠，打倒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接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中国传来了马列主义，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给中国革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宁夏虽然地处边陲，经济和文化相对落后，人们的思想观念非常守旧，思想界十分沉闷。但是宁夏又是西北通往北京和内地以及沿海地区的水陆交通要道，过往旅客，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经常把内地的新思想、新观念带了进来。不时给宁夏吹进一缕缕时代潮流的新风。尤其是1919年“五四”民主爱国运动之后，许多西北籍的学生，利用暑假返乡之机，于途中先后在平罗、府城（今银川市）、中卫和固原等地举行演讲会、报告会，介绍平、津、沪各地学生开展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情况，给宁夏人民进行了科学与民主观的启蒙性教育，对城乡各界和广大青年学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犹如闪电和春雷，照亮并唤醒了沉睡的塞上大地。从此，宁夏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阶段。
1924年，冯玉祥于北京发动政变，但是在直奉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不久冯系被迫退出北京政治舞台，向大西北撤退，以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为了控制大西北的中心甘肃省，冯玉祥以西北边防督办自兼甘肃省督办，并改称所部国民军为西北军，命第二师师长刘郁芬代行甘督，率全师向兰州进军。1926年9月冯玉祥访苏回国后，于17日，在原绥远省五原举行誓师，宣布改西北军为国民革命军联军，自任总司令，通电参加北伐。这时冯玉祥积极奉行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的主张，在全军上下设立政治机构，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担任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联共党员乌斯曼诺夫担任总政治顾问，还有陈延年、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李大章、邓小平、方仲如等一批著名中共党员都在冯部和军师一级政治部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全军政工干部，基本上均由共产党员或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出面的共产党员担任。时驻防宁夏的冯部第四路，由马鸿逵担任总指挥，政治部主任为共产党员刘志丹冯军进驻甘肃前后，总部和佟麟阁、孙良诚、吉鸿昌等部各级政工人员曾在宁夏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活动。刘郁芬部还捐款为宁夏五中、八师建立图书馆，购进大批革命和进步书籍供师生学习。著名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人还在宁夏发展过党员。1926年9月，在部队和陕北党组织共同帮助下，宁夏地方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正式成立，由李临铭任书记，马云堃做常务工作。特支归陕西省委领导。宁夏党组织积极配合冯军做了大量工作，使宁夏地区的革命形势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开拓舆论阵地，贾午等同志在宁夏创办了《中山日报》，“积极宣传国民革命及北伐战争的意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及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和建国大纲，并且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及其经验”。党还组织进步青年和革命师生参加冯军政治部举办的马列主义训练班，刘伯坚亲自给学员讲授《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ABC》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论》。雷启霖、袁金璋等许多进步青年及中学师生参加学习，“这是马列主义公开在宁夏传播的开端”，具有深远的意义。其间，党组织还在部队政工人员的大力支持下，广泛组织工会、农会和学生联合会等革命群众组织，经常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游行和灯火晚会，并通过开办“中山俱乐部”，演文明戏、办墙报、画漫画、教唱国际歌、街头演讲、刷写标语口号等各种生动活泼，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活动。还大力提倡新文化，反对旧文化，主张男女平等，妇女解放，教育男人剪辫子，女人放足，一系列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革命运动把人们推入革命的洪流，塞上大地如春风吹拂，城乡人民就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大革命失败以后，宁夏党组织一度中断活动，后于1930年10月，在中共北方局和陕西省委的帮助下，重建组织，由原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杜润芝担任负责人，积极开展地下斗争。先后组织过“宁中学潮”、“中宁护路队兵暴”和省城（今银川市）“小南门兵变”，并参与领导甘肃省党组织发动的水泉兵暴，但均没有取得成功。其间，著名共产党员谢子长、刘志丹、高岗、张德生、梁干丞、张东皎、吴鸿宾、马云泽和南汉宸等人先后在宁夏做过兵运工作、组织工作，并一度组建过陕甘游击队，活动于甘宁交界地区。与此同时，宁夏党组织在几经变迁和挫折后，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为宁夏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在宁夏大地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教育了广大群众，为宁夏人民继续斗争指明了方向。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曾受党培养教育过的一批宁夏籍旅北平革命青年和留北平学生，在共产党员李天才、王绪祥（即张子华）等人的影响与组织下，团结同学、乡友，成立“宁夏留平学生会”，组织大家学习马列主义，用革命理论武装思想；编印《银光》、《宁夏曙光》等进步刊物，揭露马家军阀的黑暗统治，号召宁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积极参加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南下请愿团”和“一二·九”运动等许多重大革命活动；还酝酿回宁夏组织革命武装力量，推翻马家军阀的反动统治。许多宁夏青年在京被捕入狱。李天才被折磨而死于狱中，年仅25岁。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宁夏留北平学生组织“西北流亡团”成员，陆续返回宁夏，大多在教育界任事。在地下党员的领导者下，宁夏教育界很快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以革命师生为主组成的抗日团体，如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和回民教长战时教育研究会等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宁夏试验小学教师侯亦人、薛嵩山、涂春林等人还按照地下党的指示，以高年级学生为主，组织了“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计划先把师生带到延安学习后，再赴前线进行宣传，然后返回宁夏从事革命活动，为党培养一批革命有生力量，但因宁夏当局的反对未能实现。“少战团”的活动虽被严格限制在宁夏境内，也同样取得了很大成绩。团结教育了回汉各族人民，唤醒了塞上民众，扩大了爱国统一战线，为党训练并输送了一批革命干部，对重建宁夏地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作了准备，给宁夏回汉人民参加抗日救亡行动指明了方向。
另外，抗战期间，宁夏海固地区三次回民反蒋暴动和“回民抗日骑兵团”的成立，就是党抗日救亡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的结果。继刘志丹、谢子长和张东皎等先后组织领导的陕甘游击队在宁夏南部山区播撒下革命的种子之后，1935～1936年期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西征和三大主力的会师，以及在同心建立的“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大事，都对宁夏回汉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1938年秋至1941年夏，宁夏海固三次回民反蒋抗暴斗争的爆发，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的结果，也是党的“抗日救国”、“民族自决”等正确政治主张影响的结果。在斗争中，回族人民提出过“反蒋抗日”、“出山抗日”和“寻找民族出路”等口号，就是证明，而其领导人马思义最后率精华200多人奔向陕甘宁边区，投入党的怀抱，参加革命阵营，被改编为“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回民抗日骑兵团”，马思义担任团长，更是必然的归宿。它标志着回族人民斗争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把握了正确方向，走上了革命道路，因而避免了历史上历次斗争失败与被镇压的悲惨结局。
四、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西征和三大主力会师在宁夏
本来，中国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在江西举行“南昌起义”之后，建立了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时以毛泽东同志为首提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正确主张，使革命得到很大发展。但是，不久由于党内“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从中央苏区和各主要根据地撤退，实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闻名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8月中旬，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的红军二十五军，在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指挥下，转战北上，率先经宁夏进入陕北与陕北党组织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会合，组建红十五军团；10月上旬，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又率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经宁夏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毛泽东同志在翻越六盘山时，写下了气壮山河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陕北会师后，先进行了组织调整，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重新划分陕北、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为陕北省、陕甘宁省和关中、神户特区，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统一领导西北的革命军事活动。接着在东征之后，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苏区的包围，巩固和扩大中央革命根据地，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又于1936年5月10日，开展西征战役。中革军委命令以彭德怀为总指挥，组织红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由红一军团左权、聂荣臻担任左路，红十五军团徐海东、程子华担任右路，向宁夏南部进发，分别解放盐池、环县，总部驻豫望县豫望堡。西征红军在解放了宁夏南部和甘肃东部大片地区后，乘胜继续西进，于10月9日，在甘肃会宁县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师；22日、23日，又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兴隆镇，实现了红一、二方面军主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全部胜利会师，标志着伟大长征的胜利结束。会师不几日，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专程赴同心城，代表中央向三大主力红军会师表示祝贺，并召开万人欢迎大会庆祝这一伟大胜利。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和萧克等红军首长出席大会。
红军长征、西征时，在宁夏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使党的抗日主张、民族政策和革命宗旨在城乡广为传播。特别是红军铁的纪律，模范的行动，爱民尊教的表现，给广大回汉人民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各界人士都认识到“红军是仁义之师”，是“回民的军队”。人民就像过节一样迎送红军，支援红军，把红军当作自己的亲人，许多优秀青年纷纷报名参加了红军。
特别是红军西征时期，在中共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曾在宁夏做了大量建党建政的工作，先后建立了中共盐池、豫望、固北、固原县委和盐池、豫望、固北县苏维埃政府。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在豫望县西部和海原县东部的回民聚居地区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回民自治政权——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同时也建立了中共豫海县委。自治政府的筹建，得到了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为此，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人民抗日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布告》，公开宣布支持回民实现自治。还指导自治政府制定了《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条例》、《减租减息条例》和《土地条例》。10月20日，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本地雇农出身的回族农民马和福当选为主席。自治政府设于王家团庄。自治县占有8200多平方公里土地和三万多人口，管辖8个巩固区（同心城、王家团庄、高崖、马家河湾、窑山、下马关、李旺、豫望），4个游击区（喊叫水、韦州、惠安堡、关桥），并成立了农会、商会、少共、赤卫军和人民游击队以及基层回民解放会等群众团体。
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虽然存在时间很短，11月中旬，即因主力红军撤离而转入地下，马和福亦因敌人出卖而被杀害于1937年4月3日。但自治政府建立的意义是深远的，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自治的伟大实践，是回民解放的先声，它把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把回族的解放与整个中华民族的独立结合起来，它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正确处理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关系，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一次尝试，也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红军长征和西征是革命的播种机和宣传机，它在宁夏大地插上了红旗，撒下了革命的种子，留存着党的影响，给宁夏人民争取彻底解放点亮了指路明灯。尤其是盐池县人民政权，长期屹立在陕甘宁边区边缘，更是为宁夏人民通往苏区和革命圣地延安，架设了一座希望之桥。
五、宁夏回汉各族人民的新生
八年抗日胜利之后，蒋介石集团坚持其独裁专政，企图独吞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宁夏回族军阀马鸿逵虽然与蒋有矛盾，但由于阶级本质所决定，也上了蒋介石逆潮流而动的反动战车，最终走上了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宁夏回汉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面对蒋马反革命武装进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首先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宁夏工作的领导，在北部成立了中共宁夏工委，南部成立海固工委。上级党组织还及时对宁夏工作作出正确指示，形成了《三边地委对宁夏工作的决定》，并指示在新的形势下，“我党对宁夏工作的方针，应根据人民要求，抓紧时机努力争取与团结各阶层各民族中的民主分子，准备力量，为建设民主自由、民族自治、幸福的新宁夏而奋斗”。宁夏工委也对时局、形势和任务进行认真分析，结合上级指示精神，制定了《对宁夏马鸿逵工作的方针》，把发展党员，加强统一战线，深入发动群众，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等作为工作重点。同时也分析了马鸿逵其人虽然参加蒋介石打内战，但他毕竟不是蒋系集团的嫡系，与国民党顽固派固有矛盾，首先应该做教育、争取和团结工作。所以边区党组织曾几次派马绍常同志亲自到宁夏省城银川直接做马鸿逵的统战工作。南部海固工委亦派出大批干部，加强对新区的工作，并深入国统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恶。与此同时，宁夏工委还在原几支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成一支宁夏人民的革命武装力量——回汉支队。这支人民武装，自1947年初成立以后，在刘振宇、邓国忠、梁大钧、刘思孝和金三寿等同志领导下，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于三边地区积极支援彭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大的战役，配合三边地方部队军事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肃清匪患、打击国民党还乡团、维护地方治安和帮助地方政权建设等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宁夏各族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另外，南部山区各县人民，在海固工委的领导下，在回民骑兵团的帮助下，大力开展地下党支部工作，努力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组织武装斗争。至固原地区解放时，已有地下党员419名，党支部18个，为迎接固原解放和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公然发动反革命内战以后，宁夏马鸿逵部曾于1947年3月和8月两度倾巢出动，侵占三边解放区的盐池、定边、安边等县，并长途奔袭援救榆林。但是，很快就被彭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挫败。1949年5月，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加入西野建制。当月，西野解放胡宗南老巢西安市。接着又一鼓作气，于7月取得了扶郿战役的伟大胜利，使西北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时盘踞在陇东地区的所谓宁夏和青海兵团，企图配合胡宗南部收复西安的战略目的已成泡影。很快西野就发动了陇东战役和兰州战役，宁夏南部各县和西北重镇兰州市相继解放，宁夏军阀马鸿逵已成为瓮中之鳖，消灭宁马反革命武装集团，解放宁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1949年9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在杨得志司令员的指挥下，在三边地方武装和宁夏人民武装回汉支队的配合下，首先解放宁夏省城银川市，从而宣告了宁夏的新生。10月24日，宁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标志着大地主、封建军阀在宁夏的统治从此永远结束，全省广大回汉各族人民从此翻身成为新中国的主人。
（《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