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有个体婚制家庭以来，世世代代的已婚女子的“履历表”上都填着一个相同的职业：家庭妇女。封建礼制具体地把妇女这种社会角色的职责分工规定为：“妇主中馈，唯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妇人之事，存于织癤组癥、酒浆醯醢而已”，“专心纺织，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
“主中馈”是《易经·家人》中首先提出的女性分工的观念：“无攸遂，在中馈，贞吉。”遂是自专的意思，“无攸遂”即妇女不可以顺其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中馈”，即在家主持烹饪膳食。《诗经·小雅·斯干》有云：“乃生女子……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女子嫁人后，搞好家庭厨房杂务，备好饭菜酒浆，就没有什么过失了，父母也就没什么担忧了。按照古代风俗，女子嫁后第三天，就要主持中馈事宜。唐代诗人王建《新嫁娘词》写道：
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
媳妇主中馈首要的服务对象是公婆，其次是丈夫和其他家庭成员。一户人家如果儿子尚未娶妇，便称作“中馈犹虚”，这时家庭膳食主要由女儿过渡性负责。她们一方面认真地为未来出阁“主中馈”而预习着，一方面满怀希望地等待着兄嫂过门替换。
除主中馈外，媳妇操持的另一项家庭事务就是纺织缝纫。《礼记·祭义》规定，天子诸侯有籍田，每年开春进行象征性的耕作，以示亲劝农事。王后有蚕室，采桑养蚕制衣，以劝天下蚕织事。这是告别了原始时代后，现实生活中男耕女织的最早范式。其后孟子便索性宣称：“百亩之田，匹夫耕之”，“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孟子·尽心上》）。
应当说，这种经济生活范式最初产生时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在人类经济生活越来越社会化的过程中，妇女的社会分工并没有同步演进，相反，妇女劳动越来越家庭化。由于这种家庭化的劳动是媳妇对家庭生活的惟一有所作为之处，因而纺织能力高低直接影响到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沉浮。《乐府古辞·长安有狭斜行》中写到一户高门望族的三个媳妇：“大妇织绮罗，中妇织流黄。小妇无所为，挟琴上高堂。”其中“大妇”、“中妇”都因工于纺织而受到赞赏。《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被遣归的一个原因就是织作不如婆婆之意。她虽然“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已算手脚麻利了，但还被“大人故嫌迟”，认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在《上山采靡芜》中也有绝好的说明：
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眆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被遗弃的妇人对前夫竟还是那样俯首膜拜，惦念着他新组成的家庭的生活。而前夫这时对弃妇的态度已大不相同，为什么呢？新人织作不如旧人。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十三学织素”的刘兰芝出阁后“三日断五匹”，一匹长四丈，每日约织七丈，而焦母还嫌动作迟钝，可见当时对媳妇纺织能力的要求是何等苛刻。弃妇每天织素只有五丈，从“妇功”角度看，是很不符合要求的。而那位“新人”却只能织比素较贱的缣，而且一天只能织四丈（一匹），“妇功”就更差了。所以前夫自然觉得新人“未若故人姝”。说穿了，对这个丈夫来说，妻子“姝”与“不姝”，中意与否，不在于容貌性情，而主要是织作能力。不难想象，当这个丈夫有了这番对比后，那位不谙妇功的新人面临着什么样的命运了。
在唐代宋若莘的《女论语·学作章》中把缝补也作为织作的一个内容：“刺鞋补袜，引线绣绒，补联纫缀，百事皆通，能依此语，寒冷从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穷。”至于拾柴烧火，磨锅洗镬，安排蔬菜，整理碗碟等“中馈”方面的事务更有个惮琐细的说明。从唐代一些夫人墓志铭看，也往往载其“妇功”。如大中元年唐故处士朱府君臧夫人墓志铭：“至若织癤之事，裁制之工，绘画之能，苹藻之务，亲临精意，无不干绝之所妙也。”又咸通三年唐范阳卢夫人墓志铭：“夫人有葛蕈勤俭之德也……至于食饮，必伺其所尚而羞之。”可见中馈、纺织之类的妇功是对各阶层妇女的普遍要求。
中馈也好，缝织也好，都是正常的家务劳动，在这方面勤劳、俭朴、能干不能不说是一种美德懿行。妇女在这些方面自觉地承担一些责任无疑值得肯定。但问题是，封建礼教希望通过提倡这种“妇功”而把妇女的生活范围限定在家庭之内，而且家庭内部的大事也“不可使干蛊”（《颜氏家训·治家》），那么，妇女只能在厨房偏隅与机杼穿织中施展才能，消磨青春了。实际上，妇女婚后所扮演的角色只不过是“用来照管家务的一种物件”而已。可悲的是，当社会把“妇功”变为加于妇女的舆论力量后，历代的妇女总是积极地接受这一规范，甘心于扮演这一如同劳动工具一样的角色，并乐于在其中兑现生命的价值，仿佛那生命之舟被海浪掀翻在沙滩，便永远无奈而平静地蛰居于乱石之中，遥看那千舸鼓帆，百舰争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