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得到通知，作游行准备，10月1日早上集合好游行队伍在本单位门前听广播，只等毛主席一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马上就开始游行。这早上我和海军的队伍站在前“交通部”门口听广播，听完毛主席的讲话，还没动身，电台又现场直播起天安门前游行的盛况：“走在队伍最前边的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的仪仗队……海军部队穿着崭新蓝色军装正接受检阅……”说到这里，别的队伍还没反应，海军的队伍却响起一片欢呼。欢呼后就急着打听谁知道新海军军装是什么样？ (当时华东海军还完全穿着陆军军装，只不过胸章上写的是“中国人民海军”。)
有个人一指，我就顿时成了“权威人士”。因为在场的只有本人穿过新军装！我便眉飞色舞的给人家介绍起海军军服的样式来。
大约半个月前，一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兼宿舍的屋里看书，通讯员来喊我说：“主任命令你马上去办公室，有重要任务。”我想必是有重要新闻要我采写，便跑步到了政治部。一进主任办公室，只见坐了一堆人，除去主任、部长还有参谋处、后勤部以及被服厂的人，正围着一堆衣服说笑。见我进来主任就说：“给你个光荣任务，把这几件衣服穿上……”后勤部同志就提起一件蓝色的海军士兵服给我穿上，又在我头上扣了一顶水手帽。主任喊道：“立正，齐步走，向右转，立正，敬礼……”我照口令动作，旁边的人就发表议论：“袖子太长了点。”“帽顶还太小。”又问后勤部的人：“为什么这大领上是四条横线？怎么全身没一个扣子？”后勤部的人——作答：“四条线代表中国四大海域，海军士兵服装照例只系带子，为的是落水脱衣方便……”穿完士兵的又叫我换上军官服，白军服大檐帽，蓝呢军装蓝呢大衣……
原来叫我来是当衣服架子，试穿新制的海军军装，供领导评判，提意见。有位科长解释说大楼里别人全有事出去了，这光荣任务就落在我身上。
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我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新军装作广告。我说得很得意，大家听得也挺高兴，过后也就忘了。最近从报上知道服装模特成了最时髦、最先富起来的行业之一，这才又想起这段光荣历史，怀疑自己可能是新中国第一个军装模特！但不知能否从这里找到点腾飞之路。
听到出发口令，我就带着一脸高兴走上街头。游行前记者们都划定地段，分配了采访任务。重大新闻轮不到我写，我的任务是写游行花絮，而且只限定写从新华日报社到“国民大会堂”这一小节路上的情况。我观察了些什么如今已完全忘记。只记得队伍过去后我就到新华日报楼里去写稿发稿。大会规定，所有记者采访完都到那里去写稿。随到随写，随写随发，新华日报为此专腾出一间大厅来供记者们自由使用。来人中既有军队记者也有地方记者，有官方记者也有民间记者。(当时南京最大的民办报纸似乎是张友鸾先生主持的“新民报”)在那个日子里，人们满怀喜悦，互相毫无戒心，不论穿军装的穿便衣的，穿列宁服的还是穿西装的，大家一见如故，欢声笑语，大厅门外就成了全南京记者们相识、交谈、聚会的场所。
我写完稿跟刚相识的新民报一位记者闲谈，猛抬头忽看见从外边大步走来一位军人。顿时吓得我把说了一半的话停住，下半忘了要说什么。
那记者见我神情有异，忙问：“你哪里不舒服？”可我顾不上回答他。
原来从我们文工团调出来当记者的有两个人，另一位比我年纪大，修养高，学问深，本事强。名叫周泽民。正当他连续发稿件，引得我羡慕，老同志赞许时，忽然传来消息说他在进军的途中与敌人遭遇，光荣牺牲了。大家听了都很难过，一时间还成了议论的中心，正要打听花圈往哪里送。他居然大踏步向我走来了，错了管换，正是这位周泽民！
他见我发愣，就首先伸手问好。我觉得他手并不像传说中来自另一世界的那么透骨寒冷。便迟疑地问道：“你不是已经当了烈士了吗？”
他说：“那是误传。我要赶着发稿，咱们回头再细谈。”
这一回头就回了40余年，至今也没再谈，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而复生的。只听说他一路春风得意，后来还当了新华社军分社的领导成员。确是应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当时见他意外地出现，实在是增加了我的喜庆感和对那个节日的印象。
我发完稿后游行队伍已经转到了挹江门内地方，我又追上去，追到一半只听半空中有人喊我，抬头一看在一座小洋楼的阳台上站着新华社的摄影记者在拍照，见我抬头就招手叫我也上去，我就进了那洋楼。只见屋里有更多的熟人，有的坐在沙发上休息，有的在喝茶。我问这是什么地方？人们告诉我是“苏联大使馆”。我军进城，许多大使馆，包括司徒雷登的美国大使馆都还原地不动的在观望，可苏联大使却撤走了。别的使馆大使虽然没走，但都门户紧闭，这里大使虽然走了，留守人员却一直站在阳台上为游行队伍鼓掌，并开辟出主客厅来为记者们当休息站，并借阳台给摄影记者拍照游行的人。我很为这种友好态度所感动。后来我搞了外事，有机会多次出入前苏联在北京的使馆，那地盘可比南京的大多了，但印象却没那个深刻。
这一天庆祝高潮，更像是在晚上玄武湖里的游园会。
那晚上玄武湖免费开放，除了放烟火，划船，还搭了十数个舞台，集中了全南京市的文艺团体举行庆祝演出。演出的节目可谓百花齐放。既有音乐院教授双手捧着肚子唱“小黄莺鸟”，也有舞厅的流行歌手，耍着两个沙沙响的大锤，扭动着腰肢，带着神圣表情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近来在电视上看到当代歌星们的表演，怀念起那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姐来。怀念那种虔诚的神情，认真的台风。
我在两个露天台前停留最长，一个是京剧，唱的是“四进士”，挑班老生是李慕良！李先生本是马连良先生琴师，马先生去了香港他没去，马先生留在香港。于是他就放下胡琴粉墨登场自己唱起马派戏来了！唱得还真地道，马派戏迷闭上眼把他当马连良听。另一台是话剧，由当时在南京的著名演员临时组合，现编现排了一出戏叫“国民党一团糟”，里边有我们的新战友老明星黄宗江，还有一代名伶戴涯，齐衡……宗江演个穿蓝长衫的国民党元老，在戏快结束时歇斯底里地叫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随后就晕倒台上。这大概是宗江最后上台，此后就退居幕后专门炮制电影剧本了。数十年后有次我跟他提起这档事来。我说：“你们那台戏演员挺好，可剧本实在不敢恭维，惟一的好处是确实体现了一团糟这三字。”他却说：“可我很留恋那个戏。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振奋向上的气氛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几十年来再也没见到了。”
重返临沂
46年前离开那里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满是“慷慨悲歌上战场”的自豪感，没多少惜别之情。近年回首往事，却常想起这个地方来——原来我也有过美好的少年时期，在临沂……
我想在有生之年再去看一眼那个地方，看看我第一次演戏的那个土台；看看自己学写诗句的柳荫；看看偷吃过老乡萝卜的河畔菜地；也看看我们新四军文工团驻过的旧宅。在那个破旧的房子里我们挨过陈毅军长的“骂”：“听说你们不安心，不想作文艺工作，要下战斗部队。见鬼，我还不想当这个军长，愿意当文人呢！有什么办法？组织这么安排，我就得服从。我服从，你们也得服从，谁叫我们要革命呢！”随后他又以文人的身份讲文艺观点：“我们有两只手一个屁股，一只手伸向外国，一只手伸向古人，外国的古人的好东西全抓住，可屁股要牢牢的坐在中国人民的土地上……
我想：能再去临沂，那必定是一次轻松愉快的旅行。
我真的和赵大年、顾工结伴登上去临沂的火车时，心情却并不轻松——我问顾工：“除去对少年时代的追忆，对当地人民的怀念，那地方有多少值得留恋的东西？”
临沂建城始于鲁哀公三年，可到了民国三十几年人们还用建城时的劳动方式耕田、挖煤、烧陶。偌大个华东解放区“首府”，发电厂设备就是一台小柴油发电机，晚上开动时，也只供少数单位办公用，开会、演戏还靠点汽灯。一头骡子拉着大铁轮转磨，就是修械所的“动力车间”，全厂车床的转速都没准谱，全由骡子脚步快慢而定，看骡子的工人偷空去点袋烟，全部机器就要停车。老百姓说：“能过上你们公家人那样的生活，就上天堂了。”因为公家的“铁饭碗”里不光有高粱煎饼小米饭，一天还有三钱油三钱盐一斤青菜，地方干部每年发几尺土布，按各自喜欢的样子去求大娘大嫂们缝制，穿出来倒也整齐划一：全是蓝布裤褂头上包条羊肚手巾。足见这是公认的“标准干部形”。三年发一床棉被，不要棉被可以做件大棉袍。穿棉袍时谁也忘不了弄根带把腰扎上，不然就很可能受到非议：“有棉袍穿已经够阔绰了，还学大人先生的模样不系腰，给群众造成什么影响？”
10年前我旅行从那里路过了一下，匆匆一瞥就不敢再细看，——看到的还是见过的。我希望这10年它有变化，可又不敢期望太大，起点太低了啊。
带着这样的心理下火车，半天我都弄不清到了什么地方。火车站前是个小公园，再过去是好宽好直好洁净的大道，大道两侧满是新盖好和正在盖的高楼，造型色彩虽比不上深圳广州，可也称得上新潮。安顿好住处后，就到宾馆会客室听当地干部介绍情况，接待我们的是一男一女，男士穿一身绛色西装，谈吐爽朗风趣；女士穿港式大花毛衣，接待热情诚挚。介绍情况如数家珍，应酬交际大方自如，不仅很“知识化”还有“管理专家”和“公关经理”的气派。我感到和手中拿到的名片就怎么也对不上号，名片上印着，男士是市长，女士是书记！
我就睁大眼去看工厂和农村。
先看染织厂。据材料介绍，在市场疲软，纺织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这个厂去年居然完成利润计划600％多！产品打进了日本、南韩、美国、西德等市场。这奇迹是怎么发生的？人们说只因换个新厂长。原定全年计划利润15万元。谁也认为完不成。这位厂长一通改革，除了补上亏损的四十几万，全年还创利101万……
我就找到这位厂长郑兆明。看样子像个机关干部，一问果然，他虽然学的是企业管理，毕业后却一直蹲机关。去年这个厂赔得不行了，才把他调来专业归口。他说：“我没独到的创举，只干了今天到处都在干的事，我不过比别人早干了几天。”
农村我去了沈泉庄，我小时曾在这村场院里演出节目，记得它那破败相。“沂蒙九章”中对它有细致的描述，说它变化很大。我读后理性上“认识”了，感情上却没“认可”。等车子把我拉到一片白墙红顶欧洲风格的楼群中，告诉我已经到了沈泉庄时，我才对自己的判断发生动摇。我仍不肯认输，偏不按主人的安排行动，叫车停下后自己任意闯进一户人家。想突然袭击看到点“真实情况”。女主人很大方，听说我从远地来，就打开所有屋门任我参观。经过教训，我看到楼下厅堂里摆满现代的家具和电器已不吃惊了，我想真能表现生活水平的怕还是内室，就登上二楼。果然，二楼挺宽敞的屋子里却空空荡荡，只在靠一头放了张小桌，桌上堆了件什么旧机器，屋当中摆了两把椅子。我想：“这才符合实际。此地农民能住进欧式楼房，把楼上大面上装备齐全就够史无前例了。若说他们都成了阔佬，全部生活都是现代化，总难免有点水分。”想到此就停下脚不准备再上三楼。女主人见我停步，却笑着说：“这间屋是俺放电影用的，俺那口子嫌电视上人太小，又没好节目，自己买了电影机，租片子来自己放。俺们住屋在楼上，没关系上去看看吧……
我看过三楼就再也不敢自以为是了。小声问身边陪同人员。“能问问这户人家趁多少钱吗？”他说：“别问，问也不能说，他不是这村拔尖的。至多是个平均数！”
“平均数是多少？”
“这村总共400多户人家。去年光窑厂纯利润是1000多万元，每户平均2．5万元多一点……”
超过厅局级干部的工资10倍！
为了看看斗大的字不识一口袋的王廷江怎样管理企业，我们看了陶瓷厂。这个以“摔泥巴”为业的地方，竟比有些食品厂整洁光亮；工人自检质量，比顾客还挑剔。怪不得来谈生意港商说：“只要王先生当厂长，我马上投资！”
我特意到欧式楼房背后看了那些正待拆除的旧草房，在那里才找到过去沈泉庄的影子。站在洋楼和土房之间，我沉思良久，提出条建议：“别把那住了几千年的旧房全拆了，连纺车，石碾都留一套。好叫以后来的人有个比较，告诉人家仅仅10年前我们还是这样生活的。”
当然并非村村都像沈泉庄。去看我们文工团当年驻地之前，人们就告诉我“你要有个思想准备，那个村变化不大，为此他们连村名都改了，原来叫陈家白庄，他们嫌这个‘白’字不吉利，改叫陈家‘胜’庄了。”我尽管作了思想准备，可还是“准备不足”。那村本和县城隔着八里地的农田河滩，如今和城区连成一片，庄外一片低洼地成了繁华热闹的市场，卖牛仔裤的摊子就摆在我和画家彭彬、诗人顾工住过的那家后墙外。来到村中四顾，眼前新房成群，一片生疏。只有人情如故：乡亲们听说是文工团的人回来，都围上来问候。并指着顾工叫他少年时的名字：“顾菊楼！”他们热情地告诉我丁峤回来过，听说白文去世了，并且问：“董克娜还演不演戏？茹志鹃也老了，也不扭秧歌了吧！”还说这村里老人看电视时，有一个广告是百看不厌的，作广告的是李铁牛啊。我们聚在陈金田家喝茶。我们驻在这村时，金田就地参军，当了丁峤的通讯员。开封战役挂彩后，身残退役，一晃过了40多年，如今也两鬓斑白了。听说这村发展不大，我还暗地担心他的生活境遇，到家一着，家具成套，电器齐全。那幢大瓦房宽敞舒适绝非丁峤的副部长公寓房可比。金田说去年曾参加旅游团上北京，乘地铁下错了站，把时间耽误了，没见到我们这些老战友，为此他还打算再参加一次旅游团……我悄悄问大年：“以你看我这位战友有多大家当？”他说了个六位数，我吓得半天没合上嘴。我说：“金田，听说你这村发展不快，我还以为你发愁呢，原来不快的水平就是这样啊！依我看你们也行了……”
金田说：“我咋这容易知足？比比五里地外的沈泉庄呀！得找差距呀。”
高楼洋房，仪表风尚只是表象，我看到根本的变化是临沂人的观念。从上到下都有强烈的改革开放意识，拥护邓小平同志讲话出自真心。官方敢于坚持贯彻党的政策，而且有创造性；民间敢于放开手脚发财致富！不怕枪打出头鸟。他们悄悄的但自信地对我说：“只要党的政策不变，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就看咱们山东。不信你十年后再来瞧！”
我相信他们的愿望会实现。我没顾上更多的去寻访旧迹，可我一点也不后悔。像40年前一样。临沂再次给了我信心和
