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7·5”事件已经渐趋平静。但是，这个事件造成的影响和给我们的警示是极其重大和长远的。
“7·5”事件给我们的几点警示。
一、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多事之秋”已经到来。
我国是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又多数居住在边疆地区。因此，边疆民族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是正常的。仅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就时常出现，包括20世纪50年代的“西藏叛乱”和20世纪60年代新疆边界少数民族“外逃”等重大事件。这些矛盾和事件的出现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影响，对中国的外交形成了比较大的负面作用；在国内也形成了一些消极作用，对民族和宗教政策的消极影响更加明显一些。但是，客观地看，这些事件的出现有特定的原因，也有我们政策和执行方面的失误，总体上说性质单纯，可控性比较高；外部因素比较简单，影响范围窄，解决难度小。进入21世纪以来，从全球看，随着世界范围意识形态争端的弱化和“冷战”的结束，不同文明的冲突日益显现，民族和宗教矛盾突起。尤其是伊斯兰教和西方文化的冲突更趋激烈，中东地区的民族和宗教矛盾日益突出，同时这个地区的矛盾开始急剧向周边地区辐射，不断引发周边地区民族宗教矛盾的频繁爆发。美国“9·11”事件之后，民族宗教的矛盾和冲突在世界各地越演越烈。在这样的国际情形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扩大，国际民族和宗教矛盾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我国，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受到这种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从国内看，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和政治、文化、社会改革的相对滞后，各种社会矛盾更加突出；经济发展上，虽然国家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有了长足进步，但由于历史原因，客观上东西经济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些矛盾。同时这些矛盾和民族宗教矛盾又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影响，相互推动，使民族宗教矛盾形成的原因更趋复杂、多样，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在这样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下，我国边疆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互相影响，呈现出多发、频发的状态，这一地区的“多事之秋”已经到来，前几年的西藏事件和这次新疆事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二、国内的民族宗教矛盾已经超越国界，正成为全球民族宗教矛盾的组成部分。
从地理位置和政治版图上看，我国民族宗教矛盾比较突出的西藏和新疆地区，比邻的都是当今世界民族宗教矛盾最激烈的国家，包括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从中东地区看，这里是世界各种矛盾和冲突的集中地，一些大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目的，也都极力加强自己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日益扩大，必然会更深入地介入这一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利益，对这一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形成自己不同的利益关系。与此同时，和这一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派别必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这和中国原来在这一地区相对超脱的地位和影响有着很大的不同。再看中亚地区，苏联时期，中亚地区是统一的国家，在联邦政府的领导下，民族宗教矛盾总体上比较平稳，这里有各个民族和宗教自身的因素，更是中央政府对待民族宗教的高压政策所致。这个时期，这一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对中国的影响不突出和不明显。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各自为政，经济时好时坏，国内形势变化比较快，民族宗教矛盾总体上看是处在多发、上升的阶段。对中国的影响开始明显突出和扩大了。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进入21世纪，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民族宗教矛盾呈现出越来越国际化的倾向，尤其是前几年西藏事件和这次“7·5”事件，境外民族分裂分子和极端宗教势力的煽动起到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从国际上看，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越演越烈，民族宗教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尤其是中东地区是这种冲突和矛盾的主要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又加剧了这种矛盾和冲突在世界范围的扩散。而我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瞩目点，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他们有力的竞争者；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的发展打破了原有的平衡，矛盾和冲突必然产生。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更加紧密，中国影响世界，世界也影响中国。因此，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必将进一步国际化，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和极力避免的。但是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大背景，这种演变又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和良好愿望为转移的，对此必须保持更加高度的警觉，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研判，采取更加坚决和有效的措施。从国内看，由于国力的增强和民族宗教政策的落实，民族宗教矛盾总体上更趋于平稳，国力的强大可以使国家拿出更多的物质力量来帮助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民族宗教问题的发生；民族宗教政策的完善和落实，使少数民族和宗教信众的宗教信仰更加自由，民族习惯更好地受到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和宗教发展的环境进一步和谐，从精神层面进一步减少矛盾和问题的产生。但是，国际民族宗教矛盾的复杂性和激烈斗争，必然使国内外的民族宗教矛盾进一步交织在一起，内外联系、内外勾结更加明显和增强。国外、境外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矛盾弱化、削弱中国，阻碍中国顺利发展的企图和作为必然会更加明显和嚣张；而国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和极端宗教势力也会进一步在国外、境外寻找代理人和支持者，进一步把国内民族宗教问题、矛盾国际化，从中渔利，达到自己的目的。
三、国外势力利用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威胁、损害我国主权的可能性增大。
历史经验表明，利用民族宗教矛盾对他国进行经济破坏和主权干涉，是当前国际上一些想继续称霸世界的大国对敌对国家的惯用手法，也是比较有效地办法。中东地区常年动荡不安，有这一地区自身民族宗教矛盾的历史渊源，有现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但是，一些大国为了自身利益，利用民族宗教矛盾有意识地进行“搅局”是很重要的因素，正是这些外来势力的出现和干涉，使中东地区的缓和势头和努力一再落空。苏联解体，也可以看到西方敌对国家利用民族宗教矛盾进行破坏的影子，正是这些破坏力量使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产生了越来越强的离心倾向，加剧了苏联的解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出现的民族宗教矛盾和问题，很大程度上也有国外敌对势力公开和暗中进行的干涉。他们一方面打着民族宗教自由的幌子，支持国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进行宣传和破坏活动，对抗国家和政府；另一方面，利用这些宣传和破坏造成的现实和影响，对中国进行攻击，损害中国的国际形象，阻碍中国的发展。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一些敌对国家和中国的较量必然从暗中转向公开，从间接走向直接，从经济、军事方面扩大到民族宗教等多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敌对国家利用和干涉我国国内民族宗教矛盾将会进一步升级，不满足仅仅是支持国内的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对抗国家和政府，造成国际影响，损害中国形象，还必然要加大利用这些民族宗教势力进行分裂活动，威胁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破坏国家主权。从新疆这次事件中，就可以明显看出西方敌对势力不仅全力支持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势力的破坏活动，而更重要的是找到和支持他们的代理人，纠集和国家、政府长期对抗的力量，从而形成进行民族分裂的态势。他们不惜血本地扶持和利用热比娅之流，就是这样的险恶用，也是这次新疆“7·5”事件最值得警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