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露元年（679）正月，朝廷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正在走红的司农卿韦弘机，被侍御史狄仁杰弹劾而突然丢了官。此事再次震动朝野，使人们对狄仁杰又一次刮目相看。
韦弘机，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太宗贞观时入仕，曾出使西突厥，撰写过一部名为《西征记》的书，记述所经过诸国风俗、物产，献给太宗，得到赏识，被提升为朝散大夫。高宗显庆（656—661）中，韦弘机任檀州（治今北京密云）刺史，政绩颇为不凡。大将契何力征讨高丽时，韦弘机由于能及时运送资粮，保证军需，得到高宗的赞赏，提拔为司农少卿，主管东都（河南洛阳东）营田、园苑。太子李弘死后，高宗命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刺史李冲寂主持营建陵墓，过期未成。遂又命韦弘机负责此项工程，结果如期完工。由此，高宗对韦弘机更加宠信。韦弘机虽然具有一定的才干，然性机警，好逢迎，为正直之士所不齿。像韦弘机这样一个高宗的宠臣，却为何被狄仁杰一纸劾状就拉下台呢？事情还得从上元二年（675）说起。
这一年高宗在东都住了一段时间后将要返回长安，临行时对韦弘机说：“长安、洛阳是我的东、西宅，洛阳现有的宫殿大都是隋代所建造，年代已久，逐渐陈旧颓坏，欲想整修又颇费资财，为之奈何？”韦弘机上奏说：“按照司农寺旧式，差丁壮采伐木材，皆付给雇值。而今动用户奴采伐，所获材木足够十年之用，节省的雇值（即雇工之费）在库中积存的就有四十万贯之多。用来修造宫室，三年必成，不必劳动百姓。”高宗听后大悦，命韦弘机兼管东都将作、少府二监事，负责此项工程。
韦弘机为了讨高宗的欢心，不仅整修了隋朝留下的旧宫殿，还新建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其中上阳宫位于皇城之外西南隅，南临洛水，三面环谷水。高宗曾游于洛水之北，“乘高临下，有登眺之美。”韦弘机遂在高宗登高处建造了一座高馆，以备皇帝再次游幸，又沿洛水北岸修建了一条长廊，连亘一里，在涧溪曲处建一新殿，与长廊相连接，雕梁画栋，壮丽华美。上阳宫内有丽春殿、麟趾殿、观风殿、甘露殿、仙居殿、芬芳殿等主要建筑。至于楼阁亭台更是星罗棋布，如七宝阁、浴日楼、本枝院、芙蓉亭、宜男亭、含莲亭、神和亭等，举不胜举。调露元年（679），高宗再次驾临东都，就移住在新建成的上阳宫中。由于上阳宫环境宜人，壮丽豪华，此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作为统治中心，就长期住在上阳宫中，这里遂成为当时的政治中枢。高宗对韦弘机的表现十分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便将他提升为司农正卿。
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对此事非常不满，却又不愿出面进谏，便对狄仁杰说：“自古以来凡陂池台榭，都建在深宫重城之中，不使外人看见，恐伤百姓之心。今韦弘机所兴建的宫殿廊馆，沿洛水而建，全在宫城之外，万方朝谒天子，无不可以看见，这难道是致君尧舜之意吗？”此话传到韦弘机耳中，他不知悔过，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职。辅弼之臣则思献替之事，至于我们这些负责具体事务的臣子，只不过是奉行诏命，各守其本身的职责而已，不敢有越份的举动。”以上见《唐会要》卷30《洛阳宫》、徐松《河南志·唐城阙古迹》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就是说韦弘机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奉皇帝的命令而行，是忠于职守的表现，致君尧舜是辅弼之臣的事，与他们这些事务性官员没有关系。
韦弘机的上述言论，显然是强辞夺理。洛阳宫殿的兴建从根子上说，固然是唐高宗追求奢侈生活的结果，但韦弘机从中也起了教唆导引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此次兴建似乎没有加征赋税，劳役百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韦弘机动用的所谓雇值，实际就是百姓上缴的丁庸，即租庸调制中的庸，属于国家正税，这一点韦弘机本人也不否认。韦弘机把这部分经费没有用于利国利民的工程中去，反而唆使皇帝建造豪华宫殿，追求个人享乐，是一种典型的佞臣表现。何况数十万缗钱根本不足以兴建如此规模的工程，肯定有挪用国家其他经费的现象。事情发生后他还不接受别人的指责，反以皇帝的诏令来堵塞舆论，使狄仁杰忍无可忍。但是狄仁杰也清楚地知道要扳倒韦弘机这样正在受皇帝宠信的佞臣，仅以唆使天子追求奢华的罪名是不行的，高宗肯定会予以庇护，于是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终于发现了韦弘机家人盗取官府资财的线索。韦弘机主持营建，经手巨额资财，他的家人利用这种方便条件，盗取官物，韦弘机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狄仁杰掌握了大量证据后，上奏高宗，二罪并劾，终于迫使高宗将其免官除名。
这一时期高宗还有一位宠臣，即左司郎中王本立，他恃宠弄权，朝廷上下莫不畏惧。狄仁杰对王本立的行为十分鄙视，决心予以铲除，遂愤然上表，指出王本立种种奸诈不法之事，请求高宗将他交给司法部门审理治罪。高宗此时对王本立的恩宠未衰，不愿将他治罪，遂下诏特意免于追究。狄仁杰坚决反对赦免王本立，他向高宗进谏说：“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少王本立这类人！陛下为何怜惜有罪之人而不顾国家法律？如果陛下一定要赦宥王本立，请先将我放逐到无人之境，为将来的忠贞之臣作一鉴诫。”高宗不得已只好将王本立治罪。这一事件对朝臣震动很大，使忠贞之臣扬眉吐气，奸佞之徒一时迹，“由是朝廷肃然。”狄仁杰本人由于明于执法，敢于弹劾权宠与奸佞之臣，因而声名远扬，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人物。
在狄仁杰此后的任官经历中，还多次出任过地方行政长官。他每到一地，都能始终坚持严于执法，公正平恕，力纠冤滥的原则，革除了不少弊政和害民的旧习俗，爱民如子，使千百人免于死在滥刑之下。正是由于狄仁杰正直果敢，知法守法，审理了大量的滞案、冤案，所以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赞颂，以他为题材创作了不少文学艺术作品来歌颂其不朽的业绩。
狄仁杰在大理寺和御史台任职期间，能得以施展才华，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本人刚正果敢的性格、干练卓越的才能固然有很大的关系，但也要看到这一切与高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高宗是一个固执己见听不进谏言的皇帝，尽管狄仁杰明于执法、嫉恶如仇也无法纠正错案，惩治奸佞。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把高宗描写成一位昏庸的皇帝，从他能虚心接纳狄仁杰的进谏，知错能改，驱逐奸佞，信任狄仁杰这样的直臣等行为看，昏庸之说似乎难以成立。
随着狄仁杰名声愈来愈大，他也逐渐为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所知，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狄仁杰政治生涯的最重要阶段是在后来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度过的，武则天对他的了解，对以后委他以重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武则天自麟德元年（664）起便直接参与朝廷政事，史载：“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上元元年（674），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次年，高宗因为旧病复发，风眩不支，准备逊位于武则天，因为大臣反对而作罢，但却取得了在高宗养病期间摄理国政的权力。仪凤三年（678），甚至允许百官与四夷酋长朝见武则天。由于武则天可以直接参与朝政，所以狄仁杰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她不会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在她当了女皇以后，授狄仁杰为内史的制书中，就有“雅达政方，早膺朝寄”之语。充分说明她对狄仁杰早就有所关注，并十分欣赏他的才干。武则天与狄仁杰在这一时期虽无发生直接的关系，但却为后来对他的重用和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