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审判志》序
中国编修地方志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旧方志被称为“地方性百科全书”和“地方级资治通鉴”，在全国范围内几乎代代修志，朝朝续修，无县无志，从而形成了蔚然壮观、博大精深、帖卷浩繁的方志文化宝库，并在人类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占有特殊地位，为世人所珍视。
社会主义新修新方志，对旧方志又有重大的发展，主要表现是各行各业普遍编修了行业志或曰专业志，从而使方志的内容更加丰富，功能更加全面，对社会的贡献更加巨大。《宁夏审判志》就是众多专志中的一种。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阶级意志和利益，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司法审判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环节，它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并为自己的经济基础服务。依法治国主张，在我国古已有之，战国时代就有法家出现，《法经》问世，并形成了“刑名之学”。而《司法审判志》的独立成书，只是在本届新修方志中才出现。它在新方志门类中属于政治部类的内容，是新旧方志本质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今天，在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时期，编修审判志显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
《宁夏审判志》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几届领导班子领导的关怀下，严把政治关，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加之高院志办同志始终以质量第一为宗旨，做到好中求快，经过12年的集体攻关，先后收集到珍贵资料达上千万字，又经过认真考证辨伪，整理归纳，融会贯通，样章试写，前后四易其稿，最终完成了这部56万字的巨著。《宁夏审判志》是宁夏三级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宁夏修志史上的第一次，其开创性的功劳不可抵估。该志通过对宁夏地区审判历史和现状的记述，通过审判程序与制度的沿革，并着重从刑事审判、民事审判、经济审判、复查审理和典型审判案例等方面的详志，不仅给读者再现一个清晰完整的有关宁夏审判工作的全貌和地方法治事业的运行轨迹，而且让人们明白了法与经济、政治、社会、道德、文化和历史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志书中主要追溯了历史，肯定了成绩，既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经验，同时并不回避矛盾，也客观地总结了教训。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秉笔直书的科学治史精神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在这样的指导思想、科学精神和正确方法下所修成的《宁夏审判志》，其政治质量、资料含量、学术层次、地方特色和文字水平等，当然堪称上乘。《宁夏审判志》将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法治建设工作中的重要参考书，是司法专业人员提高业务素质的必读书，也是向全社会进行普法宣传，对青少年进行守法、劝惩、匡误、明法教育的教科书。
《宁夏审判志》即将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是宁夏司法战线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惠及后世的盛世胜举。翻阅志书，我首先想到志办同仁们，他们面对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心不动志不移，立志修志，以身明志，志在必成，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志愿，修成宁夏第一部审判志，为人民立了新功。同时，我特别想起了秦文柱同志，他年富力强，却甘心坐冷板凳，不怕清贫，善始善终，孤守阵地，坚持到最后出书。这种乐于奉献的高尚品格和史德，是我和专业史志工作者学习的榜样。所以在《宁夏审判志》即将面世之际，我应邀草拟短文，主要就是表达这种崇敬的心情，并向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表示真诚的祝贺。作为司法外行者，只不过班门弄斧，弁志数语，缀于简末，以兹共勉，以报问序而已。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
《宁夏测绘志》序
《宁夏测绘志》正式出版了，这不仅是自治区测绘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和测绘科研领域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全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将产生全方位的、深远的重要影响。因为测绘是人类认识地球表面地理环境、特征和变化的一种特殊手段，是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改变生存环境，使自然、社会和经济通过规划、整治而互相协调，以达到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途径。如果从战略宏观上来看，测绘是事关整个经济建设、国防建设的基础性、先行性的工作，而从具体战术上来说，每一个建设项目的设计和工程的施工，都需要有完备、准确的测绘资料作为依据。甚至在文化、教育、科研、行政管理乃至日常生活中，测绘都是不可缺少的服务工具。
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测绘历史源远流长。据《史记·夏本纪》所载，传说早在四千年之前，大禹治水之时，就曾“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又据《周礼》记载，在二千年以前，国家已设立专门官员掌管测绘图籍。其中有大司徒一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以天下土地之图，周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辩其山林川泽五陵坟衍原隰之名物”。还有司马者，“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辩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三代以后，有秦朝在修建郑国渠、灵渠、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中的高水平测绘业绩；有西晋裴秀主持编制的大型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和僧一行主持人类首次对地球子午线的测量；有宋沈括把地图绘制技术发展到很高的水平，并在世界上最早发现磁针偏角；至明代，中国传统测绘技术与西欧的测绘技术相结合，而开创了近代测绘技术的新阶段；清代编制的《皇舆全览图》、《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和《海国图志》等就是近代测绘技术的代表性成果。
宁夏地区历史悠久，开发较早，古代文明灿烂，测绘存史丰富。不仅有关于大禹治水、开凿青铜峡引导黄河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而且境内筑有战国秦长城、秦始皇长城和汉唐修建的秦渠、汉渠、唐徕渠等大型农业灌溉水利工程。宋代，已绘制了《灵州图》、《泾原环庆两路州军山川城寨图》、《华夷图》。元代，郭守敬在宁夏任水官，主持水利工程建设，亲自勘测绘制了宁夏灌区的地图，并对黄灌区引水渠系进行过彻底整修。任期他还开展过对黄河水运的探查开发和对黄河河源的考察，为我国治黄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此后，又有明代，在宁夏东南西北大规模修筑边墙（长城）。有清一代，几次对宁夏地亩全面清丈和进行各种地域、城池地图的编绘等等，都说明宁夏的测绘并不落后于内地。
宁夏测绘局所编修的《宁夏测绘志》是一部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遵循方志编写基本要求，做到了述而不论，横排竖写，统合古今，详近略远，突出地方特色的要求。《宁夏测绘志》是我区专业志中质量上乘佳著，它的主要优点是：资料精当翔实，入志面宽广，科技内涵丰富，可操作性强，并且见人见物，注意以事系人，大胆为有贡献的科技人员和干部、群众树碑立传，文字流畅，具有可读性。《宁夏测绘志》是宁夏测绘事业第一部志书，无疑具有不可替代的首创功劳。这部志书编纂成功，是全区各行各业测绘同行们精诚合作、共同努力的成绩，而其中白文福、倪孟金两位同志的作用尤为重要。白文福作为编委会主任，领导到位，为志书修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担任主编的倪孟金，不计名利，埋头苦干，辛勤笔耕，九年如一日，终于完成了这部60万字的传世巨著。我想这是社会赋予的重任，也是历史赐给的机会，参修志书的同志们虽然吃了苦，但能够有幸百年遇一回，九年磨一剑，亲手完成宁夏社会主义第一代测绘志，也算是天降大任，玉成美差，流芳后世啊！在志书出版之前，我有幸先睹为快，并有感而发愚见，附于简末，应命以作庸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宁夏体育志》序
《宁夏体育志》是宁夏地区历史上第一部以体育的历史与现状为内容的专业志书，也是新中国建国50年来宁夏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全面回顾和科学总结。它的正式出版，无疑将是宁夏体育战线上的盛事盛举。
体育，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人类灵魂的重要工程之一。从狭义上讲，体育固然是指导人们锻炼身体，促进健康，增强体质的一项工作，而从广义方面来看，体育却是与德育、智育、美育等相配合，全面培养民族道德、意志和心理素质的整体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体育锻炼，还可以调节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进一步开发人们的潜能，提高劳动者的创造力，并丰富社会文化生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体育，也是一种文化，一门科学，研究体育事业发展规律、体育与社会活动的关系与作用的科学称之为体育科学。体育志、体育史和体育人物等都是这门科学的重要内容。我国有深厚的体育文化积淀，我们的祖先不仅为华夏子孙们留下了中国武术、养生术、炼丹术和诸如十八罗汉手、五禽戏、八段锦等博大精深，内容丰富的体育锻炼形式与体育文化遗产。而且早在两千年前的周代，就已把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被儒家尊为必修课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综合德育、智育和体育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其中射、御则是军事技能和体能的训练，礼、乐中的祀拜舞蹈亦可算作一种早期的体操运动，而演数之术也包含着智力动脑游戏的内容。可见，中国体育文化是人类体育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宁夏，古代多属中原王朝边远之区，“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书·地理志》）。故而民风强梗，人多剽悍，性勇好武，敢战斗，工骑射，历来被称为国家武材之乡。
宁夏，古往今来，又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五方杂处”，民族交融，俗杂中外。特别是元、明以后，穆斯林回族的入居，渐渐在城乡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和地方特点的体育、娱乐和健身形式，诸如木球、绊跤、方棋、踏脚、攀登、赶冰牛、六盘鞭杆、皮筏竞渡、山地运动和穆斯林武术、气功等项目，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它为中华体育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宁夏，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地方又是革命老区，尤其是属于陕甘宁边区的盐池县等地，曾为发展人民体育事业，为新中国培养高级体育管理人才，都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宁夏地区，在旧社会体育是落后的，其能称得上是一项事业，受到重视，得到飞速发展，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全区体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在竞技成绩、全民健身运动的普及和水平方面，都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体育已成为全区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宁夏体育志》的编纂，受到自治区体委三届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支持，历时13年，三易其稿，终于以86万余字的巨著问世。该志溯古述今，详近略远，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文字流畅，观点正确，不失为一部良志，特别是其开创性劳动更是功在当代，惠及久远，将在宁夏体育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一座丰碑，被后人永远纪念。
我与体育行业接触不多，对体育科学涉猎更少，只是因工作之故，参与了《宁夏体育志》的审稿工作，才得到初步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在志书将要出版之际，为友情之托，写几句阅稿所得，襄赞其事，挂漏谬误之讥不免，聊以为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
《宁夏军事志》序
编修地方志在我国已有二千多年的悠久历史，“盛世修志”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千百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从内地到边疆，从汉民族地区到少数民族聚居区，从某一行政区域到一个行业，甚至某些具体事物，都有五彩缤纷的志书相继出现。诸如国家级的大一统志，省级（或大区）的通志、总志，省以下的郡志、府志、州志、道志、县志、卫志和旗志，两县的合志，基层的乡镇志、村志、里志、保甲志，乃至具体事物的山志、水志、桥志、书院志、祠庙志等等，灿若繁星，帙卷浩繁，汗牛充栋，举世闻名。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存世古方志至今仍有一万多种、十万多卷，约占国家现存全部历史文化典籍总量的十分之一，堪称华夏民族文化宝库中一份璀璨的瑰宝。但是，在我国历史上特为某项事业、某一方面编修专门志书，仍属鲜见。此次大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实践中，在继承修志传统的同时，又有了创造性的发展，其“概述”的运用和“专业志”的编写就是集中表现。军事志即属于这种专业志的范围，是新方志、新体例的新产物。它前无古人，编修难度较大，学术地位和实用价值更有别于其他专业志。虽然说，军事志是方志政治门类的组成部分，但是军事志的编修又有着超越政治的广泛社会价值，因为军事从来就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分化以后，便出现了战争，而战争也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政治表现，且战争的胜负，又与地理、政治和经济力量、科技水平以及人口素质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见，军事实乃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完成政治目标的工具之一，而经济力量则是军事力量的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基础的性质和经济潜力还会直接影响战争的性质和作战的特点。所以军事和战争能折射出社会的方方面面，军事志的编纂当然也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方志文化的内涵，理所当然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特别青睐。
《宁夏军事志》是宁夏地区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战争、武备和兵事内容的专志。它具有开创性和鲜明个性的特点，它既不是从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通志的分卷或丛书，也不是宁夏军区的部门志，而是与《宁夏通志》平行发展，自成系统，独立编纂，小而全的一部专门志。宁夏军区党委和军区领导对于编纂《宁夏军事志》十分重视，把修志任务纳入工作议程，多次开会动员、部署，首长亲自检查、指导，并在人、财、物方面给予有力支持。特别是主编孙生玉、副主编曹益民同志，有水平，有干劲，敬业精神强。在他们的指挥下，经过志办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仅用三年多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宁夏军事志》的篇目设计、资料征研、初稿撰写、总纂通稿、评审修定和出版发行的全部工作，可称得上是宁夏修志战线一个好中求快的典型。《宁夏军事志》全书180余万字，举凡军事地理、军事组织、重大兵事、红军长征、历代兵役、民众武装、军事工程、人民防空、宁夏军区、驻宁部队、武警部队和军事人物以及附录、后记等无所不包，真可谓宁夏的军事百科全书和军事全史。读者若有一部《宁夏军事志》在手，犹如聚米画谷，全区形胜，皆在指掌之中啊！《宁夏军事志》也较好地做到了资料翔实，特点突出，事以类聚，横排竖写，统属合理，层次分明，条分缕析，逻辑严慎，并遵循述而不论，详近略远，厚今薄古等编修志书的基本要求，尤其是能坚持正确的指导原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很好地体现了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是一部有很高史料价值和较高学术层次的佳志。
宁夏地区编纂军事志具有特殊的意义。宁夏，从地名上看就有着军事的色彩。考宁夏之得名肇于元代至元年间，当时所以给新设立的府路和行省以“宁夏”二字冠名，其寓意是希望这块西夏王国的故土不再发生战争，永远安宁。由于宁夏地区背山面河，襟带险固，为四塞之区，从北到南，既有贺兰山、六盘山雄峙和黄河天堑的阻险，又有腾格里、乌兰布和、毛乌素三大沙漠环抱之中的河套绿洲和广袤的天然大草原，具有得天独厚优越的地理区位与地域特点，所以在历史上，往往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地方势力都把这里视为战略拒防要地，因而中外耀武，战事频仍，烽火连天，史不绝书。现在的宁夏大地上仍然是古长城环绕，烽堠星联，古城要寨依稀，古战场遗迹和军事文物多有发现。所以历史上生活在这里的各族人民历来都因“地近戎狄”而“修习战备”、“崇尚气力”、“善车马骑射”、“乐生赴死”、“良家子选给羽林、期门，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故史书称“山东出相，山西出将”不为虚言。丰厚的军事文化积淀，给《宁夏军事志》提供了充足的资料，为志书质量奠定了基础。而同样亦因战乱等原因，也使宁夏地方史料受到不断破坏而缺佚和难成系统，又给志书的编写带来许多困难。但是《宁夏军事志》办公室的同志们，敢于同军区立军令状，并发扬人民解放军敢打、敢搏和特别能战斗的革命精神，把修志工作当成战斗任务来对待，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从头学起，边学边干，勇挑重担，默默无闻，辛勤笔耕，无私奉献，终于出色完成军令，一部洋洋18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宁夏军事志》问世了。这不仅是宁夏军事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区军地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它还将是一部特殊的军事教科书，是对官兵进行军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必将给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提供可靠的综合性基础军事要素。总之，其意义和价值定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显现出来，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鉴古、信今、传后的名志。
我作为《宁夏军事志》的顾问，觉得平时自己所做的工作甚少，兹当付梓之前又有托序之邀，真让我深感愧疚而诚惶诚恐，因为我自知虽然虚誉顾问，承乏尸位其间，但毕竟是个地方老百姓，军事方面的知识几乎等于零，加之才疏学浅，既欠迁班之学，又无屈贾之文，然而军民情谊，不敢坚谢，只好假以军威，借著谈兵，聊赘数语，以志心得管见，俾附简末而充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
（续修）《宁夏科技志》序
续修《宁夏科技志》稿，杀青有日，亦通过专家评审。这是宁夏科技厅继1994年12月，完成首部社会主义《宁夏科技志》之后的又一部力著，也是自治区直属部门续修专业志的第一批成果，给全区续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带了一个好头，并创造了如何续修新方志的新鲜经验。因此，这部志书的出版，理所当然的会受到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与重视。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在求生存和劳动生产实践中，对客观物质世界不断进行改造，同时也不断总结、认识，从而积累了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与规律的知识体系，它统称为科学。按照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可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以及总结、贯穿于三个领域的哲学和数学。而所谓技术，则是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形成的各种具体的工艺操作方法与技能，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其他物资设备，以及生产中的工艺流程与作业程序、方法等。现在，我们见到的这部《宁夏科技志》，按约定俗成，乃一部专记自然科学内容的专业志书。
科学技术源于社会实践，又服务于社会实践。在历史上，科学技术是一种革命的力量，是推动生产关系进步和社会前进的强大原动力。因此，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高瞻远瞩，把“科教兴宁”作为振兴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把科学技术摆在重要的位置，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千方百计增强科技实力，推进科技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并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续修《宁夏科技志》，上限起自1986年，下限止于2000年底，集中记录了20世纪最后15年，宁夏在改革开放重要时期科学技术战线的巨大变化和光辉的历程。志书以述、记、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并主要采用15个专志的形式，即科技队伍与科技管理机构、科教兴宁战略与科技体制改革、科技规划与计划、科技奖励与知识产权保护、科技咨询与学术交流，农业、工业、测绘与资源勘探、交通邮电与广播电视、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医药卫生与计划生育等科技领域，以及质量技术监督。高新技术及产业园区、基础及应用基础研究和科技人物等篇目，从而全面系统的将“科教兴宁”战略的实施，科技工作的重大部署，科技创新的主要成果，科技人才的成长和科技对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在各方面的贡献等业绩，客观、全面、生动地展现给世人，也给领导机关的科学决策给出了依据，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咨询，也帮助科研单位加强科技情报信息的建设。让15年的巨变与成就凸显于指掌之间，真可谓一志在手，宁夏广阔的科技天地尽收眼底。
续修方志乃“盛世修志”的一项盛举，也是方志文化的一个特点。社会不断发展，时代向前迈进，“逝者如斯”，奔腾不息。而方志总是伴随着历史的脚步，前有所传，后有所继，代代续修，永不断章，忠实的承传着一方历史文化的薪火。所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明确提出，“各级地方志每二十年左右续修一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时移势易，各业俱兴，百度更张，人事湧进，日新月异，迥异于常，形势变化之迅猛，事业发展之飞速，而今一岁之事，则百十倍于往昔。对于这一新时期的重要历史，如不及时续修志书进行承传，就有散失湮断的危险。前人云：“一国之文献视乎史，一方之文献视乎志。”存文献，传信史，资政教，彰往而察来，方志续修的意义正在于此。
宁夏科技厅的历届领导班子都非常重视修志工作，前志创修领全自治区之先，续志编纂又夺区直部门之冠，为三个文明建设再立新功，这绝不是偶然的。从某种意义来说，对于方志编修工作重视与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领导者的文化修养、综合素质和战略眼光。古往今来，大凡智者，皆以方志为一方典章、要籍和掌政之荟萃，率视修志为“官职”、“官责”之所系，故古人称方志是“守官之书”，“居官的实录”和“德政的丰碑”。所以地方官们在赴任之后，大多下车伊始，设局延贤，编修志书。在他们看来，“世有不刊之书，而无不葺之志”。再说，有幸能够亲自主持修志，也不是人人都能遇到的历史机遇，因为它是既能宣传家乡，又可为自己这一代人树碑立传的美事，何乐而不为呢？假如为官一任，主政一方，让志乘久付阙如，数典忘祖，已之浑浑，史之噩噩，不能不是一种不作为和对历史（也对自己）不负责任的表现，是要留怨于后世的。
《宁夏科技志》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领导的重视和关怀，前有王国美、苏焕兰老主任的大力支持，后有张吉生、刘恒厅长的具体指导，而且他们又能慧眼识才，用人得当。前志由许慈祥、王永只、陈和妹、王文韬优秀团队担任，续志由贾义同志带领一批人攻关。他们都是科技厅素负重望、才长学富的业务骨干，由这些老同志担纲，游刃有余，加之实行课题管理的方式运作，所以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续修《宁夏科技志》将付梨枣，承蒙邀序，然自觉谬居其位，如履薄冰，何敢妄为。而谊难固辞，乃不揣浅陋，应命略抒数语，雪泥鸿爪，爰记其事，借以为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宁夏动物寄生虫病志》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黄河中上游著名的河套灌区和六盘山区，古为北方众多少数民族的游牧地带，向来畜牧业生产非常发达。据史书记载，早于秦始皇时期，在今固原地区曾有一个大牧主名叫倮（亦作臝）者，她拥有的牲畜多得只能“畜至用谷量”之，即在与内地商人交换时，不是以“匹”和“头”计数，而是以“山谷”为计量单位。她富名遐迩天下，连秦始皇都以“比封君”相待，并享受“以时与列臣朝请”的地位（《史记·货殖列传》卷一二九）。后经汉代大规模移民开发，整个河套地区农牧业更加兴旺，呈现出一派“沃野千里”，“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美景（《后汉书·西羌传》卷八十七）。唐代于西北大办马政，以原州（今固原市）刺使兼任都监牧使，下管东西南北四使、五十监，官牧马数达到319000余匹，内有骒马133000余匹（《元和郡县图志》卷第三）。后至两宋间，党项羌人拓跋氏，以今宁夏为中心建立了西夏王国，它能与宋、辽、金等大国抗衡长达200年之久，没有发达的农牧业为后盾，是绝对不可能的。正如《金史》所说，西夏地方“善水草，宜畜牧”，畜牧甲天下，诚不为过誉。蒙元兴起后，在宁夏首建行省，派郭守敬整治宁夏水利，于宁夏南北分设惠民局和屯田总管府，大量移民垦殖，恢复了受战争破坏西夏故地的农牧业生产。所以，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于元朝建国初期，在中国游历17年（1276～1292年）后，所著《马可波罗行纪》一书中记道：“额里哈牙（时中兴府，今银川市）城中制造驼毛毡不少，是为世界最丽之毡；亦有白毡，为世界最良之毡，盖白骆驼毛制之也。所制甚多，商人以之运售契丹及世界各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代宁夏地区畜牧业的盛况。明代宁夏仍是朝廷经营马政的中心地区，陕西、甘肃、宁夏和一些王公大臣的封地马场也多设在这里。朝廷曾派重臣督抚大员杨一清专任总理陕西马政，常驻于平凉和固原。最盛之时，陕西苑马寺辖十二监、四十八苑，占有草场地1330万亩，在编正式牧军1000余名。时规定上苑牧马1万匹，中苑牧马7000匹，下苑牧马4000匹，如按中等苑7000匹计数，官马总数当有30万匹。（杨一清：《关中奏议》）外加各王府和文武官员的牧场马匹，应该不会少于30万至40万匹之数。
清代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开发，畜牧业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在宁夏的经济发展中，传统畜牧业始终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宁夏具备发展畜牧业生产优越的自然条件。现在，全区有草原4000多万亩，随着山区退耕还林还草重大产业结构的调整落实，又将新增数百万亩的林草地，加上1000多万亩基本农田，都为畜牧业提供了丰富的饲草饲料。同时，在新的世纪中，国家将迈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人民生活水平会有较大地提高，对肉、蛋、奶和皮毛制品的需求必定大大增加。而且，宁夏又是全国唯一的省级回族自治区，以“清真”品牌的畜产品，不仅在国内，将在世界穆斯林国家都会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所有这些，都为宁夏畜牧业的大发展带来巨大的商机与动力。
但是，要保证宁夏畜牧业健康稳定地大发展，保证宁夏畜产品顺利打入并在国际市场中占有一定的份额，这就要看宁夏能否做到以绿色产品奉献给世人。因此，在畜牧业生产中，对动物疾病，尤其是寄生虫病的防治，自然就显得十分重要，它对于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提高农牧民收入，推动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宁夏农业经济乃至全区国民经济的跨越式与可持续性发展，都将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我认为，《宁夏动物寄生虫病志》的正式出版问世，不仅在政府指导畜牧业工作中有重大资政作用，并且在畜牧业生产上也有重要咨询功用。因此，这部志书无论从学术水平，实用价值和研究方法上来讲，在宁夏都具有总结性、指导性和填补空白的贡献。作为本书的审稿人，我有幸先睹为快，并应编者之请，写几句读后感言，聊以为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固原市志》序
《固原市志》即将付梓问世，这是自治区方志文化领域的又一重大成果，也是固原市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硕果，可喜可贺。
《固原市志》是宁夏第二轮修志的首批成果之一，也是固原地区社会主义新方志的一部续修志书。固原原属甘肃省管辖，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划归自治区而改设固原专区，行政公署设在固原县，下辖固原、西吉、海原、泾源、隆德和彭阳（1983年析设）六县。1970年改“固原专区”为“固原地区”。2002年撤地设市，下辖西吉、泾源、隆德、彭阳、海原（2004年划归中卫市）五县和原州区（固原县改）。1994年8月，《固原地区志》出版发行，所属各县的新志书也先后正式出版，在全自治区率先完成了第一轮修志任务。现在随着《固原市志》的出版，全市已有固原市和泾源县、西吉县、隆德县完成了续修任务，剩下的彭阳县和原州区也在快马加鞭急起直追，看来在第二轮修志中，固原市总体上又有可能在全区范围夺冠，仍然走在全区续修志书的前列。
固原市的修志工作得到了国家和自治区的充分肯定，1993年6月，《固原县志》荣获全国新编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2005年10月，续修《泾源县志》（1991～2000）荣获自治区“政府奖”（著作奖一等奖）。2006年4月，固原市志办获得“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全国方志先进集体”两项殊荣，隆德县志办主任张家铎荣获“全国地方志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全市还有一系列修志优秀成果和许多先进个人，多年来荣获过区内外各种不同的表彰和奖励。
固原市在方志文化方面的先进性是有其历史渊源的，自古以来，古原州地区就有编修地方志的光荣传统并领先于今宁夏北部的引黄灌区各市县。已知固原市最早的方志首推宋代编纂的《安定郡图志》。安定郡是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命析北地郡而特设的一个新郡，郡衙门驻高平县城，即今原州区所在地。元朝又有《开成府志》问世。开成府是元朝开国皇帝元世祖忽必烈次子、安西王忙哥剌于至元十年（1273年）新设立的行政建置。府衙门驻开远堡，即今原州区的开城乡所在地。因为安西王在开远堡修建王府和行宫，其本人“冬居京兆（今西安市），夏居开成”，再加上六盘山又是元朝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六盘山地区屯田总管府的所在地。所以地以人贵、地以史扬，使得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开远堡得以平地飞升，破格设府，甚至被视为“上都”，号称“上路”，享有相当于今国家级直辖市的地位。但是，以上两部古志今均已存目告佚，非常遗憾。有明一代，又有《嘉靖固原州志》、《万历固原州志》先后板行。清季再次修成《宣统固原直隶州志》。民国期间，最后一部旧方志《民国固原县志》告成。除了州一级志书之外，所属各县也均有县志示人，真可谓是“无县无志”。而且明代以后产生的州县两级方志，基本上都有足本存世，为固原地区保存下一份非常珍贵的文化遗产。宁夏北部各市县的方志编修，最早始于明朝，第一部志书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第16皇子朱栴亲自撰修的《宣德宁夏志》，时间上与固原相比，相差数百年。
我们不难发现，固原市的修志传统和方志文脉已不间断延续了千年之久，就一个地区而言，在国内亦属罕见。固原市、县地处六盘山区，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地区，为什么有如此悠久的地方文化背景呢？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因为固原市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历史与考古研究表明，位于六盘山脉的固原市和所属各县，是古人类生息、劳动、繁衍的重要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六盘山古称陇山，陇山也可以称为龙山，俗语说“山不在高有龙则灵”。在我国古史传说中，有一个以龙为图腾的部落联盟，其首领名叫伏羲。伏羲与女娲婚配，传下了人类。据说这对夫妻都是蛇（龙）身人首，所以其子孙后人就称自己是“龙的传人”。而伏羲又是华胥的儿子，故依血缘关系，后世人们又称自己是“华人”，表示是由第一位始老祖母华胥氏所传下来的人。我国这两位神圣的“人文初祖”、上古王者，他们的故里就在陇山（龙山）山脉及其周边地区，因为原始时代的采集和原始农业以及狩猎和原始畜牧业，是需要大范围游走和迁徙的。固原市境内的月亮山又是葫芦河的发源地，古史传说中还有葫芦生人的说法和崇拜葫芦的风俗。在伏羲之后，还有另一位始祖黄帝，也曾到泾河源一带巡视，并在崆洞山向广成子学道，泾河发源于六盘山区的泾源县，广成子修练的仙山就是六盘山。当然，这些都是神话传说，不能视为信史，但是在文字出现之前，先民们正是靠口耳相传，把自己部落的历史一代代口传下去的，去除其中神秘的色彩，真实的历史就隐藏在传说之中。这种口传史的形式，在藏族地区流传下来的《格萨尔王传》就是一种代表，更何况当今在非洲的一些部落中仍然存在着口传历史的实例。他们被称之为“说书人”。此外，在固原地区已发掘到的新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证明固原及六盘山周边地区确是古人类生活的家园。所以早在秦始皇时代，秦朝已把在固原境内的湫渊列为中央王朝皇帝祭祀国内名山大川的国家级祭典胜地之一。在《史记》的《索隐》中解释道：“（湫渊）即龙之所处也。”看来以龙为图腾的伏羲王，其出生地可能就在彭阳县的湫渊——龙之所生处。或者伏羲、女娲部落联盟曾在彭阳一带住牧过较长时间。如果湫渊没有祖龙伏羲的背景，没有华夏人文始祖身影的来头，这个偏处的高山湖泊能被列入全国祭水的四个祭点之一吗？
固原悠久的历史，还可以从2500多年前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后被儒家尊崇为经典的《诗经》中找到文字记录。《诗经·小雅》中有两首诗，其中一首名为《出车》，有这样几句：“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另一首名为《六月》的诗中写道“猃狁匪茹……侵镐及方……薄伐猃狁，至于大原。”《诗经》所称古大原即古太原，非指今山西省会太原市前身。诗中所谓“方”、“朔方”和“大原”（太原），指的就是今天的固原市地域。当时周王朝在此地曾与猃狁（后称西戎、犬戎等）部族发生过战争，并在此（朔方、大原）修筑过军事要塞（长城）和城池。而且诗中所描述的这段故事，在正史书中同样可以找到记载。据《史记》和前后《汉书》所记，早在商代时期，就有“犬戎寇边”，“遂伐西落鬼戎”，“北有猃狁之难”，“放逐戎夷泾、洛之北”，“王遂迁戎于太原”，“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等许多记载。特别是《史记·匈奴列传》中，记录了周宣王中兴时期，“兴师命将及征伐之，诗人美其大功，曰：‘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史书印证了《诗经》所述的真实性。现在虽然不能确证太原古城就在今原州区位置，但也基本上可以认定固原市建城最早追溯到周宣王时期，是有依据的，距今应有2800年之久。到西汉时期，汉武帝打败匈奴以后，于元鼎三年（前114年），在今固原市原州区址设立高平县和安定郡。汉袭秦制，在全国推行郡、县两级行政管理。郡制相当于后来的省级或准省级行政建置，固原作为郡城，至今也有2121年的历史。再到南北朝至隋唐间，或设高平镇，或改平凉郡和原州，先后在古城驻节镇将、大总管、大都督等高级将帅和封疆大吏，使其成为中原王朝在北方的军事巨防和北国锁钥要塞。后至宋代，古原州地区是宋与西夏对峙的国防交界线，宋廷在原州旧址设镇戎军，是指挥西北西路战场的前沿总指挥部所在地。元朝原州城虽被废弃，但同时在境南不远处的开成府又一度崛起，成为西北的一座新兴大都会。明朝中前期，国家的边患重点在西北，明廷在北方东从鸭绿江，西至河西走廊的国防前沿，先后设立“九边重镇”，其在西北有延绥镇、宁夏镇、甘州镇和固原镇，而在四镇之上又设立一个称为“陕西三边总督（制）”，委派朝廷资深重臣大员坐镇统一指挥西北四大军镇的军事战守，其总督府就设在新改名的固原州城。清朝，固原在行政方面为直隶州，在军事方面驻有陕西西安提督将军，就是说陕西省军区不是设在西安而驻节在固原，可见固原区位仍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正是因为固原地区拥有如此深厚博大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对中原中央政权来说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所以历代王朝无不把经营古原州作为国家安全的大事来对待。古代战略家们常言“得关中者得天下”。所谓“关中”，即指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箫关等四关所屏障环卫的以长安为中心京畿地带和渭河平原八百里秦川。萧关在固原市原州区境内，是秦汉间设置的一处军事要塞。秦汉时北方匈奴为中原劲敌，萧关当然是四关之最要害一处。萧关也是通往北方乃至西域和中亚的咽喉，所以也是中央政权的第一国门（海关）。对于这样的地区，统治阶级必然要按照文治武功的治国理念来进行建设。在武治方面，当然要筑城池、建关隘，甚至还要修长城，进而派名将，驻重兵，进行防守，所以前有战国秦长城的修建，后有安定郡高平城、朝那县城和萧关的修筑。在文治方面，总的是要推行儒学教育，而具体到史志的编修，更是不可或阙，因为在政治上要能有效的治理好地方，在军事上又要守土有责，成功打击来犯之敌，都要了解区情即一方之历史沿革、山川舆地、吏治得失、田赋物产、形胜道里、四至八到、城塞关渡和乡风民俗等兵要地志方面的详细情况，地方志书正是记录这一类信息的图书。通过披图阅志，一方山川物产的综合情况都能了如指掌，所以凡镇守边关的文武大臣们无不把编修方志作为自己的官职、官责来认真对待。了解了固原地区的历史，对于固原市之所以古往今来都能成为方志文化的先进地区就不难理解了。
在《固原市志》出版之前，市志办主任马平恩先生约我写一篇序言。同仁之请不能怠慢，并可以乘此机会彰扬一下固原市的悠久历史和领先的方志文化，所以不揣鄙陋写了这篇短文，赘于志末。因系应命仓促成稿，讹误难免，诚望方家指教。是为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
《固原县志》序
编修方志，乃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据《周礼》载，周天子曾于朝中设“小史”之官，“掌邦国之志”；又设“外史”，“掌四方之志”；还有“诵训”官，“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自古以来，方志具有了解国情，治理国家，存史资政，维护教化，信今传后的诸多功能。所以历来统治者有此共识：“天下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国有史，而褒贬劝惩之法明；天下有志，而得失鉴戒之义彰。”故而代代续修，千古不衰，汇成了一条独特的文化长河，成为祖国的文化特产，被中外珍视为人类文化瑰宝。
固原县历史悠久，传说黄帝巡视天下，“西至于崆峒，登鸡头”，“问道于广成子”，《诗经》亦有记述周王北伐猃狁的诗篇。从“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和“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诗句观之，周代已在此地筑城。其地名曰“大原”。《春秋公羊传》曰：“上平曰原”。《尔雅·释地》解：“广平曰原。”今陇坂黄土高原地区，以塬为地名，仍比比皆是。难怪汉代在固原首置之县，即取名“高平县”。北魏改为原州。唐亦称原州。明季以“古原州”、“故原州”而转音为“固原”，并成为“三边巨防”。固原得名，其源尚矣，其意美哉！
由于固原地区“长壕大堑，连山峻极”，“形胜险固”，“山川沃饶”，中央王朝视其为“关中藩篱”、“朔方天堑”和“中华襟带”。北方各少数民族，也曾在这个大舞台上，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和可歌可泣的历史活剧。元明清以后，又是回族穆斯林兄弟聚居的地方。各民族人民对于固原地区的开发，都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固原虽是武备重防之区，而人民历来尚武敬文，代出名流，硕孺名将和近代以来的革命先烈，标炳史册。尤其修志之业，亦不逊于畿腹。早在宋代，有《安定郡图志》行世，元代继修《开成府志》，惜均无复蠹简。明、清、民国以还，地方官无不下车伊始，延才罗仕、设馆修志，方志板行从未中断，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时逢“盛世修志”，固原县四大机关和主要领导同志，一致认为，志书失修，就是家乡历史失传和数典忘祖，就会承谬袭讹，诬古戾今，继而名特不扬，弃利于地，终将上愧对祖先，下贻误子孙，难免不留骂名于后世。因此，他们决心在自己的任期内，修成固原县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为宣传固原，振兴家乡，做一件功德无量、惠及后代的善事，足见其眼光之远大，为政用心之宏深。由于领导的重视，上下各单位的支持，在全县形成了有利于编史修志的社会小气候，人皆以为家乡修志出力为荣耀，修志成为全县人民的一大盛事。
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和地方性百科全书，它牵动全局，包罗万象，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中及社会人文，方方面面无一不涉。完成这样浩繁的文化系列工程，其难度可想而知。加之固原地区历史上战乱频繁，边患迭起，典档毁于兵燹，卷帖散佚，存者寥寥，且多漫漶不可稽，今日修志诚非易事。
然而，固原县志办全体同志，在张贤主任带领下，知难而上，不计名利，立志成志，默默无闻，寒暑十载，辛勤笔耕，蔚然成兹百万言巨著。圆满完成领导之命、桑梓重托，向全县回汉人民献上一份厚礼，为家乡建造了一代承传历史文化的丰碑。
《固原县志》付梓之际，邀我为序，虽愧不文，情难固却，聊赘数语，弁诸简末，以为共勉，并谨此向支持修志的领导和无私奉献的修志同仁，肃申谢忱，表达敬意。新志告成，见智见仁，不足之处，当在意中，尚祈各方纠正，不吝赐教。吴忠礼敬识。癸酉闰桃月于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
《原州区志》序
固原市辖原州区，是原来宁夏固原地区下辖的固原县，它是一个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老大县。夏、商、周三代，其地全境均为游牧部落的活动范围。西周时境内有太原城和乌氏县。战国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前272年），秦灭义渠诸戎国，这一地区才正式归入秦国版图，属北地郡管辖。秦朝因之。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年），北地郡一分为二，析置北地、安定二郡。安定郡的治所高平城，就是后固原县、今原州区的前身，距今已走过2281年的漫长之路。此后，高平名称代有异呼，或称高平第一城，或称平高城，到南北朝间改称原州。宋改镇戎军（州）城。元废。明朝修复废城，建州设镇，特派封疆大吏、三边总督镇守，重新确立了古城的战略地位。时人从“故原州”和“古原州”速读而转音为“固原”，用来命名这座北国巨防重镇，希望它固若金汤，并能与其前身太原城、原州城和高平城（古人称“高而平”为“原”）血脉相连，与“原”为源，成为中原王朝屹立在西北边防上的一座永远的军事堡垒。
《原州区志》，既是该区的首修区志，实际上也是1993年出版的《固原县志》的续志。因前《固原县志》的下限截止于1990年，至今已时越20年之久。其间又于2000年发生固原撤地设市、改固原县为原州区的重大建置变更，而新建置的原州区也已走过近10年的历程。为了及时反映10～20年以来，原州地区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把这段光荣的历史如实记录下来，传承于后人，给家乡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文化遗产，中共原州区党委、区人民政府高瞻远瞩，作出编修《原州区志》的决定。经过修志各位同志年的艰苦努力，辛勤笔耕，一部洋洋万字的《原州区志》又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一部重点记载原州区回汉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团结一心，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务实苦干，开拓进取，与时俱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之区的宏伟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的珍贵实录，也是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更是留给后代的地方信史。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人民的优秀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朵奇葩，它独树一帜，对人类文化作出独特的贡献。修志传统不仅在我国已经有了两千年的历史，而且经久不衰，越来越受到重视，“盛世修志”已成为历代官民共襄的自觉行为和家乡的一椿盛举。各级官员把倡导修志视为官职、官责和德政工程，人民群众也将参与、支持修志当作表彰乡邦，光宗耀祖、惠及子孙后代和百年一遇的机遇。方志文化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不是人为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来源于它的内在功能。古人已总结出修志的基本意义主要在于它的存史、资治、教化三个方面的功能。修志同仁认为，只有做到存史，才能实现资治和教化。也就是说，修志不完全是目的，读志、用志，为现实服务，才能充分发挥修志的全部意义。所以，2006年5月18日，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67号）所公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在第一章就开宗明义写道：“为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全面、客观、系统地编纂地方志，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地方志，发挥地方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制定本条例。”这就首先告诉人们，如果志书修得再好——全面、客观、系统，然而不对志书进行“开发利用”，让它“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则志书的价值、修志的意义，都将大打折扣，甚至于都会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部志书地编纂完成和出刊发行，并不意味着修志工作的结束。中国千百年来的修志史也表明，方志如同一条文化的长河，它是由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朝代，通过不断地创修（鼎修）、新修（重修）的一系列续修工作的“支流”汇聚而成的，所以一代新志告成之时，也就是新一轮志书的启动之日。因为《地方志工作条例》第10条，不仅规定“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还明确指出，“每一轮地方志书编修工作完成后，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在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搜集资料以及向社会提供咨询服务的同时，启动新一轮地方志书续修工作”。我希望固原市原州区不仅在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中继续走在宁夏修志工作的前面，还应在编纂年鉴，专项史料整理与研究，咨询服务等方面都给自治区方志界作出榜样，总结新经验，推动宁夏的方志文化建设。
《原州区志》日前杀青，即将付之梨枣。承蒙雅爱，送稿审阅，并邀作序。作为方志界一名老兵，既享先睹为快的优待，又何惜秃笔拙文与举手之劳呢？故不揣浅陋，为缀鄙言，谨志颠末，以存“鸿雪”矣。
勉为之序。
《彭阳县志》序
彭阳县古老而又年轻，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先民们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现今新旧石器遗址分布广泛，战国秦长城逶迤可辨，汉唐古城郭依然屹立，明清驿塘古道犹存。早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中央政府即于此地首创朝那县置，归隶于北地郡管辖。从秦汉至宋元，境内先后出现过朝那县、黄石县、长城县、长城郡、白池县、百泉县、东山县、广安县、广安州和彭阳军城等建置。明以后，划归固原州（今固原县）。直至1983年，又由固原县析置彭阳县，新县初度十三个春秋。
由于历史的原因，彭阳县没有一部古方志传世。因此，悠久的历史已模糊，文献古迹渐湮芜，先辈功德被淡忘。如果人们对于家乡的过去都不甚了了，忘记了生身养育自己的这片热土的光荣历史，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毛泽东曾说过，“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为它不仅是“一分珍贵的遗产”，而且“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因此我们不能当数典忘祖的子孙，一定要向历史学习，从而对得起自己的老先人。让人高兴的是，自从设立彭阳新县以来，历届县领导和全县有识之士，都以方志不修而感到无志无光，率视县无志书为全县一大阙典而深深遗憾。我们曾对县上有关同志讲过，彭阳设县时间不长，可以暂不修县志，而县委书记柳富、县长徐文彬则认为，既然是县，就该有自己的县志，无志代表无知，不利于各项事业的发展，也有损于一个县的形象。所以他们对于编修《彭阳县志》一事总是耿耿于怀，牵肠挂肚。因为他们认识到，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摸清国情和乡情的重要手段，是指导工作，科学决策，正确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一条途径。是的，修志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它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任务，就是说，修志是各级主要领导的官职、官责。因为方志从来不是一般的史家专著，而被称之为“官修政书”。所以江泽民同志曾指出：“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彭阳县正处于创业初期，百废待兴，经济上还较落后，可是县上主要领导，高瞻远瞩，用战略的目光，清醒地看到方志所具有资治、存史和教化的特殊功能以及其社会效益的潜在性、持久性和广谱性。所以县委、政府、人大、政协对于编修县志工作给予全力支持，并下决心抽调得力人员，组建县志编修班子，任命事业心强、执教三十多个春秋的中学校长李文斌同志担任县志办公室主任兼主编。同样，县志办一班人，也以实际行动感谢领导的理解与关怀，团结一致，苦心孤诣，食不甘味，寝不于床，乐于坐冷板凳，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从县内外收集了600多万字的珍贵资料，经过五年的辛勤笔耕，先编写成210万字的县志长编，又在广泛征求意见，通过专家评审之后，再用三年时间反复修改，精雕细琢，前后五易其稿，终于在1996年初克成全功，最后完成了洋洋百万字的巨著，从而结束了彭阳地区有县无志的历史。这无疑是彭阳县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成果，它将给全县人民树立一座文化丰碑，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永久性的精神财富，意义深远，功不可没。
在《彭阳县志》即将正式出版之际，县领导要我为志书作序，虽然自知学浅文拙，唯恐玉容点斑而贻笑大方，但又盛情难却，只得叨赘涂鸦，滥竽其间，权充补白，何敢称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
《银川市城区志》序
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辖永宁、贺兰两县和城区、新城区、郊区三个城市行政区，其中城区的辖境基本上就是旧银川市的市辖行政区域，与市西的原新城（新满城）相对应，俗称“老城”。顾名思义，“老城”的辖区长期以来大体上以旧银川市的古城墙为范围。当然随着事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区管辖面积也日渐扩大，现在早已突破了古城墙的限制了。
银川市之所以能够在具有五千年光辉历史的泱泱大国中赫然位列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尊位，充分表明城区所在的这座古城享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地位。今银川地区的开发历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可溯源至先秦三代时期，秦汉间属“河南地”、“新秦中”地区，“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惟中下”，加之“擅河渠之利，丰稻秫，足鱼盐”，故于隋唐以前就被赞为“塞北江南”的天府沃区。今城区所占银川古城的历史沿革亦可追溯到南北朝赫连夏、北魏、北周时期的丽子园、饮汗城和怀远县。时因城池地近黄河西岸，唐仪凤二年（677年）城被黄河“泛损”，次年又在城西偏高地更筑新城，今银川市城区古城即肇造于此时，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这座古城饱经沧桑，代有兴革。至北宋间，“继迁子德明城怀远镇为兴州以居”。景祐五年（1038年），李德明子李元昊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国号大夏，定都兴庆府，后改称中兴府，传位十帝，历时190年，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年）为成吉思汗蒙古大军所灭，史称西夏。蒙元时期，先后于西夏故地设立西夏中兴等路行省、宁夏行中书省和宁夏府路，省城治中兴州，即西夏故都，亦即今城区是也。宁夏之得名便来源于此。明代，宁夏地处北国“九边重镇”要防，明廷在此设宁夏军镇，不仅派专佩“征西将军印”的高级武官总兵大员镇守，而且同时命中央正二品部院官充总揽宁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兼管军务而称巡抚，位贵为封疆大吏。又同时分茅祚土，升宁夏为藩国地位，分封皇子藩守之。从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册封其庶16子朱旃为庆王后，庆藩宗室在古城传十世，受封亲王11人、世子1人、郡王42人、其他爵位达百人，历时252年。史称为“以同姓治异姓”国策。“靖难事变”之后，藩国燕王朱棣，从侄儿惠帝朱允炆手中夺取皇位，改元永乐，从此对宗室藩国存有戒心，于是委派身边的亲信宦官驻守各地，监视文武官员和朱姓宗室，史又称为“以异姓治同姓”之策。有明一代，今城区称宁夏镇城，凡藩国庆王府、监边宦官宅、巡抚都察院、总兵帅府等均同驻城内，可谓盛极一时，空前绝后。清代以后，宁夏降隶为甘肃一府属地，称为宁夏府城（宁夏道同驻）。民国建元后，于1929年新宁夏省成立，古城再次成为省会城市，曾有冠名宁夏市、贺兰市等之议，迟至民国36年（1947年）才被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命名为银川市。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自治区首府和自治区党政等高级领导机关均坐落在城区境内。
综上大观，读者不难认识到，城区占据自治区首府银川市的核心地位，堪称为全自治区的首善之区，它的经济文化发展变化，对宁夏全区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与带动作用。当然，《银川城区志》的编修，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研究城区的历史运行轨迹，总结宁夏第一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彰扬首府核心区的主客籍乡贤名流事迹，对全面正确了解宁夏的区情起到了“解剖麻雀”和一斑窥豹的作用，并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城区党委、政府在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不忘对自身历史的总结，于2000年4月，成立银川市城区志编纂委员会，城区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马云海同志亲自挂帅，特请德高望重、年近古稀的原副区长蔡致中担纲主持，经全体编写人员的共同努力，成功编纂出一部上百万字的《银川城区志》，赶在建区三十周年之际问世。《银川城区志》是一部以新观点、新体例、新史料、新方法编纂而成的城区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志书。全志纲举目张，条分缕析，博征慎考，昭鉴垂世，传古信今，起到了资政、存史和教化的作用，市民们若要了解自己工作和生活地方的详情，只要有一部《银川城区志》在手，那么城区的历史兴衰，政治因革，建设成就，人文风化等诸端区情便可了如指掌。所以《银川城区志》的确是一部官民皆需的好书，是城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献给区庆的一份珍贵厚礼，更是留给城区子孙后代的一份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理所当然地受到全区27万人民的赞扬。指导和对与城区首部新志书编修的领导和全体有功人员，你们的大名亦将与志书的出版发行一同载入史册而芳播永远。
我作为居住在城区的一个普通市民，能有机会为这部志书的编纂出一点绵薄之力而感到高兴和光荣，并应邀在付梓之前略叨数语，以为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
《石嘴山区志》序
石嘴山区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最北端黄河西岸，贺兰山耸峙西北，黄河从这里流出宁夏，背山面河，可称宁夏乃至西北的北大门与通往内地的北路水陆交通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汉族农耕经济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草原文化的分界线和交融点，故而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地处贺兰山脉北端与黄河交汇处，古人谓之乞伏山、石崖山、画石山，后人则以“山石突出如嘴”而称为“石嘴山”（《朔方道志·山川》）。在此山河之间建有码头村堡，名曰市口堡，俗称石嘴子。
石嘴山区是宁夏沿黄河一处重要的百年水旱码头，也是宁夏和西北地区皮毛畜产品销往内地的主要集散地与外销口岸。早在明清，这一带就是蒙汉互市交易的一大“市口”，官府曾在此设置主簿进行管理。据《乾隆宁夏府志》记载，在宁夏的几处互市夷场中，“惟石嘴通蒙古最多”。如今在本地老人还记得，当时在市镇街区立有一块石碑，碑文中有“蒙古一二月出卖皮张，三月出卖皮毛，五六月羊，七八月马，九月茶马，毕岁以为常……”的内容，不难看出这里边贸繁盛、行商络绎一派兴旺情景。后至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英国洋行率先到此地开办了第一家外贸高林洋行。因英商大发横财，各国洋商们纷至沓来，很快就在这一弹丸小堡发展到十大洋行。外国洋商们每年至少要从石嘴子地方运出蓄皮百余万张、羊毛约2000万斤。同时，还养成了宁夏地区的第一代买办葛秃子等人，也造就了宁夏的第一代民族资本家郑万福等一批弄潮儿。
《石嘴山区志》的编修，其目的就是要认真总结过去，为后人承传信史；研究区情，帮助各级领导进行科学决策，并为今后的发展指明方向。对此，区上几届领导人的认识是明确的，对修志工作的支持是有力的，成绩也是显著的，区志的正式出版发行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编纂《石嘴山区志》的全过程中，区志办的同志们充分认识到方志是“官修政书”，所以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武器，遵照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要求，既做到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对待历史，又能严格遵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自觉地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从而保证了区志基本的质量要求。在自治区已出版的几部市管区志中，《石嘴山区志》有自己的特色和优点，是一部较好的志书，它无疑是石嘴山区文化战线上的一大成绩，也是全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我坚信，在志书出版以后的“读志”、“用志”中也将会取得新的成绩。志稿杀青后，区领导持以问序，故聊赘数语，以为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出版）
（续修）《盐池县志》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古老的方志文化走出了百年沉默的低谷，迎来了“盛世修志”局面，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方兴未艾，蔚然成风，出版了一大批新型志书，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20年前，盐池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王振宇、王世英等同志高瞻远瞩，具有战略眼光，敏感地认识到编纂社会主义第一代《盐池县志》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盐池县是具有两千多年建置历史的古老大县，又地处鄂尔多斯台地向黄土高原过渡的特殊地理区位，自古以来就是帝王巡边的必经之地，昔秦皇、汉武和清康熙大帝等一代名君都在这里留下了足迹。许多文臣武将，也在这块热土上建功立业而青史留名。举凡秦朝大将军蒙恬北逐匈奴、开发“河南地”；汉代名将卫青北征、于境内设“属国”以安置归降；隋唐更替，地方豪强梁师都乘乱割据盐州，称帝建“梁国”，与李唐新政权相对抗；宋夏间，党项拓跋氏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对盐州的攻伐与经营；特别是有明一代，由于残元势力不断南犯，盐池地区首当其冲，战略地位日益提高，遂成为北国巨防，境内长城纵横，堡寨雄踞，墩堠星布，甚至在一段时间内，明廷曾打算于区区花马池（今盐池）一隅偏关之地破格设立军镇，调派总兵官大员镇守。更有甚者，还要将指挥整个西北大区四镇军事防务的三边总督府由固原移驻花马池，其形胜由此可见一斑。清季以后，盐池的地位才日渐下落。与此同时，还有不少墨客骚人也为盐池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千古绝唱的名篇。其中以唐代著名诗人李益的《盐州过饮马泉》、白居易的《城盐州》等诗篇最具代表性，还有明清两代镇边名将王琼、杨一清、石茂华、王珣、刘天和和杨芳灿等人的军旅诗文至今传唱不绝。
尤其值得全县人民骄傲的是盐池县的光荣革命历史。1936年6月21日彭德怀指挥西征红军解放盐池，盐池从此成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中国人民抗日反侵略斗争和解放事业作出过特殊贡献。
为了传递家乡的悠久历史文化，继承前人的革命传统，古为今用，教育激励青少年一代热爱家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盐池而努力奋斗，1982年，中共盐池县委作出编纂新《盐池县志》的决定。那时，修志之举仅由学术界鼓动，只在内地少数大省的个别市县自发试办，国家和宁夏都无领导修志的官方机构，然而时任盐池县委办公室主任的武树伟同志接受重任，不畏困难，知难而进，团结高耀山、张树林、陈永中、任永训等一批有识之士，孤军奋战，边学边干，摸索前进，终于以历时三年、三易其稿的高速度，完成了约80万字的志稿，并于1986年正式出版发行新《盐池县志》。这部新县志不仅是盐池县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县志，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而且也是全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的首批优秀成果，在史志界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为此，在志书出版之前，新成立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曾三同志亲笔为新《盐池县志》题词，他高兴地写道：“盐池是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盐池县志》的出版，将受到子孙后代的特别欢迎。特表热烈祝贺！”我国老一辈方志大家、耄耋老人傅振伦研究员还亲自为《盐池县志》作序，他在序文中称赞这部志书“突出了伟大时代的特点，并且侧重于地方特点”，“是今天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材料，是具有科学性、思想性、资料性的，是一部有用的好县志”，“为修志工作积累了可贵的经验”。这部新《盐池县志》曾在庆贺盐池县解放50周年大庆时，作为重要礼品赠送给曾在盐池县战斗和生活过的革命老前辈们，他们在志书中看到自己当年的革命业绩，甚至有珍贵的历史照片，倍感亲切，视志书为珍宝，一时传为佳话。仅仅20年时间，这部新志书现在已成为稀物而难得一见。在续修县志时，县志办同志想寻找一本作参考，并要送一册进京参加全国修志成果展览，却没有得到，何其宝贵啊！
首部《盐池县志》的编纂下限断至1982年底，屈指20年过去了，而这20年正是我国迈进建设社会主义新长征的非同寻常的重要历史时期，盐池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全县在整体上摆脱了穷困县的落后帽子，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广大干部群众正在以新的战斗姿态向小康县奋勇前进。因此，这20年来全县人民在县委、县政府带领下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必须载入史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涌现出的新人、新事和新的业绩更不应被时间湮没；站在时代潮头的大批优秀干部、科技明星、战天斗地新英模和各行各业的致富能人们，应受到尊重，大胆为他们树碑立传。总之，要把20年来全县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双丰成果作为信史，展示给子孙后代。特别要将县委在总结改革开放20年的基本经验中，以及在抓住西部大开发，迎接大发展的新形势下所提出的前进新目标，深化改革新思路，即“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按照吃饭必抓水，花钱靠养殖，生存要治沙，建设抓项目，发展靠科技，强县抓企业”的总体要求，作为新一代盐池人的治县方略传给后人，使之成为全县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与历史遗产，让子孙后代们记住这20年，学习他们的前辈。
在近两届县领导班子的指导下，特别是在何国攀、张柏森、刘继远等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关怀与支持下，在县志办胡镜明主任的带领下，团结范应春同志等一班人辛勤笔耕，用两年多时间，终于完成了续修《盐池县志》光荣任务。它的出版问世，再次成为宁夏的第一部续修新志书，又成为全国范围内续修县志的最新成果之一。盐池县在宁夏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都比较欠发达的地方，为什么能够在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书工作中能光荣地梅开二度而蝉联全区第一呢？关键是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过硬，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中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有效地抓住了文化等方面的工作。可见修志工作并不难，难就难在主要领导同志的认识是否到位，宁夏几个修志先进单位的先进经验和续修《盐池县志》的出版充分证明这一点。
我因工作关系，有幸早一步拜读了续修《盐池县志》的送审稿，不仅有先睹为快的感觉，而且也产生以上一点感想，记录下来，是为序。
（宁夏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续修）《贺兰县志》序
人民创造了历史，历史被众多的载体所记录，其中国家正史和各级地方志始终是这些载体的骨干。因为国史和方志都是一方乃至全国众多专家学者们集体攻关的成果，它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信息和各个学科的研究资料，学术价值极高，实用性也很强。尤其是方志，由于其坚持“述而不作”的编写原则，寓褒贬于记述之中，隐观点于选材过程，是一种资料性的学术著作，而且又是乡人记录家乡的事与人，“地近易核，时近迹真”（章学诚语），比较客观、真实，堪称为信史。前人把方志的功能概括为存史、资政、教化三个方面，真是点睛之评。地方志还被称为“官修政书”，修志历来被各级官员视为“官职”、“官责”，特别是任职于基层或家乡的父母官们，更是把修志俸为一种德政，当作故乡的盛世盛举来经办。所以他们往往暗下决心：为官一任，要造福一方，其中给家乡留下一部志书，就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世的一座丰碑，比什么所谓“形象工程”、“德政工程”都有意义。所以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出现一个“无县无志”、“无物无志”的奇特文化景观。诸如国家有一统志，省、大区有通志，府州县各级地方政府都有相应的府志、州志、县志等，就连名山大川也有自己的志，举凡《黄河志》、《长江志》、《洞庭湖志》和《黄山志》、《庐山志》等皆属之。此外，著名的建筑物同样有志，如山西太原《晋祠志》、湖南长沙《岳麓书院志》，甚至一棵树也有志，如著名的山西《大槐树志》。当代还出现给某一位人物修志的重大突破，这就是广东省志办于2004年编纂出版百万字鸿篇巨制的《孙中山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不胜枚举。
现在全国已跨入第二轮修志的新阶段。自2006年5月18日，温家宝总理签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公布《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后，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在全国范围内走上了“依法修志”的新时期，这在我国修志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将给世界唯一、中国独有的方志文化大花园，吹进暖暖熏风，撒下阵阵春雨，中国的方志文化定将在祖国春天的大花园中，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异彩纷呈。
宁夏社会主义新方志编修工作，开启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曾尸位于区方志办首任主任的岗位上，因职务之便，虽滥竽方志界，但对于自治区的修志情况还是比较知情的，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贺兰县于1985年11月，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县委书记亲自挂帅，修志工作进展顺利，是当时自治区各县市和区直各部门修志的学习对象之一。主持县志办工作的罗代兴老先生也是自治区修志战线上的先进个人。1994年12月，首部《贺兰县志》出版发行，为宁夏沿黄河各市县第一部（与中宁县并列）社会主义新方志。
贺兰县旧名宁夏县，是甘肃省宁夏府的首县，全府的首善之区。但因宁夏县与宁夏府同治一城（今银川市），故未单独编修县志，而以《宁夏府志》代之。1929年，新宁夏省设立后，因省县同名，宁夏县于1941年正式改名为贺兰县，以贺兰山位于县西，并且主峰在县境范围之故。
新中国首部《贺兰县志》下限于1985年，至今已过去25年，根据《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十条“地方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的规定，贺兰县于2010年启动了第二轮县志编修工作，经过数年的努力，一部近百万字的续修志稿已经完成，目前正在审稿和筹备出版。续志的上下限为1985年至2005年，这20年正是贺兰县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伟大成就，全县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辉煌时期，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成绩斐然，是贺兰县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通观续修《贺兰县志》稿本，全书指导思想正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色鲜明，文字流畅，并给读者勾勒出一副美好的发展远景图。因此，我希望在志稿的基础上，认真做好总纂工作，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做到精雕细琢、锦上添花，使续修《贺兰县志》成为宁夏续修县志中的精品佳作，为家乡精神文明建设再次献出一份优秀成果，把续志打造成为服务于当今，传信于后世的不朽宝典。
参加修志的同仁们，修志是一项辛苦、清苦和艰苦的工作，一般都要有坐冷板凳、寂寞面壁和十年磨一剑的思想准备。在这个大千世界中，能真正做到这一点，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如果没有一种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是难以坚持下去的。而值得欣慰的是，县委、政府将肯定你们，全县18万人民会感谢你们，历史也一定记住你们，你们的大名将与志书一道，流芳千古。
志书出版前，县志办主任罗昀同志邀我写一篇序言。同仁之请，碍难违命，但近期俗务缠身，只好不顾贻笑大方，仓促间聊赘数语，略抒二十余年修志情怀，以期共勉。是为序。
庚寅年晚秋
《国营渠口农场志》序
在全国和全自治区大修地方志。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潮中，宁夏农垦战线又将诞生一部《国营渠口农场志》。这是我区修志人学习、贯彻、执行温家宝总理签署的国务院新颁《地方志工作条例》后问世的第一批修志成果，是宁夏农垦系统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全区新方志百花园中绽放的一朵奇葩。这部志书是国营渠口农场建场以来，首部全方位、多视角，客观记述农场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成就和彰扬为农场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许多先进、英模人物的总汇，堪称是农场的一部百科全书和信史，其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不可估量，并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显现出它的巨大、潜在、长效和广谱性的社会与经济价值，可喜可贺。因此，我相信《国营渠口农场志》一定能够成为后来治场人的决策参考书、咨询工具书和对青少年一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乡土教材。它将惠及子孙后代，成为渠口大地的一部传世之作。
编修地方志是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它渊源于古国史、古地书和古舆图等，其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至少滥觞于周代，发展于汉唐，定型于两宋、辉煌于明清，距今已有2000多年。方志的名称始见于儒家经典之一、我国第一部政书是《周礼》。后经历代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为中国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即方志文化，在世界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存世的志书大约近万种，十一万卷之巨，占全部汉文化典籍总量的十分之一。可见，地方志是一尊庞然大物，它帙券繁多，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博大精深，无与伦比，并且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成为华夏文化的特产，被视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对人类有特殊的贡献。
地方志之所以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依“优胜劣汰”的法则，因为地方志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还在于它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唯物史观认为，今天的中国，是昨天，前天中国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历来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数典忘祖，不赞成“言必称希腊”，而对不起自己的祖先。因此，对于民族传统的基本态度：一是继承；二是弘扬。编修地方志就属于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再从实用价值方面来说，方志是传递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和一个单位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人常言：“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如果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让修志的传统中断了，使自己家乡的志书久付阙如，历史不传，典章散佚，叫子孙后代不了解先辈的奋斗足迹，指顾茫然，沧桑莫辩而留下缺典和遗憾，这将是一种上对不起祖宗，下无颜给后人交代的失责行为，谁愿意看到如此严重的后果呢？
国营渠口农场的几届领导班子，在集中精力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抓精神文明建设，场志的编纂成功，就是一个证明。《国营渠口农场志》历时多年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一部洋洋5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志书指导思想明确，资料翔实，体例完备，特色鲜明，文风朴实，语言流畅，不失为一部良志佳作。这部场志是在几任领导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全书浸透了全体修志人员的辛勤汗水。他们为农场做了一件总结历史、服务当代、传信后世、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无疑全体有功人员的名字也将与志书一样永垂青史，留下一座精神丰碑，传芳久远。
（2010年9月内部印刷）
史志乾坤大 静坐收获丰——姜自力编著《中国史志之最》序
承蒙自力同志为其近作《中国史志之最》一书作序的雅嘱，同时也收到了一份沉甸甸的喜悦。作为地方志同仁，我为作者十年来默默耕耘获此丰硕成果而高兴，亦为我区史志界又添佳作而感到无比的欣慰。
《中国史志之最》以探源述流的方式，力求较全面系统地把我国博大精深的方志文化简明扼要地介绍给广大读者，此乃不失为很有意义的尝试。读了书稿，产生出两点感想：其一，它是伴随着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深入展开而出现的一本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旧史志进行全方位的认真研究与总结。由此可以预知，社会主义新编地方志工作不仅营造了一道蔚为壮观的方志文化长廊，而且必将掀起一个史志研究的高潮。《中国史志之最》恰好适逢其时，燕鸣报春，我相信史志界光辉明媚的春天即将来临。其二，作者在辛勤笔耕和繁忙的编务工作中，很注重刻苦钻研和理论探索，不仅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编修志书，同时又不断总结修志经验。所以说，该书的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全国数十万修志大军的理论素养和创作实绩。由此，我向各位读者朋友郑重推荐这本书。
纵观全书，这部20多万字的论著，着眼于疏浚地方志发展的源流，力图给史志的发展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在绪论中，作者总述自己的方志史观，提纲挈领地描绘了地方志这种中国独有的文化典籍产生发展的历史全貌。作者认为地方志的产生与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催生分不开，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异性和自足性决定了地方志这种典籍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和承续。在论及地方志自身发展规律时，作者指出研究方志的产生与发展不能抛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影响，在对比了古今对方志功用的不同理解后，作者认为方志的功用当概括为政治功能、科学价值和教育作用三点，这可以说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方志所要继承和发扬的三大功用。史与志的关系是历来研究上的一个热点和难点，作者没有回避这一焦点，而是认真阐述了史志相伴而生、相辅而行的历史发展况貌，立论清晰，见由己出。绪论作为全书的首篇，思维缜密，立论慎独，考据精严，一些观点还颇有新意和独到见解。全书分为六大部分。繁星争辉一章中，作者将史志典籍比作天空繁星，概述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作为方志渊博第一国的中国，地方志产生发展和传播的情况。现存总数8264种12万卷，占我国全部文化典籍十分之一的地方志，以其数量之巨，传播之广，成为中国独有的文化景观而彪炳千古。源头漫溯一章，集中笔墨追溯方志的起源，论述方志由雏形走向成形的漫长历程以及方志名称几经变易而终定名为“志”，定位于浩瀚史志之林的漫漫进程。千秋史笔一章是一组读史札记，所述都是几部对地方志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史学著作，通过对这些史学著作的重新阅读，找出史对地方志的影响，并对于印证章学诚所谓“志者，史之流也”和史志一家的看法当不可缺少。长河浪花一章可视为一组人物传记，这里主要收录了一批为中国地方志的编写和理论研究做过巨大贡献的人物。他们上至皇帝、皇子，下至穷儒、乡老，有誉满天下的学者名流，亦有名不见经传的布衣平民，他们因对地方志的发展有过首创之功而被历史铭记。作者在记叙这些史志界前辈们的丰功伟绩时，笔中饱醮了感情，比如文中写到修志最多的人杨笃为方志事业忘我工作，引抄了杨笃的几段日记，读来字字血泪、句句甘苦，思之令人落泪。百川汇流一章中分门别类地列出各类堪称第一的地方志书。它们中有第一部全国水道志《水经》，第一部民族志《蛮书》，编印时间最长的志书《光福志》等等，正是由于汇聚了这无数道涓涓的细流，方志才走向今天的洋洋大观。瀚海春秋一章着力从朝代的更迭上粗线条地描述地方志历经三个阶段、四个高潮的发展轨迹，不受所谓盛世修志说的拘囿，应用辩证史观还原历史的原貌，比如经过精密的考查，作者认为编纂志书最多的朝代是清代。年均编纂志书最多的朝代则是民国时期，并论述了这两代之所以会出现地方志的短暂繁荣的原因，史料确凿，论证严密，令人信服。最后作者满怀激情描绘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撰修盛况，认为本届修志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历尽沧桑后一个欣欣向荣的新起点，呼吁全国的修志同仁们为谱写新时代最辉煌壮丽的篇章而努力奋斗。
纵观全书，可以见到作者在选题取材上的苦心孤诣，此书虽以辑录“之最”和“第一”的方式来编写，但所叙内容不受题目掣肘，能由一事一人引出与之相关的彼事彼人。篇章在形式上是独立的，而在内容上却互相参照，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的网络结构，这种编排方式既便于进行单个项目的内容查找，又能在阅完全书后对史志的发展全貌有一个完整明晰的线索。比如在论述第一部以“志”为名的志书《华阳国志》时，并不仅只是介绍该书的成书情况，而是宕开笔墨，由“方志”一词的起源说起，娓娓道来营构出浓浓的历史氛围。在《第一部设大事记的志书》中，作者先是为“大事记”下定义然后概述“大事记”的功用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然后才谈到首设大事记的《剡录》。这样的研究方法既避免了长篇大论罗列史纲的枯燥空洞，又弥补了由现象至现象的简单的材料堆砌。这里既有可靠的史料考证，又有新颖独到的见解，是一本难得的集资料性、著述性和理论探讨为一体的新型编著成果。
自力同志以工作认真、为人诚恳而深得同事与领导的好评。认识他的人都很佩服他的“坐功”，不管世风如何变化，他澄怀书案，多年来默默笔耕，不计荣辱名利，用十年的心血终于绽开这一束志苑的奇葩，对此我喜悦之外更有沉重。想到这些从事方志编研工作的人，在工作任务重、经费紧张、待遇偏低的境况中，仍能矢志不移，孜孜以求全身心地投入到纂修与研究中，着实令人感佩不已。
史志的研究永无止境，许多的研究空白有待今人填补，空间越大，驰骋的自由度也就越大，该书只是这广阔领域中的一个可喜收获，相信在史志资料不断整理发现中，一些新的“第一”和“之最”终将取而代之。一个人占有的资料再多也不可能穷尽历史的真相，资料的疏漏和转抄的错误在所难免，有的考证还缺乏丰富的史料，编排布局中还存在一些问题，望作者能不辍研究，为史志界再谱新篇。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