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包拯是中国人的人文偶像，我们从小都是听着“包青天”的故事长大的。成年之后，翻烂N本历史、经历无数世事，你也许已经意识到：作为单枪匹马与体制作战的人物，包公个人的力量有限得很，然而在自己或亲人遇到委屈时，我们仍然习惯性地想到去寻找现实中的“包青天”。
包拯对官员操守的看重世所罕见。包公当年弹劾过宋祁，就是写出过“红杏枝头春意闹”、人称“红杏尚书”的那位，弹劾的理由既不是宋祁贪污受贿，也不是宋祁充当黑社会保护伞、强奸女大学生，而是其知成都时多游宴，意思是公款吃喝多了些。尽管每晚宴罢，宋祁燃烛展纸修《唐书》，远近的人都能看见灯光，再说当时文官游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行为，包拯可不管这些。包拯还弹劾过张方平。张方平这个人天性豪迈、见识不凡、才干超群，但一生郁郁不得志。当时京城某人拍卖家产，时任三司使的张方平设法购得一处房屋。包拯立马上了一个奏折，弹劾他“无廉耻，不可居大位”。据说包公检举张方平的不端事迹，还有不少条状。
不过，如果从人性的角度回望包公，你会觉得包公的铁面无私，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个人被整个社会疏离作为代价的。史书记载，包拯平生不写私人信件，没有多少朋友，也不跟亲戚往来，流传下来的文字，只有早年的一首短诗和晚年的一篇家训，其余的全部是奏议。宋人记述成风，但极少有人说到包拯，王安石和包拯都是欧阳修举荐的，两人还曾有过上下级关系，但整部《临川集》，无一字提及包拯。别人也大抵如此。幸好有位叫吴奎的人，和包拯关系好，给他撰过墓志铭；还有一个叫张田的，自称门下，主动给奏议结集。有了这两人，包拯的事迹才能为今天的人们所知。
包拯缺少朋友，原因当然多多，但大体上不外乎自我的选择与他人的选择两种。从包拯一面来说，他身居高位，朋友多了，各种各样的利益牵绊就多，他害怕自己无法摆脱情感因素，不能做到公正断案，因此刻意与朋友保持疏离。这从另一个侧面可以印证。宋时流传一句话叫“包公笑，黄河清”，意思是说包公笑一次，黄河都会变清，可见包公笑之难得。道理很简单，在人治环境下，包公必须依靠严肃的表情才能威慑不法者，如果见人一副笑嘻嘻的模样，别人肯定不会再产生畏惧感，这样会很不利于执法。笑都尚且如此谨慎，何况交朋友？从朋友一面来看，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人跟他人结交，都是想得到什么好处，古往今来，就有过不少国人追求纯粹友谊的佳话，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由于人的趋利本能，相当数量的人交朋友完全只是为了利益，你手中掌握了资源，而且这资源能为其所用，他就趋之若鹜，否则，他就会离你远远的。像包拯这种人，亲属犯了法都敢严惩（他当年就曾鞭打过违法的表舅），朋友一旦有点什么事，自然不可能得到他的关照了，交他何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