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波浩荡、帆樯如织的瓯江（又名温江、蜃江、水嘉江）中，无论对峙在孤屿山东西两峰上的塔影、各种南宋古迹，以及江心寺（原分普寂、净信两禅院，后因宋高宗驻跸，乃改为龙翔、兴庆寺）左的文文山祠，都给人又壮阔、又悲凉的兴亡之感。
形容江景，应以谢灵运的“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联，最为传神。而宋丞相文天祥奉益王召前往福州，临行诗中的“乘潮一到中川寺，暗度中兴第二碑”，则把乱世的弧忠、正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提起文徵明远祖，南宋宣教郎文宝，知道的人也许并不普遍，但文宝的同胞兄弟，丞相信国公文天祥（瑞、文山）便家喻户晓了。
文天祥从蒙古人的囚禁，宋制置使李庭芝的误解、捕杀中脱困出来后，于宋恭帝德佑二年四月，由通州浮海到达江心寺；想求见益、卫二王，重整衰微的宋室。可惜晚了一步，二王已在陆秀夫等卫护下前往福州。在龙翔寺的高宗御座下，文天祥痛哭候命；一个月后，才被端宗景炎帝召赴行在，为延续宋室命脉，作最后的努力。
每当永嘉知县文林游山或宴客江心寺中，摩挲文丞相祠的刻诗，瞻仰那位从祖端庄挺秀、栩栩欲生的遗像时，他那经国济世的雄心，就会从饱经宦海波澜的沮丧中，重新振作起来。
文林作令于这个既可欣赏海市蜃楼的幻变，又时遭风沙及巨浪袭击的滨海县份，已经过了漫长的五年。
拆毀淫祠、改正溺女和卖女的恶俗，清理多年不解的悬案，压抑豪强：为首三年的政绩，不仅被监司考为优等，地方绅民的交相赞誉，更传闻京中。
照往例或考绩的等第，升迁御史一职，已公认是这位诗书传家的苏州进士的囊中之物。
但是，在他考满进京述职的时候，一位以栉工为业的摸骨师周文泰，却一言粉碎了文林升迁的美梦。
“尚迟十年。”摸骨师说。
更让他寒心气馁的，周文泰预言，三年后，将有事上身。同时，当摸骨师知道他和编修牛伦的交往时，更铁口直断地警告文知县：
“此官人不久祸至，公宜远之。”
第一个预言应验了：文林的升迁之路，为御史侣钟所阻断。侣御史与文知县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嫌隙，侣钟仅为了阻挠另一位知县的升迁，不得不附带地在精明干练的文知县的仕途上，踏上一脚，作为陪衬。这使同年好友吴宽也爱莫能助；直到多年后文林逝世，仍禁不住的惋叹：
“……卓尔腾声，孰不召用，君当称首，谗言阻之，而君顾后……”——祭文温州文（注一）。
牛编修的事，于半年后应验。牛氏一位作中官的叔（伯）父，由于弄权事败，和牛氏往来者，牵连极广。而周文泰一言，却使文林幸免一劫。
文林也陪过多位京中好友前往摸骨；当愈来愈多的预言一一应验之后，雅好命数，并著书立说的文林，难免为不久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故，怀着挥之不去的隐忧。
处身宦海风云中，唯一使文林快慰的，是他那一向语言不清的九岁次子征明，仿佛突然从浑沌里透出了灵光。读起书本，不仅理解力高，记忆力也十分强，日诵千百字，琅琅上口。
在那看来浑浑噩噩的漫长童年中，他好像一直默默地从生长的环境中，摄取心灵的养分，默默地在咀嚼、融会，然后，突然地从坚硬的地表中，探伸出生意盎然的心苗。
“儿幸晚成，无害也。”想起家人的忧虑，和亲友怜惜、关怀的神色，文林喃喃地重复着以前的话语。愈发深信这个幼时鲁钝的儿子，前途未可限量。
文林作令永嘉前后，春闱失意的老父——文洪，以南京举人分发为冀州涞水县学教谕。唯不知年老体衰，或自觉前程有限，只作了三年多学官，就归老林泉了。
文氏祖籍四川，后徒庐陵，宣教郎文宝任衡州敦授时，才落籍衡山；这也就是文徵明晚年，称“衡山居士”和被尊作“衡山先生”的原因。定居苏州府长洲县，是其曾祖父文惠入赘苏州张氏以后的事。然而，一改元明以来的武冑世家为诗书门第，则自文洪老人始。儿子以“不儒”为字，两孙也以读书为乐，使文洪老人自觉是传薪的火种。致仕返苏后，除了到处为自己物色一块死后乐土之外，就把兴趣寄托在启蒙中的次孙身上，亲自加以教导。当文洪、文林父子知道吴宽丁忧在家时，就一致把心扉初启的徵明，托付吴宽为之调教。
稍加试炼以后，吴宽就从这九岁男孩内向、苍白、木讷的外表下，看出了他所蕴涵着的智慧。偶然吐出的几句话语，却意味雋永、颇能发人深省。此外，吴宽发现文徵明和自己少时，极为相像；对牵强、空洞、格律雷同的八股文，虽然同样可以背诵如流，但心中真正喜欢的却是充实、奔放、具有血肉性灵的史、汉，和唐、末古文。因此，他不仅欣然接受同乡好友的嘱托，并断定得到了一块可造的美材。
虽然文徵明的字迹稚拙，但每当过往苏州的朝臣和雅士造访状元府时，吴宽总是拿出他这少年门生习作的诗文，不住口的称赞。下久之后，文氏那九、十岁孩子的才名，竟像同县祝参政祝颢的二十岁孙子祝枝山一样，传递了南北两京。
成化十四年正月三日，沈周葬父于吴县西山“隆池”。吴宽为作一篇洋洋八百馀言的墓表，叙述相城沈氏的家风，沈恒的品格、修养，和传诵远近的孝行。两家的丧事，告一段落后，唯恐日后聚少离多，两位好友也就来往得愈加亲密。
沈恒卒后，由于相城里祖坟地势狭窄低下，墓地时有被水淹没之虞，因此沈周把寻觅新茔的目光，投注在苏州西面，太湖东岸一带、天平、支硎、乌龙：群山之中。
船行、攀登，经过几日行程，经过反复的寻觅，终于找到了隆池这个地方。隆池原名“龙池”，地势高昂，称之为“池”，似乎名实不符，而且以“龙池”作墓，说不定会招惹忌讳。几经考虑之后，沈周改“龙”为“隆”，“龙”、“隆”谐音，使人不致有陌生的感觉。隆池，说明了地形变化的过程，因此也就没有名实相背的顾虑了。
成化十三年盛夏，沈恒逝世后第一个端阳前后，可能是沈周生命中最暗淡的时刻。为了办理丧事、购置墓地，使每下愈况的家境，已经到了罗掘俱穷的地步。一月数改的政令，各种名目的捐税，滂沱大雨中，淹没流失的田禾：不仅使他债台高筑、更有一种呼天不应的感觉；那些贫苦乡邻的处境，也就愈加可想而知。在几年来肺病的咳喘中，沈周搔着满头白发，望着停在台阶上的父灵，恨不能随之而去，卸下生活的重负。鸟雀可以自由地飞向茂密的林木，鱼也可以从渐枯的水中游向深渊。而人，于天灾之外，却必须忍受一切制度和费解的法令约束。他祈盼当政诸贤，能深刻地体会出其决策所造成的影响，所带给人的忧伤或喜乐。在“端午谩书（丁酉）”五古长诗中，这位忧郁而潦倒的隐士，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长长的幽叹：
“……积雨殊滂矣，浮云亦黯然，致婴门限外，此意向谁言！”（注二）。
在葬父、筑墓的无数次西山之行中，除了身心疲惫外，沈周更遭受到遇虎的危险和惊恐。
起先仅止于乡间的传闻，到了十四年春天，遇虎的经验，兽王的威猛，不仅樵夫和茶农言之凿凿；并曾在村边墙上看到遇害少女的殷殷血迹，在村外看到被吃剩下的老翁髑髅。因此，山上的茶叶无人敢采收，该耕种的山田，也只好任其荒芜，游山的舆夫，赋闲在家。往返墓地的沈周，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请几位朋友陪伴，一路上鸣锣击鼓，多带火种以壮声势。如果归程向晚，就只好借住山农家中，饮酒谈虎。
有时夜半儿啼，会引来一阵阵饿虎扑门的声音，更令人毛发直竖。樵、农谈论中，最使人惊悸颤栗的，莫过于一只长着白鼻根的猛虎；大白昼里，蹲伏路上，当道磨牙。腥风扑鼻，令人作呕。
更让人悲愤填膺的，是官方派来射虎的弓弩手们；成群结队地到达贫苦山村之后，到处素鸡索酒。一夜吃喝骚扰，天明扬长而去。然后回报远在苏州城内的知县：
“虎畏相公今避走。”交差了事。
这种种痛苦的经历，令人听来胆裂心惊的虎患与人祸，不仅萦绕在沈周心中，形成他的政治见解，更形之于他的诗、画里面。
几年期间，沈周的山水精品，除十日一山、五日一水；以整个心灵和感情，为吴宽绘制中的送行长卷之外，以四十八岁“临吴仲圭峦容川色图”，和成化十四年正月底为吴宽所画的“雨夜止宿图”，最为苏州艺坛所瞩目。
高五尺、宽约两尺的中堂上，充满了巨然画风中浓淡幻变、烟迷云锁的水痕墨气。以长短披麻皴所勾出的峰岭山石，和以横、竖笔触所点染出来的苍苔木叶，使客中雨夜的萧森、堂下密友的欢会，成为一种奇趣横生的对照。
正月二十六日，沈恒落葬后的第二十三天，吴宽忽然想到沈周在有竹居凄风苦雨中的落寞心境；因而遣人以书相邀。
意想不到的，竟激起了肺病疗养中沈周的豪兴。于是从五十里外的相城冒雨冲舟，踏进了乐桥西北、泥泞满地的互见坊巷（注三）。
满院竹石溪流，有如隐者所居的编修府，不仅早已为他准备好床榻被褥，更在堂中设下了美酒嘉肴。在吴宽和弟弟吴宣（原辉）殷殷劝饮下，戒酒多时的沈周，举杯不觉连饮五六盏之多。模糊醉眼中，帘外花影、堂后古木、灯光、笑语，与四周风雨交织成一种迷离的景象。在摇曳的灯影下，沈周乘兴执笔，挥洒成可遇而不可求的“雨夜止宿图”，并题七古长诗，来纪念“人生良会岂易易，他日如今又难卜”的欢聚。二月下旬的虞山游，可能也在这风雨之夜中约定。
二月十五六日，吴宽就到了揆违十五年的有竹居。溪柳依旧，溪楼、草堂、竹丛，茅亭：只觉清幽雅静，却没有了往日的喧嚣。在出发前的几日盘桓期间，沈周让儿子云鸿取出珍藏的林逋手帖、铜锈斑剥的商代乙父尊、北宋李营丘、董北苑的山水中堂，以及沈周四十一岁所画的“有竹居图卷”等，供其玩赏。画于十一年前的“有竹居图卷”，纸色已经泛黄，想是时时题识把玩的关系。卷后首由武功伯徐有贞题诗，记叙和刘珏在逆风中行舟，联袂来访兴建中的有竹居的故事。和者有刘珏、王鏊（济之）、文林等人。徐、刘物化，转眼已五六年之久。家住太湖洞庭东山，拥有别墅及广大橘园的王鏊，中成化十年（一四七四）乡试解元。翌年，以廷试第三授翰林编修；成了吴宽在京中朝夕下离的乡友。文林羁身温州，迁升无日，大部分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想着种种往事的吴宽，眼见新生一代的沈云鸿，也年近而立，言谈间，并以保持家族的光荣和学术成就自任；对老成凋零，世事的幻变，不由得感慨系之，题写五律一首：
“系舟高柳下，又是十年馀，遥踏无媒径，重寻有竹居。笔精知宋画，器古鉴商书，前辈题诗在，风流邈不如。”（注四）
此外，吴宽也在林遖手书二简，和沈周的“空林积雨图”上，题诗作记。“空林积雨图”和沈周的二首“雨闷”诗，作于他奔丧返苏不久的九月二十七日。天愁地惨，阴雨绵绵，不仅表现出画者心中的岑寂，也表现出苏州人期待中丰年的幻灭。
虞山之游，启碇于二月二十日。
这座距苏州百里之遥的名山，高不过一百六十馀丈，绕山一周，只有四十六里加上六十几步。但是由于江南水乡，川原平阔，无论从苏州城西起起伏伏的峰岭上，从苏州到相城的船中，乃至于斜躺在有竹居后窗的竹榻上，都可以远远地见到坐落在东北方的那抹淡紫、浅碧的山影。向往多年的虞山，想不到直待两人年已半百，才相偕成行。
夜里，泊舟于相川口岸。二十一日早起，越过浩荡的水面，春雨初霁、翠绿如洗的山色，立刻映入眼帘，仿佛一张笑脸迎向这恋慕它已久的访客。吴宽和沈周一面吩咐舟子直放山脚，一面整肃衣冠，表示对周太王次子——被立为吴王的虞仲（仲雍）、昭明太子和山的礼敬。
在僧、樵、游人往来的山路上，两位忧愁多时，面容憔悴的好友，互相扶掖而行。吴宽以一种微醺似的眼神，纵目山下的尚湖，和婉蜒峰岭间的城堞。而每到一处古迹，凭吊之馀，两人心中，又都有种难以言传的惆怅。吴宽一面攀缘着磴道两侧的竹丛，一面高声吟咏着诗句，山鸣谷应，长须飘拂，恍如传说中的仙人临凡。但是，想着几年来远离山明水秀的故乡，置身京华的寂寥，心中感慨，似乎又不是几首五言古诗，可以道得尽的。
在落霞满川的归途上，吴宽手持酒杯，一脸茫然地望着船尾的叠叠清浪。带着几分兴奋和疲惫，沈周似乎已体会到了好友的心绪；在舱中摇曳的灯影下，挥笔画出好友的诗意，和那恋恋不舍的山景。直到午夜时分，灯火如织的川面上，依然回荡着吴宽鼓書而歌的声浪。
五月，恋念家乡的吴宽，游兴依然未减分毫，冒着遇虎的危险，邀史明古同游西山。但这次沈周并未同行，仅按着老友所作“游西山记”中所赋的诗景，及往日游山的印象，画出从木渎、灵岩、穹窿、邓尉，转往光福、虎邱一路的风景名胜。像他加紧描绘中的送行长卷一样，不过用以在未来的岁月中，慰抚异地知友的思乡情怀。
在这一年馀下的时间和第二年春天，为隆池墓地未了的工程和祭扫，沈周依然时往西山。途中，则多与友人借住支硎山下，白马涧附近的农家。谈虎色变的阴森恐怖气氛，似乎并未稍减。其间，他为伴他山行的好友韩克赞（宿田）所画的“松壑虎啸图”和所题的二首“西山有虎行”，成了这一时期生活的纪念碑。
此外，有时与子婿徐襄到庆云庵观赏牡丹，有时和吴宽访寺寻僧，品茗联句。
成化十五年四月初九的西山之行中，沈周泊舟于苏州西北九里之遥的虎邱山麓。一钩上弦月逐渐升起，沈周缓步在干人石上。山中一片空寂，月光下的石面，蒙上玛瑙般的深紫色，下临灵池，愈发增加了幽静、神祕的感觉。比起平时城中仕女围聚石上，杯酒罗列，歌舞喧嚣的情境，不可同日而语。千载以来，月夜登此石，不知是否以他为始。想起粱僧生公（竺道生）聚石说法，顽石点头的故事，引发了他的禅意和潜藏着的童心，沈周绕石而走，一步一影，绕石千步，千百人影，游移石上；“譬佛现千界，出自二毫耳。”沈周写出当时的感悟。
沈周这首“夜登干人石”五古，经与青年诗人杨循吉（君谦）一再唱和的结果，苏州一带，到处传抄吟诵，成为一时佳话（注五）。
在上下三代的焦思渴盼中，年已廿九的沈云鸿，终于成化十五年初秋的首日，生下第一个儿子。
听到呱呱坠地的新啼，隔壁的沈周兴奋得老泪纵横。及至看到红通通小脸上的清奇骨相，更于极度喜乐中，生出一种须发皆白，到五十三岁才迟迟抱孙的自怜。他一次次地剪着灯花，一封封地写信给亲朋好友，报导合族的欣喜。
不过，这一年的秋冬，是一段极不平静的日子，沈周含饴弄孙的乐趣，也不觉为之冲淡。在他那无所不包的纪闻中，九月二十四日，天目、宜兴、长兴、绍兴：同在一天晚上，堤崩山裂，到处洪水漂屋。人畜死伤不计其数。连为患多时的老虎，也多有死者。九日二十三日入夜时分地震；自北而南，声吼如雷。入冬的第二夜，金星犯南斗。这一总的灾难和征兆，使心灵敏感的沈周，又像成化初年那样，感到忧虑和不安。不过虎患的传闻，似乎减轻不少。尤其当十月间，常熟尚湖居民，在虎泅水半渡的时候，下湖操舟，用竹篙长矛，将猛虎戮死于水中。庞然巨物的虎尸，由长熟知县转献苏州府时，观者空巷，每个人都像吃了定心丸似的，祛除了久踞心中的恐惧。各部衙役，更争分虎肉，皮和骨，成了惩暴和吴儿勇敢的表征。
注一、（匏翁家藏集暢页三四四。
二、暡石田集暢页一八五。
三、吴宽在苏州的家，可能有三处：葑门为祖先基业，后因离乱，邻人死难者极多，乃荒弃不居。其父晚年，思念祖业，重加整建，名为“东庄”。吴宽父亲十四岁而孤，依附从母之夫顾执中，长大后，自立家业于“集祥里”；从吴宽文义揣测，地在东庄稍西。而吴宽自宅，依苏州府志所载，则在乐桥西北，郡庙之南的互见坊巷；后因吴宽官拜尚书，改为“尚书巷”。所建“医俗亭”，或在尚书巷宅内。
四、暡式古堂书画汇考暢卷四页四一四。
五、诗载暡石田集暢页一一五—九、虎邱山志卷十五页廿七—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