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封建制度的大厦是以宗法观念为精神支柱的，其核心是维护君主家长制。为切实巩固社会的宗法秩序，汉儒具体地提出了“三纲”的基本原则。在“三纲”中，“君为臣纲”是道德指向的最高归属，“父为子纲”是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在“父纲”的庞大的社会网络上，罗结着千千万万个家庭单位，要使父系血统之网牢不可破，还必须以“夫为妻纲”来做保证。因此，在封建伦常体系中，这一主从分明的夫妻关系总是被看成“人伦之首”而突出强调。
夫为妻纲，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妻子与丈夫共同生活时处处顺从丈夫。古人曾设想过所谓“妻者，齐也”的夫妇关系，而这一设想早已在“妇人，伏于人也”的现实面前被证明是对原始社会女权遗泽的心仪向往。在夫妻关系上，《礼仪》以一系列规约早已构成了冷铁般的“夫纲”；“男女有别而后夫妻有义”，“夫义妇听”，“男帅女，女从男”。就是说，夫妻之间应该保持与生俱来的差别，并从而保持相互行为合宜的规范。如果丈夫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来行事了，妻子就应当听从，最终形成男帅女从，男主女次的稳定的家庭关系。
承认了这种家庭关系，也就承认了丈夫高高在上的威仪。从丈夫的角度说，要有家长的精神面貌，要善于驭妇，以保持这种定于一尊的威仪。“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女诫·夫妇第二》）。社会舆论对于那种不能驭妇乃至惧内者是不予同情的。《朝野佥载》卷四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贞观中，桂阳令阮嵩妻阎氏极妒。嵩在厅会客饮，召女奴歌，阎披发跣足袒臂，拔刀至席，诸客惊散。嵩伏床下，女奴狼狈而奔。刺史崔邈为嵩作考语云：“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何在？考下。省符解见任。”因在妻室面前夫纲不振，毫无威仪，不但考课得了“下等”，而且被贬官，这表明了社会对“夫之精神”的极度重视。
从妻子的角度说，要维护丈夫的威仪，事夫如臣事君，安于居下，“为下不乱”（唐郑氏《女孝经》），关键的时候要勇于代夫顶罪，代夫系狱，直至代夫而死。平时则时时处处以“和”、“敬”自律。清人沈惠玉《和敬自箴词》云：
冀妻如宾，孟光举案。
夫岂矫情，癮惰斯远。
啼眉折腰，邦国之妖。
彼昏罔知，反以用骄。
幽闲贞静，曰配君子。
载色载笑，若佐之史。
敬而能和，穆如清风。
修身准此，维以令终。
“冀妻如宾”语出《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癰之。敬，相待如宾。”是说春秋时，冀缺耨草，他妻子给他送饭，很恭敬，彼此像宾客一样相待。其后历代都以此作为夫妻关系的最高境界。
如果撇开夫妻关系到底是“尔汝无间”好，还是“相敬如宾”好，这类带有现代情爱色彩的论题的话，应该说，“相敬如宾”在满足夫妻要求得到尊重的心理方面，在调节家庭关系方面是具有一定的道德意义的。但这种“尊重”应当是相互的，“心理满足”应当是双向效应。然而，封建的夫妻之礼本就高标着身份的疆界，“夫纲”意识的强化又必然使这种夫妻双方应有的道德成为对妻子单方面的要求，而使丈夫享有受敬的权利，妻子只有表敬的义务。
《自箴》中所提到的“举案齐眉”便是例证。《后汉书·梁鸿传》载：梁鸿，字伯鸾，隐居避患，“适吴，依大家皋伯通，庑下为赁舂，每归，妻（孟光）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常齐眉”。“不敢于鸿前仰视”一语道出尊卑，活脱画出了为妻者摧眉折腰、自甘贱弱的形象。这一典型在大大满足了后代丈夫们的自尊心理，故尔津津乐道，千载不厌。如李绅《趋翰苑遭诬构四十六韵》云：“俯首安羸业，齐眉慰病夫”；韩奕《齐天乐·寿内》云：“白头尚待举眉案，相敬未忘宾礼”；黄庭坚《乐寿县君吕氏挽词》云：剪髻宾筵盛，齐眉妇礼闲；赵翼《蔡节妇诗》云：“举案风情三岁了，避人涕泪九原知。”千百年来，都是妻子俯首行齐眉之“宾礼”来慰藉、温熨丈夫，而极鲜见丈夫同样施礼于妻子。“举案齐眉”作为一种“妇礼”实际上是对男性中心地位的膜拜。然而，问题是举案奉食只是事夫责任的一小部分，搁在妻子那瘦弱的肩上的负荷是十分沉重的，《女论语》云：
夫若外出，须记途程。
黄昏未返，瞻望思寻。
停灯温饭，等候敲门。
莫学懒妇，先自安身。
夫若有病，终日劳心。
多方问药，遍处求神。
百般治疗，顾得长生。
莫学蠢妇，全不忧心。
夫若发怒，不可生嗔。
退身相让，忍气吞声。
莫学泼妇，斗闹频频。
粗丝细葛，熨帖缝纫。
莫教寒冻，冷损夫身。
家常饭茶，供侍殷勤。
莫教饥渴，瘦瘠辛苦。
作为妻子，不但要付出体力竭力服侍好丈夫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保证丈夫的身体健康，同时还要付出心力，先丈夫之忧而忧，后丈夫之乐而乐。如果丈夫动怒了，必须忍辱相让，不可生气，更不可争吵顶撞。做到了所有这些，才称得上“顺妇”，否则便会落得“懒妇”、“蠢妇”、“泼妇”之类的恶名。当然当丈夫有明显的“恶事”时，妻子也有责任“劝诫谆谆”，妻子能劝谏丈夫以及丈夫能接受妻子的忠告弃过从善都被称为“深明大义”。但是，任何出于善意的谏正都只能在无损于丈夫威仪的前提下温悦恭敬地进行。如果丈夫不予理睬，也只能任其自然，“莫学蠢妇，惹祸及身”（《女论语》）。
不过，既为夫妻就难免亲昵，而过于缠绵缱绻，谐欢之情将会冲决礼义的绳检。为了保持丈夫的威仪，为了保证“夫纲”永固不溃，封建礼教要求丈夫时时注意整肃自己的行为，使妻子常生敬畏之心，即使在私室之中，也不得过于随便，要适度而止。《女诫》对此有一段察世之谈：“房室周旋，遂生媟黩。媟黩既生，语言过矣。语言既过，纵姿必作。纵资既作，则侮夫之心生矣。此由于不知止足者也。”如果闺房之中媟狎慢戏，举止轻狂，就会由言语上的不庄重发展为妻子欺侮丈夫，反宾为主了。因此无论如何为夫为妻都必须一本正经，“谨守夫妻，情欲之感不介于容仪，宴昵之私不形于动静”（《昏后翼）》。不然，一旦风流多情，生出花边新闻，是要受到舆论谴责的。《汉书·张敞传》所载的张敞为妇画眉之事，实在是相爱伉俪的一件闺房私事，竟被朝廷官员作为违礼之举上奏汉宣帝，受到追问。幸亏汉宣帝平时很欣赏这个京兆尹的才能，方能未加苛责。《世说新语·惑溺篇》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
王安丰即王戎，晋代“竹林七贤”之一，是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社会思潮的推波助澜者，素不以礼法为意，但仍将妻子与丈夫亲昵归入“于礼不敬”之举，可见丈夫威仪之重要。倒是难得这位妻子通脱潇洒得很，坚持认为夫妻间亲亲热热，风情洋溢是爱的表示，而以一片婉娈慧心保持住了这份爱的权利。
可惜在中国古代社会，敢于这样“于礼为不敬”的妇女实属罕见。“夫妻之礼”的禁锢，往往使妇女成为驯奴，丧失自我，人格残缺。《战国策·齐策》中那个邹忌之妻，明明知道丈夫不如城北徐公貌美，却逢迎丈夫虚荣心说：“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这是一种驯奴式的行为。而《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虽有胆毒死了卖炊饼的武大，但为了争取到西门庆的欢宠，不惜用口来接他的小便，使他安享被窝之适。西门庆为了在妓女面前显淫威，狠狠打她，剪她的头发去给妓女李桂姐垫鞋底，她向西门庆乞怜说：“饶着奴终日恁提心吊胆，陪着一千个小心，还投不着你的机会，只拿钝九、钝锯处我！”（第十二回）这又是一种驯奴式的行为。
再说那“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蛇蝎美人王熙凤，她毒设相思局，作弄死了贾瑞；弄权铁槛寺，为三千两银子，拆散了张金哥的婚姻，并逼得张金哥和她的未婚夫双双自杀，还有尤二姐、鲍二家的……真是双手沾满了鲜血。她在贾府势焰冲天，用兴儿的话说：“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爷爷的心腹，奶奶敢惹。”但在封建宗法制面前，她也不得不承认是一个在家庭中被“夫为妻纲”的礼教严格规定了的女人，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妻子。她不能阻止丈夫公开娶妾，甚至丈夫和鲍二家的通奸，公然带到她房里来，并咒骂她早点死去，她虽然闹得天翻地覆，闹到贾母面前，贾母也只是轻描淡写敷衍几句：“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哪里保得住呢？从小儿人人都打这么过。”事情后来也只是以贾琏赔不是，说不该打她使风波暂时平息下去。最发噱的是，夫妇回到屋里，凤姐儿见无人，方说道：“我怎么像个阎王，又像夜叉？那娼妇咒我死，你也帮着咒我。千日不好，也有一日好。可怜我熬得连个混帐女人也不及了。我还什么脸过日子？”说着又哭了。贾琏道：“你还不足？你细想想，昨儿谁的不是多？”贾琏接着乘势反过来责备王熙凤，说她“争足了光了，这会子还唠叨”，说得她“无言以对”。尽管如此，封建文人士大夫犹嫌贾琏缺少丈夫气，庚辰本在“谁的不是多”一语下批曰：“不敢自说没不是，只论多少，懦夫来者。”嘲笑贾琏过于懦弱，失去了大丈夫为所欲为的威仪。在这些文人士大夫心中，这个世界永远是男人的世界，其中的每一个家庭都永远是丈夫们不受侵犯的领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