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婚姻缔结过程中，媒妁牵线是必不可少的。即使双方父母已经当面谈妥，或者指腹婚、襁褓婚，也还必须在形式上由媒妁说合一下。
媒妁的形成应当追溯到上古的高？祀典。传说女娲化育了人类以后，亲自为媒，安排婚姻，“以其载媒，是以后世有国，是祀为皋？之神”（《路史·后纪》）。皋？又作高禖。祀高？是上古的一种隆重的祈求子嗣的大祭活动。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这种祀典确乎十足的代表着那以生殖机能为宗教的原始时代的一种礼俗，是生殖愿望的寄托。后世在高？神庙中树立高？石，将这种生殖愿望进行了物化表达。
在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过程中，两性关系尚处于亚群婚阶段，男女婚媾相当自由，相当直接，因而生育崇拜的表达是抽象的。当对偶婚成为稳定的形式后，生殖的可能建立到男女结合的基础上，因而能够撮合男女，成就婚姻就显得十分重要了。正是在这一现实需要下，抽象的富于宗教色彩的高？便让位于具体的极端世俗化的媒妁了。
媒亲的习俗最早在《诗经》中就有所反映。《卫风·氓》中有“匪我衍期，子无良媒”句，《齐风·南山》中有“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句。另外，《周礼·地官》专立“媒氏”一门。《礼记·曲礼》中进一步阐述其社会作用：“男女非有行媒，不相问名。”（《战国策·燕策》中亦有强调：“处女无媒，老且不嫁。”《孟子·滕文公下》中说得更明了：“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这些足以说明媒妁这一职业自周代产生后即在聘娶习俗中占有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媒合”成为婚姻能否成立，能否被家庭和社会承认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媒人有官媒和私媒之别。官媒是由地方官府设置的，所反映的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和需要。《周礼·地官·媒氏》所说的“掌万民之判”的就是官媒。《管子·入国篇》中“凡国皆有掌媒”，《三国志》中“为设媒官，始知嫁娶”，都是关于官媒的记载。另外像晋武帝时代所规定的“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长吏配之”，其“长吏”也具有官媒的性质。
唐代以前，“媒妁之言”只是礼制的要求，唐代以后则进一步纳入法律条款。《唐律·户婚》就明确规定：“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在婚姻不符合法规的情况下，媒人也被追究一定的法律责任，直到清律都规定凡违律嫁娶，皆要究及媒人。实行以法治媒以后，官媒自然显得非常尴尬。因而，自唐代以后，正式的官媒鲜见于史籍。
私媒，雅称“冰人”、“月老”，俗称“媒汉”、“媒婆”。私媒也是自周代就产生了，最初是由一些女巫男癚充当。后世或由善于言辞者，或由儿孙满堂者担任，男女皆可。但实际上，妇女较之男子更加注意家庭问题，性格更加周到细腻，担任媒妁的也远远多于男子，所以后世民间往往以“媒婆”代称媒妁。
私媒与官媒不同，私媒所反映的主要是家长的意志，以谋合男女、促成婚姻作为获取酬劳的手段。只要说成一桩婚姻，男女双方家长总要给一笔酬劳，而出面请媒的一方（多为男方）的酬金更为丰厚。“媒人何所营，玉帛不时安”（曹植《美女篇》），其职业具有浓厚的经纪商的色彩。正因为如此，在来回穿梭、巧舌如簧的说合（包括聘金的酌定）过程中便免不了利欲熏心的欺骗。宋代袁采《世范·睦亲》中有一段深察世情的论述：“古人谓周人恶媒，以其言语反复，给女家则曰男富，给男家则曰女美，近代尤甚。给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且助嫁遣之资，给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且虚指数目。若轻信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之言不可尽信如此！”媒婆不负责任的经纪，造成了一系列家庭和社会的矛盾，这在小说家笔下得到记录，看一看同时期的话本《志诚张主管》，便能略窥媒人行径，体会到袁采对媒妁的激愤了。
宋代东京城里有两个有名的媒婆，一姓张，一姓李。这两个人皆有“开言成匹配，举口合姻缘”的摇唇鼓舌的特殊本领。在开封府界，有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年过六旬，妈妈死后，孑然一身，家有十万赀财。一日忽然想到，何不取房娘子，生得一男半女，也绝不了香火。于是便请来了张、李二媒婆说亲，许下了重谢酬金，并提出三个要求：第一，人才出众；第二，门当户对；第三，有十万贯房奁。两个媒婆听了肚里暗笑，口中却胡乱答应：“这三件事都容易！”
两个媒人动了一番心思，决定将王招宣府里出来的一个小妇人说给张员外。这小妇人正应上张员外的三项要求，只是年纪太小。两人怕张员外不中意，便先征求他的意见。张员外问道：“却几岁？”张媒应道：“小如员外三四十岁。”员外倒觉得不错，满脸堆笑道：“全仗作成这个！”
张员外既然满意，两个媒婆便到小妇人处将张的年龄瞒过了一二十年，唇舌翩跹，竟然说允了这个年轻美貌的女子。洞房花烛之夜张员外看小夫人“新月笼眉，春桃拂脸，意态幽花殊丽，肌肤嫩玉生光”，暗地里直喝彩。而小妇人揭起盖头，看见员外须眉皓白，心中叫苦不迭。这一老一少，婚后不久老的“腰便添疼，眼便添泪，耳便添聋，鼻便添涕”，实在老态龙钟。而小的“说不尽万种妖娆，画不出千般艳冶”，青春焕发。老员外规矩甚严，每当外出，必嘱“夫人耐静”，小夫人好不生烦恼！一日在偶然的场合，她得知自己的夫婿原来已年过六十，顿时扑簌簌两行热泪涌下，连声埋怨两个媒人：“将我误了，将我误了！”
洞房花烛夜，相逢不相识，这是中国古代婚礼上常见的戏剧性场面。媒妁在其中往往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而“媒妁之言”最直接的受害者又往往是妇女，一旦踏进洞房，她们便别无选择，只能吞下苦果，永远咀嚼着那份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