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清正廉明，爱抚百姓，忠心耿耿的一生，尤其是他迎立中宗，荐引五公，终于匡复唐室的壮举，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誉，他的不凡事迹千百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在唐代自中宗以来，狄仁杰就受到历代皇帝的褒奖。中宗即位后，追赠他为司空。唐睿宗李旦与狄仁杰基本是同时代的人，他耳闻目睹了狄仁杰许多事迹，对他十分敬佩，曾当着狄仁杰之子狄光嗣的面赞扬狄仁杰忠于王室，并追封梁国公。唐玄宗虽然年轻一些，狄仁杰在朝中辅政时，他还是一位少年，尽管还不大懂得政治，但忠臣与奸臣的概念还是有的。在他执政的开元时期，李邕所撰的有关狄仁杰的传记广泛流传，加上与狄仁杰同时代的一些老臣仍然健在，如姚崇等，所以他对狄仁杰的事迹并不陌生。为了褒奖狄仁杰忠于李唐皇室的行为，他于天宝六载（747）正月下令将狄仁杰配享于中宗庙。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十二月，重新确定自唐高祖武德以来的功臣等级，根据“名迹崇高，功效明著”的原则，分为上下两等，狄仁杰与唐初功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马周等，同被列为上等。唐宪宗元和二年（807）七月，录功臣之后，狄仁杰的玄孙狄玄（元）范被授为右拾遗。文宗大和二年（828）六月，又一次录功臣之后，狄仁杰因“恢复庙社，事形先觉”的功绩，使其另一玄孙狄玄（元）封得到县尉的官职。唐朝历代皇帝对狄仁杰的褒扬，是他们对狄仁杰勤政爱民，匡复王室的不凡功绩的认可与肯定，这些都是见之于史册的记录。狄仁杰在受到官方赞誉的同时，也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与颂扬，这一切虽然没有被正史或官方文献所记载，但百姓们以自己独特的纪念方式，仍然使这些情况得以流传下来。
对于古代的百姓来说，他们颂扬和纪念自己所爱戴的人的最常见方式，就是修建祠堂、庙宇，四时祭祀。和官方不同的是，老百姓颂扬狄仁杰并不是因为他迎立太子、匡复王室，而是因为他勤政爱民，发展生产，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狄仁杰仕途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地担任地方官，他每到一地，造福一方，几乎他任官的各个地方都有百姓为他修建祠堂，不仅在唐代如此，而且这些地方的历代百姓都十分缅怀这位爱民如子的历史人物，世代为他修葺祠堂。由于时代久远，很多情况今天已不易搞清楚了，就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情况看，也足以使人激动不已，感慨万分。
江南西道的彭泽县（江西彭泽东北）是狄仁杰遭到酷吏诬陷打击后，于长寿元年（692）被贬到这里担任县令的。他在这里共担任了4年县令，减免赋税，赈济灾荒，发展生产，为当地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为了颂扬狄仁杰的功德，百姓们为他修建了祠堂。直到唐朝末年，诗人皮日休游彭泽时，仍听到当地百姓传颂狄仁杰的事迹，使诗人感慨万分，遂欣然为狄公祠堂撰写了一篇碑文，并镌石以为永久纪念，这篇碑文至今仍然存在皮日休所撰碑文收入《全唐文》卷799.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被贬鄱阳（治今江西波阳），又移官丹徒（治今江苏镇江）时，途经彭泽，曾专门拜谒了狄公祠，并撰写了一篇长达2000多字碑文，表达了他对这位前代贤臣无限敬仰的心情，历述了狄仁杰一生的主要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也是狄仁杰任过职的一个地方。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至神功元年（697）六月，狄仁杰在这里任刺史仅一年时间，但千百年来获得了当地人民的永久纪念。神功元年，狄仁杰离任后，魏州百姓就为他修建了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景晖在当地任官时，贪暴不法，人们遂毁去他父亲的生祠。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十一月重建，李邕为此专门撰写了《狄梁公生祠记》，以记其事，由张廷书写立碑赵明诚。安史之乱时，这座祠堂毁于战火。元和中，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奏请重建狄仁杰祠堂。元和七年（812），田弘正咨询于当地耋老，找寻到祠堂旧址，遂在原址动工兴修，于当年十月五日完工。落成之后，田弘正与监军使率文武官员、幕僚将校，选择吉日，亲临祭奠。由冯宿撰写碑文，记载了这次活动的盛况，胡证书丹，树碑于祠堂前。狄仁杰祠堂大约毁坏于明朝正德（1506—1521）前后，但冯宿所撰的碑石却流传下来了。
在当地还有一座“三贤堂”，为明代以前的建筑。所谓“三贤”，是指唐代的魏徵、狄仁杰和宋代的韩琦正德。魏徵是馆陶人，属魏州管辖；韩琦为安阳人，在唐宋时期这里属河北道（路）。因此魏、韩二人都可以算是当地名人，为当地人们所敬仰而建祠纪念是可以理解的。狄仁杰为阳曲人，属河东道（路），仅仅因为在当地做过地方官，就被这里的人民与魏、韩二公并列，同处于一堂祭奠，可见狄仁杰在魏州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洛阳在武则天时被称之为神都，是当时的统治中心，狄仁杰长期在这里从政和生活，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所以洛阳也有他的祠堂存在。根据方志的记载，洛阳共有两座狄公祠堂，直到清代仍然存在，一座在西关，一座在白马寺附近。此外，狄仁杰的故乡阳曲县也有他的祠堂，并有祀田300亩，用其收入以保证四时祭祀不断。唐人王贞白有《题狄梁公庙》诗，诗云：“惟公仗高节，为国立储皇。”只是不知王贞白题诗的这座狄仁杰庙位于何处？
狄仁杰于久视元年（700）卒于神都洛阳，就地安葬，其坟墓位于洛阳白马寺东百余步处，墓前神道碑直到明代仍完好屹立。由于历代士大夫十分敬佩狄仁杰，多题诗刻石立于墓前，以表达对狄公的敬仰之情。如元代河南安抚使完颜纲曾题绝句一首，命人刻石立于神道碑侧。后年久仆倒，明代人虞廷玺感于狄公忠义，遂重新将此诗刻石，并撰写《重刻狄梁公墓道诗序》一文，以记其事。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有一御史巡察洛阳，路经狄公墓前，见碑石斑驳、荒草蔓蔓，敬佩狄公是唐朝社稷之臣，遂嘱咐当地官员为狄公修建一座祠堂，以供祭奠。次年，洛阳县令马某亲自勘察地形，拆毁附近废旧佛寺，用得来的材木雇工在白马寺旁修建祠宇三楹，安置狄公神位，春秋致飨不坠。这座祠堂到清代仍然存在，这就是洛阳有两座狄仁杰祠堂的由来。
对于狄仁杰迎立中宗李显，荐引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5人，终于匡复唐室的不凡业绩，著名文士李邕曾撰《六公咏》的诗篇进行歌颂，这篇诗作在当时流传广泛，并由胡履虚书写刻石，立碑于世间。此诗共二章，张柬之、桓彦范等5人为一章，狄仁杰为一章。大诗人杜甫读此诗后，大加赞赏，他在《八哀诗》之一的《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中咏道：“朗吟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宋代金石家赵明诚读了杜甫的《八哀诗》中的这两句后，自述说恨不得马上看到《六公咏》，后来得到此诗石刻拓本，拜读后感慨不已，赞扬它文词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八哀诗》见《全唐诗》卷222，关于《六公咏》的有关情况，见《金石录》卷26《跋尾》十六。可惜的是这篇被杜甫、赵明诚等大加赞扬的佳作，早已亡佚，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明清以来以狄仁杰事迹为题材的戏剧、小说相继问世，由于文艺作品特殊的社会效用，使狄仁杰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这种影响一直波及西方世界，这一切要归功于荷兰汉学家罗伯特·古利克（汉名高罗）。他在解放前曾任荷兰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遂投身于汉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曾把清代小说《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或《狄梁公全传》的前30回翻译出版。50年代他创作出版了一部130万字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把东方古国的题材与西方现代小说的风格、推理悬念的创作手法完美地结合起来，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本书在西方书市风靡不衰，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狄仁杰的名字也随之为各国人民所熟知，被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当然这只是文艺作品中的狄仁杰，与历史上的狄仁杰还是有着较大的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