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实出发就会发现，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职能往往处于一种不规范的变动态势之中，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央和省级两级政府的应有功能与积极作用，必须采取全方位的制度创新与配套改革，来实现二者职能的有机耦合，从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与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提高创造必要的前提。借鉴现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立足于我国政府职能的转换实践，实现中央与省级两级政府职能耦合的出路选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动省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
省际间的经济合作是指一各个省级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省际间的经济合作，包括省际间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建立，重要资源或边界接壤地区的联合开发，以及跨省的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省际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必须加以有效地利用。虽然，现在省级政府对经济发展的直接干预能力不如以前，但是必须看到，在我国企业发展的水平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省级政府从区域到全局利益出发，并结合全国的经济整体发展的战略需要，组织省际经济发展的活动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政府在经济发展总体战略设计、战略布局、协调省际间的经济关系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省际间开展经济合作所涉及的许多制度限制需要省级政府才能率先突破。省级政府可利用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依靠各个行政部门，能够动员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省际间的经济合作中，使省际经济合作的范围大大超过企业的跨省发展，层次会更高一些。其实，省级政府参与区域经济合作是有其积极性和利益驱动的。省级政府作为区域经济利益的代表，是想把当地经济发展起来，使地方繁荣，人民生活富裕。另外，把地方经济发展起来，省级政府的政绩也就显示出来了，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树立起来了。所以，只要省际间的经济合作对发展当地经济能够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那么，省级政府是愿意积极地参与的。
省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受市场机制的支配。即合作的各方要求平等参与，按照投入的多少分享利益、承担风险。然而，我国的情况是，省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缺乏法律依据和规范，在具体的合作中出现了正当权益受到侵犯或利益分配不公，所签订定的协议不能够执行的时候，往往无法根据相应的法律得到公正的解决。有时，因为政府的某个主要负责人的调动，合作的协议就可能得不到执行。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作为依据和保障，省级政府之间是不可能从行政上进行相互约束的，只能依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协调。但是，面对众多的合作组织中央政府的行政协调能力和效力也是有限的。这些问题是阻碍省级政府之间开展经济合作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央政府应该从制定促进省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的法律入手，对省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所涉及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规定，做出明确的法律解释，规范省级政府之间的经济合作，使之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保护参与合作各方的正当利益，保护省级政府参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省级政府在区域资源配置中的组织作用，促进省际间的经济协调发展。
二、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中要准确定位，适度干预
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效益为中心”，消除政府过度直接干预所带来的问题，促进社会整体经济效益的提高。加强法治建设，促进省际经济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运用立法手段可以保持区域经济政策的一贯性和连续性，这也是国外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我国在对口帮扶、对口支援和西部大开发工作中，都是政府以“决定”、“通知”、“意见”等形式组织实施的，而不是通过立法的形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必须重视有关立法工作，以立法手段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应强调以法治来维护市场在省际经济协调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正确定位，转变职能，努力消除行政和制度性障碍。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地方政府在整治和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取消了一大批政府的行政审批项目和过时法规，杜绝乱收费现象，全面推广政务公开等等。地方政府已充分认识到消除障碍和加大引资力度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进行角色转换。但某些行政和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例如，地方政府对其所属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公司进行干预，实行“拉郎配”式的企业合作；某些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时有发生；现行的国民经济统计体制和税收体制以及对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标准等都使得地方政府积极开展招商引资活动，并千方百计地阻挠本地企业的外迁。在市场化省际经济合作中，政府应该进一步转变职能，理顺体制，消除上述行政和制度性障碍，以促进省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改革对各级地政府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现行的对地方政府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容易助长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合作的过度干预，造成经济的粗放型增长，地区之间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严重趋同现象，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等。因此，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改变对地方政府工作业绩的考核标准，从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利于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目标，有利于促进各地政府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而致力于对内、对外开放，有利于促使各地区经济社会协调、稳定和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的有机耦合
必须强化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威，发挥中央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主导作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中央政府所处的宏观背景所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如果没有一个权威性的中央政府，现代市场经济的统一性就会被破坏，“诸侯经济”与地方保护主义就会广泛滋生，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就会偏离正常的轨道，资源配置的宏观效率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因此，不仅要在思想上与理论上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与主导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严格的法律程序与明确的制度规范，对中央政府的应有职能和权威给予科学认定。但是必须明确，这里强调中央政府的权威性与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传统集权型政府模式的复归和重建，因为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从两者作用的范围来看，权威政府关注的是制度的创新、秩序的建立、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而集权政府则不仅要关注上述宏观问题，而且还介入要素的微观组合与投入产出的具体运行等微观经济问题。第二，从政府运用的手段来看，权威政府主要借助于法律手段、经济政策以及具有指导性质的宏观计划，而集权政府则主要运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第三，从权威的形成机制来看，权威政府主要是通过健全的法律、有效的宏观调节、全方位的协调服务和提供高质量的“公共物品”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集权政府则主要是通过严密的指令性计划和金字塔式的行政组织系统来保证自己的权威。
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健全完善的权力制衡机制，是实现中央与地方职能有机耦合的重要前提。一般而言，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制衡机制主要包括：（1）交流与反馈机制，即借助于信息手段使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决策意图与职能努力有机统一起来，做到上通下达，步调一致。（2）自我调适机制，即加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调适，借助于各自主动的行为选择，实现政府职能的统一性，形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干预目标和手段的良性循环。（3）约束监督机制，借助于法律、组织、社会、舆论、利益等全方位的手段，对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各自的职能、权力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督与严格规范的约束，防范权力过分集中与过分分散，促进权利与义务的融合。（4）动态平衡机制，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水平与经济体制变革的内在要求，及时有效地调整与优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职能范围与权限结构，实现中央政府权威性和地方政府灵活性有机统一。通过上述四种机制的发育和完善，推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能行为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促进中央和地方权力分割与运行格局的合理化，从而为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历史性转换创造最基本的前提条件。
四、推进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改革
从体制上看，“公用地灾难”和“囚徒困境”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清，政府的行政干预直接介入了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从而使得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非理性化。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尽管市场化的改革已经取得了突出的进展，但是市场的力量仍不够强，不足以完全冲破行政力量对它的限制，经济活动仍在很大程度上以行政区域为单元，各行政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仍多少受到当地政府的制约。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滞后，加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还远未解决，因此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而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市场经济发育尚处于幼稚阶段的现实国情，强化政府干预既是发展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弥补市场制度供给不足的一种必然选择。但是，经济学理论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均无可非议地说明：政府干预也存在着“政府失败”的危险，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诸如“公用地灾难”、“囚徒困境”等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政府干预的失当。因此，既要解决存在的问题而又不陷入新的困境，其必然的选择就是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和深化政府改革，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政府干预与市场协调之间的平衡关系。而且，只有通过发展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才能促进地方政府之间走向良性合作。
五、规范和调整省际生产力布局，培育新的产业和新增长点
如前所述，结构趋同给我国省际经济发展带来了若干严重的后果，因而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的制定对省际生产力布局进行规范和调整。省际生产力布局既涉及原有产业的规范和调整，又涉及新生产力的培育，要使二者配置合理、科学分工与协调发展，有赖于政府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只有这样，才能使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形成合理的产业、产业群，培育新的增长点，提升产业结构。而且，政府还应致力于帮助中西部省份培育新的产业和新增长点。因为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结果不一定会符合一国或一定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这在新兴产业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新兴产业可能拥有极大的潜在利益，可能成为未来的优势产业，乃至主导产业，但在其发展初期，却是非常弱小的，若不对其进行扶持和保护，市场机制的自由竞争极易使其丧失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因此，政府应对中西部省份的新兴产业进行扶持和保护，为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使其尽快成长起来，具备竞争能力，从而带动中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同时，由于中西部省份地区面积大，基础较差，绝不能一哄而上，全面开发，政府应有重点地在中西部省份选择和培育有较大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增长极和增长区，加速中西部省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形成与东部省份的合理分工与协作。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省际间结构趋同的现象，达到均衡布局区域生产力和省际协调发展的目的。
鼓励和引导发达省份向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投资或援助政府应采取特定措施，如以企业投资补贴为主的投资诱导政策鼓励发达省市对中西部欠发达省份进行投资，以充分利用中西部省份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耗能加工工业，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扶持，进一步健全有关跨省投资的税收归属、投资保障、仲裁等问题的法律法规。同时，鼓励发达地区的企业到中西部兼并和收购一些中小国有企业，尤其是亏损企业。另外，还要鼓励和引导东部地区加大对不发达地区的援助力度。一方面，应通过立法，使东部发达省份由政府组织的道义性援助法制化、规范化；另一方面，应鼓励开展发达省市和欠发达省份企业间互惠互利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鼓励和引导发达省份向中西部欠发达省投资或援助必须遵循自愿互利的市场原则，应更多地为企业提供西部开发所需人才、技术、市场等方面的信息，避免企业到中西部省份盲目投资，一哄而上。
六、制定共享资源共同开发规划与政策
在我国体制转轨的大背景下，中央政府对地区差距的调控应该谨慎从事，以不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为限协调省际发展差距，防止省际间差距持续过度拉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开拓新思路，探索新办法，而不能简单套用计划体制下的老思路。从表面看，省际间差距拉开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们对公平目标的一贯追求相抵触，但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角度看，省际差距的出现乃至扩大不过是走向共同的经济繁荣和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暂时性现象。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正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我们选择了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点是把效率放在第一位，以东部地区的超前发展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事实证明这一战略是成功的。
七、利用现代化的手段促进中央、省级政府间关系协调
目前，以电子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交流技术为基础的互联网的发展给政府管理中的关系处理带来深刻和重大影响。由于互联网的发展，“政府上网工程”迎合时代的需要而启动。这都使原来传统的中央、省级政府关系协调出现新的特点。省级政府的职能得到了强化，可以及时有效地将国家的信息与地方需求相结合，寻求有效解决地方问题的方案。所以以前由中央解决的问题可以由地方直接来解决，并且通过互联网及时迅速的上下沟通和交流，及时协调。信息技术的发达使边远地区的通讯瞬间即至，中央在这方面必须转变传统协调的做法，不能压抑地方政府正当、合理的自主性和积极性。省级政府之间也要利用这种现代化的技术通讯手段，使横向的联合是日益密切，交往更加广泛，合作领域也要更加扩大，大大提高办事效率。省级政府要彻底地打消地方保护主义的念头，克服狭隘的自然经济意识和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观念，这些保守的思想和互联网的精神是相互背离的。应利用互联网尽快了解到各地的资源系统，使资源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与使用，最终地方政府的整体效能将不断提高。沟通受阻是影响协调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互联网这种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为协调关系的处理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利于中央、地方政府间信息交流与沟通，及时处理出现的冲突问题，提高行政效率，促进协调关系的高效化与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