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忠厚
黄忠厚，1931年7月生，陕西省汉中人。中国民主同盟固原总支县支部副主委，宁夏心理学会理事，固原县教师进修学校高级讲师。1955年，毕业于西北师院教育专业，同年分配到甘肃省教育厅干部教育处工作。1957年，调入固原师范任教。1962年，到城阳初中、彭阳中学任教。1979年，调到固原县教师进修学校任教。1992年退休。
我与城阳初中
20世纪60年代，固原县文教局将城阳小学戴帽为初中，简称戴帽初中或城阳初中。学校校长蒋明华（甘肃人），教职员有贾厚礼（江苏人）、黄仲权（四川人）、王鼎铭（上海人）、石久海（河南人）、王绳武（宁夏人）、牛鳌（宁夏人）、高积有（陕西人）和我共9人。我是陕西省汉中市人，1955年7月，毕业于西北师院教育系，专门担任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心理学的教师。
1957年秋，我以“用非所学”为由向干教处主动申请调动工作，直接和人事处的同志谈了，如果哪里新成立了中等师范学校（当时全国中等师范学校不发展），可以告诉我，我愿意教我辛辛苦苦读了四年大学的专业课。
过了月余，人事处的同志对我说：“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新成立了一所中等师范学校，你去吗？”我回答去。那位同志接着说：“那里很艰苦，你受得了吗？”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那里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能受得了，我为什么受不了呢？”于是，我办好了由教育厅人事处直接签发的调动函，购买了兰州到固原的长途汽车票，携带妻子，坐车启程。
离开母亲河哺育下的西北重镇——兰州，当晚住在静宁，次日抵达固原。举目眺望，一座光秃秃的山城，屹立在黄土高原之上，竟然是固原州县两级最高领导机关所在地。
聊以自慰的是：过了平凉，便是宝鸡，翻越秦岭，便是我的故乡——汉中盆地。那里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的白发爹娘（我是独子），那里有我的亲朋挚友，那里有我儿时的伙伴……
从三里铺汽车站下车，步入河堤，涉水趟过清水河（那时还没有现在的清水河南大桥），经过询问，去西海固回族自治州文教处报到，还得进城步行一小时。到达文教处，主办马国忠同志（是我来固原认识的第一个人）看到调动函，立即打电话通知固原师范学校领导，派人接我到校。固原师范学校领导一见到我，非常高兴。他们和我谈到固原文化落后状况时说，解放前还有雇人念书的现象。我大吃一惊，暗下决心，一定要扎根在西海固，为六盘山地区的文化启蒙教育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1962年秋，固原师范的初师部撤销，多余的教师上交给固原县文教局另行分配工作。这时，全国师范院校教育专业课一律停止开设，原因是某些“学阀”给“教育学”扣上了“封资修黑货”的帽子，给心理学扣上了“伪科学”的帽子。这样，我的命运就注定为另行分配的对象。加之固原县城只有一所中学，那就是固原中学，而固原中学又不开设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所以，就将我上交给县文教局另行分配工作。
固原县文教局的局长尹景林同志（已病故于宁夏农林科学院）对我非常客气，他说，你的到来，对固原县教育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支援，让我在全县五所农村中学（三营、什字、张易、城阳、王洼）中任选一所。我因生长在亚热带气候的汉中盆地，又听到过在固师毕业的红河学生常国泰（时任我担任班主任的三淤班班长）说过，城阳一带气候温和，是全区小麦早熟区。经过考虑，我便选择了去城阳初中任教。
1962年秋，我踏上了新的人生里程，在固原东山教书。东山是指固原县东部山区，即今彭阳县境内的城阳、彭阳、王洼等地。屈指一算，我从甘肃省教育厅干教处，主动申请调来刚刚成立的固原师范学校已经五六年了。
那时交通十分不便，唯一可乘的交通工具便是马车，我携妻子肖兰萍（已病故于固原县城关第五小学）和子女乘坐马车，当晚住在古城乡的挂马沟一家小店里，次日才到城阳。我就在城阳初中任教，妻子到刘河大队的初小任教。妻子任教的学校，在半山坡上挖有四五孔窑洞。窑洞对面和左右两侧用黄土筑起围墙，形成一个校园，便是学生游戏、做操、上课的场所，围墙中间安一大门，是师生出入的通道。
学生在窑洞里上课、做作业（课桌凳全是由土垒成），教师在窑洞里食宿、办公。每天晚上，当学生放学回家，整个校院空空荡荡，左右前后又没有人家作邻居，阴森可怕，尤其是深更半夜，有时还隐隐约约听到狼在窑洞顶上的吼叫声。以前学校只有一位教师，整个学校一切事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我妻来后，便由他们二人担负着全村四五十个学生的教育教学任务和其他一切工作。这位老师名叫韩治昌，是城阳人，有时晚上回家住，学校就只有妻子和孩子看校了。
妻来到刘河初小后，有些乡亲感到不解地说，怎么还有女的当教师？可学生娃娃一见到女老师都高兴得很，在他们幼稚的童心世界里，那不仅是他们的老师，也像是他们的妈妈。那时候，我妻子的工资每月要去城阳学区领取，我每月必须凭粮证在城阳粮库买回两袋原粮——小麦。再由妻去找一家有石磨的农户，大队派一头驴，全家动手磨成面粉。晚上的照明，要从城阳供销社买回煤油，用墨水瓶做成的小油灯才行。
从刘河初小往下走七八公里，便是城阳初中，我便在那里教书，学校坐落在城阳的山脚下，四周是低矮的城墙。
学校是一座古老的土木结构两进四合院。走进校门，前院是教室，后院是教职工宿舍及其他用房，因教职工宿舍少（都是两三人一间，还要办公），教室也少，更没有学生宿舍，于是初中和小学分家。初中校长蒋明华向上级报告，经县文教局批复，在后门外的操场旁续建了两幢教室（6间）。为了便于学生上晚自习，学生必须住校，又在后山坡上整修了五六孔窑洞，洞内地面上铺上一层麦草，留出一条过道，便是学生宿舍。洞壁上再钻一个小孔，放一盏小油灯，供学生就寝时照明。
学校前面有一条深沟，人常说：“低头能看见，抬脚走半天。”一下一上，坡陡路险，深沟对面有公社、卫生院、粮库等单位。深沟前方，有一条茹河，河水供人畜饮用。我每天必须和周围群众一样，从学校到河边挑回两担水，供全家人饮用。
学校分教务、总务两处。教务方面：牛鳌负责教务兼任语文教师，高积有负责总务。校长蒋明华兼政治课教师，贾厚礼、王绳武任语文教师，王鼎铭任数学教师，黄仲权任物理、数学教师，石久海任理化教师，我的专业在此“报废”，只好缺什么课代什么课，如史地、书法、英语等，倘若语文教师不够，我也“滥竽充数”，美其名曰“多面手”，实际是“万金油”。
学校开会时，就在某一间教师宿舍里举行，大家坐在床边，围在办公桌旁，发言讨论。
全校只有3个年级，3个教学班，每班学生大约二三十人。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当我一走进课堂，自己就会高兴起来，在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操起粉笔，朗朗的声音，欢快地响起在课堂。几十双纯洁无尘的眼睛，汇成一条清澈而欢快的小溪，从心中流过。每个学生都有他不同于别人的心理，几十个学生就有几十扇完全相异的心窗同时面向着你。这时候，你必须用耐心、用热情调动你大脑中储存的所有知识，去从事一个教育者应尽的责任。当每张笑脸露出天真的笑容，每个学生因为感激和敬佩而向你靠近时，心中便充溢着满足与胜利的喜悦。
我在初中当教师，一晃就是三四年。回想起在那些岁月中，在那个要翻越一个个山梁，跨过一条条沟壑才能到达的学校，在一群憨厚的泥脸孩子中间，我几乎完全忘却了自己。
教学、改作业、家访、叫学生……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截至今日，留在我内心深处的只是一些模糊不清的笑脸和记不清姓名的长相。
那时的夜间，桌子上摆放着一沓沓作业本，被小油灯照得通明，作业本上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他们在我心中发热。
在作业本的包围中，在熟悉名字的怀抱中，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好像倾听着一种声音从遥远的课堂传来，想着“不要误人子弟”，想着如何把自己的全部知识都掏出来教给学生。
那时，初中的规章制度很严格，每天早晚自习，各科教师必须轮流加班辅导学生，作业中有疑难问题要面批面改。
晚上，教师备课改作业，学生自习就寝，全靠小油灯，而小油灯又全靠当天值日教师在夜幕降临之前，带领两名学生抬着一只空油桶去供销社买回煤油，才能发光照明。油费从办公费支出不收学生一分钱。冬天取暖，一间宿舍只安一个小铁炉，因为运炭困难，大家都非常节俭，太阳一出来，急忙封住炉门。就是这寒酸的炉子，还承担着做饭、喝水的任务。总务处规定，即使领用的醮笔杆和笔尖，用坏了也不能扔掉，要“以旧换新”，墨水、墨汁、糨糊等，用坏了也是以空瓶换满瓶。
那时，一间小宿舍，最多12平方米，住着两三位教师。学校虽然雇了一名炊事员，专门为外地教师做饭、烧水，但厨房里经常是冰锅冷灶，寒气逼人。
煮熟的黄米饭加土豆和酸菜的醇香，经常充满了屋子，融着泥土的芬芳。
从炉膛底座里，同宿舍的人还争着扒出烤得黄澄澄的土豆，外脆里酥，味道可口，吃得嘴巴直响。
每逢农历三、六、九日在红河野王赶集时，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买半块砖茶，回来在炉火上蒸腾着又苦又涩的罐罐茶。
而学生呢，他们每天啃着从家里带来的杂面饼子、白面馍馍和炒面，口渴了，喝几口从茹河抬回来的生水。这就是一天的生活。说也奇怪，这些十三四岁的少年，不但很少生病，而且体格健壮。
一次，一个教室的大梁需要更换。在校长带领下，全体教职员去生产队寻找、采购、伐木，硬是用架子车把一根大树干前拉后推地运进学校。夏收季节到了，教职员不能闲着，要下队帮助生产队抢收庄稼，往往一干就是大半个暑假。
教职员工的工资虽然每月只有几十元钱，但必须派专人进城到固原县文教局领取现金，那时交通十分不便，城阳距固原65公里，如果骑自行车，凌晨从城阳出发，天黑时才能抵达固原，如果骑毛驴，当晚住在店洼，次日才能进城。
每年夏天，县招办必须通知学校，指派一两名教师率领应届毕业生进城参加全县高中、中专统一招生考试，办理有关事宜，这往返步行百余里，途中的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
从城阳初中毕业的学生，在固原工作的很多，如：韩占才、景崇仪、杨明、陈英、陈志兰等等。
现在回头想来，再看看今天的小学和初中的状况，真是千差万别。
2001年暑假，固原市教育局组织了一次教育系统离退休教师代表视察全县城乡中小学校的活动，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活动，看到了一座座整齐美观的校舍，一幢幢高大明亮的楼房，一处处繁花似锦的校园，使我感慨万千！可以这样说，固原地区学校三四十年前的破窑洞，土桌凳以及杂草丛生、环境恶劣的校园，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这次视察中，我了解到每所小学一般都有七八位教师，每所初中一般有二三十位教师。女教师也有相当比例，他们办公有办公室，开会有会议室，住宿有家属院，真是幸福极了。让我们一行20余位离退休教师无不羡慕时代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在农村的中小学教师，随着工资待遇的普遍提高，骑摩托车的教师越来越多，有的学校或学区还有专门停放车辆的车棚，和城里学校一样。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固原市中小学校的面貌，在近一二十年内确实有了巨大的变化。这不仅仅是办学条件的改善，教师队伍扩大、教学水平提高，当然还包括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对教师待遇的提高。
愿年轻的同行们，珍惜美好的时光，勤奋工作，教书育人，为固原更美好的明天努力！
我与彭阳中学
20世纪60年代成立的城阳初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前进，由戴帽到摘帽，由初中到高中。大约经历了两三年时间，即1963年，固原县文教局决定，在彭阳区委所在地——彭阳城内新建一所全日制完全中学，名为彭阳中学。
工程设计为砖土木结构，由蒋明华负总责，高积有负责施工，从1963年动工至1965年竣工。竣工的彭阳中学，呈矩形，四幢教室，两幢教工宿舍（兼办公）和最后一排学生宿舍与灶房，排列得整齐有序。
1965年夏，城阳初中全部人马（包括仪器桌凳等）雇了两辆马车搬迁至此。从此彭阳中学代替了城阳初中，而城阳初中也就淡出历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迁至此后，彭阳中学的新校门是一对大铁门。门顶呈弧形、留有四个圆形铁圈，是专为书写校名而设计的。蒋校长要我写校名，我说写得不好，请名家挥笔，蒋校长执意不肯，无奈之际，我只得书写。
为了节约开支，我从保管室找了一束丝麻捆扎在一根木棍上，这就是“抓笔”。又找了几张旧报纸粘在一起，用红胶泥泡成红水，先试写了十几张，然后，再用墨汁重写了十几张，请蒋校长从中挑选。蒋校长经过认真挑选，最终满意地挑选了“彭阳中学”几个大字。每字长宽约二尺，他请人先印后漆，终于漆成了白底红字的校牌。
“文化大革命”中，一批红卫兵指责蒋校长说，校牌是“牛鬼蛇神”写的，要坚决砸掉。从那以后，校门上的几个圆形铁圈，就一直空荡荡的，没有校牌了。
彭阳是固原县的一个辖区，也称为“片”。设彭阳区委、政府，是这一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倚山而建的低矮土城依稀存在。从北向东南是一条公路，直达城阳、沟圈。这条公路将土城辟为两半：傍山靠西是公社党委、彭阳区委、彭阳区人民政府和小学、派出所等单位，东面是中学、医院、供销社和汽车站等单位。
城内除单位占地外，其余都是农民耕种的土地。土城根下，便是农民挖的窑洞，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
从固原方向来到彭阳，要通过一道土城门。进入城内，便是一个占地不及百米的小广场。广场靠北，有一个高土垒，人们叫它戏台。凡是彭阳区委、公社或学校以及其他方面来这里开会、演出，都必然在此举行。
小广场也是附近农民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每月三六九逢集这天，虽不是人山人海，但因地面有限，也显得十分拥挤。尤其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政策指导下，购买商品必须去供销社找农贸市场，因为“独此一家，别无分店”。
我们当教师的，一床、一被、一餐、一住足矣，什么家具、工业品和昂贵商品，都与我们无缘。每逢赶集，我们除买点蔬菜、瓜果，别的消费几乎是零。喜欢抽烟的人，可买一两碗粉碎了的细旱烟末，用硬的废纸，裁成一指头多宽的纸条，抓入烟末，卷成烟卷。一头粗、一头细。细的一头噙在嘴里，粗的一头用火柴点燃，可代替香烟（香烟属分配物资、凭证供应）。
蒋校长在卷烟方面有独到之处。他卷的烟，两头细、中间粗，弯曲得像张弓，一头插在用鸡关节做成的烟锅上，然后把烟锅嘴噙在嘴里，小巧玲珑，别致好看，又携带方便。于是，爱说爱笑的王绳武给他送了两句顺口溜：“蒋明华两件宝，旱烟锅子加皮袄。”皮袄反穿，毛向里，皮向外。
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蒋校长奉上级指示，派遣我代表学校骑上自己的自行车前往任山河为烈士扫墓。
这一天，风雨交加，道路泥泞，骑自行车非常吃力，骑上几步路，就得下车捡一根木棍，将前后车瓦圈上的稀泥擦掉。走到店洼街边，水势汹涌、冰冷刺骨，眼看过不了河，只得顺着店洼水库的堤岸，肩扛自行车，爬上石磨山，绕道而行，这一上一下，一二十里。幸好，当年我只有34岁，正是鼎盛年华，一切无所畏惧。
抵达烈士陵园后，参加扫墓仪式。通过主持人及当年亲自目睹过烈士们惨遭遇害知情人的情景介绍后方知，坟墓里躺着的364位烈士是在解放固原前夕，从平凉抄小路步行至此，与马鸿逵军队遭遇而牺牲的。任山河两边是山，中间是一条狭谷地带。当时马军占领了山头，居高临下，用机枪扫射，解放军伤亡很大。又逢天降大雨，顿时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秋末冬初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和王绳武老师各自骑着一辆自行车，从城阳小学（我的爱人和王的爱人都在城阳小学工作）返回彭阳中学。眼看就要到达学校，但隔着一条茹河，河水一米多深，两岸是特别陡的坡。我俩推车至河边。望着河面上卧着一根碗口粗的树木，这便是独木桥。两岸行人都得从桥上通过，我俩也不例外。王老师肩扛自行车准备从桥上通过。刚走了几步，忽听得“卟嗵”一声，王老师和车全都跌入河中。此时，茹河两岸，空旷无人，我急忙跳入河中，先将王拉起，扶到岸边，再去扛他的自行车。之后，将他扶上大路，将车推至路边，我才返回对岸河边去扛我的自行车，小心地从独木桥上通过。
当我俩进入宿舍（我和王同住一间房子，兼办公）后，我急忙将他全身湿透了的衣服脱掉，拉开我俩各自的一床被套，严严实实地压在他身上，过了几个小时，王老师才恢复过来。
过了一年，即1966年春夏之交，“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到两个月时间，学校被迫停课。
6月下旬，固原县教师集训会在县城中心固原地区党校（即今《固原日报》社地址）召开。固原县文教局给各个学校发出通知，要求每个教师做好准备，自带被褥碗筷，等候卡车来接。彭阳中学共有教职员工12人，贫下中农代表5人，红卫兵代表8人。同车的住进党校一间教室。教室中间留着一条过道，两边铺上麦草，称为“地笼书”。白天在地铺上开会，晚上在地铺上睡觉。
一所学校编为一个小组，由县委派出一名干部担任组长，住在教室门口，大家出入教室或走厕所，都得向他请假报告。
一天清晨，东方尚未发白，人们正在酣睡之中，突然从红卫兵代表的口中发出了一个巨大的吼声：“王绳武在梦中喊反对毛泽东思想！”问大家听到了没有？众皆愕然。接着这个红卫兵代表又点名道姓地问我听到了没有。我说：“没有。”这个红卫兵代表又声嘶力竭地问我：“你睡在王绳武旁边怎能没有听见？纯属包庇！”一边指责我，一边叫大家起床。未等大家洗漱完毕，8名红卫兵代表在一名教师指导下，已用白纸糊成了一顶高约两三尺的尖尖帽，上面书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王绳武”几个醒目大字，给王戴在头上。并把他推出教室，让王站在校园中央。红卫兵代表又回过头来，气急败坏地责令我和蒋明华、黄仲权、王鼎铭等4个“牛鬼蛇神”站在外圈，作为陪斗。
我等几人，站在外圈，心惊肉跳，唯恐“轮流坐庄”，批评了大约一两个小时，可能“弹尽粮绝”，也可能“疲惫不堪”，方才收场。我正想赶快溜走，不想一个红卫兵代表却把王绳武拉到我的身边，责令我严加看管，如果他逃跑或自尽，拿我是问。于是，我只得紧跟着王寸步不离，即使如厕，也得站在厕所里面等候。吃饭睡觉，更加小心，就这样，跟了三四天，待王绳武的情绪稍为稳定，我才如释重责，卸去了“义务警卫员”的职务。
王老师和我一样，是一个如海绵吸水、一心向学的读书人。虽没有喝过洋墨水，啃过洋面包，更没有硕士博士学位，却深知思想之树的枝繁叶茂，要靠多元的文化之水灌溉。
王老师受他的生活成长的那个时代的滋养，也受到那个时代的局限，同时，还饱尝了那个时代错误的苦果。他含蓄幽默，滑稽可爱，讲起笑话来，常用戏谑之语，令人捧腹大笑。所以，大家给他赠送了一个好听的绰号，名叫“毛胡子”（意思是“嘴角一动，计上心来”），又戏称他为“语言大师”、“笑的使者”。
一个月的集训会总算熬了过来。在总结大会上，集训会负责人宣布：彭阳中学的蒋明华、王绳武、黄仲权，王鼎铭等几人去彭堡农场劳动教养，其余教师返校“复课闹革命”。万万没有料到，竟然有人写了一张纸条，递交大会负责人，要求把我也送去农场劳教。大会负责人当场回答说，这是县委研究决定的，任何人不得增减——我才幸免此难！
返校后，“复课闹革命”，一年的教材半年讲完，一月的教材半月讲完。甚至，一篇语文课文，教师已经备好课写好教案，正准备上课时，学校领导突然通知教师，说上面有指示，某篇课文属于大毒草，应立即抽去砍掉，停止讲授。
与此同时，又将原来的三三学制改为二二学制。即将原来的初中三年压缩为两年，把原来的高中三年压缩为两年。这种现象持续多年。在此期间，我也就离开了彭阳中学，调入王洼中学。
从彭阳中学毕业的学生，现在固原工作的也很多，如郭玉柱、陈英、徐文海、高天、杨万广、祁峰、曹惠玲、党维奇等。
我与王洼中学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在东山一带教书，时间长达员苑年之久。尤其是在王洼中学的最后3年里，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每当闲暇无事的时候，我就思念起那里的一切。
“文化大革命”末期，我从彭阳中学调入王洼中学。王洼中学位于固原县东部山区，行政区划为王洼区，或称王洼片。王洼是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辖草庙、冯庄、交岔、孟塬、王洼等乡镇。
王洼四面环山，中间有一块小盆地。因地势低洼，在此居住的王姓人家较多，故名王家洼，简称王洼。王洼由一条南北走向的公路纵贯其中，形成一条街，街头是区委公社、信用社、供销社等单位。街道两旁是文化站、粮库等单位。街道两侧，还有一处空地，是附近农民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二、五、八逢集，那时集市上出售一种像鱼又不是鱼的“瞎瞎”（hǎ há，方言读音），土生土长的，味美鲜嫩，不腻可口，只需花很少的几角钱，就可以从农民的筐篼里买上一只煮熟的“瞎瞎”，是午餐时的一味佳肴。
传说，清朝末年，固原有个武官董某，在京城护卫光绪慈禧，封为“宫保”。每次回到故里，返京时必带此物用以招待宾客佐僚，席间有人问及此为何物，董某笑而回答说：“此乃土鱼。”众宾客为之惊愕。
由于王洼地势低洼，四面环山，地下水位浅，挖掘几丈深，就可以出现一口井，井水是甜的，很好喝。所以，居住在这儿的人们，冬天并不感到太冷。
中学和小学仅一墙之隔，小学在前，中学在后，两校教师经常在一起学习、开会。
距离中学两里处，有一座叫范新庄的水库，库内草鱼很多，大而且肥，每逢节假日或周日，我便跟随在校长刘宏相等人的后面学习钓鱼。可能是我的天赋很高，一学便会，又有耐心、细心和坚忍不拔的性格，很快就能独立操作。从此，每天下午放学，我便独自一人，脚登“破鞋”，手持钓竿（实际是一截细而长的竹竿或小木棍），系好线绳和铁钩，俨然像个“老渔翁”坐在库边垂钓。
我的操作步骤是：先在树林或菜地挖些蚯蚓，放入盒内，备为钓饵。然后，在库边找一块离水较近，又有硬土和长草的低处，蹲下身或坐在草地上，开始往绕铁钩上穿蚯蚓，再试“浮漂”。一切停当，将铁钩抛入水中，点上旱烟，一边抽烟，一边观看“浮漂”的动静。
一天傍晚，风平浪静，库边又无行人走动，正是钓鱼的好时间。我抛下鱼钩，点燃旱烟，注意观察，耐心等待，口中还不停地念念有词：“钓钓钓，钓钓钓，大鱼不到小鱼到。”
过了片刻，果然有一条长约一尺的草鱼，从远处看见了鱼钩上的蚯蚓，误以为是昆虫，也可能饥不择食，猛地一下，从水面上“飞”了出来，一口叼住鱼钩，急忙钻入水中，孰料，它刚钻入水中，又猛地浮了上来，原来是它吞进了鱼钩，稍一挣扎，疼痛难忍，此时的它，吃时容易吐出难，因为鱼钩上的倒钩，不容它逃脱。
这时的我，突然发现手中的钓竿向水中挪动，我急忙举竿，举不动，手感很重，再用双手一举，只见水中亮白色鱼肚，好像翻了个身。我这才明白，原来草鱼吞进了整个鱼钩，腹中疼痛，顺着鱼绳翻滚浮动，我欣喜若狂，钓上了一条大鱼，不能立即抓住。那时的我，既无经验，又无“抓网”，唯恐草鱼逃掉，急忙用力甩竿。说来也好笑，那草鱼紧跟鱼绳，被拖出水面，重重地摔在我的身后，只听到“嘭”的一声响，我看它落在了地面，应声去捉，谁知那草鱼个头长，力气大，蹦跳起来约有一尺多高，我唯恐鱼儿脱去鱼钩，摇头摆尾不好控制。一时性急，全身扑向草鱼，将它严实压住，然后用手去扣它的两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总算扣住了它的两腮，仔细一瞧，的确整个鱼钩被它吞进肚里，取不出来，只好连鱼带钩提回家，除鳞洗净，用菜刀切开腹部，方才取出鱼钩。
那时的形势，复课闹革命全国都一样，一年的教材半年讲完，一月的教材半月授完，剩余的时间就很多。每天晚上，除了在煤油灯下备课、写教案、批改作业外，没有其他任何文娱活动。可是，大家开动脑筋变着法子，做点容易消磨时间，打发黑夜的事儿。
第一种方式是：遇到有放电影的机会，同事们结伙做伴自带小凳，走出校门，前往露天影院去看电影。露天电影是一个时代文化现象的代名词，也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最具吸引力的文化载体。露天影院大概是世界上最简陋的影院了，一块空地，便是影院，歪脖子柳树或破砖土坯，都可以成为观赏电影的“座椅”了。两根木杆撑起银幕就可以放映，戴着月光或披着星星，电影就开始了。那个时代，也是“反帝反修”的年代，基层民兵组织显得很重要，是那个时代的一支有生力量，它可以“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所以，一直是电影演出的重要内容。那时的农村，电影是人们文化生活的唯一，如果隔三差五地能够看上一场电影，那是人们精神文明的最高享受。
那时，电影对人们来说，是充满诱惑力的。每当有放电影的消息，从大人到小孩子，从单位到群众似乎都显得很激动。忙碌一天的人们并不因为劳累会错过观赏电影的机会，尤其是孩子们，早早就赶到电影场给自己占位置去了。
参加生产队劳动的人，看露天电影的情趣更浓。一旦知道放电影，就特别高兴。在等待和期盼中打发着时光。生产队的活也不是说走就能走的，有时能早一点收工，刚好赶上看电影；有时就不行了，马上日落西山了，可活还没有干完，那心里着急啊！回家后，有时候来不及吃饭，拿一块馍馍或两个煮熟的洋芋调头就跑，十里八里的路程无所谓。
站到电影场，方才觉得困，返回的路上，才感觉劳累，可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第二种方式是“打麻将”。但那时候，麻将属禁止之列，除了公安部门有没收得来的麻将外，市场上根本没有出售。正在苦思冥想之际，忽然发现，正在搞基建的木匠，锯下许多长方形的木屑和麻将牌大小差不多。古语道：“木屑竹头皆为有用之物，牛溺马渤，可作药物之用。”这句话，在此得到了验证。于是，大家动手，挑选一些上等木条，磨平打光，书写刻字，很快自制了一桌木屑麻将牌。一有空闲时间，便开始活动。
一天，学校领导要我找汽车拉煤。可是，拉煤的运输工具最多的是驴拉架子车或马拉胶轮车，汽车是很少的，也是最难找到的运输工具。
为什么学校叫我找汽车拉煤呢？原来是听说我有个学生在固原运输公司开车，没办法，只好服从，带着微薄的礼物，专程到固原找到了我的学生李英的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唯恐李英不理睬。未料到，李英对我很客气，并留我吃饭，当我说明来意后，李英满口答应。当晚，他开着车从固原出发，我们直奔银洞沟煤矿。
一路上，夜色中挟裹着寒风。我坐在驾驶室里，蜷缩在司机旁，离开固原两个多小时，在高低不平的公路上跑了100多公里，速度不是很快，但也只能以这样的速度跑。
沿途，我看到在车灯的光柱里，一辆辆急驰而过的大卡车，不断地按响喇叭，奔向银洞沟煤矿。汽车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望着拉煤车一辆一辆地驶进矿区里，长长的车队，像一条快要冻僵的蛇，缓慢地移动。
汽车来来回回跑了几个圈，只好屈就在两公里多长的车队后面，熄了火，像一艘漂泊了太久的疲惫的舰船，停泊了下来。
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和司机只好锁了车，住进一家小旅店。因司机过度疲劳，一头栽倒在光板凉床上便鼾声大作。我抬头四望，一间十分简陋的旅舍，几乎什么设备都没有，我只好也靠在另一张光板凉床上暂且歇息。
一觉醒来，发现东方欲晓，天快蒙蒙亮了。在越来越亮的天色里，我却觉得越来越冷，且头脑昏沉，噢！记得昨夜车行时，暖气开得过大，将外衣全部脱光，这会儿，感冒适时拜访，是对昨夜温暖的一种“冷嘲热讽”。
出了小旅店，计算了一下大致的进度。等到我们的车装上煤，大约也得等到夜里一两点钟了。于是，我俩只能开着车慢慢地、一点一点往前走。此时司机已经解除疲劳，走了不远，他下了车，蹲在车旁，啃着干粮，吸着呛人的旱烟。我也下了车，蹲在他的身旁，有一句没一句地和他扯着闲话。
八点钟了，银洞煤矿完全地醒了过来，而且上紧了发条，进入了急速的运转。
天气渐寒，我们的车来回跑了几个装煤的车槽，但情况都一样，需要排长队等。
这时，已是下午，沉浸在冬日午后的煤矿，像海上的石油平台一样，孤独而不失威严，平淡却不失喧哗。我和司机在乌黑的煤海中，焦躁地走了几个来回，拔了些路边生长的野生植物秆甩甩打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装上煤回家。
司机似乎看出了我这个当老师的心情，开口说：“你是文人，不行。干我们这行的，习惯了，等个三五日是常事。干脆我找一辆装上煤的便车，你先回家吧！”这真是求之不得。正在此刻，恰逢有一辆固原的车装上了煤，途经王洼，准备出发。司机急忙走上前，给我介绍了这辆车的司机，我便登上了这辆车，坐在了司机台旁。这辆车严重超载，一出罗洼地界就坏了水箱，只要一有水坑，司机就跳下去加水，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夜里12点左右才到达王洼。司机说，车不行了，得修。
此时此刻，天上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冷风夹着雪花，直往衣裤里灌。我只能强忍着饥寒交迫的折磨，下了车，和司机说了声：“多谢，再见。”
当我在王洼街下了车，眼前的街面一派凄迷，一如我的心情。走了一里左右的路程，大约凌晨一点敲开了熟悉的家门，喝了两大碗白开水，才感觉到体内的血液，一如这奔腾向前、永不停止的生活一样，流淌着……
第二天中午，司机终于给王洼中学拉来了一车乌煤，真是雪中送炭。校长和师生们夹道欢迎，拍手称快，我请司机到家中招待休息之后，他才回固原。
有个初中女生，年仅14岁，是附近村庄人，父母亲都是农民。有一天她忽然四肢乏力，在教室里晕倒。正在上课的老师和同学们都为之一惊，急忙用架子车送往王洼医院就诊。经过医生们的检查，以贫血急性脑膜炎处理，住院治疗。但过了几天，未能见效，病情反而加重，吃喝都很困难，而且流血不止。这一下，可急坏了她的父母和亲朋好友。幸好，该生的一位姓张的亲戚是王洼公社党委副书记，急忙和王洼医院领导商议，决定转院，用救护车送往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以下简称附院）确诊治疗。但去宁夏附院，没有熟人，不要说治疗，连住院都有很大困难。医院领导说，最近有个郭仓教授是刚从彭阳医院调进附院的。此时，不知是谁提起我的名字，说我是从彭阳中学调入王洼中学的，和郭教授不但熟悉，而且交往甚密，不妨叫我也同车前往。
就在这天中午，我正在家中吃饭，校长刘宏相叫我，说有人找我，经介绍，才知是公社党委张副书记。张书记说明来意后，我欣然同意。为了给学生治病，在所不辞，必须全力以赴，去一趟银川。
我为什么能够欣然去找郭教授呢？因为我心中有数，胜券在握。
郭仓大夫，河北人，中等身材，穿着一套灰色中山装，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是天津医学院三级教授，胸内科专家，人称郭教授。夫人陈光远，也是附院胸内科专家。二人是彭阳医院内科医生，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国内土专家。
“文化大革命”中，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六二六”文件指示精神，把城市医疗卫生工作送到农村去，支援农村医疗部门，提高医疗水平，走“六·二六”道路，和全国大中城市的医务工作一样，随同天津医学院二级教授孙慧卿夫妇（孙时任彭阳医院外科医生，夫人时任彭阳医院药剂师）、刘汉民夫妇（刘时任彭阳中学英语教师，夫人时任彭阳医院大夫）、郝生夫妇（都是天津某艺术专科学校教师，此时专业报废，郝生在王洼医院挂号，夫人田大夫在王洼医院任妇科医生，女儿随母姓，叫田佳，在王洼中学读高中），他们四家人，千里迢迢，来到宁夏老少边穷地区，为老百姓看病、服务。
当时的郭教授，年近花甲，满头白发，步履维艰，但仍在彭阳医院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患者热心服务。
由于他的业务过硬，具有真才实学，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一致称赞和好评。
就拿我妻子患病来说吧。我曾将她送往西安、北京等几大城市寻医就诊。为了能挂上专家教授的号，我每天清晨早早起床，前往医院排队挂号。有时，从旅馆到医院，没有公交车，必须步行，不管三里五里，非要到达目的地不可。但是经过多年跋涉和艰辛的努力，不要说治愈，就连什么病都确诊不了。医生们只会说“心律不齐，心力衰竭”，是心脏病。那么，属于是先天性的心脏病，还是属于风湿性的心脏病，没有确切的说法，更不要说是属于心脏哪个器官和具体部位发生了功能性障碍。但郭教授在没有其他辅助检查器械的条件下，只凭一支听诊器和用手触摸的方法，与夫人陈光远以及孙慧卿三位大夫多次会诊后，确诊为先天性心脏病，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要治愈此病，必须实施手术。但在当时，限于国内医疗水平，哪家医院也不敢冒此风险承担心脏手术，只能用药物维持。如果是一般人，早就没有命了，因为她是教师，享受公费医疗，可以延长七八年时间。到了1982年，在固原地区医院医治无效离开了人世，至此正是七八年时间。
从那以后，我惊叹不已，崇佩至极，俗话所说“良医治病，庸医杀人”是千真万确的。如果听到医院安排郭教授出诊的消息，我必须叫长子前去保护，遇到河水，背过河去，遇到陡坡，背下山去。加之，彭阳医院和彭阳中学仅一墙之隔，我经常去看他，他有空也来家坐坐，时间长了，我们从医患关系发展到朋友关系。
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我决定去趟银川帮学生治病。出发的那天，先将病人放在担架上，再将担架推入救护车内，由一名医生和一名护士挂针护理，我和张书记坐在担架两旁，从清晨出发，直到深夜，才抵达附院。
我敲响了郭教授的家门，郭教授对我非常客气，当我说明来意后，他急忙披上白大褂，随我前去检查病人。检查完毕，签发住院单，住院治疗。每天一上班，郭教授便不停地去病房检查病人的情况。过了几天，发现郭教授愁容满面，见了我，连一句话也不说，吓得我也不敢打扰和询问。
又过了两天，由于有事，需我进城办理。暂时离开病人，当我走进南门广场，看到人头攒动，密密麻麻，人山人海，挤得道路阻塞，水泄不通。抬头一看，悬挂在城楼上的大幅横额分明写着：毛泽东主席逝世追悼大会。全国各地都在今天举行。十几位宁夏回族自治区领导人，胸佩白花，臂戴黑纱，登上了城楼。只见楼上楼下，左右两旁，全被黑纱花圈等装点得严严实实。顿时，哀乐奏起，追悼会开始。追悼会完毕，急忙返回附院，去病房查看病人情况。出了病房，郭教授问我和病人是什么关系，我说是师生关系。他用极其低沉的声音对我说，经过多次会诊，现已确诊为白血病，即血癌。这种病，就目前国内医疗水平来看，属于不治之症，也称绝症。如果继续住院，只是花钱而已，不如及早送回家去。我听了此话后，如晴天霹雳，不由自主地哭出声来。
返回王洼，病人已奄奄一息了。根据当地群众风俗，花季少女尚未出嫁，不算成人，而且身患绝症，为了不传染他人，必须用木柴焚烧，即今所谓火化。事后，家人和亲人只得照此办理。
王洼是有名的九沟十八岔，山山有沟，沟沟有岔，你若不辨路径，走错沟，进错岔，那就永远也走不到要去的目的地。没路的村庄，都是按地形和姓氏起的名。如此地有沟就叫黄家沟，简称黄沟；此地有湾，就叫任家湾，简称任湾；此地有岔，就叫邓家岔，简称邓岔。
我走在这些沟沟岔岔、湾湾垴垴里，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弯弯曲曲，高高低低。世界上的路有直的，有弯的，有高的，有低的，但没有见过这样奇妙的路、壮观的路。沿途若走不到村庄，就见不到人，见不到鸟，幽幽静静，神神秘秘，好像到了一个空旷无人的世界。
一天，我坐在一个同事的自行车后座上赶路，心里总是害怕，尤其在山梁上急驰，弯弯曲曲，高高低低，自行车左拐右弯，好像要把坐在后座上的我甩到山梁下面的沟里去，于是，我紧紧地抓住后座不敢放松。
自行车路过村庄时，村中的狗真大，如狼似虎向我们扑来，我吓得大声喊叫。骑车人说：“不要怕，狗咬不着你。”可是，狗张着大嘴，直向我的腿部咬来，我还是怕得直叫。
暮春时节，阳光暖暖，土地绵绵，这里很安静，静得连鸟都不敢叫一声。所有的喧嚣，所有的辉煌，都已随风而逝，寂静得让人怀疑这里的一切是否真的存在。它失去了鲜活的生机，像遭遇了不幸的人，低垂着头颅，疲惫不堪。我真的不明白，究竟是在哪一天，是谁掠走了它的魔力，让人不敢也不忍再睁大眼睛，细细地再端详一番。但这里毕竟是一处名胜，一道风景线，毕竟在这块黄土地上，立起了那些奇的峰，怪的石，毕竟远有绿的草，翠的树，艳的花，毕竟还能印在画册上，编在书里面，毕竟还能让人伤心落泪地去逛了一趟，游览了一番。
此外，还有农家人精心做出的可口家常便饭，还有那深窑洞里的大热炕。你看，盘山梯田和沟掌壕道的层层麦浪，山坡上遍野披黄的苦菜花和散发着浓密甜味的荞麦花，沟台西瓜园和肉瓤子核桃、大红枣、皮薄肉厚的甜核杏儿。当然最令我思念的还是那里的秀丽山色和石崖奇景。
初到王洼，就听到了许多新奇的小地名，例如叫什么“鸽子翻身”“老虎嘴”“一步二十里”等等。顾名思义，都是一些险要所在。“无限风光在险峰”，这些地名似乎就有一种山色美景融在其中。
出于好奇，我不怕山高路远，不畏跋涉艰难，利用休假之余，一个一个地都跑到实地看看，亲身领略情趣。其中，“一步二十里”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步二十里”在王洼区冯庄乡的雅石沟中段，从草庙到小园子，从孟塬到冯庄的羊肠山道，都要经过这个地方。
这里一座座山头，一道道山梁，西陡东缓似乘船入海，巨浪滚滚，低凹处，黄土戴帽的石山经过长期山洪的冲刷，土冲光了，石冲穿了，两边土山高耸，土山之间夹一石涧。石涧口窄底宽，呈瓮形，深约10米。因石层表面质地坚硬，石涧两边石板前伸，相间两米左右，像切断的石板桥。
若站在石崖边，低头向下望去，如腾云间，令人提心吊胆，头晕目眩。站在涧底仰首向上眺望，如坐井观天。石悬当顶，有坠落之险。雅石沟，以沟下有石，住有众多雅姓村民而得名。沟垴顶在王洼乡高建堡。从沟到冯庄小园子，与安家川、蒲河交汇，长达25公里。
由于石沟拦腰，将交叉小道切断，构成了深谷天堑，阻断了交通，不但大小车辆不能通行，就是驮畜和行人到此，必须沿石崖边，顺沟而下，绕行到较为宽阔处，一下一上抵达彼岸，然后翻山而走，一弯就是10公里。然而有胆量且力气较好的人，一跃而过，即可跨越到对岸。一步跨越可能少走10公里路，所以叫“一步二十里”。
这里，山高坡陡，沟窄涧深，涧底发出潺潺的流水声，山坡上披绿缀红，石崖边鸦雀鸣啼，深沟山色，险峰风光，十分诱人。我是走到过那个地方，但苦于胆量和体力不佳，无法亲身体验到一跃而过的美感，只好顺沟绕道而行，多走了10公里冤枉路。
随着固原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宽阔的兰宜公路全线贯通，横跨固原西东，穿越王洼山区，“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实现了人们多年的愿望。多走10公里冤枉路的日子，将一去不复返了。“一步二十里”只能以形容词写进地方志，或者作为历史故事去流传吧！
从王洼中学毕业的学生，现在固原工作的人很多，如雅进玉、王萍、刘思萍等等。
综上所述，我从城阳初中到彭阳中学，从彭阳中学至王洼中学，在彭阳县整整工作了17年。在此，我在彭阳工作的回忆可以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给它冠以总名，就叫做《彭阳教坛十七年》。
我衷心地祝愿彭阳县人民走向更高的阶梯，走向更灿烂的辉煌！
最后，让我以四句顺口溜作为结束语：
彭阳教坛十七年，
风雨兼程渡难关。
浮生若梦乐几何，
转瞬即逝又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