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意义上而言的城乡一体化理论提出已有十多年了，目前，以浙江省为代表的许多城市地方已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实践来看，尽管城乡一体化并没有什么成型的模式，各地的实践也多有交叉借鉴的地方，但是从理论的角度来看，我国各地的城乡一体化实践还是具有某种意义上来说的模式化趋向。
从理论上来说，以城促乡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是最典型的现代城市力量的扩展，表现为通过城市的扩展力量来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终达成城乡共同发展的理想格局。事实上，这种城乡一体化模式更为准确的定义应当叫做“城市城市化”，其主要特点是以城市自身发展为主要特征，由城市的扩展而波及、卷入农村的社会变化。这种城乡一体化是整个社会由农村社会结构向城市社会结构转变的开端，经过城市城市化发展，通过工业生产力作用实现对社会结构的改造，聚合了城市结构中所必需的要素基础，是城乡全面一体化发展所必不可少的阶段）。在浙江省，以“中国小商品城”而闻名于世的义乌市是这种“以城促乡”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典型县市。
义乌市位于浙江省中部，总面积1105平方公里。1998年义乌被确定为浙江省二级经济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化重点地区，并列入全省首批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县市之一。1994年进入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47位，2000年升至第20位、浙江省第4位，2001年上升至19位，2002、2003年则稳定在第17位。在城乡一体化方面，义乌市在2001年就被列为国家城乡一体化试点城市。
8.1.1 “义乌模式”的特征
义乌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可概括为以商品市场发展为龙头，产业集聚为基础、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产业集聚与城乡一体化良性互动、以点线面的加速度推进方式为特征的从小城市迈向大中城市的一种模式。义乌这种城乡一体化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速度的推进方式。从70年代末至今，义乌的城乡一体化是以加速度方式推进的，这是由城市聚集效应的累积方式膨胀模式所决定的。义乌的城乡一体化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初步发展期——1978年至1988年，表现为产业初步集聚与同心圆城市的出现。义乌稠城镇形成商业贸易中心，交通运输、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与传统轻加工业开始围绕商业中心进一步集聚。城区不断扩展，面积从70年代末的2.8平方公里扩大到5.88平方公里，人口从3万余人增加到6.18万人。稠城镇在义乌全县的经济中心地位得以确立，同心圆城市初步形成。这一时期，义乌城区面积与人口，十年增长一倍；建制镇从1978年的2个增加到6个；城乡一体化水平从原来不到8%提升到12%，每年提升0.4个百分点。
（2）劲升期——1988年至1998年，表现为城区扩张与周边中心镇的迅速发展。1988年义乌撤县改市，成为浙中重镇。20世纪90年代初义乌城区面积突破十平方公里，同心圆的城区布局已不能适合自行车与步行时代需要。在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影响下，义乌城区迅速沿交通干线向经济强镇延伸。这一阶段义乌的城乡一体化进展明显加快。1998年城区面积扩大到15.4平方公里，比1983年的2.8平方公里扩大近6倍，是1988年的2.5倍。人口增长至近20万，是1988年的3倍。1997年，义乌全市建制镇增加到15个，比1988年增加了9个。城乡一体化率已从1988年的15%升至40%，平均每年升幅达2.5个百分点，是20世纪80年代的5倍。
（3）爆炸期——1998年至今，表现为城市加速集聚，城市爆炸性发展。1998年以后，义乌城区面积以每年5平方公里的速度迅速扩大，城区人口也以5万人的速度增长，2002年，义乌城区达到32.2平方公里，人口增加到43万人。这一时期义乌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以年均5个百分点以上的速度递增，是1978～1988年间平均速度的13倍、1988～1998年间的3.5倍。2001年，义乌的城乡一体化水平已升达55.2%，远高于全省42%的平均水平。这一时期的爆炸性扩展，主要原因在于城区的辐射力增强，在老城区仍维持着旧有的“步行、自行车时代”的同时，已进入“汽车通勤时代”。同时又出现了“游憩汽车时代”萌芽。即出现了前两个时代的重叠与“游憩汽车时代”的部分重合，并且，随着“高速公路时代”的到来即将产生“四个时代”的交合。这就同时出现了周边乡镇迅速向城区靠拢、城区沿交通干线快速延伸，城区更松散型的扩展等多个时代所具有的城市发展特征。在“多合一”时代，义乌城乡一体化的爆炸性扩展也就在情理之中。这一速度可望持续到2015年。
第二，由点—线—面的布局方式推进。义乌的城市发展首先是城区的城乡一体化。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小商品城的建设与发展形成了义乌市商业中心，引起城区的产业集聚。周边交通近捷的乡镇首先得到城区经济的辐射。位于城区周围的徐江、下骆、青口与廿三里等乡镇，工业率先启动，城镇建设得到发展。这些周边乡镇的发展使义乌城区在全县的经济中心地位进一步确立，同心圆城市得以成形。城区及周边的点式布局完成。
在城区产业集聚、经济发展的带动下，义乌城区对周边乡镇的经济辐射力大为增强。随着交通设施的改善，连接义乌城区的交通干线上的乡镇，其工业率先接受小商品城的辐射，小城镇建设得到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位于杭温、绍金公路线与浙赣线上的乡镇，工业经济与城镇建设迅速发展，义乌市的城乡一体化水平也得以大幅提升。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经济的长足发展，义乌市内交通、通讯更为便捷，出现城乡经济一体化趋势。原有的周边乡镇与日益膨胀的城区融为一体，廿三里、苏溪、佛堂三大中心镇纳入城区“十分钟交通圈”，成为城区的卫星镇。北部重镇大陈镇与城区的经济生活联系也进一步密切。到21世纪初，义乌城市建设与城乡一体化正完成点到线的扩张，并迅速走向面的扩张，城乡一体化水平已达到55%以上，预计再经过十多年的推进，到本世纪头一十年代初期，义乌城乡一体化率将达75%左右，从而基本完成义乌的城乡一体化进程。
第三，城乡一体化与产业集聚的良性互动。产业集聚是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而城乡一体化又促进了产业进一步集聚。义乌城乡一体化与产业集聚发展的紧密性极其明显，两者互促互动，形成良性循环。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小商品市场首先在廿三里镇与稠城镇出现。随着政策放开，小商品市场迅速向稠城集聚。这主要原因则在于其原有的规模效应。义乌县城稠城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中心。城内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人才集中，信息便捷。因此，一旦商品市场合法化，城区的集聚经济效应就迅速得到发挥，使其成为产业的集聚首选地。
商业在城区集聚，带动同心圆城市形成小商品市场在城区的集聚，促进了义乌商业中心的形成，并带动全县整个商贸业与第三产业向城区集聚。从而引起义乌商业区向外膨胀，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周边交通便捷的乡镇率先接受辐射，逐步被纳入城区经济圈。
中心城市引起产业向外辐射与再集聚，中心镇出现同心圆城市的形成使集聚经济效应进一步体现，城区面积不断扩展，经济辐射度持续提高，带动了义乌市制造业向城区与交通干线上的经济较发达的乡镇集聚，周围一些村镇纳入中心镇经济圈。2000年，经过调整合并后，义乌每个中心镇的平均人口从4万多人增加到7.4万人，平均每个镇的面积从原来的53平方公里提高到85平方公里。
中心城区进一步膨胀服务业加快向商业中心集聚，中心区的商业特性进一步突显。而部分传统制造业与传统商业开始由城区向郊外以及中心镇转移。中心区部分居民因拥挤与混杂，也不断从中心区向郊区搬移。与此同时，城区与中心镇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城区与中心镇沿便捷通道相互膨胀延伸，城区与周边乡镇出现经济一体化趋向，城市爆炸性扩展，城乡一体化水平迅速提高。义乌城乡一体化与产业集聚义乌模式对城乡一体化的促进更为直接。市场的发展直接促进商业中心的形成，而商业中心是城市的核心。它通过土地增值与资源使用效率提高，直接推动了城区的迅速扩张。因而，义乌的城乡一体化得以比其他县市更快的速度推进。
第四，产业集聚的鲜明特点。产业集聚首先由小商品市场启动。20世纪80年代初，以工业为基础的义乌开始“以商兴县”，稠城镇的小商品市场迅速集聚、发展。不同于浙江各地的专业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是一个以日用消费品为主的市场。198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成立当年的成交额为392万元。1987年突破2亿元。1991年，成为全国第一大商品市场，获“中国小商品城”称号。此后，其交易额一直高居全国各商品市场首位。2001年，中国小商品城营业额达212亿元。到2002年初市场共有摊位2.7万个，经营面积50多万平方米。汇集了28个大类、8万余种商品，几乎囊括所有日用消费品，经营人员达7万多人，日均客流量15万人次以上。二十年间，一个露天小商品集市就迅速发展成为“华夏第一市”，成为义乌商贸产业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龙头。
产业集聚是先通过横向集聚再以纵向集聚方式进行。开始阶段义乌的产业集聚主要是商业的集聚，在商业的带动下，交通运输业、电信服务业、旅游餐饮业、房地产业与各种服务业迅速发展。此后，以消费集聚、劳动力集聚产生的城市集聚效应带动工业集聚，使产业集聚向纵向延伸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义乌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超过第二产业。90年代初以后被第二产业反超，但仍保持在40%以上，2001年达44%，在浙江各县市中居于较高水平。从就业结构看，1998年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为22%，与制造业相当。在三产带动下，形成了衬衫、袜业、饰品、拉链、玩具、小五金、印刷与毛纺八大优势制造业。2001年，全市工业企业达10000余家，工业产值增至285亿元。2001年，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值超过50%。由于义乌产业集聚的这一特点，使义乌拥有较发达的第三产业，也产生了较多的优势制造行业。这也使义乌经济不同于浙江不少地方的一县一业、一镇一品的块状经济。
产业集聚在空间上按城区——周边乡镇——全市乡镇——工业园区的线路进行。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义乌的龙头产业商贸业主要集中于稠城老镇区。80年代中后期，廿三里、苏溪等周边交通较发达的乡镇首先接受义乌商品市场的辐射，加工业开始发展，并不断向优势产业集中。80年代中期以后，义乌工业高速增长，形成了专业村的分工集聚格局。90年代初以来，义乌制造业快速向工业园区集聚。1992年，位于城区西南郊的总面积达15平方公里的省级开发区——义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其后，北苑、义东、义西、义北、义南五个工业园区与七个乡镇特色工业小区相继设立，义乌制造业开始向园区集中。一区五园七小区规划总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计划引进企业5000余家。2001实现工业总产值50亿元。
8.1.2 “义乌模式”对中小城市发展的启示
从目前到2020年，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如浙江的多数发达县市将进入“三合一”或“四合一”的发展时代，区内经济与区外乃至全球经济进一步交融，企业间的竞争、城市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域矛盾变得突出。
我国县域的城乡一体化将主要依靠对原有的以小城镇为主的城乡一体化模式进行扬弃。今后城乡一体化的重中之重将在于中小城市的发展。由于受到诸多环境限制，县域内的城市发展还远不尽人意。而义乌城乡一体化模式可为此提供有益的借鉴。义乌城市发展中的问题，几乎在浙江及全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多数县市中普遍存在着。结合义乌城乡一体化的经验教训，可以为浙江乃至我国中小城市的发展与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参考。
第一，高度重视第三产业的集聚与产业提升。第三产业的集聚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最为直接。义乌城乡一体化的迅速推进主要就在于商业市场的集聚。商业集聚前向直接促进消费集聚与人口集聚，促进商业中心形成与城区发展；后向能带动制造业、房地产业与交通运输业、餐饮饭店业等第三产业。从中外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看，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期也是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提升期。第三产业对城乡一体化的作用要远远强过第二产业。当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第三产业的扩展与提升需要工业的支撑，这就需要处理好第三产业与工业之间的关系。要促进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就必须对原有的主体产业进行革新，对传统产业结构进行提升。如义乌目前就面临着商品市场的创新问题。
第二，城区产业布局要及时地“退二进三”、“退旧迎新”。随着城区的产业集聚，要及时控制与引导制造业外移。大力发展水电供应等公用事业与建筑业。对于制造业，重点应通过制定严格的环保政策、最低工资标准、全面的劳动保障制度与土地市场化供应制度等手段，促进土地资源密集型产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区外与区外周边县市转移，引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减少工业对土地资源与水资源的依赖，最大地利用城市人才与信息资源。另一方面，要以信息资源的集聚与信息网络建设、市场的开放来引进外来技术与投资，促进推进信息产业与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城区不仅要“退二进三”，更要有第三产业的“退旧迎新”。空间布局必须考虑集聚经济效应与集聚非经济效应。浙江多数县市在今后较长一段的时期将处于城市爆炸性发展阶段，城市集聚的经济效应仍较明显。但也要看到，局部的集聚非经济效应已经开始显现，发达县市均出现了城区中心的拥挤成本与通勤费用不断上升、土地价格过高、劳动成本上涨，这些非经济效应在城市不断扩展的条件下会进一步加剧，市中心的制造业、具体化服务业与部分居民外移现象已经出现并将更为明显。因此，在产业布局与城市空间布局上，要有前瞻性。要做好将传统的批零市场向城郊结合部转移、传统制造业向区外转移、在工业区与城区结合部建立新居民区与商业区的专项规划。
第三，要打破地域限制，加大集聚效应。大力发展非具体化服务业，尤其是要加速培养通讯业，广告、会计、法律、咨询等中介行业与金融保险业。使非具体化服务业向商业中心的集聚形成商务中心来抵消因具体化服务业与传统制造业撤离市中心而可能引起的空心化。浙江多数县市的人口不超过100万，一个中小城市因需求问题的限制，新兴产业较难形成集聚，商务区更难形成。因此，除了引进各种人才与经营者之外，必须借助外部消费需求，减少城区的集聚非经济效应，加速同周边县市的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距离邻近、交通便捷、经济发达的周边县市的产业融合与城市发展对接。例如义乌如果能够加快与东阳城区的对接，促进与东阳等市的经济一体化，构建大义乌，就可以为义乌的新型产业，尤其是新兴服务业的集聚与发展创造条件。
第四，改革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义乌、温岭等发达县市的城乡一体化已受到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现行的“市管县”体制使浙江经济发达县市的城乡一体化受到较大的体制制约。针对这一因素，应该进行体制改革以打破这种制约。目前，在这方面已有革新“市管县”的呼吁，但全面的体制改革因各种利益关系有着较大的难度，需要较长的时间与过程。就目前而言，浙江省政府有必要参考与引进“地市级计划单列城市”的模式并加以创新，给予少数受体制制约明显的县市以“地市级经济规划单列城市”的权限与待遇。同时，要推促各县市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打破行政区域限制，加强城市发展建设规划的协调，促进中小城市的融合与城市群的产生。
第五，市场化运作土地资源。浙江是土地资源稀缺省，在发展中要珍惜土地资源。发达县市在城市的产业定位上应有所反思，要充分认识第三产业在城乡一体化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上的重要性。城市主导产业必须符合相对优势原则。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城市第三产业的主体性将更加突出，地价上升也将加快。城区的产业定位还要从周边地区结合考虑，要将周边县市的土地资源为我所用，利用城区第三产业的大辐射，使周边制造业与农业成为城市扩展的基础。因此，发达县市更宜“以商兴市”。在土地资源上，要推行市场化运作，对于土地供给基本上以市场价格进行。要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开发区超低价供应工业用地的违背市场规律的做法。工业企业不能承受市场地价，只能说明其在这区块内不具有同第三产业竞争的优势，应该向区外寻求其可承受的地价。应向乡村与县市外土地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转移。城区要向商业中心城市发展，吸纳外地商业服务业进入，使稀缺的土地资源能为效率更高的行业与企业所用，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这对市场机制完善与城市建设都极为有利。
第六，重视企业集聚效应。每平方公里土地的企业数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才能形成企业集聚，也才能促进产业集聚。根据对浙江省柳市、塘下、温岭、永康等块状经济突出区域以及台湾等地园区的研究，每平方公里的企业数不宜低于32家。而且要鼓励企业生产经营场所实行开放式的设计，尽量不搞封闭式的院墙。使同行企业间能最大限度地维持厂区的可视性，这样企业间可保持信息交流便利与竞争压力。义乌工业园区存在的企业用地“优大限小”现象，在全省各地都存在。园区对进区的大企业、外资企业给予优惠，而对小企业进入进行限制。这既不利于企业集聚，也不利于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工业园区在规划时应该保持较高的企业空间密度，保证给予中小企业以平等的待遇。保持企业间的竞争压力，限制企业封墙圈院、搞封闭性经营。
第七，实行土地收益股份化，制度化推进“农转居”。土地是“农改居”的核心。可将土地使用权收益折合成股份，为农村居民拥有，农民凭股领取收益，并可带股迁移。征用土地收益的一部分以强制方式建立专项保险基金，用以“农改居”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就业、养老、医保、入学等保障，全面建立居民或村民社会保障体系。另一部分土地使用转让权收益则作为持股人的收益进行分配。同时，政府可从土地收益中划出一部分以建立专项创业基金，对“农改居”居民的转业创业给予贴息贷款。在土地征用中，要避免地价上升过快，减少土地升值效益过多被当地村民享有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又要参考土地市场价格，考虑村民心理的平衡。对此，政府可以在规划指导下，尽早预征土地，给付少量定金，圈定土地征用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