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其精神面貌和行为方式的基本特征，往往更集中、典型地蕴含着时代文化精神的内核和本质。狄仁杰所具备的种种品质和人格特征，则集中地体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士人风习的主流，代表着一个时代士人的精神面貌。
狄仁杰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度过的，因此，他的人格特征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他勇于进取，不甘向腐朽残暴的势力妥协，却又机智灵活，比较注意立身处世的方式：既熟读诗书，满腹经纶，又注重经世致用，反对华而不实；一身正气，品格高洁，却又不乏诙谐幽默。总之，狄仁杰的人格特征既体现了唐初士风的时代风貌，也具有极鲜明的个性特征。
人们谈起古代文人士子的人格特征，大都认为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哲学，是其最根本内在的基础，这当然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有人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作了一个全面的归纳，总结出了4个相关特征：（一）他们习惯以“道”的代表者自居。（二）因此，他们自始便关心国计民生，以天下为己任。（三）他们认为“道”比“势”尊，所以面对权势者总是勇于批评，以尽“言责”。（四）由于所谓的“道”缺乏具体的形式，他们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其“道”，这便使他们特别注重个人的内心修养。这里所说的“道”，其具体内容不外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以上所说的这4个特征虽不能完全概括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全部特征，但也将其中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反映出来了。
上面所提到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特征的四个基本方面，都在狄仁杰身上有所体现，他关心国计民生，忧国忧民，不论身处逆境或顺境，都能做到始终如一，绝不自甘沉沦。他一生中多次被贬，屡遭挫折，却从未放弃自己的政治志向，勇于进谏，直到晚年仍矢志不渝。在酷吏与内宠势力极盛的时期，他仍然洁身自好，自重自爱，决不向这种势力妥协，更谈不上趋炎附势，助纣为虐了。
如果说武则天对酷吏只是把他们视作打击政敌的工具，一旦失去利用价值便毫不犹豫地予以抛弃，那么她对武氏子弟和内宠则视为武周政权的基本依靠力量，授予高官，给予重权。从文明元年（684）至长安四年（704），20年间武氏子弟先后有7人次充任过宰相。连薛怀义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仅仅因为内宠的关系，就授予兵权，统率大军出征，结果只能是无功而返。武懿宗胆小如鼠，畏敌如虎，也被作为将才而任用，让其统兵抵御突厥，结果没有达到御敌的目的，反而给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祸害。张易之、张昌宗二人虽未授予重权，那是因为他们的确太不成器，但不少趋炎附势者却通过他们得到了高官，有些人甚至登上相位。其实这些内宠的势力是很大的，甚至连武氏子弟都对他们敬畏三分，至于他们利用权势卖官鬻爵更是司空见惯的事。
张昌宗的弟弟张昌仪不过仅是一位洛阳县令，就敢公开卖官。有一次他上早朝时，路遇一位姓薛的选人，当面给他黄金50两，请他帮助注授官职。张昌仪在朝堂见到天官侍郎张锡，便把此事交给他去办。数日后，张锡丢失呈状，便来问张昌仪，张昌仪骂道：“不会办事的家伙，我也不记得名字，只要姓薛的就给授官。”张锡惶恐而退，结果把这年选人中姓薛的60余人，全都注授了官职。
尽管二张权势显赫，但狄仁杰自重自爱，从不与诸武、二张往来，惟恐玷污了自己一生的清白。据载，岭南曾进贡一件集翠裘，即用羽毛织成的裘衣，珍丽异常。武则天就赐给张昌宗，命他披裘，与她玩双陆双陆，为唐代的一种博戏，有局有子，还有掷骰两个，两人对局，以决胜负，实际是一种赌具。正好宰相狄仁杰入宫奏事，武则天令就座，遂命狄仁杰与张昌宗玩双陆。狄仁杰自视甚高，本不屑于与张昌宗这类人对局，但君命难违，也就只好勉为其事了。当时武则天在旁边问二人以何物为赌注？狄仁杰指着张昌宗所披裘说：“争先三筹，赌昌宗所衣毛裘。”武则天又问，卿以何物为注？狄仁杰指着自己所穿的紫袍说，臣以此袍为注。武则天大笑，说：“卿未知此裘价逾千金，卿之所指，为不等矣。”狄仁杰站起身来，正色说道：“臣此袍乃大臣朝见奏对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宠遇之服，对臣之袍，臣犹怏怏。”武则天一时无话可说，只好如此。而张昌宗听了这番话后，面红耳赤，神情沮丧，结果是一连数局，皆败下阵来。只好灰溜溜地脱下裘衣，狄仁杰接受裘衣，拜恩而出，出了宫门后，就将此裘交给家奴穿上，然后策马而去。
狄仁杰此举大挫了二张的气焰。他把这件珍贵裘衣交给家奴穿用的行为，不仅是对二张这类人轻蔑的表示，而且也是狄仁杰的价值观以及高洁品格的生动反映。这种不与宠同流合污，保持清白，自重自爱的风骨，也是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共同具有的人格特征。
武则天直到晚年对武氏子弟仍然百般呵护，决不容任何人有不恭的行为，宰相吉顼就因对武懿宗言语不恭而被贬为县尉。久视元年（700）正月，吉顼与武懿宗当武则天之面争赵州（治今河北赵县）之功。突厥默啜进攻河北时，一度攻占赵州，后主动撤走，并非武懿宗或吉顼攻下。两人都认为是自己夺取了赵州，争执不休。吉顼魁伟高大，口齿利索；武懿宗短小伛偻，笨嘴拙舌，吉顼居高视下，声气凌厉，与武懿宗猥琐的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武则天看到这种情况很不高兴，说：“吉顼在我面前，犹卑视我武氏子弟，他日异时如何可以依赖呢？”他日，吉顼奏事未完，武则天便打断他的话，怒气冲冲地斥责道：“卿所言，我早已知道，不必多说。太宗有一匹马，名师子骢，高大暴烈，无人能驯。我当时是宫女，对太宗说我能制服此马，只需要三物，一为铁鞭，二为铁，三为匕首。用铁鞭抽打不服，则以铁击其首，还不服则以匕首断其喉。太宗壮我之志。今日卿岂足污我的匕首！”
吉顼一向被武则天视为腹心之臣，十分宠信。即使这样的人，一旦对武氏子弟不恭，武则天也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处置，更何况他人了！然而，武则天以铁鞭、铁、匕首这类暴力手段维护武氏子弟地位的做法，并不高明，不能使朝士心悦诚服。对于那些品格高洁的士人来说，更没有丝毫效果，因为他们自视清高，根本就不屑于与诸武往来。
狄仁杰就属于这类人，他和武承嗣、武三思、武攸宁等人同为宰相，却从未见到互有往来的记载。狄仁杰和诸武不相往来，保持距离，但也不公然指斥诸武，因为他深知武则天对诸武十分宠信，意气用事，图一时痛快，对国家政事并无助益，即使在拥立庐陵王（李显）为太子的斗争中，狄仁杰前后奏对多次，也无一字贬斥诸武两。这也是武则天比较愿意接受狄仁杰意见的一个重要原因。久视元年（700），武则天改控鹤监为奉宸府，使其成为一个供武则天追求享乐的场所，右监门卫长史侯祥等人，竟公然要求成为奉宸内供奉，加入到这个行列中去。这些事在一些所谓正直的朝士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却得到武三思等武氏子弟的支持。狄仁杰作为宰相却对此未置一辞，倒是有一个小官右补阙朱敬则上疏进谏。这就说明晚年的狄仁杰虽好当面与武则天争论，但对军国大事，国计民生之外的事，他并不过多干预。武氏子弟在狄仁杰看来，不过是些纨绔子弟，自然更不屑去搭理他们。
有一件事很能说明狄仁杰晚年的处世方式。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学多才，为狄仁杰所看重，他曾数次对狄仁杰进行过规谏。元行冲当时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方，他说：“富贵之家，多藏有脯醢等物以供膳食，也藏有参术、芝桂等药物以防疾病。料想明公门下宾客堪充滋味者甚多，元冲愿意为一味药物以备明公之用。”狄仁杰事后笑着对别人说：“此吾药笼中物，何可一日无也！”这就清楚地说明狄仁杰晚年做事非常谨慎，而且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反面意见，使他既得以洁身自好，又不至于被权宠们中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