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是卡夫卡人生的关键时期，从这以后，他几乎断绝了同外界的一切来往，他几乎不再结交朋友，也不再进行长途旅行了。他变得极端僵化、孤独。但这以后，一直到他离世，也是他主要作品产生问世的时期。
卡夫卡这一时期废寝忘食，勤奋写作。《西沛里昂》杂志决定刊登卡夫卡的一些早期作品，如《树木》、《衣裳》、《拒绝》、《商人》、《心不在焉地朝外张望》、《回家路上》、《一个匆匆跑过去的人》、《旅客》、《记一次战斗》中的两段对话，等等。在卡夫卡这次发表的剧评文章里写道：“那些人远离团体，他们不需要什么庇护，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无法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们自己是一团黑暗，所以没有必要去增强自己的体质，那是因为，如果他们要保持高尚的品质，那只会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使自己憔悴不堪，以致别人在伸手帮助他们时，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他们。”
1912年9月22日，卡夫卡通宵达旦地写作，创作了短篇小说《判决》，小说一脱稿，他就立即把自己当时的心情写进了日记：“故事在我面前发展，我是在水中向前跋涉，我是何等的紧张和兴奋啊！我都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夜里，我多次使出浑身解数，斟酌着，怎样才能把心中的一切感情全部表达出来，才能为一切，为我觉得最生疏的事情燃起一堆熊熊的烈火，让那些事情赶紧过去，让它们赶快复活……我的想法再次得到了证实：在创作长篇时，我的创作热情，我的才思处在低潮。我只能像写《判决》一样进行写作，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敞开自己的灵魂，我才能写作。”这里所说的“写作低潮”指的是他在创作长篇小说《美国》，他两易其稿，但最后也没有完成，后来他的两部长篇小说《审判》和《城堡》也和《美国》一样，没有最后完成。
1912年12月卡夫卡完成了著名短篇小说《变形记》。这部小说写一个叫格里高尔的推销员，一天早晨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在这之后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不是怜悯和同情，而是厌恶。最后他孤独、凄然地死去。在这里，“人”在社会的压力下完全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尊严，“为每天的面包所感到的忧虑摧毁了一个人的性格，生活就是如此”。卡夫卡通过这篇小说说明，如果当时条件下的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同程度地感觉到自己已异化成了别的什么，小说就告诉大家：人变成了虫。卡夫卡把本来源于现实的梦魇还原成了现实——变了形的、却十分真实的现实。小说中写道：
……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他的房间，虽是嫌小了些，的确是普普通通人住的房间，仍然安静地躺在四堵熟悉的墙壁当中。在摊放着打开的衣料样品——萨姆沙是个旅行推销员——的桌子上面，还是挂着那幅画……
……格里高尔的眼睛接着又朝窗口望去，天空很阴暗——可以听到雨点敲打在窗槛上的声音——他的心情也变得忧郁了。“要是再睡一会，把这一切晦气事统统忘掉那该多好。”他想。但是完全办不到，平时他习惯于侧向右边睡，可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再也不能采取那样的姿势了。无论怎样用力向右转，他仍旧滚了回来，肚子朝天。他试了至少100次，还闭上眼睛免得看到那些拼命挣扎的腿，到后来他的腰部感到一种从未体味过的隐痛，才不得不罢休。
“啊，天哪，”他想，“我怎么单单挑上这么一个累人的差使呢！长年累月到处奔波，比坐办公室辛苦多了。再加上还有经常出门的烦恼，担心多次火车的倒换，不定时而且低劣的饮食，而萍水相逢的人也总是泛泛之交，不可能有深厚的交情，永远不会变成知己朋友。让这一切都见鬼去吧！”他觉得肚子上有点痒，就慢慢地挪动身子，靠近床头，好让自己把头抬起来更容易些：他看清了发痒的地方，那儿布满了发痒的小斑点，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想用一条腿去搔搔，可是马上又缩了回来，因为这一碰使他浑身起了一阵寒战。
卡夫卡的创作能力极为不稳定，在1912年的9月22日至12月6日这短短的74天里，他写下了长达400多页的书稿。这包括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长篇小说《美国》第二稿的前三章。另外还有他给未婚妻写的30多封信。而1913年2月到1914年7月这一年多，他却什么文学作品都没写。卡夫卡自己也把1912年看成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他在给未婚妻的一封信中，谈到小说《判决》：“在那个故事中，每个句子、每个字（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每个音符都与‘恐惧’有关，在漫漫长夜里，创伤第一次崩裂了。”卡夫卡这个时期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幽灵”、“恐惧”等字眼，围绕着已经逝去的时间，“没有过错的过错”，围绕已经渺无人烟的国家、飘浮不定的云朵和虚无缥缈的子虚乌有。卡夫卡注意到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因此便产生了恐惧感，正如基尔凯郭尔所说：“这是无辜的秘密，无辜就是恐惧。在自己的灵魂里，做梦一样地反映出来自己的真实面目，可是这个真实面目却是子虚乌有。”从这时起，在卡夫卡的日记和书信中，不断地出现“恐惧”这个词，“恐惧”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全方位的，他恐惧外界侵入他的内心世界，恐惧自己以后没有好好生活而吃后悔药，恐惧子虚乌有，等等。1913年，卡夫卡第一次阅读了基尔凯郭尔的著作，书中对“恐惧”下过这样的定义：
当恐惧害怕它自己时，它就同恐惧对象保持着一种诡谲的关系。它的目光就再也离不开这个对象，而且，它也不愿意离开，因为，当某一个人想把目光从那个对象上挪开时，他就会感到后悔。如果有人觉得我的话是难以理解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对此作进一步的解释。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有人想当上帝派遣的起诉者，如果他有这样的坚定意志，而且，他要起诉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那么，这个人就能理解我的话。此外，人生还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现象，在这些现象中，处在恐惧中的个人，几乎是贪婪地注视着罪孽，虽然他是害怕罪孽的……鉴于这种情况，人们必须耐心地等待，直到某些人出现，那些人会置自己的天赋于一边，他们不选择广阔的道路，而是选择痛苦，选择灾难和恐惧……同时，他们还失去了引诱他们的东西，无法再对那些东西垂涎三尺。这是一场斗争，这场斗争无疑是很艰苦的，因为，人们不久就会对这种选择感到厌烦、悔恨，他们会悲痛地，有时甚至会绝望地回想起自己从前的欢乐生活，他们会这么想：如果他们没有做那种选择的话，那么……
卡夫卡读了这段内容之后，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虽然他的情况同我有一些根本区别，但我们俩还是十分相似，至少，他生活在生活的此岸，他像朋友一样，证明我是正确的。”1922年，卡夫卡在写给马克斯·勃洛特的信中说：“悔恨为什么还不停止？我得出的结论总是这样的：我本来可以好好地生活的，可我没有在生活。”卡夫卡常常认为自己不像在生活，想要打破这种生活，与外界取得联系，又对外界充满了恐惧感，他就在这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地折磨自己、摧残自己。最后只能逃避现实，不停地进行写作，他认为只有大量地写作才能证明他生活是对的。1922年7月，他在给马克斯·勃洛特的另一封信中，也谈到了他的想法：
我害怕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害怕任何一个对我来说是伟大的行动，因为这样做会引起上帝对我的注意。
昨天夜里，我辗转反侧，难以成寐。我在阵阵作痛的头颅里，反复考虑自己所遇到的一切事情，那时，我重新认识到，我是生活在非常贫瘠的土地上，或者说，那些土地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是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在一片漆黑之中，黑色的暴力随心所欲地猛冲过来，不管我怎样结结巴巴地为自己辩护，它还是毁了我的一生。只是写作保护了我。我是否可以说得更确切些，写作保存了我的这种生活。我并不是说，我要是不写作生活就会好过一些，我没有这个意思。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写作，我的生活就会更加糟糕，就会变得无法忍受，我就会以发疯而了却这一生。所以，我生活的先决条件是，当一个作家，不写作的作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窝囊废，他最终会神经错乱的。但是，当一个能写作的作家又是一种什么滋味呢？写作是甘甜的，是一种极为丰厚的报酬。但这是对什么事情的报酬呢？到了晚上，我才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对神差鬼使般功绩的报酬。只要作家在阳光下写作，他们就不会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委身于漆黑一团的权势，并在给与生俱来的僵化思想松绑，他们还令人生厌地互相拥抱，等等。只要在阳光下写作，他们是不会知道这一切的。也许有其他的写作方法。但我就知道这么一种。夜里，我因恐惧而难以入眠。这时，我清楚地看到，在这种写作方式中，有一种幽灵般的东西。虚荣心和寻欢作乐的欲望在嗡嗡地作响，它们不停地围着我和一个陌生人的身躯打转。这个欲望和虚荣心所做的动作五花八门，它们形成了一个虚荣的太阳系。幼稚的人有时候会这样想：“我马上就死去，我要亲眼看看，别人是怎么为我哭泣的。”而当作家的，则是不停地把这个想法付诸实施。他不断地死去，并为自己伤心地哭天抹泪，所以，作家都有一个害怕心理，这个害怕心理并不一定表现为害怕死神，它可以表现为对细微变化的恐惧……对死神的害怕心理，从原因上看，可以分为两种：第一，作家害怕死亡，因为他还没有真正地生活过。我倒不是说，要生活就非有妻室、土地和家畜不可；我认为，生活的必要条件是：放弃自我享受的念头。不要去欣赏住房，不要为它装饰粉刷，人们应该搬到屋子里面去住。也许有人会说，这就是命运，没有人能驾驭它。但是，事后人们为什么总是要后悔呢？为什么悔恨总是萦绕一个人的心际，久驻不去呢？难道人们是为了把自己装扮得更美丽、更富有魅力？这也许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吧。可是，除此之外，我在那些不眠之夜所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我本来是可以好好生活的，但是我没有在生活。第二个主要原因——也许只有一个主要原因，可是我现在无法把它们区别开来——是这样一种想法：“我所玩耍过的东西真的要出现了，可是我却不能通过写作赎回自己。”
长篇小说《审判》写的是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约瑟夫·K，一天早晨醒来忽然无缘无故地被某个法庭逮捕了。这个法庭并非国家的正式法庭，但它有比国家法庭更大的权力，所有人都在它的监督之中。法庭对他宣布了逮捕令但并不限制他的行动自由，他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但只要开始审判，就必然认定有罪，不能得到赦免。在这个法庭眼中，根本不承认有罪和无罪的区别，区别只是：已经找上你和暂时还没有找上你。他回想不起来自己犯过什么过失，有谁可能会控告他，于是他开始设法反抗法庭。他四处求人，甚至到法庭上声辩。他力陈自己无罪，还进一步指出：在法庭的行动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在活动着。这个机构不仅雇佣受贿的看守、愚蠢的检察官、最大优点便是明白自己不中用的预审法官，而且还拥有一批高级的甚至是最高的法官，这些人还有大量不可缺少的听差、办事员、警察及其助手，或许还有刽子手呢……”为什么要有这个庞大的机构呢？不外乎是诬告清白无辜的人，对他们进行荒谬的审讯。但奇怪的是他本可以逃避迫害，他却偏偏不，结果他连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也不明白，就在一个晚上“像一条狗似的”被处死了。在作为刑场的“人迹罕至”的小采石场上，他也不进行抵抗。小说中，K想过：“我好像一直找女人帮忙，先是布尔斯特纳小姐，后来是房主的妻子，现在是这个小仆人，她看来对我怀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欲望。”他由于与莱妮、律师的女仆有瓜葛，而错过了与律师、与法律事务所所长谈话的机会。
《城堡》的情节是这样的：主人公K一天晚上踏着雪到了一个城堡所管辖的村子，准备第二天进入城堡。他的目的是想请求城堡当局批准他在村子里安家落户。他冒充城堡雇佣的土地测量员，奇怪的是，城堡当局居然恰好在这时给他派来两个助手。不久，一个叫巴纳巴斯的信使又给他送来一封信，肯定已聘请他为伯爵工作，并告诉他他的顶头上司是村长。于是他要巴纳巴斯当向导领他去城堡。城堡就在不远的小山丘上，但他怎么也走不到。走了很久，到达的却不是城堡，而是巴纳巴斯的家。K想见城堡的统治者伯爵，伯爵是人人皆知的人物，但奇怪的是人人都没有看见过他。K又想去见城堡的大臣克拉姆，但仍找不到和大臣联系的途径，为此，他在一家客店勾引了大臣的情妇弗丽达，想通过她和大臣取得联系，但事与愿违，反而造成他与大臣会面的障碍。他苦恼万分，却又收到大臣找人带来的信，信中对他的土地测量工作大加赞扬。K被弄得莫名其妙，因为他根本没有进行什么土地测量工作。原来这封信是从城堡当局的档案柜里翻出来的多少年前的旧东西。以后，满心疑惑的K继续想尽种种办法和城堡当局联系，但连他的请求送到城堡没有，送到了哪一级，他都无法知道。他从别人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城堡的事，越听越觉得城堡充满了神秘色彩，越听他越是糊涂。例如，给他当向导，并在他和城堡之间传递信件的信差巴纳巴斯居然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否见过大臣本人；他根本不知道谁是这个大臣，因此几乎每次到城堡去都是空跑。后来K和城堡之间的联系中断了。
最近几年，一些学者对《城堡》和《审判》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些小说的素材都有作者自传的成分，换一句话说，如果小说的某些情节被充实、放大，就形成了卡夫卡的基本生活模式。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妇女在不同程度上，都被描写成了妓女。所以，同她们是不能结成良缘的。男人们同这些妇女的暧昧关系来得非常迅猛，男女双方在狂热的云雨当中失去了理智。在很多情况下，这种男女关系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主人公对异国他乡的好奇心。通过这样的描写，积存在卡夫卡心头的愿望——渴望在集体中生活，就会得到一些满足。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过集体生活是一种理想，其可能性是完全不存在的，如果说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写作必须完全中断。这真实地反映了卡夫卡为了保持“纯洁”而进行的战斗，这场战斗是激动人心的，也是自杀性的，它充斥了卡夫卡最后十年的生涯。早在1907年，卡夫卡就写信告诉他的女朋友说：“如果你对我有一些感情的话，这感情只是怜悯，我对它的回报是恐惧。”卡夫卡后来的生活，只是在无法过集体生活这个前提下，才开始为建立小家庭作了种种尝试。他说：“我已经长大成人了，该为婚事操操心了。我像是一个商人，终日忧心忡忡，心头总有一种不祥之兆。或者，我的账目混乱不堪，稀里糊涂地又过了一天。”
1912年12月4日，应维利·哈斯和布拉格“海德尔协会”的邀请，卡夫卡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上朗读自己的作品，朗读的作品是他的得意之作《判决》。卡夫卡一生中，在公开场合朗读自己的作品总共才有两次。几个月后，这篇小说发表在马克斯·勃洛特编辑的年鉴《阿拉卡》上。与此同时，卡夫卡的第一本书问世了，这是一本选集，共选了18个短篇，选集的名字叫《观察》。这本书稿是卡夫卡通过马克斯·勃洛特转交给罗浮尔特出版社的，这家出版社是1908年成立的，1913年改名为库尔特·沃尔夫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后来还出版了卡夫卡的其他许多作品。1913年，它在《近日新书》第三卷中，发表了卡夫卡《美国》的第一章《火侠》。卡夫卡十分欣赏这家出版社，他说：“他是作家们公认的、有天赋的出版家，这个可亲的出版家——是一个十分英俊的人，25岁左右的年纪，上帝赋予他对出版事业的强烈兴趣和搞出版事业的天赋。”库尔特·沃尔夫尽量满足作家的要求，做到有求必应，尽管卡夫卡的作品印数通常只有800～1000册，只有《火侠》、《变形记》、《判决》得以重版，但是沃尔夫对卡夫卡一点都没有架子，他愿意出版卡夫卡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