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国者，天下之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势也。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则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无之；及其綦也，索为匹夫不可得也，齐、宋献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势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将道也。
故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谨择也，仁人之所务白、也。
挈、国以呼礼义而无以害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然、扶持心国且若是其固也！之所与为之者，之人则举义士也；之所以为布陈于国家刑法者，则举义法也；主之所极然帅群臣而首乡之者，则举义志也。如是，则下仰上以义矣，是綦定也。綦定而国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意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如是，则夫名声之部发于天地之间也，岂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曰：以国齐义，一日而白，汤、武是也。汤以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从服，无它故焉，以济义矣。是所谓义立而王也。
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烟，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
挈国以呼功利，不务张其义，齐其信，唯利之求，内则不惮诈其民而求小利焉，外则不惮诈其与而求大利焉，内不修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如是，则臣下百姓莫不以诈心待其上矣。上诈其下，下诈其上，则是上下析也。如是，则敌国轻之，与国疑之，权谋日行，而国不免危削，綦之而亡，齐闵、薛公是也。故用强齐，非以修礼义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绵绵常以结引弛外为务。故强，南足以破楚，西足以诎秦，北足以败燕，中足以举宋。及以燕赵起而攻之，若振槁然，而身死国亡，为天下大戮，后世言恶，则必稽焉！是无他故焉，唯其不以礼义而由权谋也。
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者制人，不善择者人制之。
国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为择所而后错之，错险则危；不可不善为择道然后道之，涂秽则塞，危塞则亡。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何法之道，谁子之与也。故道王者之法，与王者之人为之，则亦王；道霸者之法，与霸者之人为之，则亦霸；道亡国之法，与亡国之人为之，则亦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
故国者，重任也，不以积持之则不立。故国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惮惮，非变也，改玉改行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国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而仁人之所以务白也。善择之者制人，不善择之者人制之。
彼持国者，必不可以独也；然则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身不能，知恐惧而求能者，如是者强。身不能，不知恐惧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亲比己者之用，如是者危削。綦之而亡。国者，巨用之则大，小用之则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义而后利，安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夫是之谓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后义，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例僻亲比己者之用。夫是之谓小用之。巨用之者若彼，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彼，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之谓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诗》云：“如霜雪之将将，如日月之光明；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养五綦者有具，无其具，则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万乘之国可谓广大富厚矣，加有治辨强固之道焉，若是则恬愉无患难矣，然后养五綦之具具也。故百乐者，生于治国者也；忧患者，生于乱国者也。急逐乐而缓治国者，非知乐者也。故明君者，必将先治其国，然后百乐得其中。暗君者，必将急逐乐而缓治国，故忧患不可胜校也，必至于身死国亡然后止也，岂不哀哉！将以为乐，乃得忧焉；将以为安，乃得危焉；将以为福，乃得死亡焉；岂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故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若是，则一天下，名配尧、禹。之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人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
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瘁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县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已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礼法之大分也。
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虚，其难者在人主之知之也。取天下者，非负其土地而从之之谓也，道足以壹人而已矣。彼其人苟壹，则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适它！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贤士矣；其官职事业，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旧法，择其善者而明用之，足以顺服好利之人矣。贤士一焉，能士官焉，好利之人服焉，三者具而天下尽，无有是其外矣。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势矣；致忠信，著仁义，足以竭人矣。两者合而天下取，诸侯后同者先危。《诗》曰：“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一人之谓也。
羿、蜂门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驭者也。聪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势从之，人不服而势去之，故王者已于服人矣。故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蜂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欲得调壹天下，制秦、楚，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致大，甚易处而綦可乐也。故明君以为宝，而愚者以为难。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财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饮食甚厚，声乐甚大，台榭甚高，园囿甚广，臣使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礼制如是者也。制度以陈，政令以挟；官人失要则死，公侯失礼则幽，四方之国，有侈离之德则必灭；名声若日月，功绩如天地，天下之人应之如景向，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声而声乐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妇女莫众焉，形体好佚而安重闲静莫愉焉，心好利而谷禄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愿兼而有之，皋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别，人苟不狂或戆陋者，其谁能睹是而不乐也哉！欲是之主并肩而存，能建是之士不世绝，千岁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忠也。人主则外贤而偏举，人臣则争职而妒贤，是其所以不合之故也。人主胡不广焉，无恤亲疏，无偏贵贱，唯诚能之求？若是，则人臣轻职业让贤，而安随其后；如是，则舜、禹还至，王业还起。功壹天下，名配舜、禹，物由有可乐如是其美焉者乎！呜呼！一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此亦荣辱安危存亡之衢己，此其为可哀，甚于衢涂。呜呼！哀哉！君人者，千岁而不觉也。
无国而不有治法，无国而不有乱法；无国而不有贤士，无国而不有罢士；无国而不有愿民，无国而不有悍民；无国而不有美俗，无国而不有恶俗；两者并行而国在，上偏而国安，下偏而国危；上一而王，下一而亡。故其法治，其佐贤，其民愿，其俗美，而四者齐，夫是之谓上一。如是，则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故汤以亳，武王以镐，皆百里之地也，天下为一，诸侯为臣，通达之属，莫不服从，无他故焉，四者齐也。桀、纣即厚于有天下之势，索为匹夫而不可得也，是无他故焉，四者并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归者一也。
上莫不致爱其下，而制之以礼。上之于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不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故下之亲上欢如父母，可杀而不可使不顺。君臣上下，贵贱长幼，至于庶人，莫不以是为隆正。然后皆内自省以谨于分，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礼法之枢要也。然后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
若夫贯日而治平，权物而称用，使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周挟于万物，尺寸寻丈，莫得不循乎制度数量然后行，则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数于大君子之前。故君人者，立隆政本朝而当，所使要百事者诚仁人也，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当，所使要百事者非仁人也，则身劳而国乱，功废而名辱，社稷必危，是人君者之枢机也。故能当一人而天下取，失当一人而社稷危。不能当一人而能当千人、百人者，说无之有也。既能当一人，则身有何劳而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卑者五伯，齐桓公闺门之内，县乐奢泰游玩之修，于天下不见谓修，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为五伯长，是亦无他故焉，知一政于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知者易为之兴力而功名綦大，舍是而孰足为也。故古之人，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丧其国，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无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无狂乎！”此之谓也。
治国者分己定，则主相臣下百吏各谨其所闻，不务听其所不闻；各谨其所见，不务视其所不见。所闻所见，诚以齐矣，则虽幽闲隐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征也。
主道治近不治远，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则远者理，主能治明则幽者化，主能当一则百事正。夫兼听天下，日有余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极也。既能治近，又务治远；既能治明，又务见幽；既能当一，叉务正百，是过者也，过犹不及也；辟之是犹立直木而求其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务治远；不能察明，又务见幽；不能当一，又务正百；是悖者也，辟之是犹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暗主好详。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君者，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观其盛者也。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以饰朝廷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劳，论其庆赏，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故君人劳于索之，而休于使之。
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汤、武者，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赏庆以申重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潢然兼覆之，养长之，如保赤子。生民则致宽，使民则綦理，辩政令制度，所以接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豪末，则虽孤独鳏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贵之如帝，亲之如父母，为之出死断亡而不愉者，无他故焉，道德诚明，利泽诚厚也。
乱世不然：污漫突盗以先之，权谋倾覆以示之，俳优、侏儒、妇女之请谒以悖之，使愚诏知，使不肖临贤，生民则致贫隘，使民则綦劳苦。是故百姓贱之如偃，恶之如鬼，日欲司间而相与投籍之，去逐之。卒有寇难之事，又望百姓之为己死，不可得也，说无以取之焉。孔子曰：“审吾所以适人，人之所以来我也。”此之谓也。
伤国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于民而巧，是伤国之大灾也。大国之主也，而好见小利，是伤国；其于声色、台榭、园囿也，愈厌而好新，是伤国；不好修正其所有，啖常欲人之有，是伤国。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权谋倾覆之人断事其外，若是，则权轻名辱，社稷必危，是伤国者也。大国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旧法，而好诈故。若是，则夫朝廷群臣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倾覆也。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则夫众庶百姓亦从而成俗于不隆礼义而好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则地虽广，权必轻；人虽众，兵必弱；刑罚虽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谓危国，是伤国者也。
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不楛矣。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槽，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此儒之所以曲辨也。
“译文”
国家政权，是天下最有力的工具；君主地位，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用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掌握国家政权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安定，最大的尊荣，它是聚集一切美好的源泉；不用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掌握国家政权和君位，就是最大的危险，最大的祸害，有它还不如没有它；等到这种情况到了最严重的程度时，君主想要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了，宋康王就是例子。所以，君主的地位是天下最有权势的地位，但是，不能自动地安定天下，要使天下安定就必须实行正确的治国原则。
所以，治理国家的人，遵循礼义可以称王于天下，确立信用可以称霸于诸侯，玩弄阴谋权术就会灭亡。以上三条，英明的君主都必须谨慎选择，是仁人必须明白的道理。提倡用礼义来治理国家，而不用别的东西去妨害它，做一件不合乎礼义的事，处死一个无罪的人而夺得天下，仁人不会这样做。他用礼义约束自己的思想和治理好国家，并像磐石那样坚定不移！凡是和他一道从事政事的人，都是遵循礼义的人；凡是颁布的国家的刑法制度，都是遵循礼义的法令；他所迅速地率领群臣追求的目标，都是合乎礼义的目标。如果这样，臣民都以礼义来景仰君主，基础就巩固了。基础巩固了于是国家也就安定了，国家安定了于是天下也就安定。孔子没有一点土地，但他真正用义来端正自己的思想，用义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并且表现于言谈中，成功的时候，他不被天下的人埋没，名声流传于后代。当今天下显赫的诸侯也真正用义来端正自己的思想，用义来衡量各种法令制度，并把它表现在政事中，反复强调按义进行赏罚，并自始至终加以贯彻。如果这样，他的名声就将显扬于天地之间，难道不像日月雷霆那样光明响亮吗！所以说：用礼义来统一国家，名声很快就会显赫于天下，商汤王和周武王就是例子。当初商汤王在毫地，周武王在镐地，都只有百里的地盘，后来却统一了天下，使诸侯称臣，凡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顺服从的，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借助了礼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遵循礼义可以称王于天下。
即使德行没有达到最完善的程度，道义没有完全具备，但是天下的治理基本具备了，惩罚、奖赏、禁止的、允许的，都能取信于天下，臣下都能清楚地知道哪些是可以相信的。政令已经颁布，即使看到有成败得失，也不失信于百姓；诸侯国之间缔结的盟约已经签定，即使看到有成败得失。也不失信于盟国。如果这样，那么就会兵力强劲，城池巩固，使敌国害怕；全国上下一致，约定明确，不失信用，盟国就会相信它，即使处于偏僻简陋地方的国家，威名也能震动天下。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间、越王勾践五霸就是这样的国家。他们并不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不是最推崇礼法，礼法制度也还不是十分完备，也不能使人内心信服，但他们注重方针策略，注意恰当安排劳和逸，注意积蓄财物，修制作战器械，如同齿牙上下相合一样互相信任，于是天下没有谁敢于抵挡它。所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闻、越王勾践，他们都是处于偏僻简陋地方的国君，可是他们的威望震动天下，他们的强大使中原国家感到危殆，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能取信于天下。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确立信用就能称霸于诸侯。
用号召功利来治理国家，不致力于张扬札义、始终如一地坚守信用，只贪求利益，对内不顾一切地欺诈老百姓以追求小利；对外不顾一切地欺诈盟国以追求大利。对内不治理好自己已经拥有的一切，却总是希望占有别人拥有的东西。如果这样，那么臣下百姓没有谁不跟着用欺诈的心思对待自己的君主。君主欺诈臣民，臣民欺诈君主，那么这样国家就会上下分崩离析。如果这样，那么敌国就会轻视它，盟国就会怀疑它，玩弄权术阴谋的风气就会一天天盛行，于是国家不可避免会削弱危殆，到了极严重的程度就会灭亡，齐闵王、孟尝君就是这样。所以他们治理强大的齐国，不是用修治礼义的方法，不是以政治教化为根本，不是用来统一天下，而是不断地以勾结招引别国、向别国扩张作为追求的目标。所以齐国的强大，向南足以打败楚国，向西足以使秦国屈服，向北足以打败燕国，在中原足以夺取宋国。但等到燕赵联军起兵攻打齐国时，就如同摇落枯叶一般容易，于是他们身死国亡，成为天下的奇耻大辱，后代人讲到恶果，就一定要拿这作为例证！这没有别的什么原因，只是因为他们不遵循礼义而且玩弄权术阴谋。以上三种情形，英明的君主应该谨慎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被别人制服。
国家，是天下最重要的工具，是最重的担子，不能不妥善地为它选择恰当的治国原则和人，然后安置它，把国家置于危险的治国原则上或托给危险的人就会危险；不能不妥善地为它选择正确的治国之道，然后去实行，治国之道污浊就行不通；国家危险、治国之道行不通，国家就会灭亡。对于国家的安置，并不在于划分疆界，而在遵循什么样的法则，任用什么样的人。所以实行王者之法，任用王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王天下；实行霸者之法，任用霸者之人去治理国家，就能够称霸于诸侯；实行亡国之法，任用亡国之人去治理国家，国家就会灭亡。这三条，英明的君主应该谨慎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
所以国家，是最重的担子，不用长期积累起来的正确的治国原则去治理，国家就不能巩固。所以国家，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这只是执政者的更迭，并非实质上的变化，只是改玉换步而已。一朝一代君臣任职的时间都是很短暂的，可是为什么还有千年之国安然存在呢？答道：这是因为他们援用那千年不渝真实可信的法度来治理国家，而且和那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士一道去实行的结果。人没有百岁的寿命，但有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士。这是为什么呢？答道：用那千年不渝真实可信的法度来掌握自己的人，这就是千年不渝信守礼法的人士了。所以同长期积累礼义的君子一道治理国家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同品行端正忠诚、坚守信用的人一道治理国家，就可以称霸于诸侯，同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人一道治理国家就会招致灭亡。这三者，英明的君主应该谨慎地选择，而仁人一定要弄明白。善于选择的人能制服别人，不善于选择的人被别人制服。
那些掌握国家的君主，一一定不能独自一人治理国家；既然这样，那么国家的强大、衰败荣耀、耻辱，就全在于选择好卿相了！君主本人有能力，卿相也有能力，像这样的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君主本身没有能力，但懂得这样很可怕于是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像这样的也可以成为强者。如果君主本身没有能力，又没有认识到这样很可怕而寻求有能力的人来辅佐，只知道任用阿谀逢迎的人和左右亲信，像这样的国家就会危险削弱。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就会导致灭亡。国家，立足于大处来治理它，它就强大；立足于小处来治理它，它就弱小。强大到了极点就可以称王天下，弱小到了极点就会灭亡，介于这两者之间就只能保存国家。立足于大处来治理的，就是以礼义为先以利益为后，于是不论亲疏，不顾贵贱，只求真正有能力就任用，这就叫做立足于大处来治理。立足于小处来治理的，就是以利益为先以礼义为后，于是不论是非，不管曲直，只知道任用阿谀逢迎的人和左右亲信，这就叫做立足于小处来治理。立足于大处治理就像那样，立足于小处治理就像这样；介于这两者之间，也就一些方面像那样，一些方面像这样。所以说：“纯粹立足于大处来治理国家的，可以称王于天下，方法驳杂的就可以称霸于诸侯，这两者都不是的只有灭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得到治理。礼义之所以能治理国家，好比秤能衡量物品的轻重，好比木工的墨线能去曲取直，好比圆规和曲尺能用来画圆取方，已经这样确定安排了它，就没有谁能够欺骗它。有首诗说：“如同霜雪那样覆盖大地，如日月那样光耀明亮；实行它就存在，不实行它就灭亡。”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国家危殆就没有安乐的君主，国家安定就没有忧愁的百姓。社会混乱，国家就危殆，社会治平，国家就安定。当今的君主，急于追逐享乐而缓于治理国家，这难道不是错得太厉害了吗？这好比是喜欢音乐美色，而安于自己没有耳朵和眼睛，难道不可悲吗？人的性情是，眼睛想看最好看的美色，耳朵想听最美的音乐，嘴巴想尝最美的味道，鼻子想闻最香的气味，心里想追求最大的安逸。这五种最大的欲望，是人的性情不可避免的。要满足这五种最大的欲望是有条件的，如果没有那些条件，那么就不能得到这五种欲望的享受。兵车万乘的大国可以说是土地广阔资源丰富了，加上还有治理国家，使国家富强的方法，如果这样就可以安然愉快没有祸患了，然后满足这五种最大的欲望的条件也就具备了。所以，许多的快乐，产生于社会治平的国家；许多的忧患，产生于社会混乱的国家。急于追逐享乐而缓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并不是真正懂得享乐的人。所以，英明的君主，一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国家，然后许多的快乐就都在这里面了。昏君，必然急于追求享乐而缓于治理国家，所以忧患多得数不尽，一定要到了身死国亡然后才罢休，这难道不可悲吗？想要得到快乐，却招来了忧患；想要得到安定，却招来了危殆；想要得到幸福，却招致了灭亡；这难道不可悲吗？唉呀！国君，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上面所说的话了！所以治理国家有方法，君主也有他的职责。至于需要几天才能治理详尽的事，要在一天之内依次办好，这就可以让各级官吏去办理，这些具体的事务不足以妨碍君主游玩休息、安享快乐。至于选择一位宰相用来率领文武百官，让他们都沿着正确的道路和方向努力，这就是君主的职责了。如果这样，就能统一天下，名声可与尧、禹相配。这样的君主，所主管的事虽极其简略却又十分周详，所做的事极其安逸却很有功效，端坐在竹席上，衣裳下垂拖洒在床席上，显得安闲自在，可是海内人士没有谁不希望他当帝王的。这叫做极其简单，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了。
君主，以善于任用人为有能力；普通百姓，以自己会做为有能力。君主能够役使别人做事。普通百姓，却不能把事务转移给别人。一个人管理一百亩土地，从事耕稼的必须竭尽他的全力去做，因为他不可能把事务转移给别人。当今君主一个人听断天下所有的事情，每天还有空闲，而要处理的事不多，这是由于他役使别人去做的缘故。大到拥有天下，小到拥有一个诸侯国，如果什么事情都要亲自处理然后才行，那么就没有比这更辛苦劳累的了；如果这样，那么即使是奴婢也不愿与天子更换地位。因此，治理天下，统一一四海，为什么一定亲自去做那么多事呢？事事都亲自办理，是服劳役者的办法，是墨翟的主张。选拔有道德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并委以官职。这是圣王的方法，也是儒者所严格遵守的原则。古书上说：“农民分田而从事耕稼，商人分货而从事贩卖，各种工匠分别做事而勤恳地做。士大夫分别职守而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君王分封疆土而管理国家，三公总管全国的方略而议论朝政，那么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对外都遵循上述原则，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均等公平的，没有一件不是治理得很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也是札法的总纲。
凭借方圆百里的地方可以夺取天下，这不假，这样做的困难在于君主要懂得小国如何夺取天下的道理。夺取天下，并不是说别人带着土地来跟随你的意思，而是你的治国之道足以统一人心罢了。如果那些人的心能够为我所统一，那么他们的土地怎么会离开我，而到别的国家去呢？所以方圆百里的地虽小，但他们的等级爵位，足以容纳天下的贤士了；他们的官位职事，足以容纳天下的能人了；遵循原有的法度，选择其中好的，明令采用，足以使那些喜欢利益的人顺服了。贤士都统一到这里，能人在这里都得到任用，喜欢利益的人在这里顺服，这三种人都具备，于是天下的人才全都在这里了，没有遗漏在外的了。所以，方圆百里的地虽小，但完全可以夺取天下的全部权力；实行忠诚信用，张扬仁义，完全可以取得天下所有的百姓。这两者（全部权力、全部百姓）都为我所用，于是就取得了天下，诸侯中归服晚的将最先遭受危亡。《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上说：“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没有谁不归服的。”说的就是统一天下人心的意思。
后弈和蜂门，是擅长射箭的人。王良和造父，是擅长驾驶车马的人。聪明的君主，是善于使百姓顺服的人。百姓顺服于是权势便随之而来，百姓不顺服于是权势便随之而去，所以称王天下的君主能做到使百姓顺服就可以了。所以君主想要得到擅长射箭的人，能射中远方微小的目标，那么没有比后弈和蜂门更好的了；想要得到擅长驾驶车马的人，能驾车快速到达远处，那么没有比王良、造父更好的了；想要治理和统一天下，制服秦、楚两个大国，那么没有比任用聪明的君子更好的了。聪明的君子所用的智慧很简略，他们办事不用劳苦而能取得非常显著的功名，很容易处理各种事情而又极其轻松愉快。所以英明的君主把他们当作宝贝，但是愚蠢的君主却把他们当作难于驾驭的人。
拥有天子那样尊贵的地位，拥有天下的富足，拥有圣王的名声，能制服天下所有的人，而别人不能制服他，这是人们的性情所共同具有的欲望，然而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这些。穿着色彩丰富的衣服，吃着丰盛美味的食物，有丰厚的财物使用，统治着整个的天下；饮食特别丰厚，音乐排场特别宏伟，台榭特别高大，园林兽苑很广阔，使诸侯臣服，使天下一统，这也是人们的性情所共同具有的欲望，然而只有天子的礼法制度是这样。制度已经颁布，政令已经完备，一般官吏违反法规就要处，死，三公和诸侯违反立法就要囚禁，各诸侯国，如有分裂行为就一定要消灭；名声昭著如同日月，功绩伟大有如天地，天下的人响应他如影相随，如声相应，这义是人们的性情所共同具有的欲望，然而只有称王天下的君主全部拥有这些。所以，人的性情，嘴巴喜欢吃美味的食物，但没有比王者吃到的食物味道更美的了，耳朵喜欢听音乐，但没有比王者听到的音乐更悦耳的了，眼睛喜欢美色，但没有比王者看到的色彩更丰富，美女更多的了，身体喜好安逸，但没有比王者享受到的清净安逸更愉快的了，内心喜好利益，但是没有比王者享受的财物更丰厚的了；王者拥有天下人所向往得到的一切东西，制服整个天下如同制服自己的子孙一样，一个人如果不是疯子或傻子，谁能看到这些不高兴呢！想要得到这一切的君主有很多，能辅助君主建立这种局面的士人也不绝于世，可是这样的君主、士人千年来不能遇合在一起，这是什么原因？答道：是因为君主不公正，臣子不忠于君主。君主排斥贤能的人而任用自己偏爱的人，臣子争夺职位而妒忌贤能的人，这就是他们不能遇合在一起的缘由。君主为什么不能做到广招贤士，不顾及亲疏，对贵贱不存偏私，只访求真正贤能的人呢？如果这样，那么臣子就不会看重职位，而把职位谦让给贤能的人，而安于追随在他们的后面；如果这样，那么舜、禹的政治局面立刻会到来。称王天下的大业立刻会兴起。功绩可以～统天下，名卢可以与舜、禹相配，事情还有比这更美好更快乐的吗？唉呀！国君。也该仔细考虑一下上面所说的话了！杨朱站在十字路口痛哭着说：“这一步只要走错半步，到觉察时将相差千里啊！”他为此而哭得很悲伤。用人也是关系荣辱安危存亡的十字路口啊，它比在十字路口上举步失误更为可悲。唉呀！可悲啊！君主，多少年来没有觉察到啊。
没有一个国家不具有使国家安定的法令制度，没有一个国家不具有引起国家混乱的法令制度；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德才兼备的士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品德不好的士人；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谨慎守法的百姓，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凶悍之徒；没有一个国家没有淳美的风俗，没有丑陋的习俗；优劣这两种情况在一个国家并存，国家尚可存在，偏于前者国家就安定，偏于后者国家就危殆；前者是完备的就可以称王于天下，后者是完备阿国家就将灭亡。所以，一个国家的法令制度是属于安定的，辅佐的臣子是德才兼备的，百姓是谨慎守法的，风俗是淳美的，如果上述四种情况都具备了，这就叫做前者是完备的。如果这样，国家不用战争便能战胜敌人，不用进攻便能获得土地，不用劳苦军队而使天下顺服。所以，商汤王凭借毫地，周武王在镐地，都只有百里的地盘，后来却统一了天下，使诸侯称臣，凡人迹所到之处没有不归顺服从的，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上述四种情况都具备了。桀、纣即使比拥有天下的势力还要大，但最后想求取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也不可能了，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因为上述四种情况都不具备。所以历代君主制定的法令制度虽然不同，照此看来，归根到底是一个道理：上一而王，下一而亡。
君主没有不特别爱护他的百姓的，而且用礼法来治理他们。君主对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政治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那么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亲近君主如同欢喜自己的父母一样，宁可被杀，也不能要他们不顺从君主。君臣上下之间，尊卑长幼之间，直到老百姓，没有谁不把这个原则做为最高准则的。然后都能从内心自我反省而谨守职分，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也是礼法的总纲。然后，农民分田而从事耕稼，商人分货而_从事贩卖，各种工匠分别事情而勤恳地做，士大夫分别职守而处理政事，诸侯国的君王分封疆土而管理国家，三公总管全国的方略而议论朝政，那么天子只要拱手端坐就行了。对内对外都遵循上述原则，于是天下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均等公平的，没有一件不是治理得很好的，这是历代君主共同的做法，也是礼法的总纲。
至于日复一日详尽地治理事物，衡量物品的优劣以便恰当地使用，使各种不同等级的人所穿的衣服有一定的规格，各种不同的宫室有一定的标准，跟随的仆从有一定的人数，丧礼、祭祀器具的使用都和等级规定相符合，把这些规定普遍恰当地运用到万事万物上，直至尺寸寻丈，没有一样不按照制度数量的规定然后才实行，那么这就是各级大小官吏的事情，不值得在君主面前陈述。所以君主，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正确，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真正是仁人，那么他自身就安逸，国家也得到了很好的治理，功业伟大而且名声美好，上可以称王天下，次之可以称霸诸侯。如果为本朝所确立的最高原则不正确，所任用总领政事的宰相也不是真正的仁人。那么君主自身劳苦，而且使国家陷入混乱，功业荒废而且名声羞辱，国家必然危殆。这是作为一个君主的关键所在。所以，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就可以取得天下，不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国家就危殆。不能恰当任用一人却说能恰当任用上千人、上百人，没有这种说法。既然能恰当地任用一个人，那么，自己还有什么劳苦的事要做妮？只要拖洒着衣裳轻轻松松就可以使天下安定了。所以，商汤王任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姜子牙，周武王任用召公，周成王任用周公旦。次一等的是五个称霸的诸侯，齐桓公在后宫之内，悬挂乐器，奢侈过度，一味追求游玩享乐，但他并没有被天下的人认为是追求享乐的人，他多次召集诸侯盟会，匡正天下大事，使诸侯和他一致，成为五霸中的首领，这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他懂得把政事交给管仲去专一地管理，这是君主必须遵守的要领。聪明的人很容易做到这点（恰当地任用人），致使国家兴盛，从而获得极大的功业名声。放弃了这点又有谁能够做得到呢。所以古代的人中，有杰出的功业名声的人，一定是遵循这个办法去做的；丧失他的国家，并危及到自身的，一定是违反这个办法的。所以孔子说；“聪明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多了，又能主管国家关键的事情，能不明察吗？愚蠢人的智慧，本来就很少，又偏要去管许多琐碎事务，这能不乱吗？”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治理国家的人已经确定了等级名分，那么君主、宰相和臣下百官就要谨慎地处理他们所应该听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他们所不该听到的事谨慎地处理他们所应该见到的事，不致力于处理他们所不该见到的事：对职权范围内所应该听到、见到的事，真正都能用统一的原则处理，那么即使处在偏远的地方，百姓也没有人敢不遵守职分、安于国家的制度而顺从君主的，这就是安定国家的象征。
君主治理国家的方法，是治理近处的事，不治理远处的事，治理明显的事，不治理暗处的事，治理主要的事，不治理烦杂的事。君主如果能够把近处的事治理好，那么远处的事自然会得到治理，君主如果能够把明显的事治理好，那么暗处的事也自然会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如果能够把主要的事处理恰当，那么其它各种烦杂的事也会合于法则。全面处理天下大事，每天还有宽余时间而且要办的事还嫌不够多，如果这样，这就是治理天下的最高境界了。既能够治理近处的事，又致力于治理远处的事；既能治理明显的事，又致力于看到暗处的事；既能使主要的事处理恰当，又致力于使各种事情合乎原则；这就是过分了，过分了和没有达到是一样的，就好比是竖起一根直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弯曲的一样。不能治理近处的事，又还致力于治理远处的事；不能看清明显的事，又还致力于看到暗处的事；不能使主要的事处理恰当，又还致力于使各种事情处理的合乎原则；这是违背事理的，就好比是竖起一根弯曲的木头但要求它的影子是直的一样。所以，英明的君主善于抓纲要，而昏暗的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君主善抓纲要，那么其他一切事务自然得到周详的处理，君主喜欢什么都管，反而所有的事情都荒废。君主的职责是，选好一个宰相，颁行一个统一的法令制度，明确一个主要原则，用此来统帅一切，照耀一切，并以此来考察它的成就。宰相，是选择各级官员的长官，总管各种政事的治理，来规定朝廷各级官员的职分，衡量他们的功劳，评定他们的奖赏，到年终把他们的成绩功劳呈报给君主。称职的就留用，不称职的就罢免。所以君主在选择宰相时是劳累的，但在使用宰相时就安逸了。
治理国家的人，能得到百姓尽力的就能使国家富有，能得到百姓为他拼死而战的就能使国家强盛，能得到百姓的称颂的就能使自身有名望。具备了以上“三得”，于是天下的百姓就会归顺他，失去了这“三得”，于是天下的百姓就会背离他。天下的百姓都归顺他，就叫做王者，天下的百姓都背离，就叫做灭亡。商汤王、周武王，遵循这个原则，实行这种大义，兴办天下人都认为有利的事，除掉天下人都认为有害的事，因而天下的人都归顺他们。所以，重视道德声望用来引导天下的人，明确礼义法度用来教导天下的人，用特别的忠诚信用爱护天下的人，崇尚贤人，任用能人，并根据他们能力的大小安排不同等级的职位，反复强调用爵位奖赏来重用他们，根据时节安排事情，量力而任用他们从而使他们协调一致；普遍地保护百姓，抚养百姓，如同养育婴儿一样。养育百姓特别宽厚，役使百姓极其合理，制定法令制度，是用来对待下层的老百姓的，如有丝毫不合理的东西，那么即使是孤独鳏寡的人也务必不要施加在他们身上。所以百姓如同尊敬上天一样尊敬君主，如同欢喜自己的父母一样亲近君主，愿为他出生入死而不会苟且偷生，这没有什么别的原因，是由于君主的道德确实显明，恩惠确实深厚。
动乱的社会就不是这样，用肮脏、散漫、欺凌、盗窃的行为引导百姓，在百姓面前公开暴露的是玩弄权术阴谋反复无常的伎俩，用唱戏的、侏儒、妇女等私下的请求来扰乱朝政，让愚蠢的人去教导有智慧的人，让不肖的人居于贤人之上，百姓则极端贫困，役使百姓则极其劳苦。因此百姓如同鄙视巫婆一样鄙视君主，如同憎恶魔鬼一样憎恶君主，每天都想等待时机一齐来抛弃和践踏他，背离和驱逐他。如果突然发生敌人入侵的事情，君主还指望百姓为他卖命，那是不可能的了，这种治国的做法毫无可取之处。孔子说：“仔细观察我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问样的态度来对待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危害国家的是什么呢？答道：让小人居于百姓之上耍威风，用小合礼法的手段从百姓身上巧取豪夺，这是危害国家的人灾难，大国的君主如果喜好重视小利，这危害国家；他对音乐美色、楼台亭阁、园林兽苑，越是得到满足就愈是喜好新奇，这危害国家；不喜欢对自已已经拥有的一切整顿治理好，却总是贪婪地想要占有别人拥有的东西晤，这危害国家。以上三种邪恶的念头红胸中，而且还喜欢让玩弄权术阴谋颠覆的人在外决断政事，如果这样，那么，君主的权力减轻名声受辱，国家一定危险，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大国的君主，不尊崇礼义，不谨守原有的法令制度，而喜欢欺诈。如果这样，那么朝廷中的大小官吏对于不尊崇礼义就随之形成一种风气，而好互相倾轧。朝廷中的大小官吏形成了这样的风气，那么，民众也就随之养成不尊崇礼义的风气，而好贪图私利。如果君臣上下都形成了这样的风气，那么即使土地广阔，权力必定减轻；人口即使众多，兵力必定衰弱；刑罚即使繁多，政令却不能下达。这就叫做危险的国家，这就是危害国家的人。
大儒就不这样做，他一定要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治理。朝廷里一定要推崇礼义而且明确贵贱等级的区别，如果这样，那么士大夫就没有谁不看重名节，不坚守法制的了。各级官吏也将遵守统一的制度，重视他的官职和俸禄，如果这样，那么各级官吏就没有谁不畏惧法令而遵守法度的规定了。对关卡和市场只查问而不征税，对文告规定的市价和所要禁止的事情公正不偏。如果这样，那么商人就没有谁不忠厚诚实而不欺诈了。让各种工匠按时砍伐木材，宽缓他们交货的日期，而使他们的技巧得到充分的发挥，如果这样，那么各种工匠就没有谁不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了。对城郊的农村要减轻农业的征税，减少对钱币的聚敛，减少劳役，不侵夺农民的农耕时间，如果这样，那么农民就没有谁不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上大夫看重名节坚守法制，这样那么兵力就强大。各级官吏畏惧法令而遵守法度的规定，然后国家的基本法令制度不会混乱。商人忠厚诚实而不欺诈，那么商人安业，财货流通，于是国家的需求就能得到供给了。各种工匠忠诚守信而不粗制滥造，那么器械用具就灵巧轻便，而资材也不会缺乏了。农民勤勤恳恳从事农耕而不从事其他的事情，那么就会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于是百业兴旺而不会荒废了。这就叫政令通行，风俗淳美。凭借这些来守卫国土就能巩固，凭借这些来出兵征战就能强劲莫敌，居守于自己的国家就享有名望，征伐别国就会有战功。这就是大儒所说的对各方面进行全面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