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堡！为元代蒙古人的堡寨，据海原县旧志《乾隆盐茶厅志》载：“蒙古堡在海城正东四十里”，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贾塘乡马营村。其东有东岳山，山上有寺庙遗址，从碑文记载中可知，是元代著名的蒙古寺庙遗址。
寺庙遗址依山势由低至高成三层阶梯状，占据整个山头。因年代久远，坍塌严重，有很多东西在“破四旧”时期就已被毁，已难以看到当年的盛况。遗址中随处可见屋脊兽、琉璃瓦当、条石青砖、柱顶石、破碎的石碑、碑座等建筑遗留物。从雕刻精美的石碑和石狮等物件不难看出是非一般的建筑寺庙遗址，而且是六盘山地区规模最大的寺庙遗址。据《元史》中记载，“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即成吉思汗在海原县城去世时，极有可能是为成吉思汗所建的纪念堂——
蒙古庙。
马营村是西夏王朝最著名的秋苇川，西夏曾在这里设有养马管马的军事机构“牧马军寨”和通往灵州的驿站“秋苇驿”。这里地势险要，在西夏天都山的下面，南边有秦长城，中间有宋夏时期的长城，与著名的萧关道、没烟大峡谷、石门关大峡谷、石峡口相连接，是通往灵州的要塞，是著名的“骑乘通道”“山谷险口”或“长城通道”，也就是蒙古史料中记载的“兀剌孩城”。
众所周知，《蒙古秘史》一书以汉字标写蒙古文，因此，在分析这本书中的词汇时，必须要考虑到13世纪时期蒙古语的特征。语言学家那·巴图吉日嘎拉博士通过仔细分析13世纪时期蒙古语音特征之后提出结论，《蒙古秘史》中的“阿儿不合”和“搠斡儿合惕”，意为“北方的公牛”“众多的石窟”。恰恰在今海原县南华山沿边分布着著名的须弥山石窟、金佛沟石窟、云龙山石窟、凤岭龙山石窟、天都山石窟、石沟寺石窟等，形成了一个以南华山为半圆的石窟走廊。石窟走廊的北面即中心，就是我们所说的蒙古堡庙。据说庙内原先陈列着佛教多闻天王的塑像，蒙古人非常巧妙地将自己和佛教结合了起来。
多闻天王原本为印度神话传说中的财宝之神库贝拉，在佛教神话中镇守北方并掌握财富，故名亦称“施财天”，蒙古人称多闻天王为“那木萨莱”，也认同其为财富之神。但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成吉思汗是长逝升天后而变成的。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的信仰呢？问题似乎与忽必烈汗的帝师八思巴有关。
八思巴在其名著《彰所知论》中说：
自佛灭寂后三千年二百五十年，北方蒙古国先积福德，果熟生王，名曰成吉思。成吉思先统一北方，后又征服了许多不同语言的疆域，犹如轮王。
这种说法与多闻天王在须弥山执掌北方的信仰不谋而合。作为帝师的八思巴将成吉思汗推到如此神境高度，蒙古人又有什么理由去反对呢？
可以确定，海原县马营村的蒙古庙和附近的石窟走廊，是成吉思汗晚年行军之地。当天之骄子长逝于此地之后，由于周围有骆驼台、八白室、海喇都的存在，其子孙便在此建立蒙古庙，以行祭奠祖先之礼，随着萨满教国俗与佛教的统合，升天后的大汗也演变成了四天王之一的多闻天王。也就是说，海原县马营村的蒙古庙是成吉思汗的佛教纪念堂。
海原县马营村的蒙古庙的破坏可能是从明代开始的。据海原旧志书可知，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征虏大将军徐达率领明军由静宁下隆德，度六盘山至开城，遣右丞薛显带兵五千击走驻扎在这里的豫王。元人撤退时，有许多蒙古人没有跟上走，其中就有一个蒙古的万户巴丹留在了这里。“海喇都”被明代的“楚、沐、肃、韩”四王瓜分为牧场。之后，明朝政府开始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到这里戍边。不知是何因，引起了当地巴丹的曾孙满俊（排行老四，人称满四，《光绪海城县志》沿革条记述：“俊为元豫王余裔，洪武初，安置开城万户巴丹之孙也。”）的不满，举旗造反，并有2万人参加，河套的蒙古人在毛里孩的带领下由花马池进入支援，使明廷朝野震惊。满四举旗起义的事因，据说是因为明朝四王掠夺式的放牧和移民，惊扰了其祖先的灵魂。明廷派兵33000人经过数年才将其平定，之后蒙古人又多次争夺此地，均未成功，从而使这里又处在了前沿地带。
之后，我们从遗留在其上的碑记中可以看出，蒙古庙又经历了多次修复。清光绪《海城县志》收入光绪初年任海城县知县的朱美燮的诗《寻东岳庙故址》，其描述蒙古庙破败景象时说：
古庙寻东岳，山前一片荒。残龛苔绣石，断壁草穿墙。钟篆铭雍正，碑文纪道光。昔年香火地，唯剩暮烟苍。
可知古庙在雍正年间就曾重修，道光年间再次重修，到了19世纪末，则已是残龛断壁，破败不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