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等人的案件对朝野上下震动很大。狄仁杰、任知古、裴行本等人都是现任宰相，3位宰相同时下狱，无疑是一件大事，不能不引起朝野的关注。魏元忠虽仅为御史中丞，但他为人正直，声望颇高，又立有大功。这是指在镇压徐敬业的战争中，当时武则天命他为监军，与李孝逸共同负责征讨事宜。在讨论进军方略时，魏元忠力排众议，主张先打徐敬业之弟徐敬猷所率之军，这支叛军实力较弱，歼灭这支军队可以鼓舞官军士气，削弱叛军力量，然后集中军力进攻徐敬业所率精锐军队。事后证明魏元忠的方略完全正确。在两军主力决战时，官军前锋受挫，统帅李孝逸畏惧欲退。魏元忠坚决制止了这种企图，又献火攻之计，终于取得了决战的胜利。李嗣真为官清正，声誉也甚好。这样一批人同时被捕，又都是谋反大罪，朝士们非但不信，反而纷纷上书，认为这是奸佞横行，残害忠良。当时上书的主要有麟台正字陈子昂、万年县主簿徐坚、凤阁舍人韦嗣立、监察御史魏靖、给事中李峤、大理少卿张德裕、侍御史刘宪等。归纳起来，他们的呼声大体反映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见：
第一，反对酷吏政治，认为有害无益。他们大都认为尧舜之时、文景（汉文帝、景帝）时代，几致刑措，千古以来，传为？美谈。“今四海多衔冤之人，九泉有抱痛之鬼”，都是徐敬业、李贞起兵以来，酷吏横行，连坐相牵，用法残酷的结果。指出目前这种“小乃身诛，大则族灭”局面的形成，完全是那些“皆图苟成功效，自求官赏”者，任意罗织，草人命，并非真有如此之多的反逆者。
第二，大开告密之门，罗织严密，目的虽然是“将息奸源，穷其党与”，但实际上却使大批无辜之人冤屈而死。他们指出数年以来，四方告密，牵累千万，“大抵所告，皆以扬州为名，及其穷竟，百无一实”，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庆，忠直清正之人痛心疾首。一人被捕，百人入狱，“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所宁。”批评的矛头直指武则天本人。
第三，认为酷吏政治不尽早结束，将使朝士人人不能自保，离心离德，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统治的巩固。有人甚至指出目前正直之士纷纷入狱，被杀被贬者不计其数，照此下去将使陛下无可用之臣，焉知不是有人借追究逆党而行反间之计，先除去陛下辅弼之臣，后谋取国家社稷。
第四，认为酷吏政治破坏了国家法制。“夫酷吏者，资矫佞以事君，行刻薄以临下。”他们大都“侮宪害公，弄权挠法”，“罪遂情加，刑随意改”，致使国家规定的死刑三覆奏的制度，形同虚设。要求废除委派专使推按，便可决杀人命的做法。“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应依法复奏，减少冤滥。生杀大权应该掌握在皇帝手中，权不下移，移则冤滥易生，冤滥生则法制乱，法制乱则天下纷纭，祸乱必起。
他们的上书并不仅局限于狄仁杰、魏元忠等人的这次冤案，更多地还是从国家安稳、维护法制、反对酷吏政治的角度出发的，把酷吏政治的危害和影响论述得非常透彻，以促使武则天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能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由于众人反映强烈，迫使武则天不得不认真地对待此事，她派给事中李峤、大理少卿张德裕与侍御史刘宪三人，再次复审此案。经过详细地调查与审理，证实这果然是一桩冤案。但是，张德裕惧怕来俊臣，不敢据实上奏，打算仍以来俊臣原所定之罪上奏。此议遭到李峤的反对，认为“岂有知其枉滥而不为申明哉”！他还以孔子的“见义不为，无勇也”的话，鼓励张德裕、刘宪二人，共同为雪洗冤案而尽力。在李峤的极力主张下，三人于是条列狄仁杰等人冤状上奏武则天，“由是忤旨”，皆被贬黜远州。从武则天贬黜李峤等人的举动看，她并不打算在这个时期结束酷吏政治，仍然信任来俊臣等人。
正在这时，前鸾台侍郎乐思晦年仅八九岁的幼子赴阙上变，从而为此案的洗雪带来了一线曙光。乐思晦于天授二年（691）六月被任为宰相，十二月被杀，前后仅半年时间。同时被杀的还有右卫将军李安静，罪名是谋反，实际上则是因为没有上表劝进，对武则天改朝换代支持不够。乐思晦大概也是因此事而被杀的，他的全家除幼子被送到司农寺为奴外，其余人全部惨遭杀戮。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够入宫请求皇帝召见，肯定有人支持并提供方便，否则被籍没为奴的犯罪官员子弟，尤其是一个儿童是不可能随意行动，更不用说入宫去见皇帝了。
武则天召见了这位儿童，问他因何事要求召见，回答说：“我的父亲已死，我家已破，对于我家之事已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只是为陛下之法被来俊臣等人所玩弄而感到惋惜。陛下如不信臣言，请选择朝中忠直大臣、为陛下平素最信任者，再撰写一份反状连同此人交给来俊臣审讯，没有不承认谋反的。”武则天听了此话后，觉得有理，由此“太后意稍寤”。从这个孩子对武则天的这一番话看，似乎不像儿童所能说、所能想到的，很可能有人事先教给他，通过孩子之口反映给武则天。于是，武则天决定亲自过问此案，她召见狄仁杰等人，问道：“既然你们都称冤屈，为什么又承认谋反呢？”回答说：“如果不承认，则早就死于酷刑拷打之下了。”武则天又问：“既如此，为何又要写谢死表？”众人皆矢口否认。武则天命人拿出表来，出示给他们看，才搞清是来俊臣伪造的假表，于是下令释放了7人。
狄仁杰等人虽然无罪被释放，由于武则天此时仍宠信来俊臣，所以她不仅没有追究他诬陷大臣之罪，反而把狄仁杰贬为彭泽（江西彭泽东北）县令，任知古为江夏（湖北武昌）县令，崔宣礼为夷陵（湖北宜昌）县令，魏元忠为涪陵（重庆涪陵）县令，卢献为西乡（陕西西乡）县令，将裴行本、李嗣真流放于岭南。来俊臣与武承嗣深恨狄仁杰，屡次请求处死他，武则天以释放的诏书已颁下，不可反复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御史霍献可当廷叩首苦争，要求一定要处死狄仁杰，仍没有得逞。霍献可早年任开封（河南开封）县令时，狄仁杰被贬外地，途经汴州（治今河南开封）时，欲留半日为民治病，霍献可不许，当日就将他驱逐出境。从此，两人结怨。后霍献可投靠武承嗣，遂得调为京官，专与朝中正直大臣作对，干了许多坏事。此次他苦争欲杀狄仁杰，一是借机以泄私愤，另外也是为了讨好武承嗣。霍献可不仅要求处死狄仁杰，连他的舅父崔宣礼同样也不放过，要求处死，他对武则天说：“陛下不杀崔宣礼，臣请陨命于前。”以头碰殿阶，血流沾地，以表示为臣不私于其亲。此后，霍献可常以绿巾裹头伤，微微露出冠下，希望武则天能看见，好得到升赏。可见此人德行之卑劣。
狄仁杰等人被贬约半年后，形势逐渐发生变化，酷吏政治开始衰落。出现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其一，经过多年的残酷杀戮，唐朝宗室大多杀戮殆尽，年纪幼弱者皆流放岭南，朝中公开的政敌也屠戮已尽，这样就使武则天的安全感大大地增强了。另外，有人认为：“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即武周取代李唐已经完成，天下之人皆已承认现实，政权的稳固性空前提高，“任威刑以禁异议”已没有必要。武则天也同意这个见解，遂逐渐地放宽刑狱。
第二，经过此次事件后，反对酷吏政治的人有所增加，呼声日渐高涨，如李昭德、朱敬则、严善思、周矩等人，都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他们接二连三地上书，说古喻今，苦苦相劝，要求武则天放弃酷吏政治。这些言论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武则天，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她的政策。
长寿元年（692）七月，当时告密者仍然很多，按照武则天自己的规定，凡告密者不许大臣过问，均由她亲自召见。由于人数太多，加之武则天年事已高，精力必然有限，使她觉得不胜其烦，于是就交给监察御史严善思处理。严善思仔细询问后，将其中850余人以虚构诳上之罪严厉处罚，使“罗织之党为之不振”。这是酷吏政治改变的一个显著信号。接着，侍御史周矩上疏提出“缓刑用仁”的施政方针，得到武则天的采纳，由是“制狱稍衰”。此后虽仍有酷吏杀人之事发生，但残酷程度已大大地不如以前了，人数也相对较少，来俊臣死后，酷吏政治可以说基本结束，国家法制恢复到正常状态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