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 宏观背景制约下的不利因素
当然，浙江省在目前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还是面临着一些不利的因素，这些不利因素同样可以分为全国背景下的不利因素和浙江省独特的不利因素两个方面。就全国背景的不利因素来说，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问题：
失业与贫困。我国目前实质上的失业人口总数将达到或超过2亿，若按中国13亿总人口的数字计算，失业率在15%以上，更加麻烦的问题还在于，尽管政府已经实行了极其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人口的实际增加量仍然非常可观，预计在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人口总量仍将以每年1000万速度增长，这种人口总量的快速增长显然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压力，而如此庞大的失业人口必然会引发出更广泛、更尖锐的社会化问题。另外，中国失业人口与中国贫穷人口的数字，是一对孪生问题。据联合国《2003年人类发展报告》称，1990年中国穷人（是指每日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者，及每人每年总收入360美元、人均年收入近3000元人民币者）是总人口的33%（近3.7亿人口）。有观察家计算，若按美国人均年收入6000美元（这是美国绝对穷人的标准，也是美国当届政府批准免税的起点）来计算中国穷人的话，那么中国总贫穷人口将超过80%以上。
腐败问题。在2003年，中国高层被挑落的乌纱帽之大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罕见。辽宁省原副省长刘克田是2003年因腐败落马的最后一名高官，12月，中纪委批复同意辽宁省纪委对刘克田开除党籍的决定，辽宁省人大常委会也罢免了刘克田副省长一职，并因其涉嫌受贿罪，将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至此，2003年，中国共有12名省部级高官因“贪”被处分，平均每月一名，包括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河北省原省委书记程维高、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以及国土资源部原部长田凤山四名正省部级官员。其他几名官员是：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潘广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田凤岐、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浙江省原副省长王钟麓、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中国建设银行原行长王雪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麦崇楷。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3年1至11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8025件41797人，其中，贪污贿赂、挪用公款大案16472件，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2603人。据此数字推算，2003年全国平均每天有7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落马；平均每天查处114起职务犯罪案件。《中国改革》杂志曾发表文章披露：中国现在每一年贪官腐败总金额为1.5万亿人民币（近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约占中国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7.
SARS类问题。它与艾滋病等威胁着中国的未来。2002年10月10日，联合国以《艾滋病在中国——新世纪巨大的挑战》为题发表对中国艾滋病的研究报告，向中国发出历年以来最严重的警告，联合国的这份报告直指艾滋病在中国的扩散情况十分严重，已经达至“无法想象”的地步。据统计，直至2002年底，中国共有85万人染上艾滋病并得到过治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若中国不果断采取紧急措施，到2010年，中国将最少有1000万以上的艾滋病患者。而爆发于2003年4、5月间的SARS疫情，波及了中国超过8亿以上的人口和区域，已经让中国人民和政府吞下了100年不遇的历史苦果。要遏制像艾滋病、SARS这样的灾难，中国还将付出更大努力。
缺水与污染问题。这是最有可能拖中国经济后腿的问题。我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全国拥有水资源2.8万亿立方米，但人均占有水资源仅2300立方米，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到20世纪末，全国620多座城市中，有近320座城市缺水，严重缺水的有110多座。水资源问题，不仅遏制了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连人的生存问题也受到了严重挑战。水资源的严重恶化，是由于生态环境变化使然。2002年12月，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的专家认为，保护环境可以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际形象、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与会国内外专家一致认为：环境问题已经是中国21世纪所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之一。
金融与国企改革问题。中国金融界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国有商业银行堆积至今的死帐、坏帐，外界估计总数已达5000亿美元之巨；二是有10万亿人民币的民间资本长期找不到出路。中国有13年多时间的新兴股票市场，圈到了少量资金后，却连年落花流水，这使得中国无法有效运用这个本土的资本源来推动中国经济的发展。全球所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把股票资本市场作为自己重要的发动机，而中国的资本发动机却每每死火，中国经济怎能不受阻？
7.3.2 特殊省情制约下的不利因素
在存在全国背景下的不利因素的同时，由于浙江省独特的省情因素，浙江省实现城乡一体化还会面临浙江省独特的一些不利因素，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金、土地、原材料、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短缺成为制约浙江经济快速发展的最突出矛盾。
资金紧缺问题重现。由于国家调高了存款利息，金融机构贷款实际利率和民间借贷利率明显走高，使生产企业融资成本提高，资金短缺重现，融资利率进一步提高，企业资金拖欠增加。浙江省统计局统计分析，2004年1～9月，全省规模以上企业利息支出137亿元，同比增长32.9%；由于资金短缺，企业间拖欠大幅度增加。另据企业景气调查，2004年三季度有23.6%的企业感到流动资金紧张，认为融资困难的企业由一季度的13%上升到19.2%，企业融资景气指数为99，下降到100以下，融资景气指数仅为90.8，比大型企业低20.6点。部分企业缺乏后续资金来源，还款压力较大。
土地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制约。土地市场秩序整顿和土地暂停审批等措施，使浙江原本就紧张的土地供求关系更趋紧张。土地供应紧缺的矛盾。人多地少是浙江的基本省情，全省人均只有0.54亩土地。加上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对土地需求量扩大，供需矛盾较大。1997～2010年国家计划安排给浙江的用地指标为100万亩，到2002年底实际已经用了84.6万亩。
这几年，国家下达浙江省的建设占用耕地计划指标每年在12——13万亩，而实际需要在20万亩以上。与此同时，土地利用效率不高，到2002年底，全省各类工业园区建成区平均投资密度每亩38.3万元，当年平均产品销售收入每亩45.9万元，总体水平偏低。经济发达地区如温州、台州等地土地“短板效应”越来越明显。据实地调查，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固然有许多制约因素，但最要命的是用地问题无法解决。这种状况已经从工业商业企业波及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比如温州L市，近年来报名申请用地的企业已经达到1592家，急需土地33223亩，而该市用地指标为1250亩/年，照此计算，目前企业用地需求量要排队到30年的时间内解决。这还不包括相当多的明知申请用地指标无望而干脆放弃申请的企业用地需求。我们走访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申请诸如仓储、养殖、加工等用地也受到极大的制约。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现实，调整发展思路，走集约使用土地的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路子。
电力供应紧张的矛盾十分突出。从2002年开始浙江电力供求矛盾开始显现，2003年以来进一步加剧，超过了“非典”对浙江省经济的影响（“非典”影响大约0.3个百分点，电力紧张导致的GDP损失却是0.6个百分点）。2004年1～9月，浙江省全社会用电量比上年同期增长11%。低于全国和华东地区的增幅，增幅同比回落12.5个百分点。全省拉限电量66.84万千瓦时，是上年的2倍。2004年全省电力最大负荷缺口已达700万千瓦左右，成为全国最缺电的省份。预测2005年用电缺口将进一步扩大。
水资源短缺的矛盾也比较突出。浙江省水资源分布不均匀，大体呈浙西南山区向浙东北平原渐减的趋势。同时，水资源的地区分布与耕地、人口、经济的地域分布很不平衡，浙江的滨海平原、盆地、河谷平原的耕地面积占全省耕地面积的70%，平原区的人口和经济占全省总量的80%以上，而水资源量只占全省总量的20%左右。浙江省的人均水资源量比全国少2.2%，与国外相比差距就更大。随着浙江人口增加，人均水资源量还将持续下降，预计到2020年全省人均水资源量将下降到1900立方米左右，接近用水紧张地区人均水资源量指标。近几年，浙江旱情不断加剧，海岛和沿海部分地区以及部分山区旱情已经达到50年一遇的程度。就目前部分地区人均水资源量来看，浙东北的杭州、宁波、嘉兴、绍兴、湖州、舟山人均水资源量均在1700立方米以下，特别是嘉兴市人均水资源量仅为324.2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地区，再加上地表超标采地下水，导致大面积的地面沉降。台州市的玉环因为缺水，只能向临近的乐清买水，水价一吨高达12元。解决水资源矛盾的出路，只有走全省区域统筹安排配置，保水、节水、引水等综合考虑的路子。除此之外，煤炭、石油、钢材、水泥等资源性、基础性原材料供应也出现某种程度的紧张。
第二，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一定的潜在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紧迫性矛盾更加突出。
投资、消费、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三者在经济增长中占有合理的比例才能构成健康高效的经济运行模式。我国进出口总额已相当于GDP的50%；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由2000年的73.2%，降到2003年上半年的36%。浙江省经济运行中三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及已经面临的问题。
投资需求拉动方面：浙江省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946.8亿元，比上年增长38.1%，是1995年以来最高的一年。2004年1～9月浙江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3693亿元，同比增长21.5%，投资增长呈现出阶段新回落态势，从年初增长50%以上到二季度各月累计增幅回落到40%上下，到三季度各月累计回落到30%左右，预计2004年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900亿元左右，增幅为18%，比2003年回落20个百分点，表明宏观调控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投资回落的基础还不稳固，投资反弹的危险犹存。主要是：施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仍然较快，1～9月全省限额以上计划总投资14550.8亿元，同比增长40%；房地产开发投资增幅仍然较高，近三年，浙江全省房地产开发增长速度分别达到了50.4%、33.7%、34.5%。而农业投资比重仍然偏低。2004年1～9月，限额以上第一产业投资8亿元，同比下降12.2%，仅占全省限额以上投资的0.2%，农业投资增长下降，比重明显偏低。将更不利于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发展。
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方面：2003年全省对外贸易总额614亿美元，其中出口416亿美元，进口198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46.4%、41.5%和58%。全省外贸依存度已经上升到55.3%，其中出口依存度上升到37.4%。2004年1～9月全省出口总额为417.3亿美元，在去年同期增长41%的基础上又增长了40.3%，增幅居沿海主要省市第四位，实现贸易顺差217.3亿美元，继续居全国首位。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进口及利用外资（1～9月）200亿美元，增长36.4%，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35.7个百分点。预计全年浙江省出口总额将达到57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8%左右，实际利用外资达到60亿美元，同比增长10%左右。当前对外经济贸易运行中还存在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从今年开始国家实行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中央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分担，使地方财政比往年增大了承担，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财政退税压力加大，影响对外经济贸易。二是新《外贸法》的实施标志着外贸经营权完全放开，激发了民营企业、个体经营户经营外贸业务的积极性，7、8月份全省共有1255家内资企业经过了进出口经营权备案登记，到8月底，全省有进出口资格的企业、个体经营者16807个。大量的外贸企业、同性质、低附加值的商品、集中的市场分布，对外贸经营秩序是严峻考验，如何避免激烈而无序的竞争必然引起高度重视。三是主要由原材料价格上涨推动了出口商品价格上涨，比如纺织品、服装出口比去同期提高了4.76个百分点。这将对外贸可持续发展带来消极的长期影响。四是加工贸易增值率（加工贸易增殖率=（加工贸易出口额——进口额）÷加工贸易进口额。）下降趋势比较明显，从2002年年的96.6%下降到2004年1～9月的66.4%。2005年，我国入世的许多承诺都将兑现，外向型经济将面临较大的机遇和重大挑战。一方面我国平均关税下降至11%，金融、旅游、邮电等行业全面开放，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外商在华采购出口政策进一步放宽，以及全球经济逐步回暖，这些都是有利因素；但另一方面，国际贸易摩擦逐步升级，针对我国的反倾销案急剧上升，与我国出口结构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将日趋激烈，以及外贸经营权放开后的经营秩序管理上的困难等，将对全国和浙江的对外经济贸易提出挑战。
消费需求拉动方面：2003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3157亿元，比2002年增长10.9%，全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达到9713元和4287元，分别增长10.7%和16.1%。2004年1～9月，浙江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15.8亿元，同比增长14.9%，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1.7%高于上年同期0.8个百分点。预计全年社会消费品总额将达到3600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左右。近年来浙江消费品市场一直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尤其是城市居民消费明显的结构升级转型所带来的市场热点。但要看到，2004年以来国家针对过热行业及时调控，尤其是紧缩房地产、汽车消费信贷措施，对居民消费心理影响较大，今后一段时间内浙江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速度可能保持在10%的水平，说明消费不足的矛盾在全国和浙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实现国家十五计划提出的使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固定资产投资率调控在35%左右的政策目标有一定的困难。
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有一定的潜在风险。依赖投资带动增长，必然扩大对钢铁、建材、设备等投资品的需求，进一步激发这些行业新一轮的投资，使投资率再攀新高，一旦循环被打破，就会形成大量过剩生产能力和新的大批下岗职工、新的银行不良贷款；依赖出口带动增长，则势必使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外部因素的影响，一旦国际市场出现或大或小的波动，都必然冲击某个产业甚至整体经济，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
第三，浙江省域内百强县、百强镇、全面小康新农村等分别与欠发达的县、乡、村的差距越来越明显，经济增长中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
首先，强县市与一般县市的差距。浙江进入全国百强县从1991年的12个到2003年共有30个县进入百强县。排位最前的是萧山（第7名），最后的是宁海（第94位）表明百强县之间的发展差距。2003年，全省30个强县市以占县域行政区域面积40.7%、耕地面积64.2%的条件，实现生产总值占全省县域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74.5%，财政总收入和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分别占县域总量的79.4%和77.3%，出口总额和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分别达到182.89亿美元和26.52亿美元，占县域总量的90.3%和87.8%。而其余31个县市各项指标所占比重都相对较小。
其次，百强乡镇与一般乡镇的差距。来源于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的资料证明：2003年全省1334个乡镇（不含街办）中百强乡镇（其中建制镇91个）比例占7.5%，人口占乡镇总人口19.9%，却创造了全省乡镇44.7%的农村经济总收入和45.8%的乡镇财政总收入。100个乡（镇）中：农村经济总收入76.42亿元，是全省平均水平（12.78亿元）的6倍，其中有27个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超过100亿元，最高的萧山区宁围镇达到213.98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财政总收入2.11亿元，是全省（0.35亿元）的6倍，其中22个乡镇超过3亿元；人均平均纯收入7992元，比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47.2%。但是，浙江省“欠发达乡村奔小康工程”确定的211个欠发达乡镇，地域面积139922.3平方公里，占全省的13.67%，耕地面积106.2万亩，占全省4.4%。2003年末总人口180.1万人，占全省乡镇总人口的4.17%，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2.93%。211个欠发达乡镇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生产生活条件差：这些乡镇绝大多数地处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的边远山区，中居住在高山、深山中的15万户、49.83万人，占欠发达乡镇总户数和总人口的有27.6%。目前，在这些乡镇的行政村中未通电话的271个、未通邮的203个、未通公路的467个、未通自来水的917个、未通电视的1297个，分别占211个欠发达乡镇的行政村总数的8.1%、6.1%、14%、27.5%和39%。2003年，欠发达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84.32亿元，仅占全省乡镇（街办）农村经济总收入的0.4%；平均每个乡镇农村经济总收入0.4亿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2.2%；平均每个乡镇财政总收入252.8万元，仅为全省乡镇平均水平的5.3%；欠发达乡镇中尚有缺粮户16453户，居住危房和简易住房的有21508户，分别占总户数的3%和4%；未解决饮水困难的24.84万人，占总人数的13.8%；欠发达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2167元，仅为全省农民人均收入的39.9%。目前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低于1000元的有14.08万人，人均年纯收入1000～1500元的38.86万人，这两者合计占欠发达乡镇总人口的29.4%，低于1000元的贫困村有556个，占欠发达乡镇总村数的16.7%，其中低于1000元的还有79个村（浙江省扶贫办、统计局、财政厅课题组（负责人朱阿龙、执笔张炬）：《2003年我省“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实施成效分析”》，见《浙江统计分析》（39），2004年9月1日。）。
再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合理的矛盾仍然比较突出。
（1）城乡收入差距远远超过改革前的水平，2003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13180元，比上年增长11.9%；农民人均收入5431元，实际增长只有7.8%。
（2）城市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4年1～9月，城镇20%高、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倍数由上年同期的4.7倍扩大到5.4倍。
（3）农户间的收入差距：浙江省统计局农村调查查队调查的2700户农村家庭，只有36.5%的家庭现金收入达到了平均水平，而63.5%的农户家庭现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人均现金收入不足1000元的低收入家庭占10%，其中3.1%的家庭人均现金收入不足500元；人均现金收入在1000～2000元的次低收入家庭占20.3%；人均现金收入超过1万元的高收入家庭占5.3%。2002年浙江省农调队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在1500元以下作为贫困阶层，1500～3500元为温饱阶层，人均纯收入在3500～8000元为小康阶层，人均纯收入超过8000元以上为富裕阶层。根据上述标准对全省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组，得到2003年个收入阶层的比重分别为4.6%、28.7%、49.5%和17.2%。这四个阶层2003年的实际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068元、2574元、5361元和11833元。另外，全省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单位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一些垄断行业收入大大高于其他行业收入。这种状况不仅影响消费需求的扩大，也影响社会稳定。
最后，浙江农村还有165～170万贫困人口。按照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关于浙江省贫困线的研究，将人均收入1500元以下作为浙江省绝对贫困人口，同时将全省农村收入最低20%农户定义为相对贫困人口，那么，按照农村住户调查数据推算，2003年浙江省农村居民中纯收入低于1500元（剔除由于生产支出过大而造成的低收入而消费支出并不低的农户）的贫困人口占全省人口的4.6%，按照当年全省农村总人口3712.12万人推算，全省还有贫困人口170.76万人，综合各方面因素认定，到2003年底浙江省有绝对贫困人口165万至170万之间。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近几年来，浙江农业和农村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工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但服务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相对滞后，突出反映在服务业发展水平明显低于工业发展水平。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如果没有相应的为制造业配套的先进的服务业，必然制约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近几年来，浙江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国第4位，而服务业比重2002年首次达到40%，排在全国第12位。2003年全省三次产业在GDP中的比重7.5/52.5/39.7，仍然仅处于全国中游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库兹涅茨产业结构理论中所提出的50%以上，也大大低于世界60.7%的平均水平。而且与浙江综合经济指标排在全国前列相比，也是十分不相称的。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和新科技革命的背景下，与工业相应的科技创新、技术中介、技术标准等服务业发展的滞后，直接影响工业化的进程。浙江已进入工业化中期，工业大规模吸纳就业的能力开始减弱，解决就业问题，必须依靠服务业的发展。“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问题，实质也是就业问题，解决“三农”问题也有赖于服务业的发展。
投资结构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整。经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得到遏制，但投资规模仍然偏大，施工项目、房地产开发投资项目过大，而对农业农村发展的投资却出现下降趋势（详见下文）。
第四，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矛盾比较突出。
经济发展了，但各项社会事业没有相应地发展；经济结构调整了，但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调整；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层层政绩考核和财政压力，使各级地方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责不到位；社会管理相对落后，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政府、非政府组织、社区、居民等在社会管理中的责任与义务不清。社会利益矛盾将超过经济发展矛盾而空前突出。比如，农地征用、农田标准化中的土地纠纷；城市扩张、旧城及“城中村”改造、撤村建居中的种种权益冲突；村庄合并、下山移民、旧村改造和整治等过程中以农民宅基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及其所牵涉一系列摩擦等。
与经济紧密关联的社会问题。比如城乡“二元”体制及“以农补工、以乡养城”的格局仍未打破，主要表现为现代化进程中农业资源（土地、资本、劳动力）转移中的不等价、不公平交换，发展中的“城市偏向”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继续阻碍“一体化”目标实现。城乡两大经济系统相互隔绝的状况未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市场体制、市场主体发育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农村市场体制、市场主体的地位及能力、农民组织化程度严重滞后，与城市相对发达的市场体系和市场主体难以对接；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公平；城乡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文化生活和其他公共品供给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化及规模经营发展等尚未到位，工业化、城镇化、非农产业仍需扩张，但这些都将受到国家宏观调控以及“粮食安全”政策的极大制约；城乡居民收入、社区发展差距也有进一步拉大的危险。农民市民化问题、失地无地和外出打工农民问题、下岗工人和大专毕业生就业问题等胶合在一起，增加了协调成本，更要受到财力不足的掣肘。
上述四个方面十几个问题，在“十一五”发展中是不可回避的，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时期最容易出现的各种“失调”的矛盾的反映。而这些问题反映在城乡一体化工作上来，也就有可能产生如下一些困难和障碍：①农村体制和结构同城乡一体化目标存在较大矛盾。比如，农村市场体制建设相对滞后，城乡资源配置通道不畅，城乡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制度、产权制度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公平，城乡基础设施、社会服务、文化生活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②经济发展中最大的制约因素生产要素供给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电力、煤炭、水、土地、运输能力等的制约尤甚。如2003年全省土地指标缺口近30万亩，水源性、水质性、区域性缺水状况均不同程度存在，电量缺口达30亿千瓦时，构成了浙江经济新一轮发展的要素瓶颈。③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非农产业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将受到保障粮食安全政策的极大制约，城乡居民收入、社区发展差距也有进一步拉大的危险。如2003年我省农民收入增速只有城镇居民的2/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2.4倍，并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④社会利益矛盾空前突出。城市扩张、旧城改造、住房拆迁等过程中政府和市民、农民的摩擦；农地征用、农田标准化（土地整理）、村庄合并、旧村改造、空心村拆除、民居改造等，必然牵涉一系列问题。同时，失地、无地、外出打工农民的问题和下岗工人、大专毕业生就业等问题胶合在一起，增加社会政策和社会协调成本等。⑤区域差距仍非常明显，城乡一体化进程在各市县非常不均衡。采取有效措施，缓解或彻底解决一系列经济社会矛盾，是浙江在新时期推进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关键。
综合以上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我们可以初步认定：
（1）浙江省城乡一体化的框架和发展态势基本形成。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浙江实现了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的跨越，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主要经济社会指标居全国前列。城乡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城市通讯、交通、邮电、供水等基础设施不断向农村延伸。城乡社会事业加快发展，科技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教育质量稳步提高，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支持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发展的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城乡协调和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全省各地从实际出发，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为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总体而言，浙江城乡一体化已越过“城乡对立”、进入城乡结合阶段。
（2）浙江省城市化水平已过50%，进入城市化发生趋势性转折的拐点，城乡一体化进入全面加速发展阶段。1998年以来，浙江省城市化水平年均提高2个百分点。到2003年浙江城市化水平达53%，按这一均势，浙江省城市化水平2010年达到60%，2020年达到70%，居沿海发达省份前列。对照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我省将逐渐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文明加速普及、城乡加速融合的发展阶段。今后一个时期，通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我省将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
（3）浙江全面推进城乡一体化时机和机遇已经来临，但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仍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浙江走出了一条一二三产业联动、城乡联动、区域联动、多种所有制经济联动的发展路子，较好地解决了三农问题，促进了城乡的协调发展。但是，过去25年城乡的协调发展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当前，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和阶层差别仍呈扩大趋势，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落后社区、农民是相对困难群体的状况尚未改变，这已成为我省现代化进程中的最突出问题。
总而言之，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已经基本形成以两个率先为背景，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为动力，以乡村现代化、城市现代化、郊区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和交汇融合为模式，体现出政府主导、多元参与（各种组织、各种资本、各个阶层参与）、以人为本（农民现代化）、城市反哺（资本和技术支持）、协调推进（城乡、工农业、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鲜明时代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