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有一只白瓷缸儿。
瓷缸儿很破旧。掉瓷处，露出铁皮，铁皮经风历雨，便形成一块块锈痕，如同它被岁月消磨得已年迈力衰的主人。
每次经过那个路口，我都要向里面投掷两枚硬币。
守候着它的老妇人听见响声，便将头埋下，以额触地，发出“咚咚”两声。那一头已然花白的头发便在风中飘动，像一片悲怆的云、一首凄凉的诗……
我知道，她或许并不十分窘迫，或许并非生计皆无，或许就是以此为职业，像一座尚未停摆的钟表，每天依照惯性来到这个路口，如同我被生活驱使，每天要到编辑部上班一样。
然而，我终不能漠视那头白发。
那头白发，使我想起幼时的风车、鞭炮、荷包蛋和糖葫芦；想起母亲的搓衣板、旧饭盒、粗糙的双手和一脸的皱纹。我知道，我咀嚼的每一分甘甜，都有母亲的心血付出，就是在这样不断的付出中，母亲的一头青丝渐渐被岁月的飞雪染白……
那么，这位老妇人呢？风烛残年了，为什么还要出卖一个人最宝贵的东西—尊严？
我无法去破译这颗封闭的心灵。
那天，天格外冷。北风呼啸着，天公挥舞起无数条长鞭，肆意抽打着世间的万物。因要乘坐的109路电车未进站，我便竖起大衣的衣领，站在离老人不远的地方，想看一看有多少人肯“关照”那只破旧的白瓷缸儿。
牵着巴儿狗的妇人过去了，
衣着时髦的小姐过去了，
衣装笔挺的先生过去了。
每次一位路人昂然走过，我的心便一阵颤栗—一个健全的社会当然不能鼓励懒惰，但它同样不应该摒弃同情。面对着这样一位满头白发、年迈力衰的老者，人性中的善良与怜悯难道都被冷冻了吗？
终于，从蓝岛大厦出来的一对年轻人向老人走过去了。
老人把头低垂着，不知她是因为疲惫而无力抬起，还是因为木然而不肯抬头看一看这寒冷的世界？我想，那张脸如果扬起，该是什么模样？是布满了沧桑，还是写满了羞愧？是挂着泪珠，还是溢出冷漠？无论如何，那该是一张满是皱纹的脸。每一道皱纹，都是用血汗写成的一页人生履历。
男青年向白瓷缸儿里扔了两枚硬币，走出几步，又突然转回身，走近老人想俯身去看一看她的脸。女青年似乎嫌男青年啰嗦，一把拽住他的胳膊，跑向刚刚进站停稳的109路电车。
跟在他们后面的我听见了女青年的河南话。
“干啥哩！晚上的火车就回去了，咱还得到西单商场转转呢！”
男青年无语。
女青年继续唠叨：“北京这么些人，就你心肠好！你要心肠好，把她接回家，当妈养起来！”
男青年依旧无语。只是动作机械地跟着女青年走，仿佛是一具玩偶。
在电车上，女青年仍然喋喋不休，她抱怨北京的物价太贵，一副床罩竟花去五百多，一餐饭也要吃去好几十；她感叹北京的变化太快，说一上三环路，那感觉简直就如同到了国外；她盘算着新房中还缺什么，牡丹电视是必不可少的，不能再低于这个档次；电风扇很快就要被淘汰了，能不能安一台国产空调机，窗式的，也不过两三千元。当然，还有一些杂七碎八儿的东西要在北京买齐；秋天穿的毛衣，夏天穿的皮鞋，春天穿的套裙，冬天穿的大衣……
男青年还是无语，只是愣愣地望着窗外。
窗外，是林立的高楼，奔涌的车流，令人眼花缭乱的店铺匾额，还有神情各异的行人。
女青年火了，吼一声：“你是想啥哩，木头人啊！”
男青年双眼发直，突然一声长叹：“她说，她是在北京当保姆啊！我说哩，她怎不把在北京的地址告诉我！”
言毕，双手捂面，两行泪水顺着指缝簌簌滚落。
我的心头倏地一沉，眼前又浮现出风中的那只白瓷缸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