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一样，也按照摄影机的原理运作。它没有其他运作方式，所有的科学都服从这个原理。这是因为，科学的本质就是处理符号，用符号记代替对象本身。毋庸置疑，这些符号和语言符号不同，因为它们比语言符号更精确，更有效。不过它们也紧紧连接在符号的普遍条件中，这种条件就是用局限的形式来标明现实的某个固定侧面。为了思考运动，头脑必须努力不断进行更新。符号的作用原本就是让我们用人工的重构物来替换事物的连续运动。但在实践中，这种人工重构物就相当于事物的连续运动，并且易于把握。不过，还是让我们把手段放在一旁，只考虑目标吧。科学的根本目标是什么？就是增强我们对事物的影响。思辨或许是科学的形式，与直接目标无关。这就是说，只要科学需要，我们可以赋予它任何荣誉。然而，无论评估科学的那一天被延迟到什么时候，我们总有一天要付出代价。总之，科学的目标始终指向实际用途。即使科学热衷于理论，它也注定要使自己的行为采用实践的普遍形式。无论科学飞得多高，它都必须随时准备降落行动的领域，立时就在行动领域落脚。如果它的节奏和行动本身的节奏截然不同，那它就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说过，行动通过跳跃前行。做出行动就是重新适应自身。因此，知晓（即为了行动而预见）就是从一种情形转到另一种情形，从一种安排转到另一种安排。科学可以去考察那些彼此之间越来越接近的重组，它可以因此增加它分离出来的那些瞬间的数量，但它总是要分离出那些瞬间。至于在这些瞬间的间隔中发生的情况，科学对它们的关心程度不会超过一般的智力、感觉和语言对它们的关心程度。科学不关注间隔，而关注极端。因此，摄影机的原理就自动地强加在我们的科学之上，一如它曾经自动强加在古人的科学上一样。
既然如此，那么，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我们说两者的区别在于，古人把物理规律缩减为生命规律，也就是说，缩减成类属的规律；而现代人则试图把类属分解为规律。不过，我们还必须从另外一个侧面看待两者的区别，并且，这个侧面仅仅是第一个侧面的转换了位置而已。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对待变化的态度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把这种区别表述为：古代科学只注意到对象的某些特定瞬间就认为自己充分了解自己的对象，而现代科学无论在任何一个瞬间都考察对象。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形式或观念，都对应于事物历史的特定瞬间或者显著瞬间，这些事物已经普遍被语言固定下来。
像一个生物的童年期或老年期一样，这些形式或理式被设想为标志出了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它们把事物的精华表现出来，而这个阶段的其余部分则被形式之间的转变（这种转变无关利害）填满。我们以落体为例说明这一点。如果我们把这个落体表述为一个整体，人们就会认为我们相当接近事实了。它是一种向下的运动，它是朝向中心的一种趋向，它是实体的天然运动——这个实体离开了它所属的地球，正准备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这些运动和趋向就标示出那个最终的条件，或者说那个极点，并把它确立为基本的瞬间。这个瞬间已经被语言保留下来，用以表达整体事实，同时它也能满足科学描述这个事实的需要。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正是使用“高”、“低”、自然换位和被迫换位、自身位置和陌生位置这些概念，来界定发射到空中的实体或者自由落体的。然而，伽利略却认为，并没有什么根本的运动，也没有特定的瞬间，要研究落体，就不涉及下落过程中的时刻。地心引力的真正科学，能够在任何一个时刻确定空间中实体的位置。因为这种符号实际上远远比语言需要的符号更为精确。
由此，我们就可以说，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的区别主要在于现代科学对时间进行了无限的分解。对于古人来说，时间中包含的整块阶段，其数量就和我们的自然知觉和语言在其中切割出来的连续事实的数量一样多，这些连续的事实中的每一个都具有独特性。正因如此，古人认为，这些事实中的每一个都只容许一个整体的界定或描述。当我们描述这些事实的时候，如果辨别各个阶段，我们得到的就是若干个事实，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事实，得到的就是几个整块的阶段，而不是一个单一的阶段。然而，我们总是可以假设时间能被划分为明确的阶段，而通过现实的明显关键点（类似于青春期的那些转折点）和新形式的明显释放，把划分的模式强加给了头脑。相反，对于开普勒和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家来说，时间并不能被它的填充物按照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客观划分。时间并不具有天然的清晰节点。我们能够，并且也应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去划分时间。所有时刻都在计算之列。没有哪个时刻有权表现或支配其他时刻。自然，只有当我们能够在任意一个时刻中确定是什么在变化的时候，才能了解这个变化。
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之间的这种区别非常深刻。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种区别是本质的。不过，从我们的视角来看这种区别，这种区别是程度之别，而不是种类之别。人类头脑通过逐步的完善，仅仅依靠对精确性的更高追求，就已经从第一种知识发展到了第二种知识。这两类科学之间的关系，就像用眼睛区分运动的阶段和用瞬时摄影更完整地记录这些阶段之间的关系一样。两种情况中有着相同的摄影机原理，但这种原理在后者当中达到的那种精确程度非前者可比。一匹马在奔跑，我们的眼睛观察到的主要是一种典型的基本姿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图式化的姿态。这种姿态是一种形式，它似乎辐射到奔跑的整个时段，因而填满奔跑的时间。雅典帕特农神庙的浮雕带上所雕刻出来的就是这种姿态。然而，瞬时摄影却可以分离任何一个时刻，它把所有的时刻排列开来，这样，马的奔跑就在一排图像上展开无数个连续姿态，而不是被混合成一个单独的姿态，这种单独姿态通常被假设为是在一个特定瞬间闪现出来的，意在展示整个奔跑阶段。
这个最初的区别，又产生了其他的区别。一种科学，如果依次考察绵延中的那些整块阶段，那它只能看到连续不断的片段和更替变换的形式。这种科学会满足于描述对象的数量，并且它把这些对象当做和有机生物相似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其中一个阶段的某个时刻发生了什么，那么，我们考察的对象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种情况下，从一个时刻到另一个时刻之间发生的那些变化就不再像假设的那样是性质的变化了，它们只是数量的变化。这种变化既可能是现象本身发生的变化，也可能是对象的基本组成部分发生的变化。因此，我们曾经正确地指出，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科学热衷于数量，并且其首要目标就是去度量数量。为了揭示这样一条属于我们所理解的科学知识类型的规律，古人的确进行过各种实验，而开普勒则根本没有做过任何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现代科学的明显特征，并不在于它的实验性，而在于它进行实验，更一般地说，现代科学只运用度量的观点进行运作。
正因如此，以下这个说法也是正确的：古代科学善于使用概念，而现代科学则致力于寻求规律，即变量之间的恒常关系。一个“圆形”的概念就足以使亚里士多德界定天体的运动了。但是，对于开普勒来说，即便有了“椭圆形”这个更为确切的概念，他也不认为自己能阐明行星的运动。他不得不揭示一条规律，也就是揭示行星运动的两个或若干个要素的数量变动之间的恒常关系。
不过，由这个根本区别导致的其他区别都仅仅是一些结果。
事实上，古人也偶然想到从度量的角度进行实验，或者去揭示一条表示数量之间恒常关系的规律。阿基米德原理就是一条真正的实验规律。它考虑了三种数量变化：物体的体积、浸没物体的液体密度，以及作用于物体的浮力。这个原理确实表达出其中一个数量是另外两个数量的函数。
因此，我们必须到别处去寻找现代科学与古代科学最根本的原初区别。这种区别，也是我们首先注意到的。古代科学是静态的，它把它研究的变化当成固定的片段，如果它把变化划分成一个个阶段，然后把每个阶段又当做固定的片段，这就说明，古代科学完全不考虑时间因素。然而，现代科学是以伽利略和开普勒的发现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这些发现随即为现代科学提供了一个模型。那么，开普勒发现了什么规律呢？这些规律确定了由行星绕日的半径向量描绘出来的区域与用于描绘这些区域的时间之间的关系，也确定了行星轨道的长轴与行星运行时间的关系。伽利略又发现了什么规律呢？他发现的规律把落体下落所占用的空间和下落运动占据的时间联系在一起。更进一步来说，如果在考察图形的时候，不把时间和运动考虑在内（事实上是以隐含的形式），那么，现代几何学的第一次伟大转变又怎么会产生呢？对于古人来说，几何学是一门纯粹静态的科学。图形是一次给定的，而且被彻底完成，就像柏拉图的理式那样。然而，笛卡儿几何学（尽管笛卡儿不认为这是几何学）的本质，却把任何一种平面曲线都看做是由一个点在一条可移动直线上的运动描绘出来的，这条可移动的直线沿着横坐标移动，并与曲线自身平行。这条可移动直线的移位被认为始终一致，于是横坐标就代表着时间。因此，如果我们能说明那条可移动直线所跨越的空间和跨越这个空间所用的时间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指出那个可移动点在其行程的任何一个时刻处于它经过的那条直线的位置，我们就能对这条曲线做出界定。这种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曲线方程。因此，用图形替换方程，就是去观察这个移动点在任何时刻里沿着曲线移动的实际位置，而不是把沿曲线进行的移动当做曲线已经处于完成状态，是一次完成，并被汇集在一个时刻中的运动。
因此，这就是使自然科学和作为其工具的数学得以更新的那种变革的指导思想。现代科学来源于天文学，它已经沿着伽利略描述出来的斜面，从天空降到了地面，因为正是通过伽利略，牛顿及其后的科学家才和开普勒发生了关联。那么，天文学的难题又是如何成为开普勒的问题呢？问题的关键在于确定各个行星在一个既定时刻里各自的位置，在于弄清如何计算行星在任何其他时刻的位置。就这样，所有物质系统的同样问题都由此呈现出来。每个物质点都变成了一个小行星，而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观念的难题，一旦得到解决，其他难题都会迎刃而解——就是在一个既定时刻里这些要素的位置，就是如何去确定它们在任意时刻的相对位置。诚然，对于一个图式化的现实来说，除非在异常简单的情况下，这个难题不可能用这些精确的术语表达出来。因为即使假设真正的物质元素存在，我们也绝不会知道它们各自的位置，甚至即使我们知道在一个既定时刻里它们处于什么位置，要计算它们在另一个时刻的位置，也往往需要一种人力所不及的努力。然而，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就是这些元素是可能被了解的，它们的当前位置也可以被标记出来，只要某种超人的智力能把这些资料付诸数学运算，就能够确定这些元素在其他任意时刻的位置。正是基于这个信念，我们才把自然的这个主题作为研究的对象，也正是基于这个信念，我们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所有静态的规律都当做权宜之计，或者是当做对动态规律的一种特定视点，而只有动态的规律才能为我们提供完整而明确的知识。
现在，我们能做出的结论是，现代科学和古代科学的区别，不仅在于现代科学寻求规律，也不仅在于现代科学的规律表明了数量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必须补充一点，那个我们希望能够联系其他所有数量的数量，就是时间。最重要的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那种把时间当做独立变量的渴望来定义现代科学。然而，现代科学所涉及的时间又是什么呢？必须根据现代科学的一种渴望去界定现代科学，这种渴望就是把时间视为一个独立的变量。但是，现代科学所涉及的时间，究竟是什么样的时间呢？
在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并且无论怎样重复也都不过分，关于物质的科学，其运作方式和日常知识的运作并无二致。物质的科学完善日常知识，增强了日常知识的精确性，扩大了日常知识的范围，不过，它沿着日常知识的同一方向运作，并且使日常知识的同一机制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日常知识因受到摄影机原理的制约而无法去把握（运动意义上的）变化，那么，物质的科学也同样无法把握这种变化。无疑，这种科学按照我们的意愿，从它考察的时间间隔中区分出了大量的时刻。无论它停留的时间间隔有多小，它都能够允许我们在必要时进一步对时间进行分割。古代科学止步于某些所谓的“本质时刻”，而现代科学则与此相反，它并不在意时刻的长短。但是，现代科学一直在考察时刻，一直在考察虚拟的停止点。总的来说，现代科学始终在考察静止性。
这也意味着，科学知识没能把握被视为流动的真实时间，即被视为存在的根本运动性的真实时间。在我的前一本书中，我们已经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们再次提到了这个观点。但是，为了澄清一些误解，我们仍然有必要再次阐述这个观点。
实证科学谈到的时间，指的是某个运动体T在其轨道上的运动。实证科学选择这个运动作为时间的代表，并且从定义上来看，这个运动是匀速运动。一些点把运动体的轨道从起点T0开始分割成相等的部分，我们把这些点称作T1、T2、T3等等。当运动体经过T1、T2、T3……这些点的时候，我们就说1、2、3个时间单位已经流逝过去。同理，考察宇宙处在某个时间t尽头的状态，就是考察当时间T运动到其进程的Tt点时宇宙的位置。然而，时间的流动本身给意识带来的影响却更少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因为这里纳入计算的，是从这种流动上取出的T1、T2、T3……这些点，而绝不是流动本身。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尽量缩短我们所考察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意分割两个相邻分割点Tn和Tn 1之间的间隔。但是，我们处理的始终是一些点，并且仅仅是一些点。我们为运动体T的运动所保留的，仅仅是从它的轨道上取出的位置点。我们为宇宙中其他所有的点所保留的，也仅仅是从它们各自的轨道上取出的位置点。根据运动体T在分割点T1、T2、T3……上的虚拟停顿点，我们为所有其他处于各自经过点的运动体设定了一个相应的虚拟停顿点。当我们说一个运动或者其他任何变化占据了一个时间t，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标记出这种关联的一个数字t。因此，我们已经计算了共时性的东西，但还没去关注时间从一个时刻向下一个时刻的流动。其证据在于，我可以改变宇宙在一种意识中的流动速度，而这种意识独立于宇宙，并且这种意识通过对宇宙的相当数量的感觉，能够感知变化，而无论这种变化是什么。因为T的运动会参与这种变化，而我既不需要改变方程式里的任何东西，也不需要改变构成这些方程式的数字。
更进一步来说。假设时间流的速度是无限大。就像我们在本书开始时所说的那样，想象运动体T的轨道是一次性给定的，而物质宇宙的全部历史，其过去、当前和未来都同时分布在空间里。
宇宙历史的时刻像扇面一样展开，在这些时刻和那条按照定义被称做“时间进程”的线上的分割点T1、T2、T3……之间，同样存在着数学关联。在科学家眼里，一切都没有变。然而，如果时间就这样自动分布于空间中，并且接连发生的事物被并置在一起，那么科学告诉我们的知识就没有什么可改变的，我们也只能据此得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既没有考虑到其中具体的连续性，又没有考虑其间流动物的时间。它丝毫没有意愿去表达在连续性和绵延中撞击我们意识的那种东西。它不再热衷于变化（变化就是指正在运动），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随处设置的桥梁上，水流就在桥下流动。
连续性依然存在，我能够意识到它的存在，它是个事实。当一个物理过程发生在眼前，我的知觉和我的好恶都不能去加速或延缓这个过程。物理学家看重的是这个过程所填充的那段绵延单位的数量；他并不关心这些单位本身，而正是因为这样，世界的连续状态才有可能在同一时间分布在空间里，而无须科学家去改变他科学中的任何东西，也无须再谈论时间。但是，要考察人类这样的有意识生物，至关重要的却恰恰是这些单位，因为我们并不计算时间过程的端点，而是感觉过程，体会过程。因此，我们的意识，就把这些间隔当做确定的间隔。让我们重新回到第一章提到的一杯水和白糖的例子上，我必须等待白糖溶化在水中，这是为什么呢？在物理学家看来，这个现象的绵延是相对的，因为这个绵延已经被简化成一定数量的时间单位，而这些单位本身无关宏旨；但对于我的意识而言，这个绵延却是绝对的，因为它迎合了某种程度的渴望，这种渴望是严格确定下来的。这种确定从何而来？那种迫使我等待的东西，那种强加给我，让我等待一定长度的心理绵延、我却无能为力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如果连续性（仅就这个词区别于纯粹的并置这层含义而言）不再产生真实的作用，如果时间不是一种力量，那么，宇宙为什么会以一定的速度（这种速度被我们的意识当做真正的绝对）展开各种连续状态呢？它为什么要用这个特定的速度、而不是用其他的速度去展开这些连续状态呢？它为什么不用一种无限的速度去展开呢？
换句话说，为什么所有事物不像摄影机胶片那样一次给定出来呢？我越多思考这一点，我就越是认为如果未来必定出现在当前之后，而不是置于当前旁边，那么，其原因就在于在当前的时刻中，未来尚未完全确定。如果这个连续占据的时间不是数字，如果在意识看来，绝对价值和现实性已经被装进意识，那么，其原因就在于某种不可预见的新事物始终不断地被创造出来，这些新事物实际上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诸如一杯糖水那样人为隔离的系统里，而是出现在具体的整体当中，而所有此类系统都是这个具体整体的组成部分。这个绵延或许不是物质自身的事实，而是重新登上物质进程的生命事实，这两种运动依然相互依赖。因此，宇宙的绵延必定是一种给创造留下空间的绵延，创造能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当孩子做拼图游戏的时候，他会把分开的图片拼在一起，重新构成一幅画。他练习的次数越多，他完成拼图就越快。另外，当孩子从商店买来拼图，打开拼图盒子的时候，重构出来的现成拼图也会同时呈现在他眼前。所以，重构拼图的操作并不需要一个确定的时间；实际上，从理论上说，这不需要任何时间。这是因为，结果是已经给定了。因为那幅图画已经被创造出来了，若要获得那幅图画，所需要做的仅仅是重新组合、重新排列；这项工作可以假设为完成得越来越快，甚至是无限快，直到能够几乎在瞬间完成。然而，对于从心灵深处创造出这幅画的画家来说，时间就不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了，它并不是一种可以随意延长或缩短而内容也不发生变化的时间间隔。画家工作所占据的那一段绵延，就是他工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压缩或者延长这个绵延，都会改变填充这个绵延的心灵演进，也会改变作为其目标的创造活动。这个创造工作所占据的时间就是创造本身的时间。
形式正是被赋予给具有不同程度变化和尺度的思维。这是一种生命过程，类似于观念的成熟过程。
画家站在画布前面，调色板上有各种颜色，模特儿坐在那里——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切，同时，我们也知道画家的风格，那么我们能否预见画布上将要出现的东西呢？我们掌握了这个问题的全部要素，我们也知道如何按照抽象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幅肖像肯定会与模特儿相像，也会符合画家的风格。然而，那个具体的结果中所包含的、作为艺术作品全部内容的东西，却仍然无法预见。正是这种“无”占据着时间。作为物质的“乌有”，把自身创造为形式。这个形式的萌发和绽放被伸展到一个固定长度的绵延之上，而这个绵延和形式的萌发与绽放具有同一本质。
大自然的造化也是如此。它们的创新来自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冲动就是进展和连续的冲动赋予连续性的一种特殊的优点，或者把自身一切优点赋予连续性。这种优点毕竟使连续性（或者说，在时间中相互渗透的连续性）免于被缩减成空间里一种纯粹的并置。正因如此，在物质宇宙的当前状态中预测生命形式的未来，预测尚未到来的历史如何展开，才真正是荒谬可笑的。但是，我们很难觉察到这种荒谬性，因为我们的记忆已经习惯于把它依次察觉到的条件并列起来，因为我们的记忆总是用叠置的形式来表现过去的连续。实际上，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恰恰因为过去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东西，是死去的东西，它已经不再能创造，不再是生命了。因而，即将到来的连续变化会作为过去的连续变化而终止，我们企图说服自己可以用对待过去绵延的方式，来对待将来的绵延；即便是在当前，将来的绵延也可以被展开，然而这个将来已经卷进这个绵延中，它已经被画在画布上了。当然，这只是个错觉，但却是个天然形成而且难以消除的错觉，这个错觉会一直存在于人类的头脑中。
时间要么是发明创造，要么就什么都不是。但是，物理学并不把“时间—发明”纳入自己的考量范围，因为实际上物理学局限于摄影机的方式中。它只能计数构成这种时间的事件与运动体T在其轨道上的各个位置之间的共时性。它把这些事件从整体中分离出来，但整体每时每刻都在创造新的形式，并且把新的形式传达给这些事件。物理学抽象地考察这些事件，仿佛它们不在生命整体之内，这也就是说，仿佛它们处在空间中展开的时间当中。
它只保留事件或者事件的系统，而这些系统则可以被隔离出来，却不会产生过分的变形，因为只有系统本身才符合物理学方法的应用。我们的物理学，在它懂得如何隔离出这些系统的时候，它就开始树立自身的地位了。总体而言，现代物理学和古典物理学的区别就在于，现代物理学考察任何一段时间中的任意一个时刻；它的全部基础，就是用“时间—发明”代替“时间—长度”。
看起来，伴随着这种物理学的发展，第二种知识似乎也成长起来，它应当能够把物理学遗漏的东西保留下来。对于绵延的流动本身，科学既没有、也不能把握住，因为实际上科学只能使用摄影机的方式。这第二种知识不应再使用摄影机的方式。它应当唤起头脑摒弃它最珍视的习惯。这种知识应当借助于一种同情的努力，把我们转移到变化内部。这样，就不会有人问我们这样的问题：运动体会处于何处？系统会是何种形态？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中，变化将会经历哪些状态？时间中的各个时刻（这些时刻其实只是我们注意力的停顿点）将不再存在；而我们想要追随的，正是时间的流动，正是真实的流动本身。第一种知识赋予我们预见未来的能力，使我们能在某种程度上支配事件。但是，这种知识所保留下来的运动现实，到头来仍然不过是静止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头脑从运动现实中获得的见解。它把真实象征化，把它转移到人的头脑中，而不是去表达真实。而第二种知识（如果真有这种知识的话）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它不会增强我们自然的力量，甚至会反过来去对抗智力的某些天然意愿。但是，如果这种知识获得成功，那么，它恰恰就能够牢牢把握现实，并能最终掌控现实。这样，我们不仅可以使智力习惯于把自己装入运动内部，以完成智力及其关于物质的知识，而且可以通过发展另外一种补足智力的机能，向真实的另外一半敞开视界。因为只要我们面对真正的绵延，就能立即发现它就是创造；而如果说正在消失的东西也在延续，那么，其原因只能是它们与自我创造的东西不可分割，紧密相关。这样，宇宙连续发展的必然性就出现了，或者应该说，真实生命的必然性就出现了。从这个新的角度来看，在我们这个星球表面所发现的生命中就能看到这一点，生命的发展方式和宇宙的发展方式相同，并且都是物质性的逆反。总之，直觉会添加在智力之上。
我们越多思考这一点，我们越能发现，现代科学所暗示出来的，正是形而上学的这个概念。对于古人来说，的确可以在理论上忽略时间，因为事物的绵延只表明对事物本质的缩减，而科学必须处理的，正是这种静止的本质。然而，变化却只是一种努力，其目的在于造就实现自身的一种形式，它只能是我们了解的这个实现过程。无疑，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古代哲学认为我们无法察觉没有物质的形式，它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在某个基本时刻去考察变化顶点的对象，我们就可以认为恰好碰到了易于理解的形式。我们的科学所掌握的，正是这种易于理解的形式，这种理想的形式，也可以说是限定的形式。这个金块当中，显然包含了被我们称为“变化”或“转变”的零钱。这种变化逊于存在。而把这种变化作为对象的知识（如果可能存在的话）也会逊于科学。
然而，一种科学如果把时间的全部时刻都放在同一个等级上，那它就不会承认任何基本的时刻，不会承认任何终点，也不会承认任何顶点；而变化也不再是对本质的缩减，绵延也不再是对永恒的稀释了。时间的流动就是现实本身，我们研究的事物就是流动的事物。确实，对这种流动的现实，我们只能采用共时性的视角。但是，正因如此，科学知识才必须求助于另外一种知识来完善自身。当时间被当做一种降级，而变化被当成对来自全部永恒性的形式的缩减时，科学知识的古典概念就终止了；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新概念贯彻到底，我们就会看到，时间中存在着绝对的发展成长，而事物的进化中存在着对不断更新的形式进行的连续创造。
自然，这会从古人的形而上学中分离出来。古人只看一种明确了解事物的方式。他们的科学中包含着一种分散的、片段的形而上学，而他们的形而上学中则包含着一种集中的、系统的科学。他们的科学和形而上学，顶多只是同一胚芽发展出来的两个物种。相反，我们假设科学和形而上学是两种虽然互补、却仍旧对立的认知方式：科学只保留瞬间，也就是保留那些无法持续的东西；而形而上学则与绵延本身相关。因此，在一个如此新颖的形而上学概念和传统概念之间犹疑不定也就十分自然了。用这种新科学去重复那些已经被旧科学证实了的东西，把我们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看做一次完成的，并且一成不变的，并且像古希腊人那样，把这种知识称为形而上学，这对我们来说具有强烈的诱惑。
因此，除了哲学可能已经开辟的那条新道路以外，旧的道路依然开放着，而物理学实际上走的就是那条旧路。况且，物理学所保留的，仍然只能是同时被分布到空间里的时间，因此，同一方向的形而上学，就必定会把时间看做好像既不创造、也不消除任何东西，并把绵延看做好像是毫无效力的。如同现代人的物理学和古代人的形而上学一样，它局限于摄影机的方式，以这样一个结论作为终点，从一开始它就默认了这个结论，它原本就包含着这个结论——一切都是已知的。
在我们看来似乎是确定无疑的两条路上，形而上学起初却在徘徊。这种徘徊在笛卡儿的哲学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方面，笛卡儿也肯定了普遍的机械作用，从这个观点看，运动就是相对的，并且，由于时间的现实性和运动的现实性相当，其结论自然就是过去、当前和未来都来源于完全的永恒性。然而，另一方面（而这就是笛卡儿并未得出这些极端结论的原因），笛卡儿则相信人的自由意志。他把人类行动的不确定性叠加在物理现象的确定性之上，其结果自然就是把一种包含着发明、创造和真正连续的时间叠置在了“时间—长度”之上。他用神来支持这种绵延，这个神不断地更新着创造的行动。由于这个神涉及时间与变化，并且维持时间与变化，他就必然要把自身的某种绝对现实传送给它们。当笛卡儿使用第二种观点时，他谈到的运动，甚至谈到的空间，就像是一种绝对的东西。a 笛卡儿，《哲学原理》（Ⅱ）第29节。
笛卡儿本来并不打算走这两条路的任何一条，但实际上却依次走上了两条路。第一条路会引导他否定人的自由意志，否定神的真正意志。超人智力会在一个瞬间或在永恒中立刻把握全部有效的绵延，并把宇宙当做已知的东西。相反，第二条路会把他引向对真正绵延的直觉所包含的全部结论。创造将不仅表现为被延续的创造，而是表现为连续不断的创造。作为整体的宇宙将会真正地进行演化。不能再由当前确定未来，我们至多能说，未来一旦被理解，就能够在它的种种前件中重新找到它，就像一种新语言的发音能够用旧字母表上的字母来表达一样，只要我们同意扩大这些字母的价值，并且反向地赋予它一些发音，而旧有声音的任何组合都无法预先产生这些声音。最后，这种机械论的解释可能仍然非常普遍性，因为这种解释的确能被扩展到任意数目的系统中，这些系统是我们从宇宙的连续性当中任意切割出来的。但是，这样一来，机械论就变成了一种方法，而不再是一种学说了。
a 笛卡儿，《哲学原理》（Ⅱ）第36节以后。
它会表达这样一个事实，即科学必须按照摄影机的方式进行运作，而科学的功能则是分析事物流动的节奏，而不是使自己适应那个流动。这就是提供给哲学的两个形而上学上对立的概念。
哲学选择了第一个概念。哲学做出这种选择的原因无疑就是头脑具有用摄影机方式处理现象的趋向，这种方式对于我们的智力来说是如此自然，又如此切合我们科学的需求，以至于我们必然会感觉到我们无法思辨，从而在形而上学中否定它，几乎就是必然的事情。不过，古代哲学也对这种选择产生了影响。古希腊的艺术永远值得称颂，而他们创造出来的一种超乎感觉的真实，就和他们创造出来的可感之美一样，具有无穷的魅力，令人难以拒绝。只要我们想把形而上学变成一种系统的科学，就会立即滑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去。而只要我们被吸进古希腊哲学家活动的那个引力圈内，就立刻会沿着他们的轨道行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