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就其连续性而言，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也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其阶段性而言，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中，经历了几个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由于不同阶段所面临的环境和背景不同、所需解决的问题和任务不同，也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取得的成果各有不同。以这些阶段性成果形成为标志，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大约分为四个阶段。
（一）从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孕育和准备阶段（1956—1978）
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关思想的成形。
1.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1956—1966）
（1）党在这十年中积累了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1958年，毛泽东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一九六四年底到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要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在这十年中，党和国家许多领导人多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
刘少奇同志提出了许多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进行流通和社会主义社会要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观点；周恩来同志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关键性作用等观点；陈云同志提出了计划指标必须切合实际，建设规模必须同国力相适应，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必须兼顾，制订计划必须做好物资、财政、信贷平衡等观点；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关于整顿工业企业，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观点；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
这些思想和观点对于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有些甚至就是这个时期提出的思想，但由于当时的实际情况而没有得到落实，因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内容，如上文提到的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思想，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而没有得到落实，“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中，它再一次成为我们的发展目标。
（2）党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也产生过严重失误，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挫折。
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这些错误的做法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深刻的教训，“大跃进”、浮夸风等不切实际、急于求成和好大喜功的作风从反面教育了我们，使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里，始终保持务实求真的精神和戒骄戒躁的作风。
2.“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
（1）“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领导基础、物质基础和智力基础，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面临严重困境。
“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同志的所谓“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停滞不前，国家政局动荡不安，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受到严重打击，国家经济濒临破产边缘。“文化大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使中国失去了十年的发展时间，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发展的反差以及国内自身问题的严峻性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作出抉择，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地抛弃错误做法，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种形势的倒逼机制，从另一个层面上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2）在与“文化大革命”作斗争的过程中，由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都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他们为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经济发展的好转作出了许多的努力，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保存了一批干部，稳住了政治局面，维护了党的群众基础。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
总体来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思想和方针。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人民内部还存在着各种矛盾，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要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经济工作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统筹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等一系列正确方针。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许多新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战略。如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要机械搬用外国的经验，而要从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种情况出发，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要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注意综合平衡”。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要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人员、工人、干部“三结合”。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关于要造就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的主张，等等。但总体来看，因为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偏移，这一时期的探索还停留在孕育和准备的状态，没有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二）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四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出和形成阶段（1978—1992），其标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时空场域。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实践中所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所产生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与发展。邓小平理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起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探索但未能成功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经过不懈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因此，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和形成的标志。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了拨乱反正。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全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爷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爷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邓小平理论的逻辑起点。此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不是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即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还要继续中国化的问题。邓小平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回答了历史提出的这个问题。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通过回答这个问题，邓小平以中国实际为基础，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由此开创了我国历史发展的新时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随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命题的提出。从此，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一个具有基础性、科学性、开创性的国情理性分析，进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但是，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新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此外，在国际上，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严重挫折。内外因素交织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此次，邓小平用南方谈话来回应历史提出的新问题。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爷还是姓’社爷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里，邓小平再次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并且将这一标准演绎为更具实践特征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在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他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思考，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再次将中国实践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形成，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全新的阶段。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实质是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并使其成为中国进一步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时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核心和起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系统地归纳为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九个方面，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三）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阶段（1992—2002），其标志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和历史征程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认识，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了丰富和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在基本完成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后，紧接着应该回答的就是在世情、国情和党情有了新的变化的情况下，作为执政党，应该如何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21世纪，并在理论上不断创新，不断展开的问题。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这都是历史与现实急需要回答的问题。正因为如此，1989年，尤其是1994年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继而在2000年2月20日至25日，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期间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他强调，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的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战斗力和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5月8日至15日，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有关重要思想，指出：“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彻“三个代表”的要求。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建党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创造性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2002年11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和指导意义，并写入了《党章》。
“三个代表爷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指“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要而且能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必须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呢？
1.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形成的历史性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拥有科学理论指导的最彻底、最革命的工人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最终奋斗目标是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政治性组织、宗旨和最终奋斗目标是由当时中国生产力发展要求所决定的。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身利益，使得党在代表人民利益时具有更加大的坚决性和彻底性，能够真正做到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这使其更加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神圣使命。
其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生产力的发展依靠人民的伟大实践，人民是掌握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主体，因而也是形成和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实践主体。在当代中国，人民的概念内在地包括工人和农民。工人是现代大机器生产条件下出现的新的阶级，他们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是工人阶级的力量源泉，是不断向工人阶级转化的群体。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其最先进的、最具觉悟的那部分群体，因而也是掌握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及其指导思想的群体，是代表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利益的维护者、发展者。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四个革命阶段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阶段，无不把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自己的使命和核心任务。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就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为人民谋利益的历史。
再次，在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改革创新，为先进生产力的出现奠定基础，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和提供保障，因而始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干革命是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条件。革命成功后，党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在今后的发展中，党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制度框架，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和智力支持。因此，我党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根据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2.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所谓先进文化，就是指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科学的、人民的、大众的文化。
首先，现阶段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科学的、大众的、人民的文化是由中国共产党引入和创造的。我们党率先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人民的头脑，革新了人民的思想，使我国人民从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成为用科学思想和现代文化武装起来的社会主义新公民。在这个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核心的国际上的先进的思想文化不断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我国科学先进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适应了新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为新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智力支持，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并形成了新的科学的文化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其次，中国共产党以实践为导向，不断丰富和发展先进文化。随着实践的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形态也不断实现变迁，先后形成了先进的革命文化、建设文化和发展文化。实践的永无止境性决定了先进文化发展的永无止境性，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新的更加先进的文化必将不断产生。
再次，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沿，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对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历史使命，吹响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先进文化的号角。
3.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首先，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人民在政党。党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始终依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同时也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领导者。党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他们实现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最终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党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指导开展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在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其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前进，先后实现了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立发展，维护和发展了人民最根本的利益。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莫过于实现精神和物质上的解放。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第一是带领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政治地位，奠定精神和物质解放的基础；第二是大力推进生产发展，解决人民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第三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适应发展要求的进步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党的历史就是带领人民不断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解放的奋斗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反动阶级统治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行，是党领导人民解决物质需求的奋斗史，有效地满足了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党领导人民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适应时代特征的新文化、新思想，并使这些新文化、新思想不断为群众所掌握，为群众服务，满足了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
再次，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随着实践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在内涵和外延上实现不断的发展。从内涵上看，实践的发展必然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不断寻找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生长点，维护并发展好这些新的生长点，从而使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丰富，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外延上看，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关系紧密，并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转化。因此，党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不断推进具体利益向根本利益的转化，实现根本利益的外延式发展。党在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矛盾、党群关系以及整治党的作风问题上，都是按照不断发展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的要求来开展的。这些活动的开展，必将促进党与群众的血肉相连的关系，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发展。
总之，“‘三个代表爷重要思想是发展的、前进的。全党必须在思想上不断有新解放，理论上不断有新发展，实践上不断有新创造，把’三个代表爷重要思想贯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四）从党的十六大开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拓展和深化阶段（2002—），其标志是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坚持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理论联系实际和敢于探索创新的精神，在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么一个发展中大国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也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带到一个新的境界和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入了拓展和深化阶段。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在实践中逐步丰富和发展的过程。2003年10月，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的科学论断，这是党第一次对科学发展观作出完整的表述。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上再次指出：“十一五”时期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关键是要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立足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反映了当代最新的发展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在理论体系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新价值观，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思想，同时进一步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主题。十七大报告把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概括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发展中最积极的因素，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
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关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全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思路。首先，科学发展观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和内涵，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发展”、“要不要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认为：片面追求GDP不是发展，单纯的经济增长不等于发展，人为物役的发展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损害后代人为代价的发展不是我们所提倡的发展，片面的、跛足的、竭泽而渔的发展是我们所反对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所提倡的发展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都要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要不要发展”这一问题上，十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胡锦涛同志还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发展首先要抓好经济发展。”其次，科学发展观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主体的观点，回答了“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和基本力量，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回答了“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最后，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发展要求和统筹兼顾的根本发展方法，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科学发展观在回答了前面一系列问题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怎样发展”的问题，即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更好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努力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实现各方面事业有机统一、社会成员团结和睦的和谐发展，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
实践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越来越向前发展，这个理论体系必将得到不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并在实践中继续发挥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