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五年，苏洵37岁了，与 好友史经臣（彦辅）同举茂才异等科，不中。
庆历七年，苏洵上京应制策考试，仍不中。
这两次应试不中，加上在此期间朝廷政 局的变化，对苏洵一生影响很大，使他定下心来思索自己应走的道路。
这期间，宋朝与西夏之间战争频繁发生。庆历元年，好水川一战，宋军损失惨重，后双方议和，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十万两，绢十五万匹。契丹见状又乘机威胁要挟宋朝，在原有擅渊之盟所给的钱物基础上，宋朝每年还要多给契丹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宋仁宗面对兵败国辱的局面，下决心进行改革，以达富国强兵之目的。他先后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人担任朝廷要职，为改革铺平了道路。石介此时作《庆历圣德诗》，上面列举了11人，称“众贤之进，如茅斯拔”。范仲淹参知政事后，很快改定磨斟法、荫子法，并向皇上建议十事，主张择史、重农、轻摇、强兵、严法等“庆历新政”。庆历新政赢得了全国上下一片拥护喝彩声，苏洵也大受鼓舞，他以后给欧阳修写信说：“方是之时，天下之人，毛发丝粟之才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但庆历新政却遭到了权贵们的反对，他们群起而攻之，于是范仲淹等人纷纷离开京城到地方任职。庆历五年春，宋仁宗下令废除有关恩荫及举幼的新法，庆历新政遂告失败。苏洵对此结局忧心忡忡，从其给欧阳修写的信中可以窥见当时的心情：“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苏洵这次进京赴考落第，怀着快快不乐的心情准备到庐山去游历一番，然后再返回四川。临行前，他的二哥苏涣刚好从地方任职期满返京，便作诗送他的弟弟苏洵说：“人稀野店休安枕，路人灵关稳跨驴。”
苏洵到了庐山，陶醉于庐山壮丽雄奇变化万端的景色之中，落第的不快心情很快消失得无影无踪。东林寺和西林寺有两位高僧也是四川人，他们很欢迎苏洵这位老乡，便陪着他游览各处名胜。苏洵游罢庐山又南游虔州，在这里结识了名震全国的钟子翼及其弟弟。这兄弟二人对此时默默无闻的苏洵非常赏识并且很尊崇，陪他游了许多地方。苏洵不喜酒，但他们每次都要设酒相待。苏洵正想去岭南一游，忽得到了父亲苏序去世的消息，只好急急回四川奔丧。回家途中见到了与自己一同进京赶考也名落孙山的朋友史经臣。在苏洵游历庐山时，史经臣去了临江，看望在那里为官的弟弟史沉，想不到史沉竟被下进大狱。史经臣劝慰苏洵节哀保重身体，忍受着自己的痛苦陪苏洵返川。
苏洵回到家中时，苏涣也闻讯赶了回来，兄弟二人将父亲苏序安葬在家乡的祖垄之侧。苏序享年75岁。
苏洵利用在家居丧不外出的机会，面对变化无常的政局及屡试不第的结果，冷静地思考自己今后的路该如何走，最后痛下决心“绝意于功名而自托于学术”，并教育好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
苏涣这时也在家居丧，常与弟弟苏洵谈论文章。征得兄长同意，苏洵把兄长的字“公群”改为“文甫”，并作《仲兄字文甫说》：
沟读易至涣之六四日：“涣其群，元吉。”日：嗟夫，群者，圣人所欲涣以混一天下者也。盖余仲兄名涣，而字公群，则是以圣人之所欲解散涤荡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日：“子可无为我易之？”沟日：“唯。”既而日：请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尝见夫水之与风乎？油然而行，渊然而留，渟洄汪洋，满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风实起之。蓬蓬然而发乎太空，不终日而行乎四方，荡乎其无形，飘乎其远来，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风也，而水实形之。今夫风水之相遭乎大泽之肢也，纤余委她，蜿蜒沦涟，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云，蹙而如鳞，疾而如驰，徐而如徊，揖让旋辟，相顾而不前，其繁如毅，其乱如雾，纷纷郁扰，百里若一，泪乎顺流，至乎沧海之滨，磅礴汹涌，号怒相轧，交横绸缪，放乎空虚，掉乎无垠，横流逆折、溃旋倾侧，宛转谬庆、回者如轮，萦者如带，直者如隧，奔者如焰，跳者如鹭，跃者如鲤，殊状异态，而风水之极观备矣！故日：“风行水上涣。”此亦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此二物者岂有求乎文哉？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风之文也，二物者非能为文，而不能不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间也，故日：“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温然美矣，而不得以为文；刻镂组绣，非不文矣，而不可与论乎自然。故夫天下之无营而文生之者，惟水与风而已。昔者君子之处于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成功，则天下以为贤；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则天下以为口实。鸣呼！此不可与他人道之，惟吾兄可也。”
苏洵的这篇《仲兄字文甫说》把人人常见的风与水的形态描绘出许多变态来，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风水相遇现出形态千变万化，无心求文而文章自然形成，显示出作者的胸襟与笔力。文章最后以立功立言的议论结束，这等高世之论，纯粹文章之士是很难想到的。王世贞在《艺苑危言》中说：“明允之文浑而劲，子瞻之文爽而俊，子由之文畅而平。”很准确地总结评价了苏洵父子三人各自不同的文风。通过这篇文章，可窥见苏洵博大的见识、奇崛的气魄，以及“浑而劲”的笔力。
苏洵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烧掉了为应付考试而写的数百篇文章，然后拿来《论语》、《孟子》以及韩愈等先贤的文章，“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经过反复研读先贤们的书，他“胸中豁然以明”。弄懂了古今治乱成败、圣贤穷达的出处，“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发久之”，最后到了“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时，才挥笔作文。
当然，苏洵之所以能这样做，与眉山尊经重道，不追求时尚的学风不无关系。苏轼在《眉州远景楼记》中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宋仁宗的年号）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讲究词藻对偶），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两汉文词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迁阔，至于郡县青吏，皆挟经载笔应对进退有足观者。”这足以说明眉山县受时文的影响少，学风、文风都较纯正，有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
苏洵这时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这种主张与数年后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是一致的，这就是以质朴的文字写出对国计民生有益的文章。他同时把这种主张灌输给了儿子苏轼、苏辙，从而使三苏一鸣惊人，成为诗文革新的主将，影响了一代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