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彦死了好久了。现在也记不清从什么报章或杂志上，我得知他死于桂林失守以后（也许还未失守），死于肺病，死于兵荒马乱，全家逃奔流徙、啼饿号寒之中。从别人口中，我又得知他在桂林危急时曾经逃到湘西，稍后据称桂林可无问题，他又急急赶回；但衡阳没有火车，他虽然已经病到不能行动，还不得不在车站上露宿数日。我所知道的他去世前后的情形就止于此。我不知道他死于何日，葬于何地。数月来从内地来的人渐渐增加，来了去，去了来，我始终没有问过。因为我想，人反正不在了，我既不马上到广西去，来日方长，要问的时候再问总来得及，现在又何必先打听下来呢？
我首先想起的倒是恩哥及其弟妹们——鲁彦的遗孤们，这也许不单是鲁彦的关系，还有我跟他们更熟的缘故在。大概是一九三九年，鲁彦夫人带着几个孩子回上海，究竟为逃起难来不方便，还是内地生活困难，目前我已记不清楚。其初他们住在徐家汇，出门就是河浜、菜园和荒地；后来搬到汶林路，因为和一位朋友同住，我常常过去闲谈。也许我跟孩子特别容易接近吧，以后便跟他们的几个孩子熟识起来，常常带他们到公园去，看他们在草地上打滚翻跟斗。我问起他们的景况，朋友们也都含糊其词，或者本来不知道，或者根本把他们忘了。
至于我和鲁彦的交往——其实我倒应该写成见面，总共计算不上十次。我对于世上有写过几篇文章就摆出一副“作家”面孔的所谓“作家”这一种人，平常是很害怕的。但鲁彦并不在其内。就我直接从鲁彦那里所得的印象说，我认为他是个坦率、耿直、热心人，不苟且，不会搭架子，自然也不像个“作家”，说的好点，就是所谓“下可陪卑田小儿，上可陪玉皇大帝”了。
我和鲁彦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与地点，现在是完全忘了，推测起来，约在这次中日战争的前一年秋末，我刚到上海不久。第二年我前后两次离开上海，等到再回来的时候，战争已在浦东及闸北进行好几天了。我寄寓一位朋友的家里，和鲁彦的寓所相近，他让我到他家里去玩，我含糊答应下来，却始终没去。接着我搬到环龙路一家书店的楼上。有一天下午，刷成奶油色的弄堂房子浴在初秋的阳光中，鲁彦忽然笑嘻嘻的来了。这一次他给我的印象非常深，那种神情、打扮直至今日——并且也将永久分毫不动的留在我心目中，他穿着白斜纹布的长西装裤，白短袖衬衫，领口敞着，一双圆口黑布鞋，瘦弱的中上身材，长长的被暑气蒸红的脸，近视眼镜，头上戴一顶顶便宜的呢帽式的白草帽，手中拿一把黑折扇。总而言之，无处不随便，无处不潇洒，这就是鲁彦。
可是千万不要误会，我这潇洒不是油头粉面对镜自怜的小开们那种潇洒，乃是指一切不拘细节的人而言。这一次临去时他仍旧邀我到他家里去玩，我仍旧含糊答应下来，可仍旧始终没去。隔几天便有人转告我：鲁彦说我骄傲。说我骄傲的不止一个人，对于他们我总起反感，然而鲁彦不在其内；对于那些自认为别人应该登门拜访的大人物我也许是骄傲的，然而鲁彦也不在其内。我自认我明白鲁彦，我爱这个人——我爱他的不搭架子，我爱他的耿直不阿，另外我还得补充一句：我爱他的不肯出风头，他的自重，他的对于那些自认为别人应该登门拜访的“大人物”的骄傲。可是我仍旧始终没去看他。理由很简单，我不会恭维，不会敷衍，跟只见过数面的人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么与其相对枯坐，终无一言，还是不去的好。我想有一天鲁彦会明白我的。
这“有一天”将是我终生的致命伤。不久鲁彦便将简单的家具存放起来，带着家眷到内地去了。我不清楚他离开上海以后的情形，后来只从朋友口中得知他在汉口呆过，又在长沙不拿薪水帮人家办过报。长沙大火自然也把他熏跑了。一九四一年秋末，他从桂林托人转给我一封信，要办《现代文艺》，要我写稿。虽然我早已满身晦气，长远不曾摸笔，为了鲁彦，我只得立刻动手。稿子在十一月间寄出，附带说明我想到内地的意思。回信马上来了，他告诉我金华已经准备好旅费；同时——也许是在另一封信上，他要我将《法老》的译稿寄给他，为买米吃，他急于拿出去发表。
但我说“马上”，其实信到我手里已是过年好久，日本向英美宣过战，金华早已失陷了。内地去不成自不用说——鲁彦的稿子怎么办呢？按他开列的两个存放行李的地方去找，一处说没有；而另一处，他的那位相识据说跟日本人办的“中华电影公司”有关系，我不敢领教。不过这并非说我如何清高，假使我是现在所谓的“地下工作者”，或曾在内地做官，利用职权在黄金和外汇上发过财，我也会大声疾呼，提倡蔬食，提倡节俭，像林语堂博士骂人民道德沦丧了。因为这么一来，表面上使人民都去做君子，既漂亮得很，而骨子里却又使他们不敢觊觎自己的财产，并可使他们永远沦为奴隶，为自己增加财产。名利双收，不亦乐乎？说句真话，我始终没有把《法老》给鲁彦找出来还是因为穷，否则无论生什么方法，我也会给他找出。那时候寄内地的印刷品已经不通，要寄只好分开当信寄，一部数十万言大著，我付不出邮费，抄写的费用更不用提了。那么即使能勉强寄出，万一遗失又怎么办呢？与其讨来放在手边，倒是仍旧放在原处稳当，我想。
大概怕给我惹麻烦，鲁彦以后没有来信。我关在一个像棺材大的小房子里——也就是我称为“饿夫墓”的，平常连报也不看，真所谓“虽生之日，犹死之年”。但是时间也终于过去了。当时上海有一种刊物《杂志》，每期总刊载几条关于内地文化界的消息，我吃过饭，看见报摊上有新出的，便每每站住翻翻。有一天就在这《杂志》上，赫然登着鲁彦去世的简单记载。我不相信，我不知道鲁彦有病，也想象不出他去世的情形。我希望这仍旧是日本人及汉奸们造的谣言。因为在这以前已有过类似的记载，如张天翼先生，虽然早有人说他死了，后来却证明他仍旧活着，纵使很苦。不久果然又有了鲁彦的消息，在别的刊物上，据说他在害第三期的肺病，还没有死，文化界为他募医药费。
然而这只是我神经过敏。只是我不愿意一个朋友遽然离开尘世，事实上并非谣传，两次的记载歧异，只因为内外交通阻隔，他是的确死了的。前年秋天我在某临时改业银行的朋友的玻璃板下看见鲁彦去世的剪报，并听到内地报纸早有同样消息发表，我走到马路上，秋风迎面扑来，只是惘然若失。
“那么我看着他存放行李，忙着离开上海，那已是最后一面了！”我反复想。
我并不为鲁彦恸呼，我也不想说鲁彦的死是文学、文明、进步的损失，这些话我相信早已有人说过喊过。我只为爱这个人，我写这篇文章。中国是个需要吹牛拍马搭架子——甚至丧尽一切良心的国家，那些在汉奸刊物发表文章而不得意，然后跑到内地，中伤别人的悻悻之犬，他们的生活决不会困难，他们可以活两百岁。那么像鲁彦——一个坦率、耿直、热情，为进步，为人民，肯不受报酬工作，以至献出他的生命的人，他一生坎坷碰壁是应该的！他潦倒以死，也是应该的！念之不已，为之诔曰：
呜呼！
天地茫茫，
哲人不永；
身处丧乱，
寓以赤诚，
以耿以直，
坎坷流离！
终罹此果，
云胡不宜？
一九四六年七月
原载1946年8月3日上海《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