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痰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枸木必将待栝蒸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使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之人，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雎，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令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孟子曰：“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恶也。”曰：若是则过矣。今之人性，生而离其朴，离其资，必失而丧之。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所谓性善者，不离其朴而美之，不离其资而利之也。使夫资朴之于美，心意之于善，若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故曰目明而耳聪也。
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陶人埏埴而为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故工人斵木而成器，然则器生于工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圣人积思虑，习伪故，以生礼义而起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后然者，谓之生于伪。是性伪之所生，其不同之征也。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然则礼义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故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人有弟兄资财而分者，且顺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则兄弟相拂夺矣；且化礼义之文理，若是则让乎国人矣。故顺情性则弟兄争矣，化礼义则让乎国人矣。
凡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夫薄愿厚，恶愿美，狭愿广，贫愿富，贱愿贵，苟无之中者，必求于外；故富而不愿财，贵而不愿势，苟有之中者，必不及于外。用此观之，人之欲为善者，为性恶也。今人之性，固无礼义，故强学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礼义，故思虑而求知之也。然则生而已，则人无礼义，不知礼义。人无礼义则乱；不知礼义则悖。然则生而已，则悖乱在己。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故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无辨合符验，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设。张而不可施行，岂不过甚矣哉！故性痒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故栝之生，为枸木也；绳墨之起，为不直也；立君上，明礼义，为性恶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直木不待巢栝而直者，其性直也。枸木必将待栝烝矫然后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问者曰：礼义积伪者，是人之性，故圣人能生之也。应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埏埴而生瓦，然则瓦埴岂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斵木而生器，然则器木岂工人之性也哉？夫圣人之于礼义也，辟则陶埏而生之也，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本性也哉？
凡人之性
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今将以礼义积伪为人之性邪？然则有曷贵尧、禹，曷贵君子矣哉？凡所贵尧、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用此硬之，然则礼义积伪者，岂人之性也哉？所贱于桀、跖小人者，从其性，顺其情，安恣雎，以出乎贪利争夺。故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天非私曾、骞、孝己而外众人也；然而曾、骞、孝已独厚于孝之实，而全于孝之名者，何也？以綦于礼义故也。天非私齐、鲁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于父子之义，夫妇之别，不如齐、鲁之孝具敬文者，何也？以秦人之从情性，安恣雎，慢于礼义故也，岂其性异矣哉！
“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以仁义法正为固无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则唯禹不知仁义法正，不能仁义法正也。将使涂之人固无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而固无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邪，然则涂之人也，且内不可以知父子之义，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涂之人者，皆内可以知父子之义，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则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其在涂之人明矣。今使涂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质，可以能之具，本夫仁义法正之可知可能之理，然则其可以为禹明矣。今使涂之人伏木为学，专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县久，积善而不息，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可积而致。然而皆不可积，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为君子而不肯为君子，君子可以为小人而不肯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尝不可以相为也；然而不相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涂之人可以为禹，则然；涂之人能为禹，未必然也。虽不能为禹，无害可以为禹。足可以遍行天下，然而未尝有能遍行天下者也。夫工匠农贾，未尝不可以相为事也，然而未尝能相为事也。用此观之，然则可以为，未必能也；虽不能，无害可以为。然则能不能之与可不可，其不同远矣，其不可以相为明矣。
尧问于舜曰：“人情何如？”舜对曰：“人情甚不美，又何问焉？妻子具而孝衰于情，嗜欲得而信衰于友，爵禄盈而忠衰于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问焉？”唯贤者为不然。有圣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之知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则文而类，终日议其所以，言之千举万变，其统类一也，是圣人之知也。少言则径而省，论而法，若扶之以绳，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謟，其行也悖，其举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齐给便敏而无类，杂能旁魄而无用，析速粹孰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论曲直，以期胜人为意，是役夫之知也。
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儒效篇：“曷谓中，礼义是也。”，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循于乱世之君，下不俗于乱世之民；仁之所在无贫穷，仁之所亡无富贵；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共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授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
繁弱、巨黍，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橄，则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太公之阙，文王之录，庄君之曶，阖闾之干将、莫邪、巨阙、辟闾，此皆古之良刽也；然而不加砥厉则不能利，不得人力，则不能断。骅骝、骐骥、纤离、绿耳。此皆古之良马也；然而必前有衔辔之制，后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驭，然后一月而致千里也。夫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布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身日进于仁义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与不善人处，则所闻者欺诬、诈伪也，所见者污慢、淫邪、贪利之行也，身且加于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传曰：“不知其子视其友，不知其君视英左右。”靡而已矣！靡而已矣！
“译文”
人的本性是恶的，而“善”是后天人为的。
现在的人的本性，生来就贪图私利，顺着这种本性，于是人与人之间就要出现争夺，谦让也就丧失了；人生来就好忌妒仇恨，顺着这种本性，于是残害忠良的事情就会发生，忠诚信实便丧失了。人生来就有耳目的欲求，喜好听好听的，喜欢看好看的，顺着这种本性，于是淫乱的事情就会发生，等级制度和道德规范都丧失了。既然如此，那么放纵人的本性，顺着人的情欲，必然会发生争夺，出现违反等级名分、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从而导致暴乱；所以，一定要有君师和法制的教化、礼义的引导，然后才产生谦让，合乎等级制度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而导致社会安定。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性善，不过是后天人为的。
所以，弯曲的木头一定要依靠矫正弯木的工具加热矫正才能挺直；不锋利的刀剑一定要依靠磨刀石磨砺才能锋利。人的本性恶一定要依靠君师和法制的教化才能端正，懂得礼义，社会才能安定。如果人们没有君师和法制的教化，就会偏邪而不端正；没有礼义，就会违背社会秩序而社会不安定。古代的圣王因人性恶，认为人偏邪而不端正，违背社会秩序而社会不安定，因此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法令，来矫正整顿人的性情从而使他们端正，用来驯服教化人的性情从而引导他们。使人们都能遵守社会秩序，合乎道德规范。现在的人，只要能接受君师和法令的教化，积累了学识，遵循礼义的就是君子；放纵个人的性情，任意胡作非为违背礼义的人就是小人。由此看来，既然这样，那么人的本性恶是很清楚的了，性善是后天人为的。
孟子说：“人所以要求学习，是因为人本性是善的。”，答道：这不对！这是没有真正理解人的本性，而且是不了解本性与后天人为之间区别的一种说法。凡是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可能学到，也不是后天人为的。礼义，是由圣人制定产生的，人们只要经过学习就能得到，经过人为的努力就能做到。不可能学习，也不是人为的，而是自然生成的，叫做本性。可以经过学习得到，可以经过后天人为的努力达到的，就叫人为。这就是本性与人为的区别。
现在的人的本性，眼睛可以看见东西，耳朵可以听到声音，可以看东西的视觉离不开眼睛，可以听声音的听觉离不开耳朵。所以，眼睛清晰、耳朵清楚，不能因学习而得到，这是很清楚的了。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只是由于所有的人丧失了他们的这种本性，所以才变恶了。”答道：这样说就错了。如果人的本性生下来就脱离了它固有的自然素质，那就一定要丧失本性。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恶的就很清楚了。所谓“性善”，应该是不离开它固有的素质就是美的，不脱离它的固有的资材就是好的。“资、朴”和美的关系，心意和善的关系，就应该像视觉清晰离不开眼睛，听觉清楚离不开耳朵一样。
人的本性，饥饿了就想要吃饱肚子，寒冷了就想要穿衣取暖，疲劳就想要休息，这是人的情欲和本性；如果人饥饿了，看见年长的人就不敢抢先吃，这是为了要谦让；疲劳了却不敢贪图休息，这是为了要代替长辈劳动。儿子对父亲谦让，弟弟对哥哥谦让，儿子代替父亲劳动，弟弟代替兄长劳动，这两种行为，都是违反了人的本性，背离了人的情欲的。但是这是孝子遵循的原则，是礼义的规章制度。所以依从人的情欲和本性就不会有谦让了，有了谦让就违背了人的情感本性了。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性善不过是后天人为的。
有人问：人性恶，那么礼义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回答道：凡是礼义，都是由于圣人的后天努力而产生的，并不是从人的本性中产生出来。所以，制陶器的匠人把沾土调和制成陶器，那么陶器产生于陶器匠人人为的努力，并不是从制陶匠人的本性中产生。木匠砍削加工木头制成木器，那么木器产生于木匠人为的努力，并不是从木匠的本性中产生。圣人不断积累思虑，熟悉做各种人为的事，从而产生了礼义，建立了法度，既然这样，那么礼义和法度产生于圣人后天的人为努力，并不是产生于圣人的本性。至于眼睛喜欢看美色，耳朵喜欢听乐音，嘴巴喜欢尝美味，内心贪求私利，身体喜欢舒适、安逸，这些都是从人的情欲本性中产生，一有接触就自然那样，是不用依靠后天人为努力然后就产生的本性。有了接触而不能自然就那样，必须靠后天人为努力然后才能这样，这就叫做产生于人为努力。这就是“本性”与“人为”的产生，也是它们所具有的不同特征。所以，圣人改造人本性的恶，兴起后天人为的善，人为善的兴起便产生了礼义，礼义产生了，就制定法令制度。既然这样，那么礼义和法令制度是由于圣人才产生的。所以，圣人和普通人的相同没有差异的地方，就是本性一样；圣人所不同的并超过普通人的地方，就是因为后天人为的努力。喜好私利，并希望得到，这是人的情欲和本性。假如有人弟兄间分配物资财产，顺应人的情欲和本性，就都喜好私利而且希望得到，如果这样那么弟兄之间一定就会互相争夺；用礼义规范的教化去分配，如果这样，那么就能礼让于普通人了。所以，顺应的情欲和本性，弟兄之间就会争夺，接受礼义规范的教化，就会礼让于普通人了。
人之所以想为善，是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浅薄的希望变得深厚，丑恶的希望变得美好，狭隘的就希望变得宽大，贫穷的就希望富足，卑贱的希望高贵，假如本身没有它，就必定要向外寻求；所以，富足的不再希望有钱财，高贵的不再希望有权势，假如本身有了它，当然不必再向外寻求。由此看来，人之所以想要为善，正是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如果人的本性，本来没有礼义，因此就要努力学习求得有礼义。人的本性不懂得礼义，所以要经过思索考虑求得懂礼义。既然这样，那么就性本身来说，人是没有礼义的，也不懂的礼义的。人没有礼义社会就会混乱，不懂得礼义就会违背社会秩序，既然这样，那么就性的本身而言，悖乱就存在于性的本身之中。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善，不过是后天人为的。
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答道：这不对！凡是被古今天下人称做善的，是指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被称做恶的，就是指偏邪险恶违背社会秩序的。这是善与恶的区别。如果真以为人的本性就是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的，那么又要圣王做什么用呢？又要礼义做什么用呢？即使有圣王和礼义，还要在合乎礼义法度，遵守社会秩序上增加什么呢？今天看来不是这样，人的本性是恶的。所以，古时的圣人因为人的本性是恶的，认为偏邪险恶不端正，违背社会秩序而不安定，因而建立君主的权势来统治他们，彰明礼义来教化他们，兴起法度来管理他们，加重刑罚来禁止他们违法乱纪，使天下全都达到安定而有秩序，合乎善良。这就是圣王的治理与礼义的教化。今天倘若尝试舍弃君主的权势，没有礼义的教化，舍弃法度的治理。没有刑罚禁止违法乱纪，站在一旁观看天下人民的相互交往。如果这样，那么强者就会侵害、掠夺弱者，多数人就会欺侮、侵扰少数人。不要多久天下的人就会背逆作乱而各国相继灭亡了。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性善只不过是后天人为的。
喜好谈论古代事情的人，一定要有现今的事情做验证；喜好谈论天道的人，一定要有人的事情做验证。凡是谈论事情，以有证明、有根据为可贵。所以，坐下来讨论问题，站起来就可以布置安排，推广起来就可以实行。如今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这既没有证明，也没有根据，坐下来谈论它，站起来却不能够布置安排，推广起来也不可以实行，这难道不是错误得太厉害了吗？所以，讲性善，就离开了圣王，废除了礼义。讲性恶，就是赞许圣王，注重礼义。所以，矫正木器的工具的产生，是为了矫正弯曲的木材；绳墨的出现，是因为有不直的东西；设立君主，彰明礼义，是为了改造人的本性的丑恶。由此看来，那么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性善不过是后天人为的。
直的木头不依靠矫正的工具就自然是直的，因为它的本性就是直的。弯曲的木材一定要依靠矫正的工具把它加热矫正然后才会直，因为它的本性就不是直的。人的性恶一定要依靠圣王的治理，礼义的教化，然后才能达到社会安定，合乎善良。由此看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性善不过是后天人为的。
有人问道：“积累后天人为的礼义，这是人的本性，所以圣人才能制定出礼义来。”回答道：这不对。陶匠调制粘土和水制成了瓦，那么，制造瓦难道是陶器匠人的本性吗？木匠砍削木头制成木器，那么，制造木器难道是木工的本性吗？圣人制定礼义，好比陶器匠人调制泥土制成瓦一样。既然这样，那么，礼义是积累了人为的努力而产生，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大凡人的本性，尧、舜与桀、跖，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君子与小人，他们的本性也是一样如今把积累后天人为的丰L义视为人的本性，那么尧、禹还有什么可贵呢？君子还有什么可贵呢？尧、禹、君子之所以可贵的原因，就是因为能教化改变自己的本性，作出人为的努力，人为的努力兴起，礼义便产生了；既然这样，那么，圣人是因为积累了后天的人为努力而产生礼义，就好比陶匠和泥制造瓦一样。由此看来，礼义是积累了后天人为的努力而成的，这难道是人的本性吗？桀、跖、小人之所以被鄙视，是因为他们放纵自己的本性，顺应自己的情欲，习惯于胡作非为，达到贪图私利、争夺权势的目的。所以人的本性是恶的已经很清楚了，性善不过是后天人为的。
上天并不是偏爱孔子弟子曾参、闵子骞、殷高宗长子孝己，而看不起其他一般人，但是唯独只有曾参、闵子骞、孝己注重了孝道的实行，而且成全了孝子的美名，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尽力实行礼义的缘故。上天并不是偏爱齐国、鲁国的百姓，而嫌弃秦国人，但是秦人对于父子之间的道义，夫妇之间的分别，不如齐国人、鲁国人具备孝道和恭敬有礼，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秦国人放纵自己的情欲和本性，习惯于胡作非为，轻慢礼义，这难道是因为他们之间的本性不同吗？
“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为什么这样讲呢？答道：禹之所以成为禹那样的人，是因为他能实行仁义法制治国。而仁义法制有可以懂得、也有可以做到的道理，然而普通人都有可以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也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既然这样。那么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就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把仁义与法制视为本来就是不能够认识也不能够做到的道理，那么即使是禹，也不能懂得仁义法制，也不能实行仁义与法制。假使普通人本来就没有能够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而且本来就没有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那么，他在家中不能懂得父子之间的道义，在朝中不能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现在不是这样，普通人在家中能够懂得父子之间的道义，在朝中能够懂得君臣之间的准则。既然这样，那么，他可以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这些具备在普通人身上就已经很清楚了。假使普通人用他可以懂得仁义法制的素质和可以做到仁义法制的条件，按照仁义与法制可以懂得可以做到的道理去做，那么他可以成为禹这样的人便很清楚了。假使一个普通人，以从事实行仁义与法制为学习内容，认真思考深思熟虑，经过很长的时间的积累善行而不停息，那么他就能够达到最高的智慧，可以与天地的作用相配合了。所以，圣人就是普通人通过积累仁义法制而达到的。
有人说：“圣人可以通过积累习惯达到礼义，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这是为什么呢？”答道：可以达到但不可以强使人达到。小人可以成为君子，但他不愿意做君子，君子可以成为小人，但他不愿意成为小人。小人和君子，未必不可以相互对换，但是他们没有相互对换的原因，是因为可以这样做但不可以强使人这样做。所以普通人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这是一定的；普通人能成为禹那样的人。就不一定了。即使不能做到成为禹那样的人，也不妨害可以成为禹那样的人。脚可以走遍天下，不一定真有能走遍天下的人。工匠、农民商人他们未尝不可以相互对换为业，但未必能够做到相互对换着做事。由此看来，那么可以做到的事，不一定能够做到。虽然没有做到，也不妨害可以做到。那么，能不能做到与可不可以做到，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了。它们之间不能等同看待，也是很清楚的了。
尧向舜问道：“人情怎么样？”舜答道：“人情很不好，这又何必问呢？人有了妻子儿女，对父母的孝敬就减弱了，嗜好、欲望达到了，对朋友的诚信就减弱了，高官厚禄的愿望满足了，对君主的忠诚就减弱了，人情呀！人情呀！十分不美好，又何必问呢？”只有贤良的人才不这样做。有具备圣人智慧的人，有具备士君子智慧的人，有具备小人智慧的人，有具备劳碌争论诡辩的智慧的人。说话很多而又有条有理，合乎礼义法度，整天谈论他为什么这样主张的理由，说起话来千变万化，但总的原则只有一个，这就是圣人的智慧；话说得少，却直接了当，有条理而有法度，好像用绳墨来取直一样不偏斜，这是士君子的智慧；说话荒诞，行动违背礼法，做事多过错，这是小人的智慧。口齿伶俐但不合乎礼法制度，技能繁杂广泛，却又没有地方用得上，分析问题快而纯熟，但不合乎急需，不顾是非，不论曲直，只希望能胜过别人就满足了，这就是劳碌争论诡辩的人的智慧。
有上等勇敢的人，有中等勇敢的人，有下等勇敢的人。天下有礼义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先王有正道，敢于按先王的意思去实行；对上不因循乱世之君，对下不随从乱世之民；仁义存在，就无所谓贫穷。仁义不在，就无所谓富贵；天的下人了解他，就愿与天下人共享欢乐，天下的人不了解他，他就岿然自屹立于天地之间而无所畏惧，这是上等勇敢的人。礼貌恭顺，心意谦逊，重视信用，轻视财货，敢于把贤明的人推荐上去，敢于把不贤的人拉下来，这是中等勇敢的人。轻视自己，重视财货，安于祸乱而多方解脱，逃避罪责，不顾是非与事情对不对的实际情况，只希望以胜过别人为满足，这是下等勇敢的人。
繁弱、巨黍，都是古代的好弓，但是没有矫正弓弩的工具排橄的矫正，就不能自行矫正。齐桓公的宝剑葱，姜太公的宝剑阙，周文王的宝剑录，楚庄王的宝剑曶，吴王阖闾的宝剑干将、莫邪、巨阙、辟闾，这些都是古代有名的良剑，可是不经过磨刀石的磨砺就不会锋利，得不到人力使用，宝剑就不能斩断东西。骅骝、骐骥、纤离、绿耳，这些都是古代的良马，可是前面必须有马嚼子和马缰绳的配备，后面要有马鞭的威力，加上借助造父那样好驾手的驾驭，然后才能日行千里。一个人即使具有好的素质和好的辨别能力，也二定要跟着贤良的老师学习，选择好的朋友跟他交往。跟着贤良的老师学习，所听到的就是尧，舜、禹、汤的道理；能与好的朋友交往，所看到的就是忠诚、信用、恭敬、礼让的行为。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懂得仁义，这是由于观摩效法的作用使他这样的。假如跟不好的人相处，所听到的就是欺诈、虚伪的事情，所看到的就是肮脏、欺骗、下流、贪婪的行为，自己将遭受刑罚处死还不知道，这也是由于观摩效法的作用使他这样的。古书上说：“不了解他的儿子，看看他儿子的朋友就清楚了，不了解他的君主，看看君主左右的近臣也就清楚了。”这就是观摩效法的作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