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运城地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区志，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出版发行了。这部洋洋300万字的《运城地区志》，以严谨而富有创造性的新志体，全面记载了山西省南端三市十县近14000平方公里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现状的综合区情，真可谓运城地区前无古人的一部地方性百科全书和全史。我们有幸先睹为快，较早地拜读了这部大作，读后给我们方志战线的老兵和新兵带来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学到了不少新知识和修志的好经验。不过在我们脑海中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还是志书所独具丰厚的和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内涵。我们具体感受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运城地区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文明，而且是多元的华夏文明和黄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志书通过大量正史记载、野史佐证、民间故事补充和神话传说的启示，广泛进行探幽发微，以翔实的资料、令人信服地表明，这里有惊人的历史。在这黄河、汾水和吕梁山的山山水水之间，曾诞生过许多华夏人文初祖圣贤，这片黄土地下埋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滋养过中华大树的庞大根系，成为华夏民族的主要历史源头之一，至今还保留了许多举世无双的历史陈迹。据考古证实，早在距今180多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今芮城县境内居住的先民们已经开始用火，比“元谋人”用火还要早。今万荣县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期遗址亦证明，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已种植高粱，开中国高粱栽培之先河。今夏县境内还有蚕茧化石的出土，说明养蚕技术已被掌握了。所以“后稷教民稼穑”，“嫘祖养蚕”的传说在运城地区民间广为流传。志书还进一步叙述了中华始祖们在今运城地方生活或活动的踪迹，如被尊为华夏共祖的黄帝的母亲女娲氏，传说曾生活在“汾阴脽上”，据说即今万荣县的宝井乡，故史书有轩辕黄帝“扫地为坛于汾阴”，以祭祀后土的记载也就可以理解了。还有上古贤君“三皇五帝”之一的虞舜，“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耕于历山，渔于雷泽，卒于鸣条”。据该志的考证，诸冯、负夏、历山、雷泽等地可能都在今垣曲县境内，其鸣条即今闻喜县、夏县和运城市境内的鸣条岗。故史注曰：“舜都蒲坂。”所谓“蒲坂”，乃今永济市的古称，其境内还有喜好音乐的舜帝，扶琴而歌《南风》的所谓“琴台”遗迹传说。而且舜死后，亦葬于斯土，有名的舜帝陵就位于运城市西北方向峨嵋岭的大小嶷山之阳。黄河绕运城地区北南转西东向而流，著名的大禹治水、凿龙门、开三门、导水东下入海的民间故事久传不衰，史书亦有“禹都安邑”之说。志书称，今夏县境内的禹王城遗址就是古安邑，而且进一步说，大禹之子所建立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之夏朝，亦定都于此地，这也就是夏县之名的由来。
除以上提到的大圣大贤著名的古帝君之外，该地区在历史上所涌现出的英杰人物，更是蔚为大观，史不绝书。他们中有殷商时期高宗武丁的一代名相傅说（今平陆县人），战国间的著名史学家董孤（今闻喜县人）、思想家荀况（今新绛县人）和战国后期为秦统一立下大功的军事外交家张仪（今万荣县人）以及著名军事家廉颇（今稷山县人）等。汉代，该地区名人分别有大史学家司马迁、武圣人关羽、地图学家裴秀以及文学家卫觊、杜挚、郭璞和女书法家卫夫人，还有注释家裴松之等。唐代，因为该地区是李家王朝的发祥地区，更是出将入相，名人如潮。如有辅佐唐高祖李渊起兵山西太原的开国功臣裴寂，定国武将裴矩、薛万彻、裴行俭、薛仁贵、薛讷、张守珪、高秀岩、封常清等，治国名相文臣裴炎、张嘉贞、裴度等，文人学士王绩、敬播、张玄素、王勃、薛稷、柳冲、王维、卢虔、卢纶、柳芳、柳冕、柳宗元、薛逢、聂夷中、司空图等，难怪后人说“山西人是唐朝兴衰成败的晴雨表”。宋元以后，最为人们熟知的名人当数：宋朝宰相司马光，元朝大戏剧家关汉卿，明朝治边名将王崇古，清朝“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和著名爱国将领冯钦哉、傅作义以及董其武等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培养教育下，从运城地区走出了大批优秀革命战士，仅为革命和建设事业流血牺牲和光荣殉职的烈士就有近8000人之多。运城籍的革命先驱和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不乏其人，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员佩琏、聂淼泉、王鸿钧、阴凯卿、杨振绎、张少宜、嘉康杰、李光汉、冯彦俊、丁行、李琪、杨文安、范宏亮、纪云、张呼晨、王雷震、师海云、郑林、王炯、杨蔚屏、张晔、崔光、王永贤、卫逢祺、毛铎、王强、文敏生、任景龙和程子华等同志。
一个地区有如此深厚丰富的历史蕴藏和辉煌的文明积淀，并精英辈出，人气久旺，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独特现象。《运城地区志》紧紧抓住这个特点，使志书地方特色和个性十分鲜明，这是该志的成功之处。因此该志书必将成为对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教科书和不可多得的乡土教材。
二、河东“解盐”是中国古代北方的重要经济来源，历代封建王朝的财政支柱
盐铁业是古代农业自然经济社会的主要生财之源。早在春秋时代，就有猗顿和郭纵二人分别以经营盐铁业起家，富甲天下，甚至“与王者埒富”。运城地区是我国古代池盐的主产地，其所生产之盐，史称“河东盐”、“解盐”、“潞盐”和“红盐”。即使在盛唐时代，解盐收入也不例外，时平均年收税金高达150万缗，占当时全国盐税的四分之一，约为唐朝全国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因此，历代封建王朝都把这处盐场视为北方的一颗明珠和国家的聚宝盆，大力开发，严加管理。同时，千百年来，儒家经典关注着它，大批文人墨客也为它留下了许多名篇。首先，是民间文学以传说的形式，为解盐的产生描绘了一个悲壮的故事。相传在远古时代，西方部落联盟首领黄帝、炎帝日渐向东发展，并联合行动，与东方九黎族首领蚩尤大战于涿鹿之野，最后蚩尤战败，被黄帝杀死在鸣条地方，蚩尤死后血化为卤，澥之于盐池，解盐生也。故池曰“解”，盐微红色，与河西青白盐不同。其次，儒家典籍《山海经》、《周礼》、《左传》、《水经注》和《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梦溪笔谈》以及许多方志也大量记载了有关解盐的史事。据说就连上古帝王虞舜也曾创作过《南风歌》赞颂解盐养育着一方人民。他唱道：“南风之薰兮，可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阜吾民之财兮。”（解盐畦田，经南风吹拂蒸发，卤水就渐渐固化而形成为盐）。另外，在文学作品方面，从《诗经》、《汉赋》到《唐诗》、《宋词》，许多名家如郭璞、柳宗元、王禹偁、王翰、喻时、姚诚立等人都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同时，有关盐池的文献、文物更是十分丰富，为我国盐文化留下了独树一帜的宝贵遗物。
《运城地区志》从实际出发，把晋南著名的盐业生产事业大胆升格，从经济大门类中析出，自立门户，独为一卷，成为志书篇目的第一级档次——“盐池”。盐池卷下共设立三章、十二节，集中篇幅对解盐从历史、文物到现状，从自然环境、分布区域到生产和制作方法，从运销、盐政、资源保护到新时期的企业改革，从现代盐业、盐化工到科技和新产品开发等，全方位大跨度系统完整地对解盐进行全史式载述，从而有效地突出了《运城地区志》的地域特色、地方优势并极大丰富了志书的资料容量，增强了志书的使用价值，也提高了志书科技含量与学术品位和档次，因而成为这部志书得以成功的一处闪光的亮点。
三、“关公文化”为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注目
关羽（160？～220年），字云长，本字长生，三国蜀汉大将。他与蜀开国皇帝刘备、勇将张飞三人桃园结拜，共创伟业，在我国历史上和人民群众中留下一段忠诚节义的动人故事。宋代以后，关羽的事迹被人为神化而称之为关公、关帝。佛教尊他为护法神，称其为十八伽蓝神之一，还把他写进《佛祖统纪》书中；道教亦俸其为关圣帝君和义勇武安王，并编写了《关帝觉世真经》等；历代统治者对关羽推崇备至，宋始封他为“忠惠公”、“武安王”。明朝视他为神，先封为“帝君”，继升格为“大帝”。清代把对他的封号陆续增加为“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羽赞宣德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多达24字，并对他远祖、祖父和父亲都一律追封为王，关氏一门，三王一帝，显耀煊赫，无以复加，就连清皇宫里也供俸了关羽的神位。华夏各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对关羽“仰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尊他为武圣人，与文圣人孔子相提并列，更把他作为忠孝节义的化身，为人之师表，正义的象征，还把他称为“三界伏魔大帝”，是绛妖伏魔的威神，保佑人们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保佑家庭四季安康，保佑一方平安无灾。所以历来无论是王侯贵胄，还是商农匠民，甚至各种名目会帮团体等，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异国他乡，几乎所有的炎黄子孙都对他顶礼膜拜，不仅庙祀寰宇甚至把他的偶像请入家中须臾不离，祀拜无时。真可谓“庙宇遍天下，无处不焚香”啊！
对关羽崇拜之热烈，关公文化之普及，于中国人来说，其影响之深广久远是无与伦比的。作为关羽故里所纂修的《运城地区志》，紧紧抓住了这个难得的人文优势，而且能够创造性地把对关公的崇拜与宣传进行理性升华，第一次从文化的广角来审视关羽崇拜现象。为了强化志书在这方面的特有地位，同样将有关关羽的全部相关内容聚为一类，升格为卷，高居志书篇目的第一个层次，下列五章十七节，举凡关羽家世、生卒、陵庙、祀祭、崇拜、历史文献和有关关公文艺（含文学、戏曲、美术等）以及当今人们对于“关公文化”的研究、交流与开发利用等等，由量变而达到质变，产生了集大成式的成就。《运城地区志》对于一个历史人物的这种处理手法，既大大突出了志书的地方特色，也大大丰富了志书的文化内涵，并增强了志书的可读性。在华夏文化走向世界的今天，凭着关公在全球华人圈中的广泛影响，人们认同关公和“关公文化”，实际上就是向往祖国，就会形成一股强大向心力量。海外炎黄子孙们在寻根问祖和关公崇拜的同时，也可能把这本关公故里所出版的有关关羽最权威的书——《运城地区志》一起带往世界各地，这对宣传中国、宣传山西、宣传运城地区和宣传关羽的故里，必将起到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志书明确告诉读者，所谓“关公文化”揭示的本质内容归纳起来就是忠、义、勇、武的品格操守，关公对于兄弟（哪怕是结拜的异姓兄弟）、君王尽忠守义，对于汉室社稷勇武献身的精神，虽然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今天我们用新的理念重新认识它、改造它，付于它新的内涵，这种传统文化和精神，同样可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因此，“关公文化”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正如志书的记述，运城地区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把历史上的关羽和传说中的关羽合为一体，利用关公故里和“关公文化”“直根”的特殊地位与巨大吸引力，大胆尝试，把“关公文化”和经济活动结合起来，以新型庙会的形式，搞“关公牵线，旅游搭台，经济结亲”的大举措。据志书所载，今运城地区不仅有以市长牵头的关公研究会，还建有“关公提刀勒马回首望故里”的大型铜像和“关公城”的关公文化艺术大展，各种新的文化艺术产品大批涌现。运城地区还把新庙会办大，连续举办过八届规模盛大的集旅游、文化、民俗、经贸于一体的大型国际性商旅活动——关公庙会。会上推出了令中外游人大饱眼福的仿古祭祀关帝乐舞表演——“金秋大祭”，吸引来了国内外八方游人和商客。运城关公文化艺术展还南下广州、深圳和海口，并分别在台湾和马来西亚举办过形式多样的关公文化和学术交流活动，为宣传关公家乡，发展晋南文化、旅游和经济建设作出特殊的贡献。
（署名：吴忠礼、吴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