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赵恒小档案
父 亲宋太宗赵光义母 亲李妃
兄弟排位嫡3子任数第3任
生存时间公元968年—1022年54岁
在位时间公元997年—1022年25年
后一任仁宗赵祯在位42年
宋朝国祚319年
影响力：★★★
历史标签：澶渊之盟、封禅泰山、《励学篇》
一顶御用黄色帐篷内，人影绰绰。外面，一个风尘仆仆的大臣跪在帐门外，诚惶诚恐。
突然，一个内侍掀开帐门，说道：“陛下正在用膳，有旨问曹大人许给辽国多少金帛？”这个叫曹利用的大臣呆了一下，说：“臣下欲当面禀告陛下。”内侍进去，再出来又问，曹利用无法，只好伸出三个指头加于颊上。里面的当今皇帝宋真宗以为是三百万两，失声曰：“太多！”既而自我解嘲说：“姑了事，亦可耳！”
他们是在干嘛，这么神秘打哑谜？原来这是曹利用出使辽国回来回报结果。谈判结果之一是北宋赠辽三十万岁币，比预期的一百万少，所以宋真宗非常高兴。
据《宋史》记载，宋真宗少年之时，“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如果这段史载属实，那么未来的宋真宗仿佛应该是个勇敢善战的唐太宗一类的人物。可惜历史证明他只是个“优柔寡断”的人物。可以说，一代弱宋的转折就在宋真宗这里，他从来就没有父辈那样的北伐意识，两宋的悲剧也是源于此。
北伐未竟：宋太祖和宋太宗的遗产
宋真宗所继承的太祖、太宗这伯父二帝的基业，并非承平之天下。
靠发动“陈桥兵变”上台的宋太祖素有一统天下之志，在基本统一中原以南后，奈何天不假年，在976年的五十壮年不幸去世。作为开国之君，他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尤其是所念念不忘中原屏障的燕云十六州依然属辽，他是死不瞑目的。
宋太宗继位后，继承兄长宋太祖未竟的事业，坚持北伐，于四年（979）五月攻灭了北汉，紧接着又准备收复“儿皇帝”石敬瑭奉献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这是第一次北伐，宋军先是小胜，后在高粱河（今北京附近）大败，宋太宗受了箭伤，几乎被俘，最后坐着驴车回到定州，极其之尴尬。尽管如此，没有失望的宋太宗还是积极准备了第二次北伐。雍熙三年（986），他利用辽景宗去世，孤儿寡母执政之机发动三路大军攻辽，但其结局如同第一次，因为三路配合不力，又是先胜后败，还损失了名将杨业。于是北宋整个朝廷都弥漫着一股“恐辽症”。
宋军战斗力的低下，可以说宋的第一代两个皇帝难辞其咎。北宋打宋太祖开始，因为江山来的不正，害怕“卧榻之侧”有人觊觎，于是极力重文轻武，利用“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技巧轻易多去了拥兵大将们的兵权，设立了一种“兵无常将，将武常师”的机制，发生战争又实行“将从中御”的政策，几次北伐几路大军进攻都没有统帅，因为统帅就是皇帝自己，而且往往事先设计战阵，大将没有主动权都不敢轻举妄动，导致军队死搬教条，战斗力低下，这是物质虽然雄厚而宋军一直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同时，又严防宰相专权，不仅不让他们掌军，还设了参知政事为副相以分其权，又设置三司，不要他们过问财政，宰相职权大为缩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地方上，为了防止再演“藩镇割据”的局面，又大缩州郡地方官的权力。正所谓防得了初一，防不了十五，到了后来正如朱熹在《朱子语类》里说的：“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宋初“不立田制”，并没有采取抑制豪强的措施，老百姓的负担很重。宋太宗的时候，在蜀地设立衙门，垄断茶叶、丝帛买卖，百姓的日子难过，于是在公元993年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说明大宋的政局并不平稳。
这就是第一代两个皇帝给宋真宗留下的遗产，外有辽国强敌和新兴的西夏，内不时又有内乱。这是一张并不完整的白纸，宋真宗上台，是否会在这张白纸上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或者是“鬼画桃符”？
意外继位：由天命耳
说起宋真宗的继位，其实是历史的意外——而且是一连串的意外：有四个儿子的宋太祖暴卒后，帝位却落到宋太宗手中，历史上因此留下“斧声烛影”的悬案。到了宋太宗时，因宋真宗的生母并非正牌皇后，也不是太宗长子，按理也没有他的份。可因为大哥赵元佐在宋太宗严酷对待亲弟赵廷美问题上意见相左而发疯、二哥赵元僖暴卒后，帝位却不期而至，让他做了大宋的第二代皇帝。
真宗小时候，宋太祖非常喜欢他，留他在皇宫里抚养。一次他竟然跑到万岁殿，并爬上了皇帝宝座。宋太祖就问他：“天子好作否？”他竟回答：“由天命耳。”这似乎有附会之嫌。可他的上台也非一帆风顺：赵元僖死后，宋真宗（时名赵元侃）先后被任命为开封府尹，进封寿王；不久宋太宗好不容易下了决心立他为太子。自唐末以来的一百多年中，因为时局不稳早已没有立太子之事了，所以引起了轰动。京师之人见到他都欢呼：“真社稷之主也！”不料宋太宗知道后很不高兴，马上召见拥戴真宗的直臣寇准说：“四海心属太子，欲置我何地也？”幸好寇准回答得当：“陛下所择的是社稷之主，是万世之福啊。”太宗听后才消气，两人大醉而归。
按理，宋真宗的继位应该是顺理成章了，可差点历史又改变了。原来，有个文士潘阆（说起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说起他所做的“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那可是无人不知了）对大宦官王继恩说：“你若扶立赵恒，因为他已经是太子，显不出你的功劳；但你扶立被遗弃的赵元佐，这功劳就大了。”李皇后也偏向赵元佐，所以当初立嫡之时，寇准劝宋太宗不要听后妃和身边人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997年五月八日宋太宗去世的当天，李皇后叫王继恩去找宰相吕端，吕端觉得事情不对头，就偷偷派人去找赵恒进宫，然后骗王继恩说自己想查阅太宗的一份诏书，等王继恩去诏书阁里找时就马上把他锁在里面。李皇后对吕端说欲立赵元佐，但遭到吕端的反对，此时赵恒已经来了，而王继恩却被扣了，李皇后顿时没有了主意，吕端马上举行登基仪式。宋真宗坐在卷帘后，吕端率领百官朝见，他还不放心，害怕李皇后施“调包计”，并不先拜，而是请将卷帘卷起确认后才领百官下拜。这验证了宋太宗说的“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这几句话，在20世纪又被重复了一遍）。这个吕端之前也很倒霉，先是辅佐太宗弟秦王赵廷美，因为宋太宗欲立己子之故牵连被贬，接着又辅佐许王赵元僖，又犯了错。当宋太宗为真宗物色辅臣时，找到吕端，他却推辞说如果能到地方做个光领工资不干事的散官就知足了，不料就因说了实话被宋太宗看中当了宰相。
初生牛犊：第一次亲征
宋真宗即位之初，执政也很勤政，风格是仁和谨慎的，这和他胆小懦弱的性格分不开。他对参与拥立赵元佐的人也很宽容，没有大开杀戒，这对于稳定局势是很高明的；有事则经常咨询大臣，他的重臣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如吕端、寇准、王旦、李沆等；他还多次赦免百姓所欠官家的钱谷，得到百姓好感。应该说，在内政治理上，作一个守成之主，以静为主的宋真宗还是基本合格的。
但是，他对于宋朝的弱者形象附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树欲静而风不止”，宋真宗刚刚即位后并没有忘记虎视眈眈的北邻，但想与辽国和好。可咄咄逼人的辽国不理，第三年即咸平二年（999）秋七月，辽国圣宗以弟耶律隆庆为先锋伐宋。宋真宗宋军以20万迎战，他下令他的潜邸旧臣傅潜任镇、定、高阳三路统帅，张昭远为副，宦官秦翰为监军，田绍斌为正先锋，石普、杨琼为副先锋。
辽军先是攻打保州附近的长城口，九月，宋军已到此的田绍斌和石普与驻扎于此的杨嗣汇合。石普和杨嗣打算趁敌人立足未稳之机偷袭，不料辽军早有防备，反而遭挫。田绍斌见他们很久不回，知道不好，就立即驰援，力战后转败为胜，杀敌二千余，获马匹五百余，取得小胜。
十月辽军又攻打保州西北的小城遂城。辽军以为手到擒来，不料遇上了一个硬骨头——杨延朗。他就是杨业之子，后世著名的杨六郎。此时城小无备，人心惶惶，他镇定自若，动员全城人力，在晚上利用寒冷的天气担水上城墙，往城墙上一泼，水迅即结成厚冰，辽军无法攻下，只得解围。但辽军又放开宋军重兵把守的城镇，采取“黑虎掏心”的战术直插宋朝腹地，割断了河北与朝廷的联系，近一个月的时间里朝廷无法得到傅潜的消息，大家都很担心。在此情况下，以前带着小孩子们玩过家家游戏的宋真宗准备过了一把真正带兵打战的瘾，于是于十二月宣布御驾亲征。
当辽军南过定州时，拥兵八万的傅潜只派三千余人游击，辽军并不认真交战。当领军请求增兵时，他置大家的群情激昂于不顾而置之不理，甚至恶语相加，连朝廷使者催促他出兵都不听。将军范廷召骂他胆小如鼠，如同妇人，他才勉强派出骑兵八千、步兵二千到高阳关迎击辽军，并许诺再派增援。范廷召在瀛洲西南和辽军主力相遇，他请高阳关守将康保裔出兵于次日凌晨夹击辽军。康保裔倒是如约去了，可范廷召却失约未来，导致康保裔兵败被俘。战况激怒了宋真宗，就以高琼代替了傅潜，把傅潜下狱欲处死，但看在久随自己的面上后留了一命，但“中外无不愤惋”。
见宋军死战，而且宋真宗亲征，大军云集，辽军见好就收撤退了。此时宋真宗却被四川发生的王均兵变吸引了注意力，所以也就顺势撤军了，他前后亲征约近50天。这次规模并不太大的战争让宋真宗见识了一下辽军的威力和来去如风的急速，给他的心里投下了很大的阴影。
不败而败：澶渊之盟
接下来的几年里，宋辽边界一点都不平静，战火经常燃起。咸平四年（1001）十一月，辽军突然南侵长城口。此时阴雨绵绵，辽军的弓弦是皮革做的，遇雨就失去了弹性，宋军前锋张斌部趁机发动攻击，杀伤辽军约2万人。咸平六年，又爆发了望都（今属河北）之战，也是宋真宗旧人的王继忠立功心切，脱离主力被包围，突围不成被俘降辽。后来辽宋和谈就是在这个两国都受宠的人穿针引线下进行的（当初他随侍为王爷的宋真宗，一次上街私访，到了算命的摊子上，算命先生一算就很吃惊，说他将来会半辈子吃汉禄，半辈子吃胡禄——后来竟然成真）。
景德元年（1004）九月，辽圣宗耶律隆绪、萧太后率十万兵马大举南下。辽军绕过河北边境诸城，悬师深入，一直攻到黄河北岸的澶州，迫近宋都汴京（开封）。此时汴京乱成一锅粥，面对大敌，许多大臣不思抵抗，临江人参知政事王钦若请避金陵，阆州人枢密院副长官陈尧叟请避成都。
宋真宗不知如何是好，就问计于宰相寇准。寇准见王、陈二人在场，就明知故问：“不知谁为陛下画此二策？”宋真宗打掩护说：“你姑且断其可否，就不要问是谁了。”寇准斩钉截铁地回答：“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衅鼓，然后北伐！”他给宋真宗分析：大驾亲征，同仇敌忾，敌当自遁；如果先就逃跑，人心崩溃，敌乘胜深入，天下怎保？在寇准的苦心劝说下，已经被辽军威风吓失了带兵勇气的宋真宗终于硬着头皮决定再次御驾亲征。寇准不想让王钦若待在御前，王钦若自己也不想再呆于此，恰好大名缺人，就改任判天雄军。
宋真宗到韦城时，辽军刚刚攻占了德清，有人又提出了迁都金陵的主意，宋真宗本来态度就不坚决，于是又产生了动摇。寇准力排众议，坚持抗争，宋真宗犹豫不定。寇准退出去时正好遇见殿前都指挥使高琼，高琼一听就说：“琼武人，愿效死！”寇准遂再入见宋真宗，请他问高琼。
高琼立于庭下，意气慷慨，赞成寇准幸澶州之言，又指出南行之弊，并说：“臣等效死，契丹不难破。”寇准又趁热打铁地说：“机不可失，宜马上赶去！”
而宋真宗的车驾慢吞吞地用了七天时间，才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到达二百五十里开外的澶州南城，这本是轻骑兵一日就可到达的。此时辽军已经三面包围了澶州，宋真宗心中有畏惧，不想北渡黄河，但寇准和高琼固请北渡。枢密院有个文官冯拯生怕冒险，在一旁指责他们。高琼大怒：“君何不赋一诗就退敌呢？”冯拯顿时哑口无言。高琼立即指挥卫士簇拥宋真宗前行，在黄河浮桥高琼亲自拿着木头打辇夫之背喊快走。见他们如此尽心，宋真宗才下令继续前行。
其实两天前辽军统帅萧挞凛在察看地形时已经被宋军用床子弩射中额头而死了。他曾在986年参加宋辽燕云之战，并在朔州俘获著名的大将杨业（即民间的杨令公），战功赫赫。他的死使辽军军中夺气，萧太后为之痛哭，停朝五日。
当宋真宗到达澶州城北时，守城士兵大受鼓舞，“万岁”之声响彻十里，辽军闻之胆寒。此时宋真宗还下令把刚送来的辽俘斩首，抛其头颅于城楼下，辽军顿时看傻了眼。
宋真宗尽以军事委给寇准，寇准号令明肃，士卒喜悦。宋真宗心里依然不踏实，多次悄悄地派人去探看寇准的动静，看到他镇静自如地和其他杨亿等大臣一起喝酒，知道他能够稳定军心干成大事，这才渐渐放下心来。
辽军连遭不利，一支进攻河东的五万辽军被高继勋在山西的草城川以三千骑兵大败，死者万余人。此时北宋各地的援军也聚集了几十万之多，辽军见势不妙就想退兵。宋真宗本来也早有此意，双方一拍即合。其中降将王继忠起了别人无法取代的作用。
此时的局势对宋军十分有利，辽军已成强弩之末，而宋军气盛，正好利用机会对辽军主力进行围歼，以绝后患。尽管寇准积极画策北进，并向宋真宗进谏说趁机击败辽军可保百年无事，否则数十年后，敌将再生侵略之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他的战略眼光）。但是鼠目寸光的宋真宗却推脱说：“数十年后，自然当有捍御之者。吾不忍生灵重困，姑听其和也可以。”寇准尚未同意，就有人谮称其挟兵自重，寇准为了避嫌不得已而许之。
实际上在亲征之前，宋真宗就暗中派了首席谈判代表曹利用去与辽国议和，并指示说：“只要不割地，要钱在一百万两银子以下也行。”因为战事紧张曹利用一直没有去辽营，在辽国通过降将王继忠提出议和后，真宗马上催促曹利用去谈判。但寇准对曹利用下了死命令说：“虽然天子开了口，但是如果超过三十万两，我就要你的脑袋！”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讨价还价，双方最终达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 一、宋辽结成兄弟国，辽帝称宋真宗为兄；二、宋每年送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给辽朝；三、双方罢战撤兵，仍以白沟河为界，派使者定期互访。
这次战争，宋军不败而败还赔偿，不能说不是一个耻辱，宋真宗却大喜过望，满口答应，于是双方息兵。曹利用回去后，宋真宗得知付出低于预期，高兴之下立即对曹利用大加褒奖，还作了《回銮诗》庆贺。
历史证明“澶渊之盟”虽然“买”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但给北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止戈为武”，战争从来是以战止战，靠贿赂而来的和平不但永远叫人瞧不起，而且从来靠不住，但是宋朝却就此“忘战去兵”、“武备皆废”（王安石《马正惠公知节神道碑》）。
自说自话：封禅闹剧
当宋真宗对盟约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大封群臣的时候，先前力主逃跑的王钦若又跳出来了。王钦若为人奸险，被人称为“五鬼”之一，形象猥琐，身材瘦小，脖子上有一个肉瘤，所以被人们戏称为“瘿相”。辽军南下时王钦若守天雄军，束手无策，整天只知道祈求上天，幸亏辽军未曾进攻。他在南北通好后还京仍任参知政事，他非常善于巴结奉承宋真宗，所以颇得宠信。
说起他的发迹，还得说到宋真宗还是开封府尹时的996年，开封府下十七县都因旱灾而被免税。后有人给宋太宗上奏说开封府夸大灾情，有意收买人心。视权如命的宋太宗就派人去调查。其中就有王钦若，他回报说有的县灾情比上奏的还严重，开封府所减的田税还不够。赵恒是皇储，大家都替他掩盖，而王钦若尤其突出，轻轻地就化解了一场危机，所以宋真宗后来十分信任王钦若。
因寇准刚直，宋真宗又很信任他，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后， 寇准先退朝，宋真宗目送其离去。王钦若就离间说：“陛下敬寇准，是因为其有社稷之功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王钦若挑拨说：“陛下不以澶渊之役为耻，反而认为寇准有社稷之功，何也？”宋真宗不解，王钦若就指出真宗其实是寇准非常危险的“孤注一掷”？：“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宋真宗果然不悦，完全忘记了自己才是带来耻辱的真正原因，就对寇准冷淡下来，打发到陕西等地任地方官。寇准为宋真宗的上台有莫大的功劳，对北宋的百年和平立下了不世大功，范仲淹曾经高度评价道：“寇莱公澶州之役，能左右天子，不动如山，天下谓之大忠。”结果因一句谗言就被贬官，令人寒心。
听了王钦若的话之后，一向好面子的宋真宗顿觉脸上无光，如何才能使得脸上贴金呢？他陷入了深深的苦恼之中，虽然这只是庸人自扰。
王钦若明明知道宋真宗厌兵，他却假装献计攻下幽燕就可雪耻。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真宗借口慈爱百姓，掩饰虚弱，说：“河朔生灵才免去兵革，朕安能为此？可思其次。”
王钦若早就揣摩透他的心思：“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自秦以来，仅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唐明皇四位有不世之大功业的帝王举行过。但自古封禅，应当有希世绝伦的吉兆才可以。”见真宗心动，他又接着说：“天瑞怎么一定会有呢？前代大概也有以人力为之的，只要人主深信而尊崇，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毫无差异。”
王钦若是个造假的内行，一句话指出了本质，古代的祥瑞无非就是骗人的“周老虎”。宋真宗也是明白人，“思久之，乃可”。
所谓“封禅”，“封”就是帝王登上泰山筑坛祭天；而“禅”则是在泰山下的小丘梁父祭地，是用以向天地宣告自己君权神授的正统地位和夸耀丰功伟绩，祈求人间太平的大典。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里一开头就说：“自古接受天命的帝王，有哪一个不想封禅？大概只有没有祥瑞也非要跑去封禅的，而没有见到了祥瑞还推脱不去的。”
宋真宗就是没有祥瑞也要制造祥瑞的人。他虽然决定了封禅大计，却“做贼心虚”，为了心里踏实，他特意在一个晚上借口闲逛去藏书的秘阁，问值班的老儒杜镐古代天降《河图》、《洛书》是否确有其事，杜镐并不清楚他的意思，就说应该不会有——而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宋真宗被打了一针强心剂，“帝由此意决”。
可宋真宗心惮寇准的继任者王旦，怕他作梗，于是做出了一个贻笑后人的“皇帝行贿”之事。宋真宗召王旦宴饮，大家都喝得很高兴。最后宋真宗就赐王旦一尊酒，暗示他说：“此酒极佳，你回去后与家人一起喝。”王旦回去后，打开一看——全部是珠宝。于是，王旦知道宋真宗是铁了心要去封禅，也不敢违背，此后就对凡是天书、封禅等事，都不复异议。本来王旦是一代名相，多次犯颜直谏，所以宋真宗有些敬畏他。对于这次妥协，后来王旦也颇引以为憾，临死还叫人把他剃成光头穿黑衣，按僧人的规矩治丧，以稍减其过。至于积极主张封禅的其他人，自然也少不了厚赏。
既然宋真宗的意思大家都知道了，于是“上有所好，下必兴焉”，各种祥瑞纷纷争先恐后地出笼。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四月二日出现了星占书中所称代表大吉的“周伯星”（今天称的一颗超新星，实际上是一种接近死亡的恒星），第二年又出现了王钦若所称“五星聚东井，庆云见”的吉兆。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正月初三，宋真宗一本正经地对群臣说：“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朕将就寝时，忽然室中光曜，看见一个星冠、绛衣的神人对我说，下月三日，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将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还叫我不要泄露天机。我正要起身答话，神人就突然消失了。我马上用笔记下了它。自十二月初一，我就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祝神。刚才有奏说左承天门屋南角有黄帛曳鸱尾上，帛长二丈许，像书一样卷着，缠了三道青缕，封处有字隐隐，大概就是神人所谓‘天降之书’吧！”说此话的宋真宗并没有发烧，智力很正常，众人都心照不宣地看着他不遗余力地演出“皇帝的新装”。
当宦官周怀政等二人取下“天书”时，王旦担心内容不利，建议启封时让其他人回避，而宋真宗表现得胸有成竹，坚持要与众人一起观看。只见宋真宗步行至承天门，瞻望再拜，派二内臣取下来，王旦跪奉而进，宋真宗再拜受之，亲自导至道场给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这缄书缝得十分紧密，用了利刀才打开。
这三幅黄字第一个说宋真宗以至孝至道继承帝位，第二个教育他以清净简俭治国，第三个是江山永固之意。其中第一个才是“天书”的核心目的，因为宋真宗不是太宗长子，原来的继承人是长子楚王赵元佐，宋太宗去世时还差点发生了大宦官王继恩准备拥立楚王的事变。
读完后，宋真宗又跪奉，盛以金匮，王旦等再次称贺。龙图阁待制孙奭劝阻道：“天何言哉？岂有书也？”宋真宗当耳边风，接着朝廷又有许多郑重其事的庆祝活动，还大赦天下。宋真宗还嫌不够，先改元“大中祥符”， 又改“承天门”为“承天祥符门”以示隆庆，从这奇特的年号我们也可以看出宋真宗主导了啥样的舆论导向。
此后，各地的天书祥瑞造假就像真的一样，不一而足，甚至有蝗虫大发善心不吃庄稼，反而抱草而死的“奇迹”，《宋史》里说这些多是以“溜须”出名的丁谓和王钦若的“杰作”。
借着人造祥瑞，大家纷纷请求宋真宗封禅泰山，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三月前后有兖州父老吕良等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及诸道贡举之士八百四十六人请求封禅；宰相王旦率百官将校、州县官吏、蕃夷、僧道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人组成的“史上最牛请愿团”五次上表请求封禅。这些声势不可谓不浩大，四月一日“天书”又降于大内的功德阁，似乎再不去上天都不耐烦了。
这时宋真宗还担心财力够否，负责财政的丁谓却拍着胸脯说：“大计有余”。于是，宋真宗“应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正式下诏决定于十月封禅泰山，以知枢密院事王钦若、参知政事赵安仁为泰山封禅经度制置使（相当于“封禅大会筹委会主任”），接着又以王旦为封禅大礼使，王钦若为礼仪使。为了显示诚意，宋真宗还不厌其烦地亲自对封禅细节进行斟酌。因为时间紧，许多专用物品如古书上说的“三脊毛”大家都不知道是啥东西，结果岳州一个名叫董皓的老头认识，因此破格为官。祭祀用的玉牒、玉册因为时间短雕琢困难，有人请求改用珉石，不许，正无计可施，有人提出宋太宗时曾经准备封禅，雕琢好了却未用，是当时一场皇宫大火让他不得不停止了，正好废物利用。宋真宗高兴地说：“还是先帝又先见之明啊！”
六月八日，王钦若报告泰山西南有红紫云气，渐成华盖，至地而散。同日，木工董祚在灵液亭之北见到一封黄素书挂在树上，上写有真宗之名，王钦若就迎至官舍上报。接报后，自说自话的宋真宗就在崇正殿召众臣说：“朕于五月十七夜再次梦见神人说：‘来月上旬，当赐天书于泰山，宜斋戒祇受。’朕虽得到降告，未敢宣露，只是密谕王钦若等，凡有祥异立即上报。朕今得其奏，果与梦一样。这是上天的眷佑，我只是恐惧不配。”王旦等也顺水推舟说：“陛下至德动天，感应昭著，臣等不胜大庆。”
这场封禅闹剧非常之隆重，出京之前，宋真宗下令天下禁屠一个月；出京之日，随从总计达二千一百三十八人之多；其他还有宋真宗的侍卫、外来的使者，人马壮观，声势浩大。其间，还有一个外国佬大食商人献玉圭，说是祖先有遗令叫在中国的圣君封禅时进献，宋真宗听后更是乐不可支。
十月二十日，宋真宗好不容易到了泰山脚下的乾封县（今泰安），又不辞辛苦地上山，峭拔艰险的山路上，两步一人地站立着许多卫士和打扮一新的宦官、宫娥。路中只要当道的树，都以各色的缯包裹起来，彩绣相间，煞是好看。
在让人头晕目眩的回马岭至天门的路上，许多下人们斜披着两个长三尺左右的横板，两端系着彩带，推引着步辇上行。到了过不去的地方，宋真宗还不嫌麻烦徙步而行。
二十四日正式封禅，祭祀昊天上帝于圜台，陈列天书于左，以宋太祖、宋太宗配。他命群臣祭祀五方帝、诸神于山下，上下传呼万岁，振动山谷。次日，禅社首。两天后，真宗在寿昌殿受群臣朝贺，大赦天下，改“乾封”县为“奉符”县。这样用了十七天的封禅基本结束，耗费达830万贯。
后来宋真宗又去河中府祭祀后土，再去亳州太清宫举行册封老子的仪式，规模也十分大，耗费比封禅更多。北宋的崇道，宋真宗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大约在此时还产生了一个上天的皇帝——玉皇大帝。
在宋真宗这种一往情深的造神运动中，有一些清醒的官员提出了异议，大臣李迪说：“土木之役，过往时百倍”，可神迷智昏的真宗哪里听得进去？而那些投其所好的官员，却一路高升。尽管宋真宗待他们不薄，他们在极尽阿谀奉承的同时，真正又是怎么做的呢？宋真宗封禅泰山时，为了表示对上天的尊崇，自己带头吃素一月，还叫大臣们跟着吃。封禅完毕后宋真宗为了感谢大臣们跟着他吃苦，就慰劳王旦等大臣说：“你们多日守斋吃素，实在不易。”王旦等大臣都向皇帝跪拜再三感谢。不料枢密院事马知节对他说：“其实只有陛下您一个人是真的吃素罢了，我们在路上经常偷着吃肉。”不悦的宋真宗疑问王旦，王旦也承认了，说：“确实如马知节所言。”天书的谎话，连刻意奉承的人都不相信，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宋真宗津津乐道于封禅，还叫丁谓等作了《封禅记》，想流芳千古。宋真宗之所以亲自担任这次劳师动众“演出”的“总导演”，就是为了满足自己一个炫耀功业的自欺欺人的梦。历史上，梦完全可以作为达到不可告人目的的政治工具，这就是一个典型。
遗祸百年：虚无缥缈
宋真宗在历史上是个十分平常的皇帝，既没有丰功伟绩（虽然他无比向往），也没有残酷暴行，他有他的优点，如是个罕见感情丰富的皇帝，对大臣和宗室尽管有矛盾，总还的是优礼有加的。吕端去世，他的“二世宝”儿子们没几年就把家败光了，连住宅都典当了，还是宋真宗替他们花了五千贯赎回的，还派人给他们管理家产；杨砺是宋朝的第一个状元，病逝时真宗十分悲痛，冒雨前往吊唁，因车驾进不了胡同，真宗竟徒步至其灵前，悼念追忆良久。他的执政，有可取之处，如重农、抑豪、重视水利等善举，因此国力还是处于上升通道，宋真宗末年与宋太宗末年相比，年度的财政支出从1693万贯增加到2714万贯，绸绢从426万贯增加到4200万贯，五谷从2194万石增加到3458万石，可见财政收入是大大的增加、国力是大大的增强了。可尽管如此为什么就没有出现一个“**之治”，而一直以弱宋的面目示人呢？
说起来，宋朝的孱弱，宋太祖宋太宗二兄弟在军制、政制上的设计难辞其咎；但是，宋朝的积弊到了宋真宗时才是基本形成：
一是过分的重文轻武。纵观各朝盛世，无不文武相济。虽然父辈已经设计好了命中注定是挨打的军制，而宋真宗并不改革，这就使得宋朝自宋真宗后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对辽从战略攻势转为战略守势，这种恐惧敌人的气氛一直延续到南宋亡国。
与此相反的则是文化的高度发达。他不仅喜欢读书，把宋太宗的著作编辑成文集，而且迫不及待的把自己的诗文汇编成御集722卷之多，他最著名的诗歌是《励学篇》：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此诗可以说是一首“励志”诗，但也可以说是一服麻醉剂，他把荣华富贵作为诱饵，从此把读书人指引到了一个缺乏独立思考而钻营发达的歧路上。他下令王钦若、杨亿等主编的《册府元龟》达1000卷，分31部、1104门，是一部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的鸿篇巨制。说到《册府元龟》，还曾经发生了一起恶作剧：王钦若每次向他汇报编书情况，凡是被他所称赞的，王钦若就归功于己，否则就推过于杨亿等人。大家愤愤不平，就由陈越躺下装死了的王钦若，石中立假扮其妻，在王钦若尸体旁痛哭，众人假装为王钦若吊丧出殡，这样为王钦若演出了一场“活见鬼”的戏。王钦若得知就上书请求严处，结果被王旦扣下，事情才没有闹大。宋真宗时还编了417卷的《乾坤宝典》并亲自作序、200卷《续通典》等书，这是宋朝文化大发展的开端。
二是小节约大花销。宰相李沆和副相王旦曾经一起谈话，当时辽、西夏问题搞得大家异常忙碌，王旦就感叹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天下太平，让我们得以悠闲一点。”李沆却说：“有点麻烦也许是好事，能让人警戒而不敢懈怠。将来没有了战争，朝廷未必就不会出乱子”。李沆的确看出了问题，他对“澶渊之盟”的看法也差不多：“没有了战争，就怕皇帝生出邪念。”他就故意拿出各地受灾和盗贼的奏章给宋真宗看。王旦当面反对，但硬是被李沆说准了，就怕宋真宗被声色犬马所吸引、大兴土木、求神拜佛。后来王旦感叹地说：“李文靖（沆）真圣人也！”到了东封泰山、西祀汾阴，打造玉清昭应宫，各地大兴道观，造成浪费无数。据官方统计，仅泰山封禅就花费达830多万贯，祀汾阴又花费820多万贯，各相当于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强。为了答谢上天降下天书的恩德，他下令 “竭天下之力”、加班加点花了七年时间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玉清昭应宫，每天干活的人都有三四万人，材料选自全国，最后修成达2610区之多，耗费民脂民膏无数，其中仅三座塑像就花费金一万两、银五千两。有人认为他的豪华远远超过了阿房宫。古人讲三年的积蓄才有一年之储，这样的奢侈、瞎折腾，是刚刚恢复的宋朝病弱之躯不能负担的。
三是冗官冗兵（加上冗费就是“三冗”）。大家读史书，往往要被宋朝名目繁多复杂的官名搞糊涂，其实这正是宋朝官制复杂的一种体现。官僚机构是一个朝廷实行具体统治的必要机构，可当时的官制一直混乱，如三司（户部司、盐铁司、度支司）是主管财经的机构，而尚书省还有户部，九寺三监的太府寺、司农寺也依然存在；某一路的转运使是礼部员外郎的头衔，他下属的知州却是有的带着比员外郎高的礼部侍郎的头衔，成了互相掣肘，执行力很低。宋真宗重视并完善了科举，并非坏事，可他标准定得太宽，咸平三年（1000）录取了2100多人，景德二年（1005）更是达到了3000人之多，形成了官多缺少的情况，政府还得买单，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内外官已达一万多人。更可笑的是，因为宋真宗于景德四年做了一个认道家赵玄朗为始祖的奇梦，极度推崇道教，各地的道观激增，他又创立了一种与宫观相联系的官职如宫观使、副使、判官等，连王旦都曾经担任过玉清昭应宫的宫观使，后来越来越多，成了光拿俸禄不干事的虚衔，为历代所罕见，增加了不少百姓的负担。
至于冗兵，完全就是在宋真宗手里形成的，宋太祖时有兵37万（其中禁军19万），经常打胜仗；宋太宗时有兵66万（其中禁军35万），有胜有败；到了宋真宗末年，激增到了91万（其中禁军43万），却是打不了几个胜仗，形成了一个兵越多战斗力越弱的怪圈，到了儿子仁宗更达140万！这样一来，就成了苏辙所说，待遇越高的兵，越不能打仗。号称精锐的“禁军”，1万人不能当3000人用，可是耗费却相当于3万人。宋真宗常说居安思危，却不料养成冗兵造成沉重的负担，正如蔡襄所说的“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这还是国家无事时，遇到打仗，更是不堪承担。北宋实行的是“募兵制”（宋太祖得意地称之为“养兵”，并作为祖制），这原意是对军队限额不加限制，遇到凶年就大量招募士兵，即使是罪犯也尽量编入，免得他们流落社会成为“黑恶势力”。由于吃的是“皇粮”，又要负责到老，导致军队数目急剧扩大，而且这些人后来完全成了“八旗子弟”，带兵器、负粮都要出钱请人，而骑射之类完全生疏，甚至一箭只能射一二十步，安可杀敌？其战斗力连民兵都不如，正如欧阳修所说的“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其终身骄惰而窃食也！”
四是让西夏坐大。西夏是党项族所建，先是依附于北方多个割据政权，宋朝建立后，宋太宗时其头领李继迁叛宋，与辽连接，和宋朝发生多次军事冲突，重新占领夏州、银州，双方有胜有败，但未占上风。997年二月，宋真宗即位，轻估了李继迁的野心，想拉拢西夏，赏还李氏以前长期统治的包括银、夏等五州之地，并加封其为节度使。但次年李继迁就翻脸不认人出兵攻打延安，抢掠宋军送到灵州的粮食，又攻陷了清远军，宋军损失惨重。灵州位于夏州西面，倚负贺兰山，面临黄河，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清远军失陷后，宋朝对是否修建宋、夏交界的绥州城（今陕西绥德）展开讨论。宋真宗无法决断，就派洪湛去实地考察，洪湛回来报告说修城的七大好处和两大坏处，宋真宗就决定修城；不料他所任命修城的孙全照上奏说不该修，他又派人去考察，结果又停建，白白浪费时间。咸平四年（1002）闰十二月，宋真宗为了挽回面子，决定以王超为帅领6万人马西征西夏。
咸平五年（1002）三月，李继迁以五万人攻破久围的灵州，并建此为都，改称西平府。此时王超才姗姗来迟赶到，却没有攻打灵州而是撤退，得以让李继迁坐大并占领瓜州、甘州和西凉府，迅速扩大领地。宋真宗无法直接打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办法，让靠宋的吐蕃头领潘罗支伪降，伏击李继迁重伤而死。李继迁虽死，但西夏强大的趋势无法得到遏制。宋在费心对付辽国的同时，又添了一个后顾之忧。
宋真宗是宋朝的第二代皇帝，以前伯、父二帝忙于统一，无暇彻底治理内政，但是他至少“澶渊之盟”之后他就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改革内政，可他不但没有进行清理土地、整顿税制、改革官制、裁减兵员等措施，错失良机，反而在以奇梦为名义下自编、自导、自演无数“不问苍生问鬼神”的“天书”、祥瑞之类的大骗局，本末倒置，被《宋史·真宗纪》讽刺说：“及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
这些日积月累的弊政，到了后来已经无法承受，他死后才20年，儿子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兴起了“庆历新政”，结果触犯了皇室和官僚集团的利益，仅仅两年就失败；再后来，曾孙宋神宗在更加严重的危机下就发生了王安石变法，再后来，在宋神宗的儿宋徽宗、孙宋钦宗手里，北宋就完蛋了。宋朝之败，不能不说和宋真宗的只求平稳的治国理念有莫大关系。
天不保佑：枉费心机
整个真宗朝前期，在不少名臣的辅佐下政局总体平稳，但这种表面上的平稳，按苏轼《晁错论》的话来说就是“名为治平无事，实有不测之忧。”他后期则重用“五鬼”，他许多劳民伤财的丑事就是在他们的倡议和推波助澜下出现的。
“五鬼”指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五个大臣，为人均奸伪。他们的这个名声来自宋仁宗时与辅臣的交谈，宋仁宗说：“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大臣王曾回答：“钦若与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珪，时谓之‘五鬼’。奸邪险伪，诚如圣谕。”这可是官方认可的定语，“五鬼”前期的核心是王钦若，后期则是丁谓。
王钦若状貌短小，项有附疣，时人目为“癭相”。 然他刻意讨好宋真宗，“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宋真宗的封禅等“造神运动”中他和丁谓等人投其所好，无所不用其极。他的奸诈前面已经说得够多了，一次宋真宗把自己的《喜雨诗》给大家看，王旦悄悄地说：“上诗有一字误写，莫进入改却否？”王钦若口上说：“此亦无害。”下来却密奏之。宋真宗很不高兴，责问王旦：“昨日诗有误字，何不来奏？”王旦只好认错：“臣得诗未暇再阅，有失上陈。”惶惧再拜谢，诸臣也拜谢，独枢密马知节不拜，把实情上告——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四人的性格之别。王钦若很早就受到宋真宗的信任，却一直没有当上宰相，原来是王旦以祖制不以江南人为相阻止，实际上是看不起其为人。王旦临死辞职，他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宰相，但他恨恨地说：“由于王旦之故，使我迟了十年才做宰相”。后来他因得意忘形擅自给人提升了官职，又被马知节捅了出来，和王钦若大吵一场。又有人告他受贿，且与私藏禁书的道士谯文易交往并有其诗文，于是罢免宰相，改判杭州。
丁谓因多次发现所谓仙鹤的瑞象，故被讽刺为“鹤相”。但他是个理财高手，因此得到进用。寇准开始与丁谓关系好，屡以其才荐于李沆，不用，说：“看其为人，可使之在人上吗？”寇准说：“像他这样有才的，相公终能抑他使在人下吗？”李沆笑着说：“他日后悔，当思吾言也。”后来寇准被丁谓所倾害，始伏李沆之言。寇准对他有举荐之恩，开始丁谓对他也还毕恭毕敬，一次聚餐，汤污了寇准的胡须，丁谓起而为之揩拂（溜须），寇准笑着批评说：“参政，国之大臣，乃为长官拂须耶？”说得丁谓既羞又恼，从此对寇准怀恨在心，可没把寇老西儿给害惨。当宋真宗准备修建玉清昭应宫时，左右有不少谏者。而丁谓却说：“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宫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群臣有沮陛下者，愿以此论之。”王旦曾经密疏以谏，宋真宗果以如丁谓之言回答他，事关大宋国祚，“旦不复敢言”。
有这“五鬼”，实在是宋朝的不幸。尽管宋真宗信道、信佛，可身体越来越差，有时处理事情也是糊里糊涂。他生有六个儿子，但只有宋仁宗赵祯长大了，算是独子，大家都以为继承大宝没有啥意外。可历史还真有意外——宋真宗的刘皇后，其实少时有一银匠丈夫龚美，一起到京城求生，但生意不好，龚美就把她卖给了时为藩王的真宗府中，谁知“乌鸦变凤凰”，得到其宠爱。她颇有从政能力，宋真宗对她十分信任，把不少大事交给她处理，还把其前夫龚美（现改名刘美，与她哥妹相称）任命为侍卫马军都虞侯执掌了军权。刘皇后手下有个宫女李氏，生下个儿子即宋仁宗，但被刘皇后收养，刘皇后待他如亲子，李氏死时也以高规格下葬（所以没有流传甚广的“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宋真宗的疾病折磨着他，他认为自己活不长了，就对信任的宦官周怀政说想让皇太子赵祯监国。周怀政就对寇准说了，寇准于是密见宋真宗请求罢免又奸又滑的丁谓，宋真宗也同意了。翰林学士杨亿写好诏书后，不料寇准酒后失言，泄露了情况。丁谓马上搬出刘皇后，因为寇准曾经惩处霸占别人盐井的王蒙正，而王蒙正却是刘美的亲家翁，故间接得罪了刘皇后，被丁谓利用，密告宋真宗罢免寇准，昏沉沉的宋真宗也不辨东西同意了，于是寇准被罢相。
因为是周怀政联系寇准欲以皇太子监国而不让刘皇后参与，而现在寇准被罢，自己又成为丁谓等人的眼中钉，周怀政紧张之下为了自保，就密谋与客省使杨崇勋等政变，并欲以寇准为相，但政变前一天杨崇勋等到丁谓处告密，政变于是流产，周怀政等参与此事的多人被杀。于是寇准一贬再贬，客死雷州。当时宋真宗曾经考虑处罚才11虚岁的赵祯，但大臣李迪提醒他是唯一的骨血，宋真宗这才清醒。
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三月二十四日，久病的他终于去世了，宋仁宗继位。他死后三个月，负责修陵的宦官雷允恭因为揭露周怀政有功，因得宠而趾高气扬，竟敢擅自移动陵墓地址，结果施工中又遇到石头和地下水延误了工期，丁谓包庇他，但刘太后得知大怒，一查又发现其贪污就杀了他，于是丁谓和她关系急转直下，被王曾一参，贬为太子少保，又查出丁谓与女道士刘德妙交通，再贬崖州（今海南）司户参军，漂洋过海比寇准还惨，抄家时“得四方赂遗，不可胜纪”。以前王旦曾与杨亿品人，杨亿问丁谓将来如何？王旦说：“才则才矣，语道则未。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终吉；若独当权，必为身累尔。”后果如其言。
宋真宗不遗余力地妄想通过封禅扬名立万，但假如人真的死而有灵，那宋真宗将非常失望——虽然他一时得到花了大价钱买来的和平，还兴师动众花费了如此大的人力和财力去封禅，上天却不保佑他，仅过了十四年就去世了。他这些骗来骗去骗自己的所谓“天书”也被随葬埋入坟墓无颜再见天日。上天也没有保佑玉清昭应宫，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兴师动众花费无数的玉清昭应宫在一次大火中基本被毁，刘太后决定不再重建。上天也没有保佑大宋七百年，他去世后仅约百年，一直积贫积弱的北宋以“靖康耻”轰然灭亡，留下了历史无尽的悲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