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原是齐文化与鲁文化的合称，在西周建国之前，他们同属于东夷文化的范畴。西周封藩建国后，齐、鲁以泰山为界，被分封在原东夷地区，是齐鲁文化分野的开始。
齐文化与鲁文化本为同宗同源，只是由于两国所处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传统和文化渊源，特别是治国方针的差异，从而逐渐产生分化，在鲁国形成了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齐国则更多地吸收了早期东夷文化，不断地拓新发展，逐步形成了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学术文化。
要谈齐鲁文化就不能不提商周，其人其事对于后期齐鲁文化的分合有着必然的联系。
在殷商晚期，纣王自恃国力强大，大兴土木，耗巨资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建豪华的宫殿园林，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以致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而纣王受妲己迷惑，耽于酒色，朝朝笙歌，暮暮曼舞。并听信妲己谗言，建炮烙之刑以对付那些敢触龙颜直言犯谏的忠良之士。由于殷纣王荒淫无道，及穷凶极恶的横征暴敛、残害忠良等令人发指的行为，搞得朝野上下怨声载道，有识之士人人自危，以致形成大臣不亲，小民疾怨，人心背离这样不可收拾之局面。
关于纣王残害忠良，其典型的就有比干剜心一例。比干是商纣丞相，殷商沫邑（今河南卫辉）人，殷商之宗室，纣王三大忠臣之一。比干一生刚直不阿，忠君爱国，倡导“民本清议，士志于道”，是历史上有名的敢于进谏、又不惜以死抗争的诤臣。他认为“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针对纣王妃子妲己之媚乱祸国，比干对纣王直言犯谏：“不修先王典法而用妇言，大祸不远矣！”因而开罪于纣王与妲己。
比干与姜尚在当时均被称为不世出之贤人，可惜比干所托非人。关于比干剜心，民间有这样的传说：比干在直谏纣王无效后，就在摘星楼三天三夜不出，指责纣王杀皇后、杀大臣、谪太子暴行，并大骂妲己祸乱天下。妲己早就对比干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于是对纣王称病，百医无效，纣王问其法，妲己说：我的病除非食用一颗七窍玲珑之心，否则是好不了的。纣王此时也恼恨比干的固执，也决意除掉这颗眼中钉。那时在外界正有传比干生“七窍玲珑心”之说法，纣王对比干说：“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于是比干被剜心。姜尚早就预料到比干有此祸，信致比干说，去心后，即骑快马南行，路不得停。妲己即命人中途喝卖无心菜，比干好奇因问：菜无心怎活？卖菜人回答：菜无心可活，人无心不得活。于是比干跌落马下死去。这个故事为少时自父亲处得来，后来知其出于《封神演义》。无论正史野史，总之比干被纣王剜心史实无疑。纣王宠狐媚远忠良，用现在时兴的话来讲，可以美其名曰不爱江山爱美人，而无论何时，爱美既过，以致色乱殃国，着实为一历史性的大悲剧了。回到江山社稷的话题，比干之死于妇人手，无异于纣王自毁股肱，就臣民之心，已是众叛亲离。由此，殷商江山大致已失去了半壁。
于此时，位于殷商西部的周氏部族由于西伯姬昌（后为周文王）倡行仁政，重视发展经济，力奉勤俭立国和裕民政策，政治上日渐呈现社会清明、人心安定、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其时，商末三贤的比干被杀，箕子被囚为奴，微子启惧祸出逃，太师疵、少师强等一干人也纷纷投靠周，四边诸侯也望风归附，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谋略家的姜子牙也在这一时期被周文王相机纳入其麾下，也就是姜太公不钓鱼而钓王侯的故事，这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一个事件。姜子牙的适时加盟，对正求贤若渴的周文王来说，无异如虎添翼。周在姜的辅佐下，势力很快强大起来。
周蓬蓬勃勃的兴起对处于强弩之末的商来说是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纣王怀疑文王欲图谋商之天下，遂将周文王拘捕在都城的监狱里。姜尚、散宜生等文王部属于是广求天下美女和奇珍异宝，献于纣王。据说，纣王见了美女与珍宝，高兴得眉开眼笑，说：“光一样就可以赎姬昌了。”遂释放了文王。文王的获释对于纣王来说无异于放虎归山，是纣王愚笨吗？或是鼠目寸光？皆否也。《荀子·非相篇》这样描述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记》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可见，商的灭亡并非偶然，也并不是机锋难解，只不过是利令智昏，也是色令智昏，而天道于其时，假于人祸，由其自取罢了。
周武王分封齐鲁等诸侯国是出于政治需要，与商的亡国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
对于纣王在位时期对人民的统治及其亡国原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及不同国度不同人群中有着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关于纣王诸多的罪状都是后人在不同时期根据需要一条条织就强加上去的。再有就是后期的文学作品《封神演义》在民间的广为传播，纣王在不明真相的大众思维中就被进一步地魔鬼化了。时至近现代，对于殷商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有学者认为纣王其实并不如人们传说中那样的残暴无道，他统治期间的人民也没有出现所谓的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之情形，之所以一步步地将纣王衍化为一个昏庸无道的暴君，完全是出于后期政治统治的需要。中国历来有“胜者为王败者寇”之说法，或许这是对人们何以口口相传纣王无良丧国之所能给予的最合理解释了。
西周帝王们也大抵不过如此。对纣王江山早怀二心的西周对乘人之危取纣王江山而代之这一行为，肯定要给自己找一个合理的借口以对天下有所交代，以显示其伐纣正义性，他们甚至可以通过御用文人大量的歪曲宣传，把商的亡国归咎于“女祸亡国”。于是一个柔弱无助的女性妲己就如夏桀的妹喜、周幽王的褒姒、唐明皇的杨贵妃一样李代桃僵，成为了政治覆亡的祸水。
亡国后的商朝遗老遗少们并不认为他们的纣王有那么坏，所以他们根本就不买周“拯救他们于水火”的这份情，他们念念不忘的仍是他们曾经的王朝。伯夷、叔齐就为商守节不食周粟而死。因而怎样处置商朝遗留下来的权臣贵族、官宦将士，就成了周武王灭商建国后所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周灭殷及其属国五十余个，转眼之间即由一个邻边小邦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周武王所要面临的形势是以“小邦”之势而辖大国之威，加上他伐纣灭商所谓的正义性也颇为人所质疑，因而对于人们是否甘于服从其统治，能否使政局稳定下来，他心里实在没底。汉人刘向编撰的《说苑·贵法》里就记载了武王的这种担心：武王克殷，召太公而问曰：“将奈其士众何？”从这简单的问话及后来太公、召公、周公等的对答，都不难看出其当时面临形势的严峻性。果然在其后不久，就接连发生了几起东部沿海地区殷人和东夷人反周叛乱事件。在东征平定武庚和商奄叛乱之后，周武王为了项固和扩大王朝统治，有效地管理和镇抚邦国，决定按功行赏，实行以周王室为中心的分封政治制度，即所谓的“封邦建国”以拱卫周室。周公和姜太公属于首封之列，分别被封于商奄和薄姑旧地，建立鲁国和齐国，以镇抚东方殷人和夷人。
封邦建国是齐鲁文化分野之初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