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尊崇佛教，狄仁杰反对佛教，君臣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的分歧，由于狄仁杰在这个问题上措置得当，信仰上的分歧并没有破坏她（他）们之间政治上的合作关系。
武则天的母亲杨氏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武则天当上皇后以后，她利用这种特殊的关系，重建了汉代的太平寺，又在嵩山少林寺中建塔。在杨氏的影响下，武则天从小就受到佛教思想的熏陶，又有过在感业寺当尼姑的生活经历，使她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显庆元年（656），太子李弘病重，武则天和唐高宗曾祈求如来大发慈悲，予以保佑。李弘病愈后，遂于长安延康坊西南隅建寺。这年11月，中宗李显降生时难产，武则天与唐高宗向高僧玄奘许愿，如佛能保佑平安，所生是男，可以随玄奘出家。后来李显便成了玄奘的弟子，玄奘给他起名“佛光王”。睿宗李旦降生时，武则天也曾在蓬莱宫的含凉殿内大搞佛事。咸亨元年（670），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死，她便把长安休祥坊旧宅改建为佛寺，以追荐冥福。今洛阳龙门石窟中的大卢舍那佛像，也是她辅政期间雕造的。至于缮写佛经，广度僧尼，更是寻常之事。垂拱四年（688），明堂修成后，她也不忘在明堂北面修建一座五级天堂以安放大佛像。这些情况表明武则天与佛教的关系，不仅仅是利用佛教为政治服务，同时也是一位虔诚的信仰者。
唐代是佛教的大发展时期，也是佛教中国化趋势发展最快的时期。唐朝的大多数皇帝都崇佛，连唐太宗也不例外。因为李唐皇室自称是老子李耳的后裔，所以也尊崇道教。贞观十一年（637）正月，唐太宗下诏规定：道士、女冠的地位在僧尼之上。引起了佛教徒的极大不满。尽管如此，并不表示唐太宗排斥佛教，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武则天要改朝换代，争当皇帝，总得要找一些理由出来，从儒家、道家的经典中是无法找到女人称帝的根据，势必从佛教经典中找根据，结果从《大云经》中找到女子可以称王的说法。利用佛教大造改朝换代的舆论，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武则天不仅利用佛教争当皇帝，她还利用人们普遍信仰佛教的现象，把自己装扮成佛王形象，以教化其民。她当了皇帝以后，于证圣元年（695）正月称“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这是弥勒的佛王号，显然武则天是以弥勒的佛王形象面世。武则天利用《大云经疏》为当皇帝造舆论时，曾有太后乃弥勒下生，当为“阎浮提主”（即人世之主）的说法，故其以弥勒的佛王形象面世也就不奇怪了。但是武则天对弥勒形象并不喜欢，所以此后又选择以密宗千手千眼观音的佛王形象面世。实际上早在证圣元年以前，武则天就已使用了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尊号，如长寿二年（693）称“金轮圣神皇帝”，次年称“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证圣元年二月下诏去“慈氏越古”之号，表明她放弃弥勒的佛王形象。九月，又称“天册金轮大圣皇帝”。武则天的这四个尊号皆有“金轮”二字，说明武则天又以金轮王自居。佛经上说世界到一定时期，有金、银、铜、铁四轮王出现，统称轮转王，其中以金轮王最尊，统治四大部洲，有七宝导从，是人间的圣王。武则天初称“金轮圣神皇帝”时，即“作金轮等七宝，每朝会，陈之殿庭。”这些情况说明武则天即以佛王形象又以佛经中的人间圣王的佛俗双重身份面世，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佛教对武则天来说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政治作用，提高佛教地位势所必然。于是她称帝后不久，即天授二年（691）四月，颁敕规定佛教地位应在道教之上，僧尼位在道士之前。宗教地位的高低完全由政治来决定，于是宗教也就沦为人们所玩弄的政治工具了。
狄仁杰不信鬼神，对佛教也不信仰。当武则天利用佛教大造舆论时，狄仁杰地位还不高，无法和武则天直接对话。他二次重任宰相后，尊贵的政治地位使他具备了和武则天直接对话的条件，于是便针对武则天佞佛频频进谏，十分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反佛态度。
狄仁杰不是思想家，所以他反佛时和古代许多反对佛教的政治家一样，很少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佛教教义，更多的还是从华夷之别、劳民伤财、伦理观念、社会危害等角度，对佛教提出批判。久视元年四月，有胡僧奏请武则天前往山寺观看舍利，武则天欲率众离开洛阳前往观看。狄仁杰坚决反对此类活动，拦住车驾奏请不要前往。他认为“佛者夷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这种在宗教上区分华夷之别的观点，并非新鲜观点，远的不说，唐初的思想家傅奕就持这种观点。狄仁杰实际是这种观点的继承者和宣传者。狄仁杰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进谏时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往往站在关心被谏者的角度去阻止其行为。他告诉武则天胡僧不过是在利用天子驾临的宣传效应，迷惑百姓，捞取经济上的好处。且山路险狭，不便侍卫，安全无法保证。这样就迫使武则天不得不认真考虑他的意见，最终使女皇中途而返。
武则天在天授元年（690）下敕规定，两京、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区，以后又陆续建造了长寿寺、崇先寺、崇福寺、荐福寺，修缮了慈恩寺、敬爱寺、福先寺等。加上以前诸帝及王公、贵戚和各地自发兴建的佛寺，致使全国各地“殿堂佛宇，处处皆有”。《唐会要》卷49《像》。武则天对佛寺保护有加，规定“盗佛殿内物，同乘御物”。到了武则天晚年，不仅佛寺越建越多，而且规模宏大，雕饰华美，佛像往往用黄金、宝珠缀饰，耗费了大量的资财。狄仁杰对此痛心疾首，上疏极力反对。他尖锐地指出：“今之伽蓝，制过宫阙，穷奢极壮，画缋尽工，宝珠殚于缀饰，材竭于轮奂。”《全唐文》卷169《谏造大像疏》。伽蓝，僧伽蓝摩的略称，是对佛教寺院的通称。狄仁杰认为如此巨额的资财，决不可能全靠僧尼化缘、人们施舍而来，必然要动用国家资财。他还认为不论建造佛寺的经费从何而来，总是社会财富，所谓“物不天来，终须地出”；建造寺塔总要役使人力，所谓“工不使鬼，止在役人”。所有这一切，“不损百姓，将何以求？”狄仁杰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认为社会生产的财富是有限的，如果毫不节制地使用，必然造成财力紧张，用度不足的状况，这样就免不了要增加租赋，致使编户痛切肌肤，难免不受官吏的“楚”。
在这一时期中，一些僧侣由于种种原因，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使他们得以出入宫廷，获取钱财。如婆罗门僧惠范，“奸矫狐魅”，“左道弄权”，却被武则天视为圣僧，宠信异常。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对此人更是崇礼有加，“以为梵王”。惠范甚至可以骑乘官马，出入宫掖，被赏赐的绫罗及金银器物不计其数。给武则天合制长生药的胡僧也获得了大量的赏赐。尤其是内宠薛怀义剃度为僧后，出入内宫，如履平地，依仗武则天的权势胡作非为。朝中献媚之士对他敬若神明，号为薛师。宰相宗楚客为讨好薛怀义，为他作传记2卷，称其为释迦重生，观音再生，因而得以升任宰相。薛怀义在明堂北面所造的大佛像，高900尺。又造大金刚像，仅头部就高达200尺，用牛血涂染面部，诳称是刺薛怀义膝部血染成。这些大像造成后，在洛阳城中召开无遮大会，观者如潮，士女云集，又以内库钱抛撒于道，人们争相拾取，互相践踏，致使不少老人、少儿死于非命。当夜天堂火起，延烧到明堂，飞焰冲天，火光照得洛阳城如同白日。大火还烧毁了内库，无数资财化为灰烬。社会上的游僧到处妄陈祸福，骗人钱财。有的僧人私自纳妾，有的诱骗百姓子女，有的佛寺擅自度僧，据狄仁杰估计，这类私度僧尼全国有数万之众，仅洛阳一地检查出的多达数千。所有这些现象引起不少有识之士的忧虑和愤慨，纷纷上疏要求设法改变，狄仁杰就是其中反对最为坚决的一个。狄仁杰主要是从佛寺和僧尼的增多对百姓盘剥和对国家租赋收入的影响角度，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指出广建寺院精舍，名曰化缘，实际为强征摊派，催促之急超过了官吏督课租税。甚至僧尼作法事，也要百姓出钱。寺院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影响也很大，所谓“膏腴美业，倍取其多；水碾庄园，数亦非少”，加上为数众多的不纳租税的僧尼，使国家税收大受影响。他说：“一夫不耕，犹受其弊，如此众多的僧尼，坐费衣食，又劫人钱财。臣每思至此，实为悲痛。”忧国忧民的忠臣形象跃然纸上。
久视元年（700）闰七月，武则天又要建造一尊大佛像，为了避免群臣反对，她下令要全国僧尼每人每日出一钱，“以助其功。”狄仁杰这时已老病交加，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得知此事后，不顾体弱病痛，毅然上疏劝谏。他在表章中列举了佛寺、僧尼的种种危害，并以南朝梁武帝、简文帝迷信佛法，施舍无度，最终身败名裂的历史教训，希望武则天能引以为鉴戒。他还认为国家近年以来，水旱灾害频频发生，百姓困苦，征役繁重，如果此时再兴大役，建造佛像，国力、民力将不堪重负。他针对让僧尼捐钱造像之事，批驳说：“虽然名为僧尼捐钱，所得之数，百未及一。且造大像，必然不能置于露天之下，这样又要建造高大的殿堂，有了殿堂，还要修建相应的廊庑。如此巨大的工程，却说不损国财，不劳百姓，岂非自欺欺人？”狄仁杰还巧妙地利用佛教教义向武则天进谏。他说：“如来创立佛教，以慈悲为主，普济众生，其本心如此，岂能劳役百姓，以图虚饰？”最后狄仁杰建议在目前国内有灾，边境不宁的情况下，“宜宽征镇之徭，省不急之费，”不要再干劳民伤财之事。
在狄仁杰的强烈反对下，武则天只好下诏罢去这次建造活动。然而，尽管狄仁杰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谏，武则天并没有真正听进去，狄仁杰死后仅数月，她又于大足元年（701）正月提出要建造大像，并筹集了17万贯钱。这件事再次引起一些朝臣的反对，李峤上疏甚至提出，不如把造像的17万贯用于救济贫民，每户给钱1000文，可以救助17万户，这才是无穷的功德，可以收到万民拥戴的效果。武则天是否用这笔钱救济了百姓，尚无资料记载，但这次造像活动的夭折却是明文记载了的。长安四年（704），她又欲造大像，再次遭到朝臣反对，其中监察御史张廷反对最为激烈，最后还是没有搞成。次年，武则天就被迫下台，所以她至死也没有在洛阳造成大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